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胡汉民访莫斯科期间，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此举似已逾越孙中山“联俄”既定方针，被党内人士批评甚至斥责“有罪”。当申请被莫斯科婉拒后，胡汉民开始“远俄”，甚至渐行渐远。本文试图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角度，梳理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来龙去脉，从中探究胡汉民的真实意图和目的，并对胡汉民遭拒后走上“拒俄”到“反俄”之路做一延伸评论。
[关键词] 胡汉民 国民党 莫斯科 共产国际
胡汉民为孙中山之股肱腹心，两度出任“代帅”，国民党粤系代表，与蒋介石、汪精卫并列为国民党三巨头，为中国近代史中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1925年9月，胡汉民赴莫斯科。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高层“第一次同世界革命的领袖们面对面的会晤”，①此行可视为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一重要事件。访苏俄期间，胡汉民急剧左转拥抱苏俄，其赞赏与追崇毫不逊色于中共，言论之激进达至一生之巅。期间，胡汉民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欲步中共后尘。孙中山当年与苏俄结盟时，未曾提出加入共产国际，且有意保持距离。胡汉民此举似已逾越孙中山“联俄”既定方针，被党内批评甚至斥责其“有罪”。当申请被斯大林婉拒后，胡汉民开始疏离苏俄，甚至渐行渐远，最后走上“反俄”之路。这与当年蒋介石、徐志摩等人访苏俄后从“亲俄”到“反俄”心路相似。这一历史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于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段史实，专题研究成果甚少，个别学者偶有提及，均定性为个人政治投机。②这不无道理，但胡汉民的动机似可再深究，因其不仅为个人更为身后的国民党计，向共产国际靠拢，实为争取国民党利益最大化。胡汉民的以利相交，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机会主义相互纠缠，从中或许看到双方的结盟，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式的实用主义策略。申请被拒后，胡汉民从“亲俄”转向“反俄”，此举非凭空转身，其脉络如何，值得疏理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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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角度，疏理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来龙去脉，从中探究他的真实意图和目的，以及此举是否违反国民党的“党纪”“党统”，并对胡汉民遭拒后走上“拒俄”到“反俄”之路做一延伸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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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加入共产国际
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以国民党“俄使”名义搭乘俄轮“蒙古”号赴苏俄，秘书朱和中和李文范、副官杜松、胡氏女儿木兰随行。胡汉民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及外交部部长诸要职。这是总理殁后国民党高层首次访问苏俄。其主要任务，按汪精卫发俄共（布）中央执委会函件的说法，胡汉民将和他们协商国民党的“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③其范围似无所不包。按胡汉民的说法，具体任务有二：“（一）在研究革命的方法；（二）更进一步使我们的革命与革命中心有密切的结合。”④前者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研拟国民党政纲，后者是申请加入共产国际。⑤
在世界革命理论的光谱中，无产阶级因其阶级先进性将取代国民党，这套阶级学说与胡汉民信奉的“三民五权”相抵牾。胡汉民极力对拉菲斯解释，“在中国，国民党的存在，目前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们还未能超出民族解放运动的范畴”。同时，“在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为数不多”。[88]国人甚至连无产阶级是什么也没搞清楚，“凡是没有钱用的，都自称是无产阶级”。[89]胡汉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未独立，取代国民党谈何容易？
作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致力于确保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导权。胡汉民形左实右，其“亲俄”非纯个人政治投机，更多的是为国民党计，即借他人一臂之力以达至其政治目的，藉此提高国民党的政治地位以确保党在统一战线中的话事权。只不过他这种“挟洋自重”急于功成的策略未能成事。胡汉民的以利相交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机会主义相互纠缠，从中或许可以看到双方的联盟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式的实用主义策略。
与苏俄结盟后，国民党领袖们俨然认为国民党已是世界革命阵营的一分子。从组织上看，国民党率先成立工人部和农民部，发表全国第一次农民运动宣言，开办全国第一家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第一次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其治下的广东成为全国工农运动中心。故胡汉民对共产国际代表拉菲斯说道，广州工运是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党的基层群众是“农民和工人”，⑨“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⑩此言不虚，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农民占40%，工人占25%”。[11]胡汉民还在莫斯科《前进报》撰文：“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工人农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工人农人的解放”，[12]其革命宗旨与中国共产党的相向而行。个别共产党要人也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工人政党。[13]中国国民党即世界革命党之一份子，应与共产国际有更进一步的联合。
胡汉民的言论引起各方关注。时在莫斯科的邓演达后在国民党二大上作报告时说：“他每次发表文章，都有俄、德、法、英四国文字的转译……大多数都愿意把他的文章发表的。他们对于胡先生都十分注意，以为他是中国革命的一位领袖。”[14]在胡汉民看来，中国国民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从革命宗旨和组织形式来看，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乃水到渠成之事。
1925年12月7日，胡汉民首次对共产国际代表拉菲斯提出，国民党要争取加入共产国际，与莫斯科取得组织上的直接联系。拉菲斯答非所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共产国际应该持有完全相同的关系吗？”[15]中共二大已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是其治下的东方支部。在共产国际看来，这两者有区别。
1926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与胡汉民会晤，再次涉及这一话题。季诺维也夫对胡汉民说道：
国民党的组织还不够坚强，没有足够时间从事改组。对国民党的党员来说，领导不同的群众运动是很困难的。如果在领导这些不同的运动时能够吸收一些运动的重要因素，也许会事半功倍。……国民党必须与全世界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我想，现在时机已到，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国民党是否应该与共产国际联合起来，是否应该建立实质关系。[16]
本报讯(记者 王蔚)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新修订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如何拼写汉语的人名地名，如何拼写汉语的数词、量词、连接词、形容词等，都有了“法定”规范。
为了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中国而奋斗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以后就决定，以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的民族进行此一斗争为基本政策。国民党努力实现三十多年来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是，完成从民族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鉴于此一认识，国民党认为，加入共产国际的行列是必要的。
（斯大林）带着严重的神气对我说：“你这一个主张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国民党的右派是否同意你这一个主张呢？如果不同意，那你这个主张根本还没有得到国民党本身的同意。况且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都注意中国问题，你们把中国问题公开放在第三国际里面，恐怕弄巧成拙，事情反而弄不好了”。[28]
报告内容完全依从共产国际的行文风格，但胡汉民未料此举引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冲突。列宁殁后，莫斯科高层权力斗争加剧，以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干部派”与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存在分歧。表面上负责指导中国革命事务的是共产国际，但发给驻华代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的意见和指示绝大多数出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斯大林为主）。[19]而且斯大林的指令，有时是与托洛茨基争吵的结果，或是因局势所需的权宜之计。这引起共产国际尤其是季诺维也夫的不满，建议把中国问题纳入共产国际。
2月17日，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开幕前，出席这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中央代表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出席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曼努尔斯基等，会议日程的第五点是：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果不其然，斯大林当场反对：其一，不符合《共产国际章程》；其二，从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来看不妥。[20]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应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且国民党非冠名“共产党”。章程还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遴选不属于共产国际但同情和靠拢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政党的仅享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21]但是，章程也非唯一根据，否则后来不会出现季诺维也夫提议，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共产党代表附议一说，而斯大林也非完全反对，只说是时间问题。根据列宁遗教，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多阶级的民主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并由国民党主导，国民党要改组成“工农政党”，并成为莫斯科在华的主要盟友。[22]也就是说，国民党并非不能加入共产国际，但须是“工农政党”，而国民党仍号称为多阶级联盟政党。
再看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主要有三：第一，与北京政府建交；第二，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三，寻求资产阶级民主派盟友。其既与北京建交又与反北京的南方政府结盟，再推进国共合作，之间关系复杂微妙。1925年年底，亲苏俄的冯玉祥失利京畿，胜者奉系力主反苏俄，苏俄对华政策连番受挫。加上英、法、德等七国签订将苏俄排除在外的《洛迦诺公约》，西方国家与苏俄关系更趋紧张。局势动荡中，斯大林的中国策略由进攻转为防守，“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23]以稳定南方局势，保住苏俄在华既得成果。正处节点上，斯大林不希望被对手插足中国事务，以最终影响其继承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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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之争的结点已底定。如前文所述，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联共（布）中央代表在1926年2月17日召开过办公会议，会议决议：第一，接纳国民党为“同情党”；第二，这一问题交由政治局讨论。[24]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与会者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32人。有关胡汉民的申请问题，会议的决议是：“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在一次有安排私人协商的场合，说服国民党代表：在考虑到广东政府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前景的情况下，不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25]2月19日，政治局即“安排私人协商”，由斯大林亲自出面。
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最时髦的主义，它与欧洲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相呼应，一时成为国内青年追逐的潮流。孙中山为争取“五四”新青年，常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57]孙中山“联俄”后，三民主义被注入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解释，苏俄与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言辞，更是如影随行般地在国民党阵营中流行。胡汉民在莫斯科高谈阔论时，蒋介石也在广东宣传，“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我们为三民主义、也为共产主义而献身”。[58]汪精卫甚至提出“共产派和非共产派”已是“凝聚成一块”共生死。[59]连挑战共产国际理论的戴季陶也不否认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目的相同。[60]
应该说，联共（布）中央很重视并谨慎地处理胡汉民的申请。从2月13日胡汉民正式提出申请，17日办公会议决定将该申请交政治局讨论，18日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到19日由斯大林亲自出面约谈胡汉民，前后仅一周。在莫斯科眼里，胡汉民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可通过胡汉民对广州国民政府施加影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就对斯大林建议：胡汉民不久将返回广东，他在莫斯科所获得的政治经验及指导，对他将来的政治会有高度的影响。[26]当时在莫斯科的蔡和森也向共产国际转告中共中央意见：胡汉民回国会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极大作用。[27]
据胡汉民回忆，斯大林是带着打消其念头的意图而来：
胡汉民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并根据党的授权，向共产国际提出将国民党纳入共产国际的行列。[18]
斯大林提到两个问题，第一，申请是否经过“党授权”？第二，将中国问题放至共产国际公开化不妥。关于“党授权”问题，胡汉民的解释是“根据党的授权”，但是否如此，无从查起。访问莫斯科期间，胡汉民与汪精卫的五次通信，与广州国民政府的来往函件和电报，均未提及申请一事。汪精卫之前发给俄共（布）函件中，也只笼统说胡汉民将和他们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在胡汉民看来，申请当属“一切重要问题”之内。此外，胡汉民也的确当面征求过汪精卫、鲍罗廷的意见。胡汉民说道，“提议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我曾将此事告诉过汪精卫，又问过鲍罗廷可以不可以进行，鲍罗廷还是说‘这件事是可以进行的’”。鲍罗廷从不轻言否定国民党内部事务，汪精卫对鲍罗廷则言听计从。汪精卫、鲍罗廷不反对，这在胡汉民看来属“授权”。
当时的国民党的政党体制尚未完备，组织松弛，个人权限模糊。胡汉民离穗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相当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代理主席，为权力中枢，可代表中央表态。只是胡汉民说“党的授权”是口头允准而无正式文本。故胡汉民也承认斯大林说的未经党内决议，“不过，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如果要联合，那我们只有直接参加第三国际”。胡汉民仍在努力争取。
至于第二个问题，胡汉民答道：“我们公开加入了第三国际，世界帝国主义便要忌嫉我们，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假使我们的联络是真的，要么就是他们忌嫉我们，我们有什么惧怕呢？况且我们在暗中联络，他们也是一样忌嫉我们，或者他们的疑忌还会因不明真相而更甚呢！”但是，斯大林还是坚持：“你这个主张在党部还没有决议案，非得审慎不可。”布尔什维克纪律严明，胡汉民无法理直气壮。斯大林劝道：“要晓得凡事不能过于求速，……今回你所提的案子，我想请你保留半年！”
胡汉民看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意见相左，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一个喜欢，一个生气，都是想拿中国问题作为政争的工具。史达林（斯大林——引者注）用暗昧处理中国问题固然不对，而季诺维也夫想把中国问题公开放在第三国际，也未始不是出于利用投机的心理”。“我何苦做他们的斗争工具呢？所以我仔细想了一想，这个提案是保留半年也未尝不可”。于是胡汉民说道：“决议的权还是在第三国际，我是没有权的。”这次“约谈”近6个小时，“史达林几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对这个问题”。[29]
权力寻租理论，曾经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经济学上的概念。它是指掌握一定权力的人运用其手中的权力为资本，参与商品交换或市场竞争，来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权力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其自身并不会产生经济利益。在权力寻租的过程中，都是先有租金的诱惑，即丰厚的利润或者是较大的经济利益，然后再是掌权者将权力出租。根据权力寻租理论，掌权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往往会找机会将手中的权力出租出去，而那些拥有金钱而无权力的人则需要用金钱来租取一定的权力。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利益，是导致权力腐败的原动力。在市场经济在商业活动中，当出现法律不健全，权力制约机制薄弱的情况，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商业贿赂。
斯大林一面劝说胡汉民，一面示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鲁易（又译罗易）出面阻止。结果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审查时，鲁易以中国共产党反对为由搁置申请，国民党仅被接纳为“同情政党”。胡汉民退而求之提出“为与第三国际联络可派出代表交换意见”，斯大林安抚胡汉民，“相信中央委员会的回答将是肯定的”。[30]结果直到回国，胡汉民也未获答复。
2月25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正式函告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关于莫斯科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的决定：“共产国际珍视国民党是它在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直接盟友。从这个观点来看，国民党在形式上加盟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友党，应无异议。”[31]
国民党不仅没有成为共产国际成员，还被要求保持距离，俄国人嘱胡汉民，“在纲领中不能谈及共产国际”。[32]张朋园就此认为，“或许列宁等人认为国民党的包袱太重，必须先消除其传统重负，转换基本信条之后，才能接纳为共产国际之一员”。[33]唐德刚也断定，“国民党在完全转变为共产党之前，共产第三国际不会批准它要求加入的申请”。[34]故国民党被俄国人说“时机未到”属意料之中。
不到四个月，紫云生下了一个胖儿子，似乎不像早产儿。林志抱起儿子，笑得合不拢嘴，紫云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掉了。
3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答复胡汉民代表团，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时机尚未成熟，国民党加盟为共产国际“同情党”。胡汉民深感失落当即决定回国。3月12日，胡汉民一行离开莫斯科前一天，斯大林再次会晤胡汉民，称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尚待半年后，“展堂先生唯唯而已”。[35]最后，国民党既未以“同情党”名义加入共产国际，更未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二、加入共产国际之意图和目的
4月29日，胡汉民一行回到广州。
5月3日，胡汉民在国民党第138次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苏俄考察经过。但是，这份报告一直未查找到，“据胡木兰云：展堂先生曾有赴俄考察书面报告呈广州中央。惟迄未发现”。[36]幸好在联共（布）档案中，发现一份胡汉民“呈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标题是《胡汉民代表团关于第三国际问题的报告》（特别资料），估计是当年中共自广州发给莫斯科的，其中有涉及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内容：
胡汉民曾于1926年2月8日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西诺耶夫（季诺维也夫——引者注）晤谈有关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建立密切关系的问题，后者并面邀胡汉民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全会并提出报告。根据国民党的决议，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两份书面声明：一份是讲述国民党的历史及目前的革命斗争，另一份说明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提议。……三月八日，共产国际正式答复代表团说，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机尚未成熟。如国民党中央坚持原议，共产国际同意纳入六大议程讨论。……至于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原因，可以从代表团的两份声明及共产国际的答复，以及与诸多苏共同志的谈话中看出。因此附上谈话记录及各种资料，以供参考。[37]
胡汉民确实已就申请一事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做了详尽交代，但仍遭党内批评。时值舆论界有“赤化”与反“赤化”之争，苏俄因侵占蒙古等问题被知识界视为赤色“帝国主义”。党内“西山会议”反对势力正盛，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更是呼吁不要盲目追随苏俄，加上中共内部确有主张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溶”之。在这种情形下，胡汉民几成集矢之身，党内右翼甚至指责他出卖国民党“有罪”。那么，作为国民党元老派领袖的胡汉民，跑到莫斯科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用意和目的是什么，是“汪精卫式”的“向左”“再向左”，还是策略性权宜之计？此举有否违反“党纪”“党统”，其用意和目的是什么？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将超低压降有源整流与自适应P-SSHI结构相结合的高效压电能量俘获电路。其中,自适应P-SSHI结构采用零电流检测方法实现同步开关的精准闭合与断开,从而对L-C振荡时间进行自适应控制。在理论分析与电路仿真的基础上,搭建了完整的实验平台,验证了所提技术的可行性。
第一，其用意和目的，是否违反“党纪”？
先看胡汉民本人的解释：我如果“把国民党送给共产国际，那么我对总理是大逆，对国民党是大罪，而共产党的史达林、鲍罗廷等，有什么不愿意呢？……我所以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就是本着当时的组织民族国际的原意，使中国国民党独立自主”。[38]胡汉民之所以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由此肇启。
“民族国际，原是国父的主张。不过这件事是由展堂先生提出的”，[39]时间是1924年夏。在胡汉民看来，共产党有“谋全世界共产党联合的国际运动……那么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在图谋独立解放的共同利害的立场上也应该有国际的联合，这一种谋求民族解放的国际运动就叫做‘民族国际’”。胡汉民的“民族国际”与“共产国际”相对应，前者由孙中山的国民党领导，后者由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均为平起平坐的国际组织。胡汉民希望借此将国民党推向世界，他设想的第一步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直接联系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曾有中俄携手解放亚洲想法的孙中山表示赞同，并将提议告诉鲍罗廷。鲍罗廷当即表示“我很赞成，不过这个责任是由胡先生担任下来”。胡汉民也当仁不让地对鲍罗廷说，“第一步我们就要组织国际局，首先就是要和你们联络。你们把材料随时供给我们”。“鲍罗廷就当场说可以找人来帮我们，可是我等了多时，他始终没有给我回答”，[40]更不用说提供材料。
这个看似有国际视野计划的背后实为党派之争，其源头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建立国共统一战线是苏俄东方战略的一部分，故国共关系“实际上是国民党、共产党与苏俄的三方互动”。[41]莫斯科对国民党（盟友）及共产党（治下支部）发出的文件分两种，一是国共两党均适用，二是单独对其支部。这样一来，中共可看到全部文件，国民党则未必。如张继所言，中共是“俄国之子”，国民党只是“俄国之友”。国民党曾要求中共公开共产国际文件而未果，这就引起猜疑其采用“一分为二，拉此打彼”左右分化策略。孙中山质问共产党员为何要保守自己的秘密，甚至怀疑中共通过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42]
另一方面，共产党不仅积极发展党团组织，还不时批评国民党的主义和行动。这使得乾纲独断的孙中山不能容忍，“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43]由于跨党党员效忠本党中央，并保持组织独立，单一受命于共产国际，无论国共冲突多严重，不能解散其组织也不能开除其党员，这种“国际性”的优越感是国民党所没有的。面临两难境地，唯有另辟蹊径，这才有了胡汉民的“民族国际”和“国际联络委员会”构想，建立一个超越党派之争的国际组织，直接衔接共产国际。
1924年8月23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党内共产派问题之训令》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议案。前案对跨党秘密党团活动做出纪律约束，后案决定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系。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所有指示都通过该联络会传递，“在务期了知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之关系”。[44]时任会议主席的胡汉民说道：“只有本党直接与第三国际从联络方面来协商，庶彼此不致误会，无所容其秘密矣。”[45]
2.优秀戏曲艺术家。随着桂林戏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批为优秀的戏剧艺术家、演员及曲艺传承人，如桂剧艺术家秦彩霞、周小兰魁、罗桂霞、张树萍、曾定国、张浩和周子瑜等，彩调艺术家傅锦华、唐玉刚、秦兰香和林叶梅，文场代传承人何红玉、陈秀芬和李伟，渔鼓艺术家李蔚琛、秦小桔和彭承红等。
会上，孙中山问道：“诸位是否确有把握，在全会做出决议后，就不会再发生与共产派的摩擦和争论？”张继答道：“走着瞧。”[46]瞿秋白不以为然，“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47]果然，在鲍罗廷的拖延及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下，“国际联络委员会”胎死腹中，“第三国际里面的一切情形我们都要晓得”的胡氏计划落空。
“我要到俄国去的时候，对于这件事还是始终不忘情的”。胡汉民利用“第一次同世界革命的领袖们面对面的会晤”机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第三国际里面的一切情形我们都要晓得，一切事情都要国民党自己负责，这完全是为国民党自身打算”。胡汉民解释道：“我向总理提出组织民族国际的主张是要我们国民党自己来领导国际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到俄国提议中国国民党直接参加第三国际，就是要我们国民党自动的加入第三国际，自己便有自己的地位。……民族国际的主张和加入第三国际的主张是前后一贯的，精神统一的。”[48]
在胡汉民看来，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不仅能改善与苏俄的关系，还可了解和掌握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通联，从源头遏制日趋激烈的党争，胡汉民称之为“釜底抽薪的绝招”。[49]国民党直接与莫斯科建立组织关系，确保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导地位，于己于党均有利，这就是胡汉民的申请动机。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中共党员谭平山一眼看穿：胡汉民代表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动机不纯，一是为了提高他在国民党的威信，二是为了削弱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50]
由此看来，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是沿用孙中山外交政策的一个举措，非胡汉民擅自行事。1926年9月，蒋介石也通过邵力子出访苏俄再次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终未遂。蒋介石比胡汉民更直白，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51]再往前追溯，1905年孙中山也曾申请同盟会加入第二国际而不获允。
综上所述，胡汉民此举并不违纪。
第二，从思想和组织来看，是否违反“党统”？
在莫斯科，为争取共产国际支持，胡汉民将三民主义置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脉络中广为宣讲，以营造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同路人”的形象。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胡汉民此举有否违反“党统”？
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作为矿井辅助运输选型首先运输车，与传统的辅助运输(依靠轨道运输的方法)相比，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的优势明显，例如防爆的可靠性，运输效率高，机动性强，牵引力更为优秀，且更为安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很多的煤矿企业仍然采用的是传统柴油车，甚至是非防爆柴油皮卡车，只有少数的国有煤矿企业采用了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上述两种传统胶轮车很大的缺陷在于容易造成安全事故，本文将深入探究胶轮车的安全检验以及胶轮车安全性能的现场检测方法，以避免安全运输事故发生。
从思想上看，无论是与共产国际代表拉菲斯三次长谈，还是刊发文章和演讲，胡汉民都理直气壮地将三民主义“左”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与共产主义并列。胡汉民对拉菲斯说道：“国民党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并不局限于民权主义。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接近共产国际的政党”。其言论之“左”，就连拉菲斯亦为之惊愕，提醒不要“吓跑小资产阶级”。[52]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宣称：“我们伟大领袖孙中山的学说，基本上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一致的。……我们的这些口号是同共产国际的政策相一致的。”[53]这几乎将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画上等号。胡汉民在莫斯科言论之“左”，远超出其一贯主张。
由于三民主义外延宽泛，党内经常出现此说与彼说混淆的现象。如《孙越宣言》中声明中国并无实行共产主义的可能，但孙中山本人又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体，“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54]还常把“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挂在口上。[55]鲍罗廷也乐得附和，“我们已经实现了你们三民主义当中的两项……至于第三项原则——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已经创造出了有可能使之实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56]白崇禧追问鲍罗廷关于孙文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异同，鲍罗廷含糊其辞地说孙文思想与列宁思想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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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学说。前者主张“公有制”，“收归国有”，开展土地革命；后者提倡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此“共产”非彼“共产”，这正是莫斯科最不满意之处。蔡和森说过，“中山主义和共产主义显然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标帜”。[61]至于“对于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两种政治学说中根本无法协调的个人权利问题，孙文并没有答案”，[62]但不妨碍追随者们照搬。
由此，胡汉民的莫斯科言论实与他的同事一样，仍属三民主义范畴，只不过披上一层共产国际的革命话语，加上胡汉民赴苏俄本身带有履行国民党开展国际宣传和建立国际联络的使命，其言论左转不足为奇。
再从组织上看，国民党“师俄”的要点在于“组织”，即效法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国民党的《党章》是以俄共（布）的章程为蓝本，蒋介石声称，“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63]国民党中央的组织机构包括宣传、农民、工人、商人、海外、妇女、青年等八个“极为卓著和重要的”的新组织，基本是在胡汉民主导下模仿苏俄而建，它使得国民党面貌焕然一新。[64]胡汉民对拉菲斯说，我们“从工人、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学生中选出代表，由他们掌握最高权力。这种组织形式与苏维埃极为相似”。[65]当时阶级概念并不严谨，国民党就有认为“本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66]共产党也有人提出国民党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应该加入共产国际。[67]
虽然孙中山反对“无产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但“一致实行中央集权制”，“服从中央领导，中央有绝对的权威”，“争取农工一致的革命行动”等共产国际条例均被国民党接受和遵从。[68]蒋介石就声称，“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69]言论中无不流露出对“国际性”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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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接受苏俄的革命方法，包括革命手段和革命途径。国民党的共识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没有“俄援”革命事业不能成功。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国民党是世界革命阵营的一分子。在此背景下，胡汉民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并不突兀，其性质未溢出“党统”范畴，仍是孙中山“联俄”方针的延续。
先有所凭藉，才能有所作为。“俄援”使得国民党组建了一支革命武装，加以在组织、宣传及社会动员等方面的强化，国民党脱胎换骨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没有“俄援”，国民党的统一事业不仅事倍功半，甚至功亏一篑。胡汉民对此非常清楚。在“联俄”既定方针下，胡汉民左转举动，不仅契合世界革命大本营的气氛，也符合“挟洋自重”的社会情势，胡汉民更可借着与莫斯科交好的姿态，在日趋激烈的党争中“占据要路津”。
三、与共产国际渐行渐远
但是，符合社会情势并非符合国民党的根本。“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两者从无机会混合成一体。……孙博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会经由‘赤化’的方法来改造中国。”[70]胡汉民亦莫不如此。胡汉民向莫斯科靠拢，是以利相交的谋略非主义认同，是步孙中山“吾等不过借力苏俄”策略之后尘。[71]申请失败，意味着借力于“老大哥”的努力受挫，“釜底抽薪的绝招”顿成泡影。胡汉民发现苏俄真正支持的是中共，失望返国时又在海参崴受阻，差点被扣留在莫斯科，加上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苏俄顾问势力受遏制。内外因素交集下，胡汉民对莫斯科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胡汉民答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依我意见，国民党就其本质的努力而言，国民党应该转变成为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我很高兴能对你的建议表示赞同。”[17]胡汉民认为这是共产国际的公开邀请。5天后，胡汉民正式致函共产国际：
胡汉民在国民党第138次中央政治会议报告考察苏俄的经过，以及在各种会议报告访苏俄的结果，语气已截然不同，“展堂先生向同志报告访俄结果云”：
我已考察出苏俄的真象了。第一，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机密，对付中国国民党的策略，是始终不给我们晓得的。……第二，苏俄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共产党专政；名为共产党专政，其实是干部派史达林个人专政；……他们公然以中国革命问题为内部党争的工具，争相利用为个人的势力。……他们还要说中国国民党不免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不能代表无产阶级。[72]
胡汉民所指“真象”主要有三点：第一，苏俄真正支持的是中共而非国民党；第二，中国问题成为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工具，苏俄搞斯大林个人专政；第三，国民党是过渡时期的政党并终将被中共取代。胡汉民在莫斯科遍访苏俄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如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齐切林等，对苏俄的认识比当年蒋介石的更深刻。这应是胡汉民回国后迅速从“联俄”走向“拒俄”甚至“反俄”的内在逻辑。以下逐一分析：
（一）苏俄真正支持的并非国民党
胡汉民赴莫斯科的目的是要推进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力争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经过多次谈话和参加各类会议活动，胡汉民发现对方真正信任和支持的是共产党。共产国际婉拒申请的主要理由是：中共已成为其治下支部，国共并非“持有完全相同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实际上是父子党”。[73]因此，“我在莫斯科诚心诚意的和他们交涉，他们却生怕透露了秘密，仍然和鲍罗廷一样见解。不特俄之联我，只视我为工具，不能相见以诚”。[74]与蒋介石的“俄党殊无诚信可言”的访俄印象相似。[75]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的表述中，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一直含糊不清，既说“国民党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中国解放运动的领导党”，[76]又说“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其领导核心”，更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已成为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争取国家独立和争取建立人民政权的倡导者和主要战士”。[77]凡此种种，都引起胡汉民的疑虑。
按鲍罗廷说法，莫斯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革命，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78]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这本是事实。但是，在胡汉民看来，俄国人之所以援助国民党，如同日本帮助张作霖，目的在于操控，其策略有三：第一，密切联络国民党，推进“反帝”世界革命；第二，通过中共党员的加入影响国民党政策，最终取代国民党；第三，使国民党注重工农运动，使跨党成员利用工农运动得以扩展中共势力。[79]这与孙中山提出苏俄“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80]的说法相背离。
（二）中国革命问题成为其斗争工具，斯大林搞个人专政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国民党改组时起，中国问题就被纳入苏俄内部政治事务。1926年年初，联共（布）中央以托洛茨基、狄拉克、季诺维也夫等为首的“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干部派”斗争趋于尖锐化，国共问题更成为他们的争论点。“西山会议”事件后，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及鲍罗廷等对中国问题处置失当，提议将中国问题列入共产国际，而不应由斯大林个人操纵，甚至要求斯大林辞去总书记职务。狄拉克还私下拉拢胡汉民，言及斯大林对中国问题处理不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的矛盾公开化。季诺维也夫“拟将中国问题列入共产国际公开讨论，促展堂先生提议将中国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81]遭斯大林抵制。斯大林批评季诺维也夫的开幕词歪曲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反对季诺维也夫吸收“新反对派”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提议。[82]季诺维也夫很快转为下风，并失去执委会主席一职，由斯大林控制共产国际领导权。
胡汉民的申请因而受阻。“当时我这个提案，季诺维也夫已经完全赞成了，英、法、德的共产党也是赞成了；可是这个案子的审查是归于东方股，这自然落在史达林的圈套里了”。胡汉民认为，联共（布）实际操纵了共产国际，“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完全跟着该党少数人的指挥棒转”，尤其是跟着斯大林转。[83]
这给胡汉民留下深刻印象，“兄弟在俄国时，所得的最大反感、最不佩服他们的地方，就是托洛茨基和史达林等都把中国革命的问题当作他们自己的功绩；并且争着作为他们自己的势力。”[84]“我看了这种现象就很不高兴，以为拿别一民族革命的事情来作为自己权利之争，这就是最不革命。”[85]胡汉民对斯大林的独断专横尤其厌恶。斯大林对国民党有句名言，“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86]事实证明，“挤柠檬汁”策略并未成功。
胡汉民对苏俄的大沙文主义也不满，认为莫斯科对中国不怀好意，苏俄宣扬自己是世界共产党人的唯一祖国，“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成为“苏联利益”。此外，苏俄的土地政策，领导干部等级化、利益特殊化，也给胡汉民留下负面印象。
斯库特的邻居，慈爱友善的莫迪小姐也起到了引路人的角色。小说里描写莫迪小姐的笔墨不多，但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斯库特可以和邻居莫迪小姐愉快地聊天，成了忘年交，还可以享用她做的美味蛋糕。莫迪小姐，是独立女性的代表，她勇于向世俗偏见挑战。她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喜欢户外，大自然，喜欢伺候她的杜鹃花。她乐观、性格坚毅，漂亮的大洋房被火烧了，财产几乎毁于一旦，她知道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作为寡妇，没有再婚的打算，拒绝了斯库特叔叔的求婚，不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是有独立思想的女性，见解深刻。虽然阿迪克斯在汤姆案件上败诉，但在她看来已经迈出一小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三）国民党为过渡时期政党终将被取代
在莫斯科期间，胡汉民与多位苏俄领导人会谈，尤其与共产国际理论家拉菲斯多次长谈，对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根据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第一阶段是民族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任务完成后，共产党将发动一场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民党将从历史舞台退出。胡汉民说道：“莫斯科的策略是，在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利用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来完成‘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此后国民党寿终正寝，由中共取代担任‘节目主持人’”，国民党只是个“过路人”。胡汉民与拉菲斯“谈话之际，知其有意消灭国民党，且有吞并中国的野心”，[87]极感震惊。
㉚爱新觉罗·弘历:《花港观鱼》，齐耀珊重修、吴庆坻重纂:《民国杭州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册，第46页。
胡汉民一心要使国民党上位，未料遇到生存权问题。共产党因其组织的“国际性”和阶级的“先进性”而行将取代国民党。国民党将“寿终正寝”的刺激，促使胡汉民思想发生根本转变。莫斯科一行，是胡汉民从“联俄”走向“反俄”的转折点。
胡汉民回穗后，适逢“中山舰事件”，苏俄顾问势力受遏制，“胡派人物纷传胡汉民将再度出山，要造成胡蒋合作的局面”，[90]甚至要求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为可借势重返中枢，未料误判形势，拉蒋介石不成，反遭鲍罗廷打击。鲍罗廷以陈友仁取代胡汉民外长一职，加上蒋介石的冷遇，胡汉民左支右绌进退失据，只好于1926年5月11日携女匆匆离穗。5月15日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蒋介石、鲍罗廷联手主控广州，胡汉民被边缘化，从此，胡汉民对共产国际渐行渐远。
四、结语
综上所述，莫斯科一行，是胡汉民从“亲俄”到“反俄”的节点。胡汉民先是急剧左转拥抱苏俄，其言论之激进，达至一生之巅。在世界革命大本营的政坛漩涡中，胡汉民为争取国民党利益最大化，欲加入共产国际组织而不能，最终铩羽而归。
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开放时期，各实力派“挟洋自重”蔚然成风。如顾维钧所言，不同的军事和政治派系，有依附某一个外国势力来巩固支持其政治前程的普遍趋势。⑥蒋介石亦说道，并非军阀才联合外国人，革命军人也要联合外国人。⑦直系近英美，奉、皖系亲日，南党⑧“联俄”，东西南北中各派系拼成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版图。孙中山认为获得“俄援”，国民党才能统一全国。胡汉民自恃“总理遗愿”继承者，惟有继续与苏俄交好，国民党才能完成建国任务。这也是孙中山之后广州国民政府的既定外交政策。同时，这次胡汉民是因党争被贬而外派莫斯科，若要东山再起就要有所凭藉，他要力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增加个人政治资本。
在俄国人面前，胡汉民改变的只是政治态度，政治属性未变，追求三民主义信仰未变。“共产党党纲全部是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政纲则全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的，全民专政的”，[91]两者不一样。这是胡汉民回国后说的一番话。“他既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分歧而影响其寻求援助的政治决策，也不因政治决策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自己的信仰。”[92]这是桑兵评价孙中山的话，同样适用于胡汉民。
胡汉民的转向，类似当年蒋介石、徐志摩等人访苏俄后的心迹。如果说蒋介石对苏俄反感主要是“库伦计划”落空而失望的话，那么，胡汉民的反感更多是出于对联共（布）理论和实践的警惕。只是蒋介石可以将“主义”与“事实”剥离，继续与皮包里有“粮草”的鲍罗廷合作；胡汉民则不同，胡汉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民革命，是孙中山为了创建统一的，有主权的中华民族国家而倡导的一场政治革命。国民党要完成这项革命，最为欠缺的是其“领导力”。作为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一直努力提高国民党“领导力”的心志终未竟。
注释：
①《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的贺词》，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8页，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②有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周聿娥、陈红民：《胡汉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肖杰：《蒋介石与胡汉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③《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8次会议记录及附件》（1925年9月15日），载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389页。
④《胡汉民告别苏俄工农》（1926年3月12日），载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⑤《拉斐斯与胡汉民的谈话记录》（1925年11月12日、12月7日及12日，莫斯科），载[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2页。
⑥《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7页。
⑦蒋介石：《革命军人与军阀》，载文砥（编撰）：《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册，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63页。
⑧当时媒体和知识界把南方的国民党称为“南党”或“民党”。
⑨《胡汉民在莫斯科的工作计划》，载[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11页。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11]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12]胡汉民：《二七纪念》，载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第117页。
[13]毛泽东曾断言国民党是革命的工人政党，见[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14]邓演达向二全大会报告：《在莫斯科晤胡经过》速记录原稿（1926年1月17日），转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358页。
[15]《拉斐斯与胡汉民的谈话记录》（1925年11月12日、12月7日及12日，莫斯科），载[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25页。
[16]《胡汉民代表团有关共产国际问题的报告》，特别资料：《与共产国际主席西诺耶夫的谈话》（1926年2月8日，莫斯科），转引自[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密档》（1926），第40—41页。
[17]同上。
[18]《胡汉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信的内容概要》（1926年2月13日，莫斯科），载[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44—45页。
[19]姚金果、苏杭、杨允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20][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56页。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151页。
[22][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214—215页。
[23]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慧（编）：《斯大林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321页。
[24]《共产国际主席团苏共（布）代表团办公室会议记录第1号》（1926年2月17日），载[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6），第46页。联共（布）在海外通常译为苏共（布）。
[25]《苏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第11号》（1926年2月18日），载[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46页。
[26]《契切林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志的信》（1926年1月25日），载[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6），第43—44页。
[27][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3页。
[28]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载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第280页。
[29]均见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载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第279、280—281页。
[30]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1—392页。
[3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26年2月25日，莫斯科），载[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48—49页。
[32][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33页。
[33]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63页。
[34]唐德刚：《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13页。
[35]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3页。
[36]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页，注14。
[37]《胡汉民代表团关于第三国际问题的报告》（特别资料），载[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50—51页。原件无日期，但有“F.P.Lui，二六、七、二〇”字样，应是中共当年自广州发给莫斯科的报告。
[38]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载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第282页。
[39]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6页。
[40]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载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第278—279页。
[41]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42]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第188页。
[43]李玉贞（主编）、杜魏华（副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和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44]《关于党内共产派问题之训令》，载黄彦（主编）：《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
[45]《中全会记录》（1924年8月21日），转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8页。
[46]《孙中山在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1924年8月30日），载[德]郭恒钰、M.L.基塔连科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0—1925）》第1卷，李玉贞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31—433页，转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302页。
[4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48]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载陈红民、方勇（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第279—280、282页。
[49][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56页。
[5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2页。
[51]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4—185页。
[52][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24、33页。
[5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载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第58—59页。
[54]《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0页。
[55]《冯自由致孙中山函稿》，载陈旭麓、郝盛潮、耿雄（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页。
[56][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57]王奇生：《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58]蒋介石：《告同志书》，载文砥（编撰）：《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下册，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51—52页，转引自唐德刚：《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第221页。
[5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60]朱汇森（主编）：《戴传贤与现代中国》，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199页。
[61]和森：《何谓国民党左派？》，载《向导周报》第133期（1925年5月3日）。
[62]唐德刚：《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第205页。
[63]《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鲁祖塔克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莫斯科），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64]胡汉民：《党部在训练时期的责任》，载《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185—186页；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第109页。
[65][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35页。
[66]沙白：《呼喊的回声》，载《现代青年》第44期（1927年3月1日）。
[67][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55页。
[68]张朋园：《从民权到权威——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第63—64页。
[69]唐德刚：《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第221页。
[70]陈公博：《共产主义在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24年，转引自克思明：《早期国共关系新论——从联俄、联共到三大政策的辩证（修订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版，第408页。
[71][美]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高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页，注13。
[72]刘庐隐：《C、P、的反共和反共的C、P、》（1927年8月20日），载《中央半月刊》第5、6合刊，转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377页。
[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
[74]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页。
[75][日]《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2卷，《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7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7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138页。
[7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15页。
[79]蒋永敬：《鲍罗廷与中国国民党之改组》，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1年版，第68—69、71页。
[80]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版，第26页。
[8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68页。
[82]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慧（编）：《斯大林年谱》，第330—331页。
[83]胡汉民：《革命与反革命最显著的一幕》，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版，第396页。
[84]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4册，香港：大东亚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976页。
[85]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68—369页。
[86]《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的讲演》（1927年4月6），载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87][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29、55页。
[88][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六）》，第20—21、25页。
[89]健行：《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载《现代青年》第3期（1926年12月29日）。
[9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09、112页。
[9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62页。
[92]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页。
李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LiYang，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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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皮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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