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有着广博的国际视野。从理论维度而言，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原创性、时代性理论，以史为鉴廓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纠偏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对立论，为工业化进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从实践维度而言，西方大国推行生态帝国主义，并以“过来人”经历审视中国发展，我们以战略“定力”激发实践“活力”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让世界感知中国方案。从价值维度而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内含着“人与自然共同命运”是价值主体的新认识，是对西方主客二分价值论的全面超越；将保障和改善生态民生作为价值目标，让“两个和解”有了更现实、具体、直观的支点。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立足当下，放眼长远，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聚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不是偏爱其世界意义而弱化其国内意义，而是因为其国内意义已被充分论证、认同，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无需赘述。本文旨在弥补理论界已有研究尚存在的薄弱环节，为全面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尽微薄之力。
一、理论维度：以史为鉴，原创性理论擘画世界文明新样态
1.原创性、时代性理论，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新思路
习近平曾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1]。
“原创性”，不难理解，但仍需加以说明。据考证，“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1984年在前苏联率先使用‘生态文明’这个词。”[2]1987年，叶先生又在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上，呼吁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3]。此后，学术界围绕着生态文明展开了系列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中国学人以敏锐的观察与分析能力，将文明之光引入生态环境领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见，认为生态文明思想是西方学者反思生态危机的理论成果是误解误读，吹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驱是典型的西化、异化表现。
那是一块巨大的青石，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反正表面已经很光滑。粒粒在包包里翻出眉毛夹，用力在青石上刻上两个字：程颐。然后做贼一样，站起身，逃也似的跑开了。
“时代性”，则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是其时代背景。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其历史方位。“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习近平切准国内外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脉搏，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强烈期待，勇于面对问题，勤于分析问题，精于解决问题，挑起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重任。
乡土正义的语境复杂性在于，不同正义体系之间的交织、割据与共生，纠纷主体纠缠于不同正义体系之中。当日常生活利益遭遇侵犯，村民难以通过国家制度法规来主张正义[12]。或许，这种张力并非源于结构性的规则—价值体系竞争，亦非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系统张力”[13]；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控制机制层面上的缘由。就此而言，身处纠纷解决场域之中的行动主体，理应获得更多的理论关注。
从战略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色，也是生态文明建设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从战略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内国际相协同的组合拳。也就是说，我国参与、引导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国家战略决策。
2.以史为鉴廓清模糊认识，明晰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等文明形态的关系
人类文明源远流长，习近平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到了生态环境在文明发展中的历史底色。他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6]6国家兴衰，文明转换均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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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尽量规避责任的同时，却总以“过来人”的经历审视中国的发展。他们固守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定会步其后尘走上侵略扩张的新殖民主义道路，于是竭尽全力遏制我国和平崛起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一方面，采用非公平的方式“直接”打压中国。如美国实施贸易霸凌主义，极力阻止中国产业升级以确保其高科技的领先地位。站在生态环境的角度来分析这场贸易霸凌主义，美国是担心中国的崛起撼动其高科技优势，撼动其早已构建起来的资源输入环境成本输出的霸权体系。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提醒”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谨防中国债务陷阱、资源掠夺，兜售中国威胁论，诋毁中国形象。其实，所谓“友情提醒”只不过是蒙骗他国围堵中国，将国际社会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伎俩。
其二，生态文明不等于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到底会以一种什么样态呈现可谓见仁见智，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是人们对其寄予的厚望。但不容忽视的是，后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均着眼于物质资料的获取方式而非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凭借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后工业文明或许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解，但要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需要多方行动形成合力，生态文明不可能仅依靠技术进步在后工业文明中得到实现。坐等后工业文明以实现生态文明是痴人说梦！因为等不起！甚至等不来！
其一，生态文明不等于反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一方面，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工业文明确实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痕”越来越深。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定工业文明创造的财富为人类前行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生态文明既需要自然生态环境良好，也需要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反对工业化，放弃工业文明而退守农业文明，即使能规避大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让全球70多亿人退守农耕生活，意味着人与自然不是“共生”，而是“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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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化进程可并行不悖。工业化本身并无过错，但人类肆意征服、控制自然的价值理念借助于工业化大生产，其对自然的破坏力呈几何级数上升。放弃工业文明框架下自然资源无限、无价的价值观，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生产观，享乐纵欲、物质至上的消费观，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秉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恪守绿色发展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化进程方能并行不悖，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好蓝图方能变为现实。
二、实践维度：战略“定力”激发实践“活力”，让世界感知中国方案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尽管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困难重重，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生态诘难更是甚嚣尘上。我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之下，我国自觉置身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场域，敢于担当，干出实效，展现实绩，能有效回击西方的生态诘难，让国际社会在触摸实践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中感知中国方案。
1.西方大国推行生态帝国主义，并以“过来人”经历审视中国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环境污染的痛楚之后，逐渐重视国内生态环境治理，但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难题，一些西方国家固守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只关注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忽视甚至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权益，采取生态环境成本转稼是其惯用的手段。福斯特曾指出:“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每年所欠的生态债务，即便不考虑累积影响，最少也达到南方国家所‘欠’北方国家金融债务的三倍。”[8]相对于经济剥削、政治干涉、军事侵略而言，生态帝国主义隐藏更深，但影响更持久。
弄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明辨价值主体的前提。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新范畴。他在2013年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5]109表面而言，这是一种自然共同体，但由于有了“人的命脉在田”的中介，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同共同体”。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7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草”的并入让“生命共同体”内涵更丰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5]40“生命共同体”实现了形而上的飞跃，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范畴。
当全球性的生态灾难频发威胁人类的生存安全时，某些西方大国仍想方设法以责任最小化争得利益最大化。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例，美国为一己之私，就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对内颁布了大量“灰色型”气候立法，对外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提供30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建设”的承诺。特朗普政府还竭尽所能影响甚至干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国际多边机制特别是在G7和G20机制内，以各种理由阻挠达成涉气候议题的共识。美国的系列行动消极示范效应十分明显，如俄罗斯、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纷纷以美国为“样本”，尽量规避责任；巴西则撤回承办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申请。本该携手合作的全球气候治理，却被一些国家变成了向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的筹码。
理解习近平的上述论述，要弄清楚生态文明的出场语境。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不少学者对习近平的上述论述作出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历时性解读，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笔者对此并不认同！而是更倾向于从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的角度加以理解。一方面，在时间顺序上生态文明比工业文明出现要晚，具有历时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时期生态环境相对良好，但人类臣服于自然的发展状态不是生态文明的应有表征；另一方面，只要我们汲取教训对工业文明进行变革与提升，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可以并存，具有共时性。我们来看习近平的原话，“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很显然，“一定阶段”不同于“之前”，也不等同于“之后”。从历史的角度而言，生态文明没有在工业文明之前产生，而从发展的角度而言，生态文明可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也可能要等工业文明之后才能出现，这主要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与利用自然的方式。
2.中国以战略“定力”激发实践“活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尽管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困难重重，环境政治博弈异常激烈，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积极参与、引导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9]
同时，我国以南南合作为重要领域，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通过建立国家级协调机制，采取财政支持、人力资源建设、知识分享等具体措施，整体谋划、重点推进、全面落实，尽最大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发展与环境保护两大难题。“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多为发展中国家，研究表明，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10个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就有6个，即缅甸、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越南和泰国。[14]这些国家普遍缺乏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与技术，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增长速度快。“一带一路”倡议厚植绿色发展理念，《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等相继出台。2013年至2018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在这一笔笔投资，一个个具体项目之中：肯尼亚蒙内铁路，能让长颈鹿“昂首通行”；巴基斯坦旁遮普太阳能电站，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6万吨；越南芹苴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成为湄公河三角洲的“绿色标杆”……我国以实际行动给相关国家带去绿色发展的希望与福祉。
现在，全新一代路虎揽胜极光如约而至，流畅的车顶线条依然动感十足，搭配路虎揽胜家族标志性的腰线，勾勒出符合家族进化节奏的轿跑式车身轮廓。新车采用了纤长的矩阵式LED大灯、贯穿式转向指示灯、隐藏式门把手等细节设计，全新轮眉更显张力，可搭配21英寸轮圈。在内饰设计方面，全新极光延续了星脉的时尚格调，科技感升级，并运用一系列创新环保面料。
从战略定位上，习近平充分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5]19，“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1]，“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12]。这表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国家发展、人类未来的旷世工程。战略部署上，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绿色”发展融入五大发展理念，将“美丽”作为现代化强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要素，“生命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协同推进，尽最大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洞悉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危害，明晰资本逐利本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深知局部的修补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唯有构建生态文明方能实现拯救自然的同时拯救人类自身。诚然，全球范围内生态文明的实现是远期愿景，但构建生态文明是即期责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5]5这种引领，将在接下来的论证中逐一澄明。
其二，实践上展现“活力”。西方用“斗争”法则以异样的眼光质疑中国的发展，我们以“和合”的理念让秉持正义的国家与人民回归理性。仅就应对气候变化而言，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明确表示：“《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我们不能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各方要共同推动协定实施。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13]这是庄严的承诺，掷地有声！到2017年底，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了46%，提前3年实现碳减排40%-45%的承诺。
其一，战略上彰显“定力”。“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0]习近平用战略眼光、战略思维思考生态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迄今只有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
总之，我国搭平台，增互信，促共识，求和谐，展实效，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赞誉。
三、价值维度：价值主体价值目标新认知，为人与自然和解提供现实支点
人与自然究竟谁为主体，这是理论界反复争论且尚无定论的问题。自20世纪中叶以来，因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围绕着价值主体而展开的论争更是异常激烈：或肯定人是价值主体，或叩问人是否是唯一价值主体，或质疑人能否成为价值主体，观点迥异，甚至针锋相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价值主体、价值目标新认识。
1.“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
现阶段，企业物流信息化程度不高，并未充分认识人力、财力和物力，各部门只是借助管理的经验和条框展开采购和运输等，从而导致信息缺乏准确性。
“生命”，既包括人类，也包括非人自然物。“共同体”则包括共生、共存、共荣关系。其一，“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6]11自然先于人类存在，人类脱胎于自然又用自身的活动改造自然，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也是人类进一步进化成长壮大的过程。其二，人与自然是一种共存关系。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之间一刻不停地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变换，而缺乏人类印迹的自然表面而言不会有任何损伤，但仔细探究整个自然史就会发现，自在自然并非自然万物理想的栖居之所，需要人类对其不断地进行改良与改造。其三，人与自然是一种共荣关系。如果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将善待人类。从动态走向和未来理想场景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相处、协同进化、同发展共繁荣的关系。当然，“荣”的反面即“损”，自然生态恶化必定殃及人类，人类损伤自然的同时也是损伤自身。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6]“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理念的深刻反思，能为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科学指导。
与模糊综合评判相比，层次分析法从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为的判断模糊性，当过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模糊性的因素出现时，就会使得层次分析法受到相应的影响[3]。
本研究表明，索拉非尼对于转移性肾癌患者是一种有效的治疗药物。虽然本研究中没有出现完全缓解病例，但肿瘤控制率和PFS均较好。对于低ECOG评分或预后较差患者而言，该治疗方案耐受性好，安全性亦可接受。尽管新型分子靶向药物如贝伐珠单抗、帕唑帕尼、依维莫司、阿昔替尼已逐渐应用于临床，但至少目前索拉非尼仍是不可替代的转移性肾癌治疗药物。肾癌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是依据预测因子(如HRSF、血压升高)或生物标志物(如血清VEGF水平)选择对索拉非尼有良好反应的患者进行精准医疗，或序贯使用针对VEGF主要信号通路和针对mTORC1、MET、IL-8次要信号通路的抑制剂或抗体药物进行联合治疗。
2.“人与自然的共同命运”：价值主体新认识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蕴含着对价值主体的新认知，即人或者自然都不能代替与代表对方，都不能作为唯一的价值主体，“人与自然的共同命运”才是真正的价值主体，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内含的价值主张，是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是对西方主客二分价值观的精准纠偏。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究竟谁为价值主体，“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唯一的主体，自然只是人类利用与改造的对象，是客体。“生态中心主义”则站在人类的对立面，坚持自然至上，否认人的主体地位而坚持自然主体的无可替代性。“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告诉我们，人是价值主体，但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人与自然的共同命运才是真正的价值主体。自然虽无主动的价值诉求，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其地位与价值。
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命运”价值主体的有效确认。习近平在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同时，强调“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从征服自然——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这是人类对自然地位与作用认识深化的过程。习近平深知，“生命共同体”的维护仅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以认为，在经历了高扬人类主体地位盲目征服自然的痛楚之后，现在最紧要最迫切的是树立对自然地位与作用的科学认知，摆正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正因为于此，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尊重自然。尊重自然，不仅仅是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的工具价值，还应从“生命共同体”的高度，以人所拥有的方式，体认自然的主体性，“赋予”自然以“人道主义”，从而履行尊重自然的义务，形成尊重自然的自觉[17]。尊重自然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是对“生命共同体”的确认，对自然地位与作用的确认。
3.保障和改善生态民生：价值目标更现实、具体、直观
实现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之一，习近平赋予这一终极价值目标更现实、更具体、更直观的内容——保障和改善生态民生。习近平反复强调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背离而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民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8]，“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5]107。生态环境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环境民生是民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当今全球各国生态环境没能得到根本改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对价值主体、价值目标缺乏正确的认识，重视物质民生忽视生态民生几乎是其中的通病。回应民声，改善民生，凝聚民心，将环境与民生相融，将保障和改善生态民生作为价值目标，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色之一，能为“两个和解”提供实践支点。
也许有人担心，保障和改善生态民生仍然是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为落脚点，是改头换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其实，这种担心可以理解，却实属多余！试想，如果只将人类看成价值主体而将自然认定为价值客体，就根本无从谈及“尊重自然”，缺乏对自然的尊重而只是工具理性地利用自然，理性往往容易失范，对自然的保护也就失职，自然终将走向人类的对立面，保障和改善生态民生也就落入空谈的窠臼。可见，将保障和改善生态民生作为价值目标，走出牺牲环境谋求发展的“物质民生”观，不是“矮化”而是“提升”了民生追求，不是“虚化”而是“实化”了自然的地位。
4.时空交融改善环境民生，为人与自然和解精准导航
民生之“生”，是“生存”，也是“生活”，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是“共生存与共生活”的统一。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会生活是人之为人的实现。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维持“生存”的前提，也是美好“生活”的要件。保护与改善环境民生非一朝一夕之举、一城一国之功。
一方面，保障与改善环境民生以“时间”为维度，让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修复——实现生态平衡，让民众安生——乐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层层递进，逐步实现。如果良好的生态环境缺席，即使每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全面满足，体力、智力、精神、个性等得到全面发展，也只能是生态环境制约下有限发展的个体。另一方面，“时间”维度的民生权益需要“空间”维度的实践予以支撑。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现实选择。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空间”为维度，将美好生活、美丽中国、清洁美丽的世界三者相融。时空交融，立体、直观，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开放性、包容性，为实现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精准导航。
诚然，国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了解仍不尽全面，某些西方国家“本能”地过滤其完整内涵，对我国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种种成就“习惯性”失聪、失忆、失明，有意歪曲事实真相，故意捏造虚假事件，恶意渲染中国“威胁论”，或者偏颇地认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例外”，无借鉴意义无全球价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正逐步认知中国智慧，感知中国力量，听懂中国声音，从中国方案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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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6-0005-08
收稿日期：2019-04-14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编号：XSP18YBZ15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视域下的绿色责任担当研究”（项目编号：17A058）
作者简介：张永红，女，湖南湘潭人，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责任编辑：肖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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