摘 要：近世日本，《论语》流布甚广，讲释风盛，研究水准超迈前代。综观代表性学术成果可知，其与中国传统经学的关联仍然紧密，但已显见独有特质。宋学愈益兴盛，以幕府官学林家朱子学占据主流。然而，民间学界颇有异声，多持批判观点，尤以伊藤仁斋所唱古义学、荻生徂徕所唱古文辞学为大宗，又有折中诸家兼采朱学、古学，并密切关注清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及所得。朱学、古学中显见本土化阐释，也有日本“国学”学者以有意误读，批判孔学，皆是民族学术意识隆起的表征。以《论语》学为一孔道，既可见其在日本传播、接受、异变之际遇，也可见日本民族文化构建特质之一斑。
关键词：日本《论语》学；本土化阐释；林家朱子学；古学；折中考据学 1
《论语》是中日两国共同的经典，其中所蕴涵的智慧是东亚汉文化圈的共有财富。《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流布、翻译与译注、认同与拒斥、研究与阐释，是中日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日本学人通过阅读与研究、解读与诠释，着眼于解决时代课题，用意于发现本土化适用价值，由此构建起一个颇具日本特质的“论语的世界”。这一世界既是中国《论语》学向日本的自然延伸，同时也具有不同于中国的、特异的日本色彩、日本气质、日本品性。这些异色、异质、异情滋养了日本的人心、文心，也丰富了《论语》的世界。
《论语》在日本的传播，至少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至近世时期，《论语》释读之风尚大盛，研究之业绩良丰，如林罗山、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大家辈出，研究水准也远远超迈前代，至如朱学、古义学、古文辞学、折中考证学等学术流派群起争鸣，蔚为大观。
对大型植物的监测，在植被繁茂季节对沟道每1km布设1个调查点，如遇到生态条件突变则加测一点，共布设调查点9个。每个点根据实地特点设置 1～2个 5 m×5 m的乔灌样方，2～3 个 1 m×1 m 草本样方，0～2个1 m×1 m水生植物样方。调查植物种类与数量。
把握此一时期“《论语》学”的风貌殊非易事，只能撮其要而述之。其要之所在，以笔者管见大致可以依据以下几组关键词，加以寻思、捉摸与把握。一是“江户、德川与近世”，此以关于时期的不同表述入手，把握历史文化语境，以益于解析时代特质；二是“官学、藩学与私学”，是以接受主体为切入点，考察传播范围，进而解析接受取向与选择；三是“写本、刻本与训点”，是以传播介质及文本形态为视角，把握传播的物质形态和阅读方式，进而解析《论语》学之兴隆的条件；四是“旧注与新注”，是以流布注本为切入点，考察我国《论语》学在日本的呼应与回响，进而管窥两国《论语》学术交流情况之一斑；五是“朱学、古学、折中学”，是以儒学诸派为切入点，考察日本对《论语》所作的本土化阐释，进而揭示近世日本《论语》学的特质。
以上几组关键词并非孤立失联的数点，而具有紧密逻辑的内在关联。内部各词之间互相作用，彼此关联，能够连点成线，构成主要框架；各组之间也是相与联络，多向介入，能够连线成面，形成立体景象。综合而言，则可收纲举目张之效。扼要于斯，可以勾勒其形，素描其体，捕捉其神，透视其质。如此，则于近世日本之《论语》学不致有偏，而或可得其真。
他带领我国盐行业的科技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进步，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在盐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他治下的中盐集团在保障突发自然灾害期间的食盐供应、化解全国性食盐抢购风潮、普及碘盐供应、消除碘缺乏病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近世与江户时代、德川时代
如上三种表述，所指时期一致，看似并无甚大区别，实则隐含细小歧异，内涵亦因之而有别。于《论语》学而言，由此入手，有助于把握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便于解析时代特质。
江户时代之定名依据于幕府所在地，与奈良、平安、镰仓、室町诸时代属同一序列，是史学、文学诸领域中最为通行的时期表述。我国学界有王中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1994）、祁晓明《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2009）、陈景彦《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2014）等采用此一表述，数量颇多。日本学界的使用亦为普遍，如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1998）等，不胜枚举。以上诸例都遵循学界惯例，自得其便，亦各有其理。
德川时代一词，系依据于幕府将军姓氏，通用程度不高，但亦有大家属意用之，如我国台湾学者黄俊杰专著《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2008）、张崑将《日本德川时代古学派的王道政治论》（2008），日本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2009）等。黄氏在其所著中采用此一表述，或有其特定用意。诠释是此一时期“《论语》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以林罗山为代表的官学儒者依据朱注，将《论语》作出有利于幕府统治的诠释。其反对派之大者，如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在古义学、古文辞学的名义之下，批判林家朱子学。其批判的实质是诱发于林家诠释而生成的反诠释与再诠释，当然，这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林家诠释构成如量子纠缠一般的关联。如此而言，无论是诠释，还是反诠释、再诠释，都与德川幕府勾连而结成确实的逻辑链条。在此意义上，黄氏用“德川”正与“诠释”相呼应，是切中肯綮的。
刘炜、周德明（2015）在《从被颠覆到颠覆者：未来十年图书馆技术应用趋势前瞻》一文中提出，图书馆作为人类个体的体外大脑，克服人类个体生命的限制，延续每一代人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实现着其远大的理想：“All information for all people at all time”；它是一定社会职能的制度设计，与其中的知识内容有关，而与这些知识的载体无关［1］。不论是古代的藏书楼、近代的以纸本文献为代表的实体图书馆，还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图书馆，都是图书馆这种制度设计在不同阶段的某种表现形式，即一种收集、保藏、运用知识的制度设计。
不过，诠释并非全部，此外尚有甚为广阔的“《论语》学”世界。因此，在《论语》学史视阈中，笔者更倾向于使用政治意味淡薄、史学属性更为明确的“近世”一词。
近世与上代、中古、中世、近代属同一序列，介于中世纪与近代（现代）之间，通行程度颇高。学术、文化并不如政权、幕府般断代分明，而是相因相续，依其内在理路而因续演进。因此，这一表述似更适合于把握学术史意义上的嬗变、演进。在拙著《学术思潮与日本近代论语学》（2015）中，笔者将近世时期的《论语》学粗略划归在“近代以前”，是比较保守的。王晓平先生所著《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1987），书名虽然用“近代”，内容实已涉及江户时期日本诗学与明代性灵派的关系。就文学而言，这是具有高远格局的，因为此时的日本诗学已然具有类似近代性的特质。就《论语》学而言，此一时期与此前时代已然大不相同，而且所开风气颇为近代《论语》诠释所承继、演化，但还并非如近代《论语》学那样，深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刺激和影响。基于这些考虑，将此一时期的日本《论语》学冠之以“近世”是合适的。
另外，稍须一提的是之所以说“冠之以近世”的原因。前述拙著用“日本近代论语学”的表述，是考虑聚焦于《论语》学在近代之新变与动向；不用“近代日本论语学”，是以并未将安井息轩《论语集说》、竹添光鸿《论语笺注》纳入研究范围。此二部巨著出版于明治时期，但论其品格则无疑更近于传统注疏，理应论定为近世学术的余脉而施以考察。近世学术与之同理而不同情。近代因西学的强烈外部刺激而骤然新变，相较而言，近世学术则更因于学术内在理路之演进，由此也难将某一研究断然定性为近世性或非近世性，而更宜以一时期之名而笼统照之。一言以蔽之，以“近世”限定日本则可，限定《论语》学则或恐失于刻板。由是而言，此之所谓“近世”正是考虑以“近世”一词限定“日本”，而非“《论语》学”，亦即在史学意义上明确考察对象为近世日本的《论语》学，而非日本的近世《论语》学。如此，似更合辙于“《论语》学”学术史演进的内在理路。
二、官学、藩学与私学
这是就《论语》接受与传播主体而言的。可以以考察《论语》的传播范围，进而解析不同接受群体的取向与选择。
金谷治在谈及《论语》的接受范围时，说：“日本人修学儒教，诵读《论语》，……只不过是局限在一小部分人之间而已。学问先是为朝廷所专，后来以‘五山’禅僧为中心的佛教徒也跻身其间，然而却始终没有走向大众。直到江户时代，儒教和《论语》才向武士阶层渗透，进而在社会下层渐为人知”（金谷治，1990:393-394。按：本文所引日本著述译文，若无特别交代，皆系笔者自译）。诚然，这种观点是依据于事实的。不过，换个角度来说，事实或许并不等同于真相。所言“一小部分”确是事实，但其实是以全体日本人为分母而言的，若以日本人中的识字群体为对象来看，则那“一小部分”却是大多数，甚至是几乎全部。时代越是往前，社会发展水平越是早期低下之时，识字群体之于民族文化形成与传承的意义则愈益巨大，愈益起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就此种意义而言，在日本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中，《论语》的接受范围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大的。
1.关键变量。表4仅以环境规制为自变量，该变量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有显著正影响，“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表5加入其他自变量以后，所有模型中环境规制变量对农村化学品企业产值有显著负影响，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农村化学品企业来说意味着较低的成本，农村化学品企业倾向于在环境规制较低的地区选址与发展；同时，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除了受到环境规制变量的显著负影响以外，还受到农村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工业资本存量以及技术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环境规制并不是决定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的唯一因素。以上证明中国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污染天堂效应”。
不过，近世时期，在社会稳定、经济渐趋繁荣的背景下，识字人口大幅增多，《论语》接受范围也因之而扩大。这一范围在列岛呈平面型展开，但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层次感，即因识字人群和教育机构的不同而呈现出的异质性。关于此，我们大致可以从官学、藩学，以及属于私学性质的寺子屋、书院加以把握。
官学、藩学是幕藩体制下武士系统的官办学校。德川家康深知须以文教安天下的道理，而且朱子学所提倡的“明天理，灭人欲”等学说又正可以转用于统治阶级的安民、愚民策略。于是，幕府政治与朱学联姻。德川幕府建“昌平黉”，亦称“昌平坂圣堂”“昌平坂学问所”，以之为直辖的官学，又命令各藩设立藩校。至幕末时期，各地所建藩校共计250余所（郑彭年，1999:259），几乎遍及列岛。官学体制实行朱学一元化教育，直至幕府末期朱学书籍都被作为官学、藩校的教材。因此，官学、藩校成为朱子学的讲释与教育基地，也是《论语》传播的重要据点。实质上，这是把朱子学上升为幕府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利用朱学统治岛民思想；不过，同时也在客观上使《论语》借助行政力量迅速普及日本，为武家子弟所阅读，在武士阶层广泛传播。
韩国文化类课程包括中韩双语对照学习的《韩国社会与文化》课程，以韩语读写能力训练为主、以中韩文化知识为背景的《韩语阅读与写作》课程，以韩中互译能力训练为主、以文本文化内涵为依托的《韩汉互译》课程等。以文化感知为教学模式，将政治、历史、文化融入《韩国社会与文化课程教学》；将中韩时政要闻及经典文学作品融入《韩语阅读与写作》课程教学；将翻译员职业素养融入《韩汉互译》课程教学。
“寺子屋”是属私学性质的民间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可追溯于中世时期由寺院兴办的教授外典俗学的初等教育设施，但在近世时期多由世俗庶民兴办，而且数量激增。实际上，这是由于江户中期商品经济实现较大发展，由此带来庶民教育需求增长，遂由民间自主设立，并得到幕府诸藩的支持与保护而得到推广和普及。据《日本教育史资料》（日本文部省，1892:373、401）载，至18世纪后期，寺子屋已有15000余所，而且庶民子弟的入学率也较高。至幕府末期，如埼玉县、群马县之类的桑蚕业区域，入学率达到40%—50%，爱知县之类农业地区达到47.9%。寺子屋学童年龄在六七岁至十二三岁间，男女皆可入学，主要教授内容是实用性质的知识、技能，以及道德训诫之类，但城市的寺子屋则增设“汉学”“国学”等教养性质的科目（按：此处所谓“国学”系日本之“国学”，“汉学”是指日本人对中国书籍、学问等的笼统总称。）。“四书”因之流向城市庶民子弟中间，而《论语》则是首要的一种。
书院是近世《论语》学中颇具异色，也是最具学术魅力的文化景象。在官学体制之下，幕府和各藩的儒官皆为世袭，以致民间学者仕途无望，遂多下帷讲学。其最著名者有伊藤仁斋之开古义学派，荻生徂徕之开古注学派，另如江户有细井平洲开嘤鸣馆、山本北山设奚疑塾、龟田鹏斋设善身堂，京都有巌垣龙溪设遵古堂、皆川淇园开弘道馆，大阪有中井竹山、履轩兄弟的怀德堂，福山有菅茶山设廉塾，福冈有龟井南溟、昭阳父子治古学。时近幕末，民间设塾讲学风气更为兴盛。如吉田篁墩、太田锦城、海保渔村、东条一堂等折中学家占据江户经学界的主流，京都则有猪饲敬所、村濑栲亭治古学，九州丰后有广濑淡窗设咸宜园，楠本端山开江西书院等。
民间书院数量众多，且又不受幕府学令规约，学术风尚颇为自由（中村幸彦，1978:480-482）。书院主人都是闻名当时的大儒，大多门下兴盛，硕学辈出。活跃的讲学风尚和相对自由的治学环境，促进《论语》讲释与研读之风遍及大邑边鄙，有益于《论语》研究的发展，催生了大量专门著作，如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荻生徂徕的《论语徵》引领江户学风，太宰春台《论语古训》、皆川淇园《论语绎解》、吉田篁墩《论语集解考异》、山本北山《北山先生论语说》、东条一堂《论语知言》、太田锦城《论语大疏》、龟井南冥《论语语由》等，皆能有所发明，各成一家之言。尤其是徂徕《论语徵》、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折返流传于我国，并受学界较高评价。不过，各家观点也有所失（高尚举，2016:225、151、176）。如徂徕以“物茂卿”“物又松”之名号为我国学界所知，所著《论语徵》也被刘宝楠多次引用，可知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如“学先王之道”则是“较偏颇的观点”（周远斌，2014:3）。日本学者因于本身学术立场和既有知识体系而做出的研究与诠释，颇需注意。
三、写本、刻本与训点
新注是指朱注，即朱熹《论语集注》。朱注传日颇早，室町中期便已渐呈流行之象。僧玄慧（？—1350）讲宋学，而新注由斯而盛。这则记录时在朱熹去世百余年之后，实际上朱注传日的时间应该更早。镰仓时代，禅僧多兼修外典，又于中日之间往来频繁，朱注被禅僧携带传日的可能性极高。据严绍璗（1992:43-46）、朱谦之（2000:39-49）、梁容若（1972:75）等学者考证，可知朱注传日的上限当可推至13 世纪上半叶。
考察《论语》在日本所赖以流布、传承的物质形态，可知有木简、写本、刻本。木简年代较早。据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考古挖掘，早在藤原京时代（694—710年），即西历七八世纪之交的时候，便已有可确证《论语》内容的木简存在，而且为数不少。该机构挖掘所得书写《论语》内容的木简或木简残片共计32件，皆为墨书汉字。观其内容，多为断章残句。如“而時習”“亦樂乎”“孔子謂季氏八（佾）”等，可归为“习字”一类，同时兼具内容理解性质。也有书为“何晏集解子曰”的木简二件，可知当时流布注本情况。还有如“孔孔孔孔孔孔孔孔”者，只是单纯的汉字书写练习。当时纸张应是难得之物，不如木片取材方便，制作简易，故而用来习字。
《论语》传日后，备受尊崇，久为研读。经过近千年的传承，学养积淀渐趋深厚。及至近世，《论语》研究与诠释勃然而兴，大家辈出，名著颇丰，学术水准也超越前代，而且形成了朱学、古义学、古文辞学、折中考据学等学术流派。学派争鸣、递变，而其间又有紧密的内在逻辑。
马奴托海是土尔扈特汗国著名汗王阿玉奇汗的牙帐所在地。在记实寻觅见闻之前先追述一下17世纪30年代以降土尔扈特汗国(也就是卡尔梅克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历史轨迹。
写本或曰钞本，是以毛笔书写在纸上，装订形制有卷子装、折本等。日本所藏《论语》写本数量很大，既有出于日本人之手的，也有来自中国的舶来之物，其中不乏善品。日本“国宝、重要文化财”目录中收入11种，多是中世时期镰仓、室町时代的古物。文永本“紙本墨書論語集解巻第八残巻”，以及被判定为其僚卷的醍醐寺藏“論語集解巻第七”的抄写年代是镰仓幕府时期文永五年，当西历1268年，是日本现存确知纪年最早的《论语》写本，出自博士中原师秀之手。世袭博士家、寺院系统之外，写本的抄写、流播范围有限。
刻本是《论语》在近世时期得以广为传播的必要物质条件，也是《论语》研究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中世时期即已出现和刻本《论语》，1364年刊刻于堺（按：今日本大阪府堺市）的“何晏集解本正平版论语”、1533年刊刻于堺的单经本天文版《论语》等即是此类。所谓“和刻本”，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刊刻的《论语》，其特别之处是在原文的汉字经注旁另施日文训点，其最大益处在于既不失原文，又便于读解。这是以日文转读汉籍的阅读方式，堪称为日本学人的一大有益发明。和刻本的刊行，有助于日本人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模式解读《论语》，同时也在客观上保证了《论语》的传承和传播，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林罗山对《论语》等四书详加训点，使其易于读诵。因其释门法号为道春，故称“道春点”，在客观上有大功于促进《论语》的传播与普及。
古注、新注是日本人阅读《论语》所使用的注本。古注主要是指传日的汉魏古注，即郑玄注、何晏集解。郑玄注见于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朝廷的《学令》，但还未见直接的证据表明有独立形态的郑玄注本。实际上，近世以前主要是何晏集解的天下。此外，皇侃义疏似也颇为阅读。平安时代汉诗人菅原道真有几首咏《论语》的诗，中有“圆珠初一转”之句（川口久雄，1967:138）。以“圆珠”喻《论语》，典或出于皇侃《论语义疏》序。以“初一转”誉《论语》，是推尊孔子与释迦并肩。其中可见平安文人之重《论语》，也可旁证皇疏之流播于文人之间。关于圆珠之喻，观诸皇疏，有文曰：“故蔡公为此书为圆通之喻云……以蔡公斯喻故言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武内義雄，1978:201。按：此为1924年怀德堂刊本之影印），知是皇侃借晋代蔡谟“圆通”之喻，引而申之以“圆珠”赞《论语》。考诸成书于平安时代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知有郑玄注十卷、皇疏十卷，但未见《论语蔡氏注》，由此或可推知道真所见当为皇疏，而蔡氏注的可能性则甚小。此外，在前述文永本《论语集解》的间注、眉批中，也可见皇疏的痕迹。
但是，如果我们稍一放开学术眼界，在亚洲《论语》学、域外《论语》学的学术视野中，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看法，能够认识到这些圈点勾线的作用。具体而言，第一、可知日本学者阅读《论语》的方式与解读水平；第二、可知《论语》各种注本在日本学人的解读与讲释活动中，所发生的融合、取舍等情况。大而言之，这些训点也正是中日《论语》学学术交流的生动证据和如实展示。
首先，从我国整体的法律援助背景来看，法律援助范围过窄、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法律援助经费分配不合理等原因严重制约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5］作为广义法律援助制度组成部分的值班律师制度在同样受到上述条件影响的前提下，其职业准入门槛较低的问题则显得更为突出。《试点办法》没有对值班律师在专业性和最低执业年限上提出具体的要求，这导致一些没有刑事辩护经验的年轻律师参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
近世时期，新注在日本得以大范围传播。这主要是依靠幕府行政力量的推动。德川家康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大力推行文教政策，设立幕府官学，又令各地设藩校，教授内容以朱子学为宗。朱注《论语》由朱学儒者倡导，并向武士集团传播，又藉由官学、藩校向几乎整个武士阶层渗透，还通过寺子屋向庶民普及。如此，朱注占据此一时期《论语》讲释的主流。
这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学人颇具智慧的巧妙的阅读方式，然而在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下，在域外《论语》学的学术视域中，却可以说是以极具本土化特质的姿态参与了整体《论语》学学术世界的构建。
四、古注与新注
写本与和刻本中广为使用的训点，是日本人阅读中国典籍的一种方便法门。观诸传世的《论语》写本、刻本，可见汉字的周围有一些日语假名以及圈点勾画之类的符号。就其功能而言，既有表音的、释义的，也有颠倒顺序的，还有校勘标记。这些是日本人阅读《论语》时难以脱离的工具，但若仅从中国文献研究的角度而言，是容易被忽略、乃至于无视的。清末文献学大家杨守敬曾认为，日本汉籍中字旁的钩钩点点并无用处。其实，这种观点是从治中国文献的角度发出的。在中国《论语》学的范畴内，就古籍善本的整理而言，这些训点或许确实是无甚大用的。
这是就传播介质与阅读方式而言的。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把握《论语》传播的物质形态，进而解析《论语》学之兴盛的条件。
而且，这种训读不是仅存于日本的孤立现象，而是汉字文化圈中得天独厚的方便法门。越南也有喃字解，朝鲜也有《论语谚解》之类，都是充分活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以实现与中国文化典籍的对接。这种阅读方式类似一种逐字译，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语言转译过程中的损失，尽可能原滋原味地保留了汉籍的原文原意，从而确保阅读者对中国典籍的充分而且准确的理解，进而实现对中国智慧的充分吸收，以活用于其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构建。
五、朱子学与“国学”
“啊，是这样……你在公司上班，龙斌一个人呆在家里肯定寂寞，送台电脑给他上上网会好些，上网费由公司给你报账。”
在中国，朱学因“有补治道”而成为宋明清的官方学术；在近世日本，朱子学与武家政治联姻，大行其道。德川幕府立林家朱子学为官学，藩学也以朱学为宗。林家朱子学虽以中国朱学为学术渊源，可以视为宋学系统的海外延伸，但其实质却是日本本土化的朱子学，与其学术母体大异其趣。最大的区别在于儒学与日本神道的融合。
调查问卷参考“英美两国老年痴呆预防指南”并结合青岛市老年痴呆早期发病案例及其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并请相关专家对问卷内容进行评议、修改和表面效度测定,进行预调查20名后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内容分为三部分:①一般资料问卷:包括年龄、性别、社区服务中心名称、职称、学历、护理工作年限、社区工作年限、是否参加过临床工作等。②社区护士对老年痴呆预防及早期干预总体认知情况。③所在社区对老年痴呆预防及早期干预现状。其中社区护士对老年痴呆预防及早期干预总体认知部分18题,老年痴呆预防及早期干预现状18题。
德川幕府第一任儒官林罗山的阐释路径是儒神互释，以此实现儒学与日本古道的互融互通。他在《神道传授》中，对作为皇权信物的“三种神器”作了儒学性阐释，认为“镜者智也，玉者仁也，剑者勇也……在心则为智仁勇，现之于器则为镜玉剑也。此摄护国家也。又镜取形于日，玉取形于月，剑取形于星。此三光在，则天地明。三种神器备，则王道治。王道神道其理一也”（日本国書刊行会，1911:16）。可知，林罗山以儒学释神道，以智仁勇之德配镜玉剑之器，使林家朱子学与日本神道、天皇体制相契合。显然，林罗山的这种儒学以及《论语》诠释，已经与中国学术全然不同了，而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学术意识形态。
当然，此种阐释也并非他一人独唱，而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北畠亲房（1293—1354）在《神皇正统纪》中写道：“三种神器之传于世。同于天之有日月星。镜者日之体，玉者月之精，剑者星之气”（岩佐正，1965:52），并为之赋予智慧、慈悲、正直的意义。一条兼良（1402—1418）在《日本书记纂疏》中认为“三种神器”即是神道的根源，是一心之表征，而三种神器就是智、仁、勇，同时也是法、报、应三身。近代，服部宇之吉在其孔子教学说体系中，将孔子人格阐释为智仁勇三德，并定位为孔子之教的中心范畴，又将智仁勇与皇权信物镜玉剑相匹配，从而使孔子教向天皇制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从一条兼良、北畠亲房、林罗山、服部宇之吉的儒神互释中，可见日本学者阐释《论语》、阐发儒学的本土化特质，同时，也可知其借助中国的儒学进行本国本民族文化构建的意图。
颇值得一提的是，从日本《论语》接受史的维度上看，近世时期出现一个新动向，即批判。本居宣长（1703—1801）是著名的日本国学者，他在《玉胜间》第十四卷中揪住《论语》的一些细节对孔子和儒学大加批判。如就“孰谓微生高直”（《论语·公冶长》）章，他认为，孔子以些小事件批评微生高的人品是过于严苛、过于冷酷，而且是不妥当的。然而，本居宣长的批评未必恰当。据《论语》原文可知，孔子评判微生高的焦点在于是否“直”，而没有从整体上批评其人品。但本居宣长批评孔子否定微生高人品，这是不中肯的，有为批评而强词夺理之嫌。而且，孔子评判微生高是否“直”的目的在于教育弟子，而不在于批评其人。本居宣长对孔子的批评中却藏掖着某种目的，即严酷地贬抑儒家学说。其实质是排除儒学在日本文化中的的影响（金谷治，1990:400-401）。这是从日本国学立场上发出的批判，目的在于维护神学。
（1）这种模式下，学校可借助管理公司的专业管理技能和酒店预订系统信息技术等快速地立足酒店市场，提升酒店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并降低投资风险。
日本的国学者构建本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对《论语》及孔子的批判。这是怀抱激烈民族主义情绪，迫切而作地对中国的他者化和切割。然而，这也正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论语》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之深、之大。不过，这种批判是比较尴尬的，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因为《论语》已经内化于日本文化，已经成为构成日本文化主干的重要元素。
不过，他者化是双刃剑，可以借助他者化以认知自我，也可能在他者化中迷失自我。摆脱了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的自我是否还能成其为自我。时至于今，这仍然是个问题。
汽车内部污染源较多，最主要的是车内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合成材料、纺织品、皮革、粘胶粘合剂等材料会慢慢释放这些有害气体。[1]其次是空调系统如蒸发器、管道系统内壁会附着大量灰尘污垢，容易产生细菌、烟碱、胺等有害物质。再次是人为因素导致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如车用香水、人乘坐时掉落的毛发、排出的汗液、呼出的水蒸气等也会滋生细菌。
六、古学与折中考据学
古学派之大者，首推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主要是分别从道统论、理气论、政治论等方面批判宋学。当然，古学所批判的宋学既是中国的宋学，也是林家朱子学。素行重《论语》，著有《论语句读大全》《论语谚解》。他在《论语句读大全》中说：“须知圣人之教不外日用，……玩而绎之，推而行之，或泥一事一句之文义，或索言外之意味，……悉令圣经陷于臆说”（转自高田真治，1937:264）。从中不难看出其批判之犀利。
古义学由伊藤仁斋开宗。仁斋初修朱学，后怀疑宋学有悖于孔孟主旨，认为体用理气等说并非圣人本意，于是治古义学，著《论语古义》《孟子古义》《语孟字义》等。此三书中贯穿着仁斋的为学宗旨，即 “务矫宋儒之弊，阐发往圣之奥旨”。其批评之焦点主要集中于三处：一是以仁为理，二是推重《学》《庸》，三是假借佛老；其治古义学的特色之最要者当为批宋与追古，二者往往互为表里，辩证统一，追古总以批宋为手段，批宋常以追古为旨归。
古文辞学由荻生徂徕所创。徂徕早年亦学朱学，曾著《蘐园随笔》（1714年），批判仁斋。后来，他著《辨道》（1717年）、《辨名》（1717年），批判朱学。显然，徂徕的学风前后迥异。究其根由，是因为徂徕受到李攀龙、王世贞古文辞学的启发，假用此方法于中国古代语言、文章的实证研究，又移用于经学。徂徕一派的学术路径是“征诸古言”以探求“先王之道”。就实质而言，徂徕是从政治论角度进行《论语》阐释的。其中偏颇之处，往往是本土化阐释思维的产物。
折中学是朱学与古学争锋之下的产物。朱学重义理发挥，论调高妙，但易流于空疏。古学重文字训诂，为学稳健，但易陷入窠臼。二者各有专擅，也各有短狭。于是，一些学者试图站在折中的立场上省视朱学和古学。片山兼山（1730—1782）、井上金峨等是代表性学者。折中学兼采诸家，较为保守、稳妥，但也因此而没能做出深度的融汇和萃取，没能形成独自的治学思想和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很难超越前人，其结果只能是停留于折中杂糅的阶段，无法获得重大突破。但是，若在《论语》学史或是东亚《论语》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折中考证学者的《论语》研究中呈现出非常有趣的特征。即积极借鉴我国的《论语》研究成果。因其不满于朱学、古学的偏狭，转而向中国汲取养料，广泛征引汉唐宋明注书，尤其受清考证学影响颇深。例如，山本北山（1752—1812）曾专以清考据学立场讲义《论语》，并勘正朱注以及徂徕的谬误。又如，东条一堂（1778—1857）著《论语知言》十卷，广征朱注、仁斋、徂徕以及毛奇龄、阎若璩、顾炎武、吴英、刘台拱、翟灏、钱大昕等清儒学说。其书征引该博，又不陷于武断，十分可贵。再如，太田锦城（1765—1852）著《论语大疏》二十卷，广引古注、邢疏、集注及《论语征》，并附考宋明经解、随笔、笔记以及清考证学家的著述。书中虽乏创说，但征引之该博可谓江户《论语》注书的大宗。
折中学的《论语》研究既重训诂，也重经义。重训诂，是对古学的承继，也是对宋学的反思；重经义，是对宋学的肯定，也是对古学的扬弃。折中学的《论语》研究没能取得重大突破，但在日本《论语》学史和中日《论语》学术交流史中确实意义非凡。如皆川淇园《论语绎解》从音声学角度治文献实证研究，吉田篁墩《论语集解考异》则是校勘学的优秀成果。此二者不仅显示了其与我国清学深厚的学术渊源，而且已然具有近代学术性质的特征，可以视为近代《论语》实证主义研究的先声。又如，太田锦城《论语大疏》、东条一堂《论语知言》是折中学《论语》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此二书大量征引我国《论语》研究成果，提升了日本的《论语》学术水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可视为我国《论语》研究在海外日本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日《论语》学术交流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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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of the Study on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Edo Japan
Abstract：In Edo Japan,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d been widely disseminated and interpreted, and Confucian diving research has been developed unprecedentedly.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show that related research, even though still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s presented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The study on neo—Confucianism is of booming trend, with the theory of Hayashi as the representative. However, other voices with critical sound appeared from the folk academics, represented by Ito Jinsai, Ogyu Sorai. The eclectic scholars did research regarding both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lassics, and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ults of Textology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Japanese native interpretation was evident in both the Hayashi’s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lassics study, and scholars of Japanese classics criticized Confucianism by purposely misinterpreting the classic, both of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with the thrive of Japanese national academic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aking the study on The Analects as a way through, we not only witness the situation of dissemination, acceptation and change of the classic in Japan, but are aware of the Japa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traits.
Key Words: studies on The Analects in Japan; native interpretation; Hayashi’s Neo—Confucianism; classical studies; eclectic school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948（2019）03-00014-06
基金项目：本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域外《论语》学研究”（16ZDA10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学术思潮与日本近代《论语》学”（14YJCZH2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士杰，男，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汉学、日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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