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国荣教授的哲学研究始终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秉承着“史思相宜”的治学路径，杨教授深入借鉴并阐发了儒家思想中与之相关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对一些概念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呈现“接着讲”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将其置于中西哲学的视域中，凸显其特质。这不仅体现在对儒家思想的专门研究中，还展现在杨教授自觉构建的哲学体系“具体的形上学”中。杨教授最近关于“事”的研究，与上面的特点保持一致：借鉴儒家的相关思想资源，对“人”的问题予以关注和推进。这既是其哲学研究的自然接续，又是对金冯学脉的承续与发展。体现出杨教授始终一贯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杨国荣 儒学 人
一、对传统儒学的专门研究与人的关注
当代哲学研究，立足于中国哲学的背景，儒家思想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儒家思想的研究似乎更加成为学术热点。事实上，对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研究，并不以其是否成为热点为风向标。换言之，无论在怎样的背景下，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反思与吸纳，并进一步予以发展，都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立足于此，杨国荣教授在构建自身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儒家思想很早就有着自觉地吸收与转化。这一转化一方面展现为以新的言说方式，对传统思想进行新的清理与表述；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予以创造性转化，呈现“接着讲”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人”的关注，包括人之“在”，如何成人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展现为一种过程性，即如何成人，又展现为一种状态，即人以何种状态在世，并保持这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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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杨国荣教授就对儒学研究颇为关注。以儒家价值体系为研究对象，《善的历程》是一部对此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这虽然首先呈现为一种历史的诠释，但从内容上看，它同时展开为一个逻辑的重建过程。这即是说，要通过此项研究，呈现儒家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不仅是某一时期儒家思想本身的内涵与特征，更是不同时代儒家价值体系的演变与思想的内在规律。在这一研究中，杨国荣教授在对不同时期儒家价值予以考察时，都注重凸显儒家仁道原则的意义。换言之，不同时期的儒家，都在价值论层面关注“人”的问题。
在《善的历程》第一章第一节中，杨教授就讨论了儒家的“仁道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是儒家整个价值体系的奠基，杨教授的这一考察，无疑凸显出儒家价值在刚一开始就对“人”的问题非常关注。“修己以安人”涉及的是“自我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获得，也在个体成人层面，成为了儒家的价值目标之一。事实上，儒家的价值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成人”，由此如何“成人”的问题便颇受关注。沿着这一基本判断出发，后面的众多章节都对儒家价值体系中“人”的因素，包括人格境界，理想人格状态等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些问题无疑都内在地关联着“如何成人”。
纵观整部著作，从第二章中“仁道原则的展开”“内圣的走向”到第五章中“人格理想的展开”，再到后面章节的“逍遥理想”“醇儒境界”的讨论，无不体现出这一点。延续着“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说法，杨教授在第八章，关注“天之天”向“人之天”的转化，进一步讨论个体如何在群己关系中，确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同样指向“成人”问题。
从整体来看，该著作是对“意义”的哲学探讨，但对意义世界形上意蕴的考察，不仅是理论化的，而且是具体性的。后者体现在，这一思考始终关注人之在，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关怀。在此书的第一章中，杨教授就将“意义”放在了“成己与成物”的视域中来考察，彰显了对“意义”去抽象性思考的趋向。在探讨意义问题时，杨教授始终没有离开对于“人”的关注。“就人自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所指向的则是人自身的存在意义：人究竟为何而在？”2杨国荣：《成己与成物 ——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关注人，就不能忽视人的精神维度，所以，杨教授在第四章中进一步考察了精神世界的意义向度，将意义的研究与精神世界相关联。考察价值意境，并探寻“精神世界与人性境界”“人性境界与人性能力”等问题，再一次从“境界”“人性能力”等问题切入对人的关注。
儒家价值体系的关注，自始至终都体现出对于“人”的关注，这一点不仅是儒家价值体系自身的特点，也是在考察这一体系的过程中，杨教授体贴并自觉凸显出来的。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杨教授始终关注“人”的问题，这既是从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思想中获取相应的资源，并予以反思、吸收，又是超越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某些特质，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关注“人”的问题。简而言之，在之后的研究中，杨教授进一步将这一关怀贯彻到道家研究中，并将如何成人，人如何存在等问题，放在更为宽广的中西哲学互动中来考察，将其推向深入。
除了上述著作以外，关于儒家思想的研究，以及相关概念的创造性转化，还体现在其他著作中。一方面，杨教授的相关研究体现出“接着讲”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又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就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专门研究来看，《孟子的哲学思想》无疑具有代表性。
尽管国际经济出现复苏，但全球性贸易仍然继续震荡，欧元区经济增速放缓，新兴市场经济动荡加剧，加上西方一些国家所设的各种经济壁垒，国际林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我国木材制品出口仍较困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深圳、成都、郑州等多个城市相继开通中欧班列，由于班列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三分之二，价格是空运的四分之一，因而加速我国木材加工产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速度，前3季度我国的刨花板和胶合板出口数量都实现了增长。纤维板的出口数量下降不少，但出口金额降幅收窄，木家具出口数量有增长，但出口金额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
《孟子的哲学思想》延续了杨教授“史思相宜”的治学方法，将孟子首先放在历史中来考察，展现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资源与时代背景，呈现其思想形成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到了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受到了来自其他各家的质疑与冲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孟子作为儒学的自觉传承人，需要做出理论上的回应。杨教授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体现出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运用新的用语，对孟子的思想进行新的诠释与清理，更加清晰地展现孟子思想的特质。如杨教授自己指出：“在上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孟子从天与人，主体自由与超验之命，自我与群体，道德原则与具体境遇，功利与道义，以及人格理想等方面，对原始儒学作了多方面的引申和发挥，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1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可以看到，这些概念都是先秦思想中所没有的，但是放在这里对孟子的思想进行重新的整合与恰当的界定，不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更加贴近现时代的话语体系与学术研究习惯。杨教授还认为：“正是在孟子那里，以善的追求为轴心，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要求人格完善等儒家的价值观念取得了更为完备的形式，并趋于成熟和定型。”2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这些重要的结论，不仅推进了孟子哲学思想的研究，而且也促使杨教授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有了新的理论资源，并进一步由孟子思想反观“人”的问题。这便构成了本项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持续关注儒家思想中的仁道原则，并进一步关注和涉及“人”的存在的问题。在该书的第九章中，杨教授集中讨论了“人格境界”，虽然是立足在孟子哲学思想的视域中来考察，更多地呈现为孟子理论中的“人格境界”，但历史的考察与现实的关怀总不可分离，带着现实的问题意识，杨教授对于孟子“人格境界”学说的考察，也内蕴着对“人”的问题的持续关注。“人格境界”最终指向“成人之道”，这即是说，不仅要呈现一种既定的状态为何，更要探讨实现这一状态的路径与方法。所以，在第十章中，杨教授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落实到了性善论与成人之道上。将孟子的性善学说视为提升人格境界的内在根据，并最终探讨个体的成人之道。孟子思想的考察与对“人”存在的关注，呈现互动诠释的理论形态。
二、具体形上学体系对儒学的借鉴与人的关切
玉敏沉思了一会，把事先编好的谎言暗自梳理了一遍，说许姐，你知道这事因我而起，老板逼我还钻戒。我也理解老板，他需要资金周转，能早点拿回钻戒，卖了就是钱。我被逼得无奈，从老家东挪西凑，凑够了钱买了同样的钻戒还给了店里。你当初付的钱和手续，都在我手里了。这事如果拖到现在，老板早开除我了。请许姐理解我，把钻戒还给我，我把钱和手续都退给你，咱就两清了。
在这一哲学体系中，一方面，杨教授借鉴了中西哲学中大量的理论资源，秉承一直以来的治学方法，对很多重要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予以了深入的阐发与推进；另一方面，在这一哲学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特征，即每一本书都对“人”的存在问题予以了充分关注。事实上，在《具体的形上学·引言》中，杨教授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意义的发生与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分离”2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引言》，《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形上视域的具体性表现在将意义的发生与人的现实存在处境（首先是广义的知行活动）联系起来。”3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引言》，《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从前一方面来看，在众多的理论资源中，儒家思想是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源之一；从后一方面来看，杨教授对儒家思想资源的选择与运用，又为“人”的存在等问题的研究与深入提供助力，这凸显了杨教授在儒学研究上，运用儒家思想资源，对“人”如何“在”，如何成人等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推进。
众所周知，杨国荣教授构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具体的形上学”。“具体的形上学”的理论著作，主要由三本书构成，后又有一本《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出版，使得这一理论体系更加丰富。“除了收入‘具体的形上学’的《道论》《伦理与存在》《成己与成物》之外，还包括《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具体的形上学实际上已是四书了。”1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第17页。
《道论》一书关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问题，但同时涉及人自身的存在问题。虽然，杨教授对“存在”这一终极哲学问题做了多方面的考察，但最终的回归点还是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并且将其与“终极关切”相联系。换言之，杨教授不仅关注元哲学问题，也非常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人”，并认为终极的关切是对存在的自觉。这一自觉，立足于中国哲学来看，并不玄虚，遥不可及，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考察“日常生活中的人”时，杨教授注重中国哲学思想的运用，特别是儒家的理论资源，他说到：“在这方面，中国哲学似乎更深刻地切入了存在的意蕴。”4杨国荣：《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他提到了《论语》中所提及的“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的内容，并将其与西方哲学的相关思想予以比较，将儒家思想的借鉴、理解放在中西哲学的互动背景下，以及“人”的问题的思考中来进行。
3.“桂林国际智慧健康产业园”项目突出打造中医养生养老主题。该产业园位于广西桂林市临桂区中隐北路，作为2015年广西政府重大统筹的建设项目，是全国中医健康示范区，也是2015年全国优秀健康旅游项目，总投资102亿元，分三期进行建设，该项目的建设按照5A景区的标准进行，总体布局“一街三院”，即崇华中医街、广西生命与健康国际职业学院、桂林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以此为依托，将该产业园区打造成为集生命科学研究、养生养老、健康保健、医疗护理、生态旅游、教育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健康养生养老基地。其一期建设项目于2017年11月底竣工并投入运营。
随着思维逻辑的自然展开，《道论》以“形上视域中的自由”作为最后一章，重点考察了人如何走向自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自由的价值内涵”为研究对象，再一次展现“具体形上学”的特点：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杨教授借鉴儒家的思想资源，指出中国哲学中，有对自由主体的关注，看到了人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动性。5参见杨国荣：《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可以看到，杨教授借鉴儒家思想资源对“人”的问题做一以贯之的研究，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讨论。
由此可见，《道论》一书在讨论元哲学的同时，时刻不离“人”的问题。这个“人”不是作为“类”概念存在的，而是以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发展为依托，展现出关切现实的“具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形上学”体系变得颇有温情。在对哲学概念、终极问题予以分析、阐发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概念的推演与逻辑的分析，但研究最终指向现实的关怀与人的自由，这内在地涉及人如何“在”的问题。杨教授曾指出，自己的哲学研究往往是从大处着眼，但又从细处入手，这“细处入手”便是“具体性”的表现之一。那些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展现着人生动而立体的面向，这便内蕴着“具体性”。对终极问题的关怀，对形上问题的追问，又使得这些实际生活中具体而微的问题有了大的关照。在这样的结合中，“具体形上学”得以更好地见微知著。基于此，始终把人的自由和发展作为形上之学的题中之意，作为哲学思考的最终旨归，便成了这一理论的特色与自觉。
在借助儒家思想资源予以相关阐发的过程中，这一理论思考扎根于中国哲学的土壤，使得相关问题的研究又充满着“中国味”。“人”的问题的关注放在儒家思想资源中来考察与深挖，更加展现出这一理论体系所折射出的温情与关怀。这一点，在“具体形上学”三书的第二本《伦理与存在》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临床治疗COPD急性加重期一般以吸氧、止咳平喘、维持酸碱平衡、抗感染、支气管舒张剂和糖皮质激素等支持治疗为主。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呼吸道受病毒或细菌感染,其支气管黏液中极易聚集大量炎性细胞,而炎性细胞的代谢产物或抗原成分会激活局部肺泡的巨噬细胞而产生IL-6、IL-8、TNF-α等炎性介质[2]。IL-6属于白细胞介素中的一种,该细胞因子是由多种细胞分泌。研究表明[3],IL-6水平升高与组织受损后的炎症反应有关。IL-8和TNF-α通过激活中性粒细胞而释放溶酶体及类脂介质,从而参与了COPD急性加重期反复的炎症过程,因此,IL-8和TNF-α也是患者炎症程度的重要标志。
算了算，一个月下来，我们共跑了十万多只表把订单，不过加工费被压得都很低，平均在一毛三左右。我们以接到订单为原则，以盈亏平衡为底限，只要能维持工资、伙食费、房租这些日常开支，就知足了。
就现在来看，“具体形上学”三书之外，还有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与这一哲学体系密切相关，这便是《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和上述著作相似，这部著作也关注“人”的问题，并在“实践”与“行动”的探讨中，进一步借鉴与运用儒家资源，对与“人”之存在的相关问题给予持续性的关注与探讨。
在岩溶裂隙发育，溶沟、溶槽较多的岩溶地层中钻孔容易发生卡锤，另外在钻锤冲破溶洞顶层时出现梅花形孔洞容易卡住钻锤。
上述特征在《成己与成物》这部书中体现明显。一方面，“成己”与“成物”是传统儒家的概念，均出自《中庸》；另一方面，杨教授并没有局限于概念本身的意义，而是从原始意义出发，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借此探讨意义世界的生成，赋予了这一概念更为深在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同时，无论是“成己”还是“成物”都与“成就”密切相关，前者与“人”的成就问题相关联，展现出杨教授一贯的学术关怀。
综上所述,改良乳腺切除手术治疗乳腺癌比传统手术优秀,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临床中可以进行选择使用。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离不开杨教授对于儒家思想资源的借鉴与阐发。换言之，对于儒家相关思想资源的使用，使得“人”的问题的研究展现出别样的亲近感。关于精神世界与人性境界的问题，杨教授立足于哲学史的演变，考察了从朱熹到王夫之对境界的理解，并认为他们的理解“更多地侧重于观念与精神的层面。”3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进而上溯到孟子，提到孟子与之相关的阐发。从古至今，在这一问题上，杨教授对儒家思想史的考察，并不局限于古代，而且绵延到现代。从孟子到朱熹、王夫之，从张载到冯友兰，杨教授借助儒家的相关阐发，对人性境界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但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人”如何“在”的问题，他指出“成己意味着人自身通过多方面的发展而走向自由、完美之境。”4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可见，杨教授虽然借助儒家思想资源，却并不局限其中，而是由此出发，对“成己”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与阐发。5参见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195页。
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于“意志软弱”问题的关注，是杨教授关切“人”的存在问题的自觉而自然的展开；另一方面，在这一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杨教授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与深入的阐发，同时还将其放在中西哲学的思想资源中进行比较，这就使得孟子的思想，在新的问题域中得到了新的阐明，挖掘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此外，也体现出杨教授对于儒学思想资源的利用，并不仅仅局限在儒家思想本身，而将其置于更为宽广的哲学视域中，通过比较进一步彰显孟子思想的特质，以及其对“人”的存在问题的借鉴意义。
始终将“意义”的探讨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这本著作的特点。杨教授不仅自觉构建着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对相应问题的回答，都不离“人”的问题的关注。“人”更好地成就理想人格，更好地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不断走向自由，贯穿始终。这与前面两部“具体形上学”著作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涉及“人”，所以，价值层面的关切一直都在杨教授的考察范围内。“本然的存在不涉及意义的问题，意义的发生与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分离。……如果说，成物的过程中侧重于将世界引入意义之域，那么，成己的过程则首先使人自身成为有意义的存在。”1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由世界的敞开回到人的存在问题，关于对象意义的追问便进而转向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关切。”2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可以看到，杨国荣教授既创造性的运用和阐发着儒家的思想，又积极地对当代新儒学的相关理论予以自觉的反思与回应。
在这部著作中，杨教授一如既往地以对“人”的问题研究为归宿，具体落实到人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上来。在这一部分中，杨教授讨论了“幸福感”“幸福境遇”等问题。在探讨过程中，同样借鉴了大量儒家思想的资源。比如谈到幸福感与理性追求之间的关联时，杨教授就谈到了儒家对于“乐”的理解，以此来阐明幸福感的理性维度，并进而关注人的幸福感获得的问题。他引用了孔子在《论语》“述而篇”和“雍也篇”中的话来加以论证，说明了儒家所讲的“乐”指向幸福。他进一步指出：“在孔子看来，幸福（作为happiness的乐）并不在于感性需要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也可以有幸福之感。”杨教授进一步认为：“‘孔颜之乐’，它的具体内容在于超越感性的欲求。……在理性的升华中，达到精神的满足和愉悦。”1杨国荣：《伦理与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于人如何获得幸福感的问题，杨教授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借鉴儒家相关思想资源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得到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而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也有助于推进“人”如何存在的问题。人如何获得幸福，如何有幸福感，是“人”如何“在”的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儒家思想资源对于“人”的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杨教授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实际生活中，人往往会出现意志软弱的情况，杨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思考，并从理论层面探寻如何克服的路径与方法。关于“意志软弱及其克服”的考察与阐述，无疑与“人”更好地存在，进一步说，如何“成人”等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当人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克服意志软弱时，能帮助个体更好地“成己”，更好地存在。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杨教授立足哲学史，对孟子在道德领域中的一些看法进行了考察，认为孟子的思想中，有可供借鉴的克服意志软弱的方法。3事实上，在其后的论述中，杨教授还对《论语》中“颜回之乐”，以及“曲肱而枕之”等内容予以阐发，阐明如何解决意志软弱的问题。参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8～129页。他进一步指出，孟子的相关思想“既涉及对道德意识的理解，也关乎道德的实践”4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5页。。在进一步阐述中，杨教授将孟子思想与康德的相关论述予以比较，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讨论。
去年，刚做完中国少数民族舞蹈人物水墨画大展的郑军里，今年暑假期间远赴甘南采风写生，又画回来50幅依旧笔墨精妙的人物水墨画。长时期进行广西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郑军里，这回行旅域外，题材的拓展，也相应带来了表现技法和风格面貌的变化。其实从去年的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人物画开始，这种新的尝试和变化就已初露端倪了。
该书的最后一章，杨教授集中探讨了“意义世界的价值走向”，将全书的关注点回归到“成己与成物”上。在这一问题域下，从成人角度来说，个体不断地走向理想人格状态，通由个体的努力不断走向自由，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与个体也得以连接。换言之，这一意义既有社会的维度，也有个体的维度，彼此之间的张力，展现的是个体在意义世界中不断自觉自我的意义，以及之于社会的价值，从而走向自由之境。
著作在最后章节回归到主旨的探讨中来。在这一部分的阐发中，儒家思想中的很多观念被考察，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中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等。前者出自《中庸》，后者出自《易传》。就前者而言，杨教授将其与“合度”相联系，指出“中道”与“合度”的统一，“以合乎存在法则与合乎价值原则为其深层内涵”5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0页。。可以看到，对于传统的“中道”，杨教授运用新的概念、范畴予以了新的解读，赋予了旧概念新意义。将“中道”与“经权”关系相结合，展现个体在特定的境遇中，应灵活运用相应的规则，既体现出个体的实践智慧，又与“度”相关。两者的结合，当然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存在。
在实践智慧的考察中，不离知行的主体——人是杨教授始终的理论自觉，在智慧层面上深入把握“神而明之”的过程，最终要通过知、行的主体来完成。杨教授认为“存乎其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集中考察了实践的主体——人6参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2页。，并将这一部分放在了整部著作的最后。杨教授从《易传》中的论述出发，立足于实践智慧的理论视角，结合西方的哲学资源，如亚里士多德，中国哲学中庄子的相关论述，对实践主体做了深入考察。这既可以看到杨教授运用儒家思想资源来考察“人”的问题，也可以看到杨教授从儒家思想出发，进入到更为宽广的哲学视域中，考察并阐发相关问题。
截至2017年底，目标公司在塞尔维亚资源储量委员会备案的矿石总资源储量为25.56亿t，其中：铜金属量1029万t，平均品位0.403%。该项目为低品位斑岩铜矿，与紫金山金铜矿矿床类型相近，紫金矿业在低品位难处理方面有丰富经验。
从上述著作体系的阐明中，不难看到，杨国荣教授关于“存在”的相关思考，不仅为形上学的探索提供了新路向，而且推动了儒家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化。刘纪璐教授在点评这一体系时说：“形上学应当与人文精神与存在的具体性结合，而不是单单讨论抽离人之具体关切及真实生命的终极实在真相。西方的形上学专注在对时间、空间、共相、本体、属性、因果、构成、整体、部分种种抽象议题的思辨，而摒除了人的存在意义以及人生命的丰富表现，把伦理学看作是另一门的课题。”1杨国荣：《形而上学论纲》，《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传统儒家对人的存在问题颇为关注。基于此，杨教授认为哲学的研究要回归智慧，就应该首先关注“人”的问题，重视知行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而不能仅仅从思辨的角度理解形上之域。所以，杨教授一直都非常注重“人”的问题，多项研究的最终旨归都落在“人”之“在”上。
顺着上面的论述而来，不难看到，杨教授在“具体形上学”体系中，对于人的关怀，不只是借用儒家思想的资源来进行，其哲学体系的构建与相关问题的考察，而是将其放在中西哲学的互动下来考察的，所以，他虽然充分利用了儒家资源来进行，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在这个意义上，杨教授对于儒家资源的选取与运用，实际上使得这一思想资源走向了更为宽广的对话与视域之中，让其被纳入到了世界哲学的话语体系中来考察与解读。基于此，从儒家思想资源中体味与考察“人”的问题，并以此来深入关切和推进“人”的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特色与维度。与此同时，“人”的问题的关切也被放在了中西互参的背景下来考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思想资源与“人”的问题的研究呈现一种互动性，并不断走向开放与宽广的讨论。
三、“事”哲学中的儒学研究与人的关怀
承接着“具体形上学”的思考，杨国荣教授最近多关注“事”的哲学，“最近这段时间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事’的哲学意义。”这是“具体形上学”体系的自觉推进与自然演绎，“这个题目也可以说是接着《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而论。‘事’从一个方面来说与行动有关联，但它还有更广的意义。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说法，‘事’即人之所‘作’，引申为广义上人的各种活动。就人之所‘作’而言，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也是‘事’，通常所说的‘从事’科学研究、‘从事’艺术创作，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些活动与‘事’的关联。这一意义上的‘事’既包括中国哲学所说的‘行’，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实践’。”2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由表4可见，淹水深度为1/2时，水稻受淹1 d、3 d和5 d的SPAD值较对照增加0.9%、1.1%和减少1.0%；Pn值较对照增加10.3%、8.0%和减少4.6%。淹水深度为2/3时，水稻受淹1 d、3 d和5 d的SPAD值较对照增加5.9%、2.8%和减少0.7%；Pn值较对照增加12.3%，减少2.4%和3.1%。淹水深度为1/1时，水稻受淹1 d、3 d和5 d的SPAD值较对照显著增加4.6%、减少0.6%和1.2%；Pn值较对照增加8.6%，减少0.9%和12.5%。
可以看到，关于“事”的思考和具体生活的关切，与世界的真实、丰富相联系。同时，一样是不离“人”的问题的关注。“事”是人之所“作”，是人的实践行动。他既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实践的相关学说，又注重中国哲学中有关“行”的论述，注意到了后者与日常生活的关联。“从哲学的不同领域看，中国哲学中的‘行’更多地与日用常行、道德实践联系在一起，并相应地呈现伦理学的意义。”3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在这一点上，与前面“具体形上学”体系中的特质保持一致：一方面，运用和借鉴中国哲学中的相关资源，包括儒家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对于“人”的问题持续关注。“就广义而言，‘事’同时包括以上两个方面，并表征着人的存在：人并非如笛卡尔所说，因‘思’而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而是因‘事’而在（我做故我在）。……总体上说，‘事’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具有本源性的意义，这是我最近所关注的问题。”4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对于“事”的关注以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与“人”的存在问题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人”的存在规定了“事”的内涵，进而使得杨教授讨论的“事”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质。
“事”的考察与人的行动相联系，是人去做事，呈现过程性。也是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事，展现为既成性。前者与实践行动，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甚至创造世界联系起来。后者则构成了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丰富多样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丰富而真实的世界才让存在其中的“人”变得更加真实，更好地自存，并与他者共在。由此来看，一方面，“事”与“人”呈现互动性，另一方面，“事”的思考展现出哲学思考背后的人文关怀。
借鉴中国哲学中的资源，杨教授对“事”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并且认为与现实世界相关联的“事”，呈现出现实世界中“人”的维度，并与人的行为过程密切关联。这样的“事”构成了心物、知行关系讨论的源头。他进一步认为：“这一意义上的‘事’，是中国哲学中的独特概念，在哲学上，似乎没有十分对应的西方概念。”1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当然，这并不是说，杨教授仅仅立足和运用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来展开“事”的研究，而是要从宽泛意义上展现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并对世界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换言之，是立足于中国哲学之于世界哲学的意义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宽泛地说，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中国哲学在当代呈现新的意义，需要作多方面的切实工作，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重要概念、范畴的确需要进一步的梳理，经典也需要更深入的诠释，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工作。我当然也会就此做一些努力。”2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立足于本文的主题来看，杨教授对于儒学思想资源的创造性阐发与转换，以及由此与“人”的存在问题的关联与深入阐明，使得中国的儒学研究逐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
对于“事”的考察既有“史”的维度，也有“人”的维度。前者体现出，作者坚持“史思结合”的哲学方法论。最近，杨教授发表了《“事”与“史”》的长篇论文。将“事”放在历史中考察，同时彰显“事”之于“史”的意义和价值。3参见杨国荣：《“事”与“史”》，《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在这一考察中，杨教授依然关注“人”的维度，凸显“人”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关于“事”与“史”的考察都指向人如何更好地“在”。这一“在”既可理解为，从个体角度来说的，人如何“成人”的问题，也涉及从关系层面来看的，个体与他者、他物的共在。脱离具体的“事”，历史不但会被抽象化地理解，从而留于空洞，历史的主体——人也会被抽象地理解，而导致“虚化”。在这个意义上，“人”成就了“事”。与之相应，“人”在塑造“事”的过程中，在不断完成“事”的行动中，又使得“人”变得更加充实、立体、丰富，让“人”摆脱了抽象性，而变得有血有肉。由此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事”“史”的互动生成。这样“史”才能无有终结，“事”才能丰富真实，“人”才能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包括“事”的哲学在内的上述哲学的思考，都不离“人”的问题的关注，“大略而言，我主要以广义上的成己与成物为关注之点。在我看来，工夫本身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离开了成己成物的过程，工夫就失去了内在意义。从这方面看，我正在关注的‘事’的哲学意义，也同样涉及人的成就，因为人本身因‘事’而在。……‘事’并不是外在的，它同时也与我后面会提到的人的感受问题相关，其具体内容既涉及人向世界的适应（human beings to world），也关乎世界向人的适应（world to human beings）。”4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对“人”的关注建立在拒斥对“人”的抽象、思辨理解的基础上，换言之，杨教授的这些对“人”的关注，将相关的问题与“人”的存在联系起来，乃是要通过“具体形上学”的思考，自觉拒斥这种对“人”的抽象理解方式。与之相应，这种自觉的思考，也构成了“具体形上学”的内在要求，成就了其特质。所以，杨教授自己说：“我特别强调，理解存在并不意味着离开人之 ‘在’去构造超验的世界图景，对存在的把握无法离开人自身之‘在’。人自身的这种存在，应当理解为广义的知、行过程，后者以成物（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和成己 （认识人自身与成就人自身）为具体的历史内容，内在于这一过程的人自身之‘在’，也相应地既呈现个体之维，又展开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 ‘共在’。”5杨国荣，戴兆国：《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 ——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杨国荣教授的研究，从自身的理论构建来看，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从理论承续来看，又上承金冯学脉而来，有着厚实的学养传统。进言之，之于儒家思想的相关学说，杨教授是“接着讲”。就金先生与冯先生的相关理论研究，杨教授也是在“接着讲”。就“事”的研究而言，杨教授自己说：“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也谈到‘事’，并与‘东西’‘事体’等联系起来讨论，这无疑值得关注。当然，他主要偏重于狭义上的认识论、知识论，这多少限定了‘事’这一概念的哲学意义。引申而言，我以前考察过的‘势’‘数’‘运’‘几’等中国哲学观念，也蕴含类似的意义。”1杨国荣，贡华南，郭美华：《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6期。
从更广意义上的哲学问题的思考，哲学理论的构建来看，杨教授的理论更呈现出上述特点，他提到“在形式的层面或哲学的进路上，可以看到从金岳霖先生到冯契先生以来的相近趋向，包括中西互动 （以及后来更广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融）、史思统一。在实质的维度，……从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到我的《道论》，从冯契先生的《人的自由与真善美》到我的《伦理与存在》，从冯契先生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到我的《成己与成物》，以及更广意义上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冯契先生的广义认识论，到我的意义世界理论，等等，其间都可以看到理论上的承继与变迁。”2杨国荣，戴兆国：《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不难看到，一方面，杨教授的思考路径是有源有根的，他沿着金岳霖先生绵延分析的路子，对很多的哲学问题从细处入手，避免空谈，又自觉除去过于理性、冷峻的思考，而对很多现实的问题予以关切，让哲学的问题显得有温度，让智慧的光芒充满温暖。在冯契先生开创的“广义认识论”的哲学框架下，杨教授将冯契先生的四个问题中的后两个：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人如何走向理想人格状态，在“具体形上学”的考察中进一步贯彻与拓展，始终不脱离“人”的具体存在与真切的现实，让这一哲学思考显得既有特色，又有情味。
杨教授曾指出，自己的上述思考和学习，可以追溯到更为深远的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去，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在今天的历史延续”3杨国荣，戴兆国：《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2019年7月，杨教授刚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题为《“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一文，“性与天道”显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人”的关注，是杨教授始终不变的哲学情怀，对于儒家思想资源的注重与现代诠释，又构成了其哲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杨教授的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儒学视域中“人”的温情与关怀的坚持与彰显。
The Warmth and Care of "Human 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or Yang Guorong's Confucian Studies
Wu Long
Abstract:Professor Yang Guorong'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has always been related to the issue of "Human Being" closely. Adhering to the "appropriate history and thinking", Professor Yang has drawn on and elucidated the resources of Confucianism. He has creatively transformed some concepts which 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about"follow-up". On the other hand, he has placed th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This not only reflects in the special study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in Professor Yang's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ical system which is "Concrete Metaphysics". Professor Yang's recent research on "Affair”consistent with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drawing on the Confucian resources,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and promoting the issue of"Human Being" as well. This is the natural continuation of hi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in-Feng's academic vein. It reflects Professor Yang's feelings which care for “Human Being”.
Key words: Yang Guorong Confucian Human Being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3-37-44
作者简介：伍龙，1985年生 ，安徽安庆人，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
责任编辑：汤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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