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韩两国对我国财政参与社保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霍圣录[1]（2021）在《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发行体育彩票是我国基于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1994至今,中国体育彩票已历经了27年。据统计,我国体育彩票销售量总计达到了2.15万亿元,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超过5600亿元,为公益事业、养老事业、民政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有效地促进了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随着体育彩票公益金募集大幅增长、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不断提升、绩效评价理论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以及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存在乱象等新形势,加强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管理迫在眉睫。因此,进行体育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就显得尤为必要。开展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可以促进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促进体育彩票公益金更好地规范管理,促进体育事业更好地健康发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丰富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体系,有利于建立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理论意义,有利于强化绩效的理念,有利于建立绩效评价制度,有利于提高体育彩票公益金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效率等实践意义。本研究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绩效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调查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梳理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与使用现状。运用文献综述法和对比分析法,从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体系、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情况、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情况、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成效评析等五个方面进行一一分析。自1994年体育彩票发行以来,主要贡献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体育事业发展、助推公益事业发展等三个方面。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范围呈现出以下的特点:全民健身全面化、公共服务体系化、赛事活动多元化、体育扶贫常态化。（2）规划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构建。围绕绩效评价体系的框架结构、构建的指导原则、绩效评价体系的目标、绩效评价体系的制度体系、方法体系、组织体系、标准体系及其结果应用分析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系统构建。遵循整体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可行性与可比性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从目标的含义、重要性、目标管理的意义进行目标的设置,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分为四个层级,界定了主客体、工作范围及工作程序,通过建立标准体系,选择了德尔菲法、文本分析法、系统综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机器学习法进行本文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构建。（3）构建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对相关政策、报告和文献的分析,归纳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预评价指标表。在此框架基础上,根据指标相关绩效评价理论、评估目的与原则,通过两轮专家咨询评议,利用德尔菲法构建了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估的综合评价层次模型并计算了每个指标相应的权重。构建的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共包括4个一级指标（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影响指标）;17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4）确定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各级指标权重。研究发现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四项一级指标的权重系数较为均衡,其中,产出指标的权重系数最高（0.2611）,过程指标和投入指标次之,分别为0.2512和0.2497,影响指标最低,为0.2380。为此,在针对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绩效的实际评估中,需更加重视产出方面的几个因素及相应的评估结果。（5）评估了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建立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使用全国和江浙沪皖的体育事业年鉴的公开统计数据,对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进行的实证评价研究验证了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是可行的,指标数据采集方式是合理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和推广性。首先,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14-2017年四年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绩效评价。其次,对数据较为全面的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四个省市2018年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进行了全指标体系的绩效评价,排名依次为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6）探索了基于机器学习的科学评价延展性。运用机器学习中的经典模型进行了验证和探索分析。首先,使用了非监督学习情形下的k均值聚类算法模型,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14-2017四年使用情况数据进行了建模分析,得出分类结果。其次,监督学习下的经典回归分析模型运用了线性岭回归模型、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算法的决策树回归模型,进行了建模分析,得出各模型的20018年预测结果。其中,随机森林算法回归模型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通过该模型预测的结果与2018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全指标评价结果进行比对,结果完全一致,验证了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最后,研究提出了五个对策与建议:一是政策制度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形成法制体系。在国家层面立法:健全宏观层面顶层法律法规。在部级层面立规:订立中观层面部局管理规定。在省级层面立制:建立微观层面省级实操制度。二是意识认识层面: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共同认识。在社会层面:建立社会公益的意识。在管理层面:树立绩效管理的意识。三是资金管理层面:明确责权分工、形成科学机制。工作机制上: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预算管理上:实施预算管理制度。过程管理上:加强经费使用监管。审计管理上:开展事后经费审计。四是资金分配层面:合理使用资金、科学分配方式。在领域分配要统筹兼顾、合理分配。项目分配要优化分配、引入竞争。平衡分配要注重绩效、奖罚分明。五是绩效评价层面:健全评价体系、完善指标体系。系统构建绩效评价体系、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发布公益金绩效评价报告、合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寻求智力支持数据支撑。
沈丁心[2]（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徐曼[3]（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雷雨清[4]（2021）在《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 ——以主从程序框架为基础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跨境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自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以来,已逐渐从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并行的国家。国有资本和私营资本参与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活跃度增强,跨境并购交易规模不断提升,我国本土企业在信息通信、医疗健康、金融、房地产、矿产、能源等多个领域迈出国际化步伐。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地区性经贸摩擦纠纷增加,以及跨国企业的经营不善,近年来跨境破产案件日益增加。特别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各国企业债务负担骤然加重,部分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潮。我国作为国际供应链上重要一环,部分跨境企业难以幸免,跨境破产事件如多米诺骨牌在世界迅速蔓延。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西方国家加快了跨境破产国际合作的进程,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对本国跨境破产规则进行了重构或完善。囿于我国当时经济国际化程度有限,跨境破产案件数量尚少,我国仅通过《企业破产法》第5条参照一般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规则设置了对外国破产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规则,同时确立了我国破产判决的域外效力,这两项内容成为我国跨境破产领域的唯一规则。虽然该规则参照当时国际先进理念确定了修正的普及主义跨境破产规则模式,使我国司法实践有了明确规则可依,但由于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缺乏体系性、明确性、效率性,缺乏中外主体权利平等保护和协调机制,与国际规则差异较大等原因,导致在我国《企业破产法》立法后14年从未得以真正适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我国法院在跨境破产领域合作意愿态度消极。然而,随着我国当前形势的变化,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变得愈加紧迫和必要,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可以弥补我国现行规则的缺失与缺陷,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产业结构调整、新冠疫情引发的跨境破产风险,契合我国营商环境改善的现实需求。在理论基础方面,建构我国跨境破产规则仍应坚持当前主流的修正的普及主义理论基础。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前宜明确遵循的原则,具体应以高效救助跨境破产债务人为首要原则,公平对待中外主体利益为主要原则,同时要符合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基于对当前国际主流的主从协助程序模式和主辅协助程序模式的特点分析,以主从程序为基础的规则框架更有利于我国建构一个完备的跨境破产规则体系,兼容主辅协助和主从协助方式的优点,使我国跨境破产规则既具备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的承认、协助和合作的功能,又能在必要时以从属破产程序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实现“进可攻、退可守”。主从程序框架下,将建构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主从程序界分规则、主从程序启动规则、主从程序框架下的协助规则、主从程序平行规则四个方面内容。首先,建立以主从程序为核心的跨境破产规则体系首先要对跨境破产程序性质进行界分以确定主从程序效力范围,协调多元破产程序管辖权限,明确跨境破产程序适用的法律规则。我国宜将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作为主从程序界分的认定规则,主要利益中心启动地破产程序为跨境破产的主要程序,我国可以启动辅助程序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进行承认和协助;债务人营业地启动程序为跨境破产从属程序,其效力仅及于该国境内财产。以债务人注册地为主要利益中心的首要推定,以债务人管理和控制地为例外,充分保护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仅在例外情况下才根据破产管理人和利益相关方申请对主要利益中心是否随破产程序发生转移进行审查。其次,跨境破产程序的启动规则包括主要程序的启动规则、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规则,以及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承认和协助的辅助程序规则。其中前两项程序为单独的针对债务人财产进行集中性分配和管理的破产程序,而辅助程序是我国法院对外国破产程序的审查程序。建构这三项程序的启动规则时,宜结合我国现行破产法规定及国际破产前沿经验,对程序启动的原因、主体、客体、审查方式、启动后的效力和效果进行逐一规定。第三,跨境破产程序的协助规则包括协助的条件规则和措施规则两部分。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外国破产程序协助需要满足互惠原则、符合我国公共利益、不损害我国债权人利益三项条件。由于这些条件的原则性和概括性,文章结合国外司法裁判经验对这三项条件的认定方式进行了逐一讨论。对协助措施规则应从措施的启动、范围和方式三方面予以建构:采取承认和协助分步走的模式;允许协助措施具有一定时间范围的溯及效力;协助措施的财产范围应尽可能及于债务人在我国境内的所有财产,但原则上债务人不能利用我国协助措施变相规避我国法律规定下强制性法律义务;协助的方式应视外国破产程序的主从性质有所区分;协助需符合必要性、合法性和一致性原则;引入临时救济措施,增加债务人财产保护的及时性。第四,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平行规则是主从程序并行时协调境内外破产程序的重要规则依据。主从程序平行规则可以有效建立境内与境外破产程序的合作机制,增加我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制度空间,满足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程序协调需要。文章建议我国引入主从程序平行合作规则、主从程序虚拟合并规则、主从程序破产协议规则,以及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平行协调规则。建立以破产管理人为核心的主从程序平行合作机制,赋予我国破产管理人进行主从程序合作和协调权利;设置虚拟合并规则,允许破产管理人为我国债权人利益与外国破产程序主体进行谈判,做出附条件不启动我国程序的承诺;允许我国破产管理人在法院批准下与他国程序的管理人达成主从程序破产协议,发挥破产协议协调主从程序冲突、提高程序合作效率、协商破产重整计划的作用;建立符合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特点的平行协调规则,根据跨国企业集团的一体化程度,决定采用单一实体对待方式还是主从程序协同方式,对企业集团成员参与其他程序尽可能地提供信息和程序上的协助。
张坤[5]（2021）在《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这类全球挑战,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迫切难题。中韩两国作为较好应对本次疫情的国家,又互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对二者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极具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本论文首先通过系统回顾中韩两国学界针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研究成果,为后文展开做了铺垫。在第一章,进一步界定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相关概念,并在第二章就中韩两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第三章则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就两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实际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运作进行了探究。总体而言,两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能够有效且较好地应对新冠疫情。在第四章中,选取中韩两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指挥体制、社会参与、科技支撑、法制建设、舆情应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并认为中韩两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适应本国国情而展现差异的同时,也遵循着许多共性原则,如强调法制和社会参与,重视科技的作用等,因而很有必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后疫情时代,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中韩共同体建设,夯实合作基础,丰富合作内涵,从而更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机遇和挑战。
杜海龙[6]（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卞悠美[7]（2020）在《中韩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15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出台以来,政府数据开放已然成为关系到我国信息公开、政务公开,经济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议题。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是大数据环境下我国推动转变经济方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机遇。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服务型、透明型、民主型政府的建设以及关系到数据的增值再利用。目前我国还没有建成国家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但已经有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实践。我国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发展目前已经获得较大的进步,本着同级比较的原则,本文选择了在《开放数据晴雨表》中亚洲排名第一的韩国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与我国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数据资源建设、数据组织、数据服务三个方面对中韩两国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平台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网络调查法,调研了20个地方政府数据平台,对中韩两国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平台的数据数量、数据格式、数据时效性、数据分类、数据描述、数据检索、数据利用服务、数据可视化服务、信息交互功能等方面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调研,发现目前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存在整体数据数量少、平台间发展不平衡、开放数据不规范、元数据描述不统一、数据时效性差、平台建设规则不完善等问题;与之相比,韩国的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存在数据集评分评论功能少、信息交互功能不完善、数据分类方式单一等问题。针对我国平台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数据资源建设、规范数据组织和描述方式、完善数据服务功能等建议。未来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平台如何制定元数据标准,统一各平台的元数据着录格式,为国家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提供优质的、标准的数据集以及在已存在国家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情况下,如何坚持建设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完善平台服务功能,保持地方特色是各地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金辉[8]（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认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王礼庭[9]（2020）在《中日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及对策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人口老龄化目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2019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了9%,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老化的社会。人口老龄化虽然是一种人口学或社会学现象,但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因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是经济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动力。随着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由低到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可以被判定为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和超老龄社会。日本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随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1994年发展成为老龄社会,目前日本已经处于超老龄社会状态。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前期进程发展比较缓慢,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1.9%。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预计中国会在2025年左右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目前中国刚进入老龄化社会20年,相关经历和应对经验都略有不足。因此本文选取日本作为参照对象,通过对比研究老龄化在两国的综合发展来分析中国的老龄化特点。通过对比研究老龄化在劳动力供给、储蓄、消费以及技术进步等层面的经济影响来分析不同程度老龄化的影响差异。通过对比研究两国在这些影响下的应对体系和政策来分析策略差异和中国应对政策的不足。旨在为中国提供一个更好的视角去了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并能做出相应的政策改进。选取日本作为参照对象基于四点原因:一是日本是目前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最严重的国家。二是中国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在当下的发展模式类似,两者都是急速老龄化。三是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亚国家,受儒家思想影响有一定的文化共通。四是日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经验相对丰富。本文在对比中日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储蓄,消费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经济影响后发现: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人口老龄化对中日两国都造成了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老化的不良结果,但在劳动参与率上日本受到了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中国则相反。同时,中国的劳动力因为整体教育水平较低可能会因人口老龄化受到结构性失业的影响,目前中国暂时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在储蓄方面,中国的储蓄受老龄化影响不明显,但是在2010年以后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储蓄开始下降。日本的储蓄变化与老龄化发展趋势呈较明显的负相关性。在消费方面,人口老龄化造成了中日两国的消费结构的改变以及消费水平的降低。在技术进步方面,老龄化在人体机能上抑制了个人创新能力,降低了人力资本水平,但又在短期内增加了中日两国的高产值劳动人口数量,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在企业创新上,老龄化对中日两国都起到了正向激励的作用。在国家研发资源投入上,人口老龄化利于中国技术进步的资源获取,日本则相反。针对人口老龄化在上述四个层面的经济影响,中日两国在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上,都形成与制定了适合本国的政策体系和具体政策。本文通过比较,发现中日两国的应对政策各有优劣和侧重点。最后取长补短,学习日本应对政策的长处来弥补我国的不足,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提出了完善顶层框架,应对劳动力衰减、提升劳动力质量,开发养老服务市场以及强化企业创新主导和完善社保制度等建议。
喻莉[10]（2020）在《中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后,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养老问题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凸显。德国早在19世纪80年代立法颁布了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养老保险制度,其目的是保障劳动者退出生产活动后的基本生活。该制度以其广覆盖、长保障的优点被其他欧洲国家认可和效仿,并不断得到完善。中韩两国作为东亚邻国,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养老保险制度的结构与内容上也呈现出诸多相似性。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透过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能够大体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演变轨迹与政策选择。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建立公共养老金制度以来,经过多次改革与调整,覆盖范围逐步扩大,逐渐构建起普遍性和全民性的养老保险体系,并形成本国特色。而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但由于各种原因,体系尚不健全,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与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为主题,结合养老保险基本概念与历史发展进程,通过梳理中韩两国各自养老保险的建立背景与历史发展过程,对比分析两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共性与差异,进而揭示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旨在深入了解中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试图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完善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在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其次,在对中韩两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比较之前,首先阐述了养老保险的概念、历史演变过程及类型等基础理论问题。随后,通过深入梳理中韩两国各自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特点。再从共同点和差异性两方面,对中韩养老保险制度从养老金的筹资、管理、运营、给付等方面进行结构性比较分析,并从经济背景、政策路径、人口结构等角度分析两国产生差异的深层原因,从而指出了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及改善方案。
二、德、韩两国对我国财政参与社保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韩两国对我国财政参与社保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1.1 关于绩效管理的研究 |
| 2.1.2 关于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2 关于绩效评价体系与方法的研究 |
| 2.2.1 关于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 |
| 2.2.2 关于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 |
| 2.3 关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
| 2.3.1 关于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的研究 |
| 2.3.2 关于评价指标体系方法的研究 |
| 2.4 关于彩票公益金的研究 |
| 2.4.1 关于彩票公益金管理的研究 |
| 2.4.2 关于彩票公益金制度的研究 |
| 2.4.3 关于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研究 |
| 2.4.4 关于彩票公益金审计的研究 |
| 2.4.5 关于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3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的一般分析 |
| 3.1.2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一般分析 |
| 3.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3.2.2 公共财政绩效管理理论 |
| 3.2.3 “5E”理论 |
| 3.2.4 成本效益分析理论 |
| 3.2.5 程序理论评价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与使用现状 |
| 4.1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体系 |
| 4.1.1 管理政策 |
| 4.1.2 管理体制 |
| 4.2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情况 |
| 4.2.1 销售情况 |
| 4.2.2 筹集情况 |
| 4.3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情况 |
| 4.3.1 分配政策 |
| 4.3.2 中央分配 |
| 4.3.3 地方分配 |
| 4.4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 |
| 4.4.1 中央集中使用 |
| 4.4.2 体育总局使用 |
| 4.4.3 地方部门使用 |
| 4.5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成效评析 |
| 4.5.1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贡献 |
| 4.5.2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特点 |
| 4.5.3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
| 4.6 本章小结 |
| 5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系统构建 |
| 5.1 绩效评价体系的框架结构 |
| 5.1.1 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分析 |
| 5.1.2 绩效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 |
| 5.2 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5.3 绩效评价体系的目标 |
| 5.3.1 目标的含义 |
| 5.3.2 目标的重要性 |
| 5.3.3 目标管理的意义 |
| 5.4 绩效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5 绩效评价体系的制度体系 |
| 5.5.1 绩效评价的法律规范 |
| 5.5.2 绩效评价的制度规范 |
| 5.6 绩效评价体系的组织体系 |
| 5.6.1 绩效评价的主客体界定 |
| 5.6.2 绩效评价的工作范围 |
| 5.6.3 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 |
| 5.7 绩效评价体系的标准体系 |
| 5.7.1 评价标准分类 |
| 5.7.2 评价等级划分 |
| 5.8 绩效评价体系的方法体系 |
| 5.8.1 绩效评价方法概述 |
| 5.8.2 德尔菲法 |
| 5.8.3 文本分析法 |
| 5.8.4 系统综述法 |
| 5.8.5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5.8.6 机器学习法 |
| 5.9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
| 5.10 本章小结 |
| 6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 预选评价指标集的构建 |
| 6.1.1 文本的纳入 |
| 6.1.2 文本分析步骤 |
| 6.1.3 结果分析 |
| 6.2 第一轮专家调研 |
| 6.2.1 调查问卷形成 |
| 6.2.2 专家团队选择 |
| 6.2.3 专家咨询结果 |
| 6.2.4 专家意见汇总 |
| 6.3 第二轮专家调研 |
| 6.3.1 调查问卷修改 |
| 6.3.2 专家咨询结果 |
| 6.3.3 专家积极系数和权威系数 |
| 6.4 指标权重确认 |
| 6.5 本章小结 |
| 7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7.1 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7.2 长三角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7.3 本章小结 |
| 8 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实证分析 |
| 8.1 机器学习概述及使用意义 |
| 8.2 实证数据概览 |
| 8.3 非监督学习下的聚类算法及实证分析 |
| 8.4 监督学习下相关回归模型与实证分析 |
| 8.4.1 线性岭回归模型 |
| 8.4.2 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 |
| 8.4.3 决策树回归及树相关的模型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建议 |
| 9.1 论文主要结论 |
| 9.1.1 梳理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与使用现状 |
| 9.1.2 规划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系统构建 |
| 9.1.3 构建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9.1.4 确定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各级指标权重 |
| 9.1.5 评估了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 |
| 9.1.6 探索了基于机器学习的科学评价延展性 |
| 9.2 对策与建议 |
| 9.2.1 政策制度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形成法制体系 |
| 9.2.2 意识认识层面: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共同认识 |
| 9.2.3 资金管理层面:明确责权分工、形成科学机制 |
| 9.2.4 资金分配层面:合理使用资金、科学分配方式 |
| 9.2.5 绩效评价层面:健全评价体系、完善指标体系 |
| 10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10.1 创新之处 |
| 10.1.1 研究选题与视角的创新 |
| 10.1.2 框架系统和指标体系的创新 |
| 10.1.3 发展预测的创新 |
| 10.2 研究的局限性 |
| 10.2.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性 |
| 10.2.2 绩效评价数据获取的全面性 |
| 10.3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专家咨询评议表(第一轮) |
| 附件2:专家咨询评议表(第二轮) |
| 附件3:专家访谈提纲 |
| 附件4:机器学习与建模相关代码 |
| 附件5:学习经历与科研经历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 ——以主从程序框架为基础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基本构架 |
| 第一章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的现实意义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的现实意义 |
| 一、弥补现行规则的缺失与缺陷 |
| 二、应对各种因素引发的跨境破产风险 |
| 三、契合营商环境改善的现实需求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的理论基础 |
| 一、普及主义理论 |
| 二、地域主义理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遵循的原则与逻辑前提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规则建构遵循的原则 |
| 一、高效救济跨境债务人利益原则 |
| 二、公平对待中外债权人利益原则 |
| 三、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框架的逻辑前提 |
| 一、两种程序模式的客观评介 |
| 二、我国主从程序框架的立法选择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界分规则的建构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界分规则建构的意义 |
| 一、协调多元破产程序管辖权 |
| 二、区分主从破产程序效力范围 |
| 三、确定破产程序统一适用法律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界分规则的性质与效力 |
| 一、我国跨境破产界分规则的性质 |
| 二、我国跨境破产界分规则的法律效力 |
| 第三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界分的认定规则 |
| 一、我国主从程序界分认定规则的定位 |
| 二、我国对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的认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启动规则的建构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要程序的启动规则 |
| 一、主要破产程序的启动原因 |
| 二、主要破产程序的启动主体 |
| 三、主要破产程序的启动审查 |
| 四、主要破产程序的启动效力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从属程序的启动规则 |
| 一、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原因 |
| 二、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主体 |
| 三、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审查 |
| 四、从属破产程序的启动效力 |
| 第三节 主从程序框架下我国辅助程序的启动规则 |
| 一、辅助程序的启动主体 |
| 二、辅助程序的启动客体 |
| 三、辅助程序的管辖法院 |
| 四、辅助程序的申请程序 |
| 五、辅助程序的启动效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主从程序框架下我国跨境破产协助规则的建构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协助的条件规则 |
| 一、跨境破产协助应遵守互惠原则 |
| 二、跨境破产协助应符合我国公共利益 |
| 三、跨境破产协助不应损害我国债权人利益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协助的措施规则 |
| 一、协助措施的启动 |
| 二、协助措施的范围 |
| 三、协助措施的方式 |
| 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平行规则的建构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平行规则建构的必要性 |
| 一、建立境内与境外破产程序的合作机制 |
| 二、增加保护我国债权人利益的制度空间 |
| 三、满足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程序协调的需要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破产主从程序平行规则的主要内容 |
| 一、主从程序平行合作规则 |
| 二、主从程序虚拟合并规则 |
| 三、主从程序破产协议规则 |
| 四、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平行协调规则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跨境破产案件的指导意见 (立法建议稿)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第一章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概念界定 |
| 1.1 公共卫生 |
| 1.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 1.3 应急管理体系 |
| 1.3.1 应急管理的内涵 |
| 1.3.2 应急管理体系 |
| 第二章 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概观 |
| 2.1 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
| 2.1.1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
| 2.1.2 改革开放初期至2003 年非典事件 |
| 2.1.3 抗击非典以来“一案三制”体系的建立 |
| 2.2 韩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
| 第三章 中韩新冠疫情应对案例分析 |
| 3.1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过程 |
| 3.2 韩国应对新冠疫情过程 |
| 3.3 中韩应对疫情合作机制 |
| 第四章 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比较 |
| 4.1 相同点 |
| 4.1.1 指挥体系:集中统一 高效权威 |
| 4.1.2 社会参与:公开透明 广泛动员 |
| 4.1.3 科技支撑:服务实际 快速攻关 |
| 4.2 相异点 |
| 4.2.1 信息公开与舆情应对 |
| 4.2.2 疫情防控:“封城”VS不“封城” |
| 4.2.3 应急管理法制建设 |
| 4.3 对我国的启示 |
| 4.3.1 提高科学防控意识能力 |
| 4.3.2 强化应急管理法制保障 |
| 4.3.4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6）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7）中韩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政府开放数据研究 |
| 1.2.2 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区别 |
| 2.1.2 政府数据开放 |
| 2.1.3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开放政府理论 |
| 2.2.2 数据资产理论 |
| 2.2.3 数据权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比较分析 |
| 3.1 中韩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简介 |
| 3.1.1 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平台上线情况 |
| 3.1.2 韩国广域自治团体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情况 |
| 3.2 比较内容的确定 |
| 3.3 数据资源建设概况 |
| 3.3.1 数据量 |
| 3.3.2 数据格式 |
| 3.3.3 数据时效性 |
| 3.3.4 数据资源建设比较分析 |
| 3.4 数据组织 |
| 3.4.1 数据分类 |
| 3.4.2 数据描述 |
| 3.4.3 数据检索 |
| 3.4.4 数据组织比较分析 |
| 3.5 数据服务 |
| 3.5.1 数据利用 |
| 3.5.2 数据集可视化服务 |
| 3.5.3 信息交互功能 |
| 3.5.4 数据服务比较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 4.1 中韩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存在的问题 |
| 4.1.1 中韩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平台共同存在的问题 |
| 4.1.2 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存在的问题 |
| 4.1.3 韩国广域自治团体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存在的问题 |
| 4.2 对建设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议 |
| 4.2.1 加强数据资源建设 |
| 4.2.2 规范数据组织和描述方式 |
| 4.2.3 完善数据服务功能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中日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及对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学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创新 |
| (二) 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人口老龄化概念与理论 |
| 一、人口老龄化概念明晰 |
| (一) 人口老龄化的介绍 |
| (二) 人口老龄化的分类与标准采用 |
| (三) 人口老龄化的部分概念解释 |
| 二、相关理论 |
| (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二) 生命周期理论 |
| (三) 人口红利理论 |
| (四) 理论运用 |
| 第二章 中日老龄化综合比较 |
| 一、中日老龄化演变比较 |
| (一) 日本老龄化演变 |
| (二) 中国老龄化演变 |
| (三) 综合分析 |
| 二、中日老龄化现状比较 |
| (一) 日本老龄化现状 |
| (二) 中国老龄化现状 |
| (三) 综合分析 |
| 三、中日老龄化发展趋势比较 |
| (一) 日本老龄化发展趋势 |
| (二) 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 |
| (三) 综合分析 |
| 四、中日老龄化原因 |
| (一) 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
| (二) 出生率与死亡率双低 |
| 五、较日本中国老龄化的特点 |
| (一) 老龄人口总数多 |
| (二) 地域差别大 |
| (三) 城乡倒置 |
| (四) 未富先老 |
| (五) 前期缓慢后期迅速 |
| 第三章 中日老龄化对经济影响比较 |
| 一、中日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
| (一) 老龄化对劳动人口数量的影响 |
| (二) 老龄化对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
| (三) 老龄化对劳动人口就业的影响 |
| (四) 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
| (五) 综合分析 |
| 二、中日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 |
| (一) 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 |
| (二) 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 |
| (三) 老龄化对储蓄动机的影响 |
| (四) 综合分析 |
| 三、中日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
| (一) 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
| (二) 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
| (三) 综合分析 |
| 四、中日老龄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一) 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 |
| (二) 老龄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三) 老龄化对国家研发资金的影响 |
| (四) 综合分析 |
| 第四章 中日应对老龄化政策比较 |
| 一、政策框架比较 |
| (一) 法律基础 |
| (二) 行政基础 |
| (三) 行政纲要 |
| (四) 综合分析 |
| 二、就业与劳动力供给政策 |
| (一) 日本应对政策 |
| (二) 中国应对政策 |
| (三) 综合分析 |
| 三、储蓄政策 |
| (一) 日本应对政策 |
| (二) 中国应对政策 |
| (三) 综合分析 |
| 四、消费政策 |
| (一) 日本应对政策 |
| (二) 中国应对政策 |
| (三) 综合分析 |
| 五、技术进步政策 |
| (一) 日本应对政策 |
| (二) 中国应对政策 |
| (三) 综合分析 |
| 第五章 政策建议 |
| 一、完善顶层设计 |
| (一) 完善涉老法律 |
| (二) 健全老龄工作体制机制 |
| (三) 制定核心纲要 |
| 二、应对劳动力衰减和提升劳动力质量 |
| (一) 推动老龄人口再就业 |
| (二) 加强教育与技能培训 |
| (三) 改革户籍制度 |
| (四) 鼓励生育 |
| 三、开发养老服务市场 |
| (一) 改革养老机构和支持社会资本 |
| (二) 探索养老模式和发展养老产业 |
| 四、强化企业创新主导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 (一) 强化企业创新主导 |
| (二)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 |
| 二、学术期刊 |
| 三、学位论文 |
| 致谢 |
（10）中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1.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国内外研究动态 |
| 3.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养老保险体系概念及类型 |
| 1.1 养老保险概念 |
| 1.2 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 |
| 1.3 养老保险分类 |
| 第二章 中韩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概况 |
| 2.1 韩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概况 |
| 2.1.1 韩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
| 2.1.2 韩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特点 |
| 2.2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概况 |
| 2.2.1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
| 2.2.2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特点 |
| 第三章 中韩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分析 |
| 3.1 中韩养老保险制度的共性 |
| 3.2 中韩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性 |
| 3.2.1 养老金的资金筹集 |
| 3.2.2 养老金的监督管理 |
| 3.2.3 养老金的投资运营 |
| 3.2.4 养老金的给付方式 |
| 3.3 中韩两国养老保险制度呈现差异之原因评析 |
| 第四章 韩国养老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
| 4.1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
| 4.1.1 养老保险制度立法滞后 |
| 4.1.2 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有限 |
| 4.1.3 养老保险制度管理分散,缺乏统一规划 |
| 4.1.4 企业年金与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滞后 |
| 4.2 韩国养老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
| 4.2.1 制度体系层面:建立法律法规与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
| 4.2.2 决策取向层面:提高统筹管理层次,促进多元化投资 |
| 4.2.3 社会文化层面:充分强调家庭养老保障的基础性功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德、韩两国对我国财政参与社保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研究[D]. 霍圣录.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3]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4]我国跨境破产规则的建构 ——以主从程序框架为基础的研究[D]. 雷雨清.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比较研究[D]. 张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02)
- [6]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7]中韩省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比较研究[D]. 卞悠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9]中日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及对策比较研究[D]. 王礼庭.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10]中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比较研究[D]. 喻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