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罗斯基督教僧侣倡导虔诚的修道生活。修道生活起源于埃及，传入拜占庭后修道制度更加完善，罗斯修道制度深受拜占庭因素的影响。雅罗斯拉夫大公创建了罗斯第一座修道院，修道制度也随之完善，出现隐居和集体居住两种修道方式并存的状况。由于王公贵族对宗教的扶持等原因，修道院呈现出位于城市或城市附近、经济实力强大、政治地位举足轻重等特征。依托修道院的发展，僧侣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由此教俗封建主联盟形成。
关键词：罗斯；修道院；僧侣
东正教是罗斯的国教，修道院是罗斯东正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修道院作为宗教僧侣从事宗教活动和生活的场所备受学术界关注。俄罗斯学者И.К.斯莫里奇的著作《俄国僧侣： 988-1917年》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俄国僧侣的产生、发展及衰落，尤其是利用大量圣徒传记阐释了罗斯修道院的出现及最初的繁荣，以及12-13世纪的僧侣及宗教文化活动等问题，力求将俄国僧侣、修道院的历史与俄国史、俄国教会史密切联系在一起。[注]Смолич И.К. Русск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 988-1917.М.: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97.Н.В.西尼琴娜主编的论文集《俄国的僧侣与修道院 11-20世纪》[注]Синицына Н.В.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XI -XX века.М.: Наука, 2002.收录了关于11-20世纪期间俄国僧侣与修道院重要事件的论文，如Я.Н.夏巴夫的《11-13世纪的罗斯僧侣》[注]Щапов Я.Н.Монашество на Роси в XI-XIII веках. //Синицына Н.В.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XI -XX века.М.: Наука, 2002.С.13-24.阐述了罗斯僧侣产生的根源和早期发展状况。他依靠圣徒传记等原始史料，阐释了僧侣的修道原则、日常生活等问题。我国学者关于中世纪基督教僧侣与修道院的研究亦有相关成果问世，张广翔的《俄国修道院的文化功能》[注]张广翔：《俄国修道院的文化功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 6 期。一文，以及拙文《俄国历史上的东正教修女院》[注]杨翠红：《俄国历史上的东正教修女院》，《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3期。《中世纪修道院与俄罗斯文化》[注]杨翠红：《中世纪修道院与俄罗斯文化》，《北方论丛》，2011年第4期。关注俄国修道院的文化功能及修女院的发展历程，但未论及罗斯修道院的起源与发展。另外，陈志强在《拜占庭帝国史》中专辟章节讨论东正教僧侣和修道院制度问题。[注]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吴舒屏的论文《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廷时期的发展》探讨了拜占庭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注]吴舒屏：《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廷时期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俄国的修道生活传统与修道院制度来自于拜占庭，上述成果可为本文提供材料和佐证。整体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对罗斯时期僧侣的产生、早期发展问题有所论及，但对于承载中世纪俄国僧侣这一重要社会阶层的修道院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修道院在基辅罗斯有何特征等问题缺乏全面的研究，本文在收集俄文相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借鉴俄罗斯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当时国家和教会的发展状况，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的解答。
海宁市马桥街道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探索与实践（杨平） .............................................................................6-40
一、罗斯修道院的起源
早期基督徒为了与世俗欲望和罪恶做斗争，仅带必要的衣物和食物，独自到人迹罕至的地方过隐居生活，每天在祈祷与沉思中与上帝沟通。独自一人过简朴与禁欲生活的基督徒被称为“修道士”(монашество)。该词来源于希腊语μοναχ，意为“单人的、单一的，一个的”，延伸为坚守远离尘世、单独修行的生活方式，全身心祷告和献身上帝的人。修道生活的义理起源于基督教的教义[注]《圣经·马太福音》(19:21)提道：“如果你要达到完美的地步，就去卖掉财物，分给穷人。这样，你就有财宝在天上。”《圣经》新世界译本,译自英语《圣经新世界译本》1984年修订本，第1230页。和古希腊的禁欲主义传统。[注]Сидоров А.И.Древнехристнанский аскетизм и зарождение монашества.М.: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паломник,1998.С.120-121.东正教修道院(монастырь)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独自的生活场所，强调修道士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后来泛指所有基督徒修行和生活的场所。[注]俄国修道院按规模大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特大规模的修道院被称为拉夫尔(лавра)；中型修道院(монастырь)；小型的隐修院(скит)、荒野修道院(пустынь)。
修道生活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的埃及。埃及修道形式可分为单独隐修和集体修行两种，其领袖人物分别为：圣安东尼(约251-356年)和圣帕科米乌斯(290-346年)。圣安东尼出身高贵，他自愿放弃优越的家庭生活，到人迹罕至的比斯彼尔沙漠中修行，开创了隐居修道的先例，被誉为“隐居修道之父”。圣帕科米乌斯是集体修道方式的奠基人。他曾经历过隐修生活，深切感受到单独修行对修道士来说存在诸多潜在危险，不利于精神上的修养，主张将修道士组织起来，建立修道院。在修道院中，修道士从事特定的工作或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按时祈祷，穿着简朴、统一，各自居住在自己的禁室中。
拜占庭的修道生活以小亚细亚、马其顿、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瓦西里(329-379年)是修道生活的倡导者和组织者。355-358年间他游历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到访过埃及的帕科米乌斯修道院，对修道院的良好秩序和严格管理印象深刻。他认为集体修道是最佳方式，有组织的修道生活就是严格遵守祷告、手工劳动、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并强调修道士对修道院长的服从，服从被视为修道士的最高美德。他把这种强调秩序和服从的修道生活方式带回小亚细亚。因此，瓦西里被称为完整修道制度的制定者。4世纪后期，君士坦丁堡出现了第一座修道院。6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共有70座修道院。[注][英]玛丽·坎宁安著，李志雨译：《拜占庭的信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期(527-565年)以立法的形式将瓦西里制定的修道制度确定下来。立法内容包括：肯定修道士从事的事业，即“修道士从事虔诚苦修的修道生活是神圣的事业，它与上帝进行灵魂沟通，不仅服务于修道的人，而且服务于所有的人”；确定修道院长的管理权，“由修道士们选出的院长管理修道院事宜，由若干名高级修道士组成的修道士团对院长行为进行监督”，“修道士必须服从院长的管理和遵守修道院纪律”；确定修道士入选的程序，“在最初的3年预备期期间，修道士只能穿普通服装，可自由支配个人财物，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并验明不是奴隶身份，方可获得修道士资格，但其财物要上交修道院”。[注]Norman H.Baynes and H.St.L.B.Moss, eds., Byzantium:AnIntroductiontoEastRomanCivilizat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48, pp.137-139.8-9世纪拜占庭修道士迅速增加。826年，修道院长费奥多西·斯图季为规范修道士日常行为，制定了斯图季修道院院规。[注]Смолич И.К.Русск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 988-1917.С.22.此后，君士坦丁堡斯底奥斯修道院院长西奥多对该修道制度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他强调修道士的绝对顺从，主张适度的苦行和体力劳动的重要性。
罗斯的修道生活深受拜占庭因素的影响。8世纪，罗斯开始出现修道士。苏罗日大主教圣斯捷潘的传记中提到，许多皈依基督教的修道士从拜占庭来到罗斯南部，即克里木半岛等地。[注]Могаричев Ю.М., Сазанов А.В., Степанова Е.В., Шапошников А.К. Житие Стефана Сурожского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и Крымаиконоборче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Симферополь :Антиквa,2009.С.34-53.此后，半岛上的修道士迅速增加。考古发掘发现在8-9世纪的顿河上游有类似修道院废墟的洞穴。此后，基督教向罗斯西北方向传播，传到基辅。10世纪下半叶，斯维雅斯托拉夫时期(962-972年)罗斯国家初步形成，宫廷也出现基督教化。
在“罗斯洗礼”前，部分基督徒已在基辅过着虔诚的修道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教堂——圣伊利亚教堂，944-945年基辅与拜占庭签订的条约证实了这一点。[注][俄]拉夫连季著，朱寰、胡敦伟译：《往年纪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页。这些基督徒是古老禁欲生活的执行者，为罗斯修道士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980-1015年在位)为迎娶拜占庭安娜公主而皈依基督教，并强令基辅城人在第聂伯河接受洗礼，历史上称为“罗斯洗礼”。[注]学术界对于罗斯洗礼的时间、地点可谓众说不一。关于洗礼的时间，有987年、988年和989年等说法。苏联史学家米·尼·吉霍米罗夫认为罗斯确立基督教的日期是989年，而拉波夫则认为是在990-991年间。学者们对于洗礼的地点亦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在赫尔松，有人认为在基辅。洗礼是基督教的入教礼，“罗斯洗礼”由此成为罗斯国接受基督教的开端，此后，基督教成为罗斯的国教。弗拉基米尔大公迅速向全国推广基督教，在基辅成立了都主教区。都主教区是罗斯当时最高教会组织，主要管理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宗教事务。地方宗教事务由隶属于都主教区的主教区管理。但在弗拉基米尔大公时期罗斯没有建立修道院，[注]基辅都主教伊拉里翁在《论教规与神恩》(1051年)中认为，在弗拉基米尔时期基辅已经有修道院。但当时修道士是分散地居住在教堂附近，既没有修道制度，也没有剃度要求，只是进行集体祈祷，因此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修道院。主要原因在于罗斯基督教势力还不够强大。首先，基督教面临着多神信仰的对抗。弗拉基米尔大公推行基督教要与罗斯原始信仰做斗争的主张，例如用武力迫使诺夫哥罗德的民众接受洗礼，被称为用“剑与火”举行的洗礼；其次，罗斯本国基督教神职人员严重短缺。因为基督教是外来的宗教，最早信仰者主要是王公贵族和亲兵，基督教缺乏民众基础，愿意放弃世俗生活去修行的人更少。为此弗拉基米尔大公责令贵族子弟入学，系统接受宗教教育，从中选拔优秀者为神职人员。这既有利于培植罗斯宗教势力和选拔宗教人才，又加强了贵族与神职人员的血肉联系，同时为罗斯建立修道院提供了人才储备。
第一，修道院位于城市或城市附近。11-13世纪的修道院在地理位置上一般是建于基辅、诺夫哥罗德等城市及其附近。基辅及其周围地区的修道院最多。基辅是弗拉基米尔大公最早实行基督教洗礼的地方，也是最早建立修道院的地方。如前所述，雅罗斯拉夫在基辅修建了两座修道院。雅罗斯拉夫大公的儿子、孙子和曾孙继承了修建王公修道院的传统。在基辅及其周围有自己的修道院，修道院世代相传，巩固了与罗斯首都的联系。1171年由弗谢瓦罗德·奥里格维奇修建的基里尔—三位一体修道院，是典型的世代相传的修道院。由此可见，基辅及其周围的修道院是由封建王公修建的，它们成为服务于王公家族的封闭组织。这种修道院直接处于王公的影响之下，给养完全由王公家族提供。11-12世纪初，基辅及其周围共出现了16座修道院。[注]Щапов Я.Н.Монашество на Роси в XI-XIII веках.//Синицына Н.В.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XI-XX века.C.51.修道院多分布在古罗斯重要的商路附近，即第聂伯河沿岸城市，如基辅城及其周边地区。[注]Смолич И.К.Русск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 988-1917.C.28.这些修道院除基辅-佩彻拉修道院外，多为封建王公修建，由于正值社会稳定时期，修道院世代延续，具有家族修道院的特征。加之最早的修道士多出身显赫，更增进了修道院与王公贵族的密切联系。
（3）在将电缆支架与桥架进行接地处理时，首先需要对电缆的终端进行处理，并同时固定好电缆，然后选择能够弯曲半径的电缆设备进行施工。为保障电缆施工的安全性，在进行电缆施工时，需要树立相应的警示牌，以使得施工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开展。
二、罗斯修道制度的确立
修道院的发展离不开修道院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在罗斯出现了第一批修道院后，修道制度随之确立，具体体现为基辅—佩彻拉(“洞穴”之意)修道院院规的制定。同时，修道制度也是修道方式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
应以水源涵养为中心，加大农村污水、垃圾等污染源治理力度，清理地下水源涵养区周边生活及建筑垃圾排放点，加大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力度；封闭现有渗沟、渗井、渗坑、裂隙等地下排污口；处理养殖业污水，完善污水收集、处理体系；加强化肥与农药管理，强化农业面源防治。以低耗水乔木为主，乔灌草相结合，加强林草植被建设，强化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改善水质功能。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提高地表径流调蓄入渗能力，有效补给地下水。
由于洞穴多处于偏远的森林地带，数量有限且空间狭小，不适合更多的信徒居住，基辅—佩彻拉修道院长费奥多西主张遵循君士坦丁堡盛行的修道方式，即从巴勒斯坦传入的地上的修道观念。他认为巴勒斯坦的修道原则更人道。[注]Федотов Г.П.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91.http://www.vehi.net/fedotov/svyatye/02.html(2018-12-12).由此形成洞穴和地上修道院并存，隐居和集体居住两种修道方式并存的局面，甚至在一所修道院并存两种修道方式，以基辅—佩彻拉修道院最为典型。这是因为：一方面，安东尼是罗斯修道生活的奠基人，他倡导体现禁欲主义的洞穴式苦修方式，认为此方式更能体现对上帝的虔诚，得到一些信徒的追捧和效仿；另一方面，费奥多西是基辅—佩彻拉修道院的实际创始人，他考虑到修道士增多的实际需求，将修道场所由洞穴转为地上的禁室，每个修道士有自己的禁室，在这里祈祷和休息，原来修行的洞穴成为修道院的墓地。由于这种修道方式更加人道，得到更多信徒的青睐和支持。两种修道方式并存体现了在罗斯修道院初建时期修道院在禁欲主义和现实需要之间徘徊，二者兼顾更有利于吸纳信徒和修道院的发展壮大。时至14世纪，隐居修道方式让位于集体居住修道方式，集体居住修道方式成为主流。
罗斯修道方式从洞穴隐修式向地上集体式的转变，人数众多的集体修行迫切需要修道院长制定院规来规范修道士的行为，为此，费奥多西效仿拜占庭的斯图季修道院院规，制定了基辅—佩彻拉修道院院规。据《往年纪事》记载：自费奥多西接任修道院工作后，开始奉行节制和严厉的斋戒，痛哭流涕的祈祷，他为修道院招募了许多修道士，弟兄数已达到了100人。费奥多西开始探寻一套修道士的院规。这时有一位斯图季修道院的修道士米哈伊尔正客居修道院内，他是同格奥尔基都主教一起从希腊来的。于是费奥多西向他讨教斯图季修道院的院规。费奥多西把从米哈伊尔那里获得的院规内容记录下来，并在自己的修道院实施，即在教堂里如何进行祈祷仪式，在教堂内怎样站立，怎样诵读经文，进餐时的举止及节日饮食规范等，所有一切都按院规办理。[注]拉夫连季：《往年纪事》，第138-139页。其他罗斯修道院纷纷效仿基辅—佩彻拉修道院院规，因此，该院规被公认为是罗斯修道院最古老的院规。
概言之，费奥多西为适应僧侣增多的实际需求，主张集体修道方式，为此制定严苛的修道院院规，详细规定修道士的各项行为准则，由此保障了修道院的修道秩序和迅速发展。
最早将修道生活带到罗斯的是圣徒安东尼。他曾经游历埃及，回到罗斯后，隐居于别列斯托夫村附近的洞穴。“安东尼来到基辅。当他来到伊拉里翁挖掘洞穴的山冈时，一下子爱上这里，住进了小山洞”。[注]拉夫连季：《往年纪事》，第136页。他对艰苦生活的忍耐和对上帝的虔诚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众多的普通居民和王公贵族甘愿作他的学生。他隐居的洞穴成为追随者生活的地方，由此产生了小规模的地下修道院。安东尼创立的洞穴修道院实行埃及的修道生活原则。基辅—佩彻拉修道院的产生是修道士为追求禁欲主义、虔诚祈祷的结果。《往年纪事》提到了基辅—佩彻拉修道院的修建。[注]拉夫连季：《往年纪事》，第135-139页。都主教慕圣徒之名将驻节地迁移到别列斯托夫村，大公也经常造访这里，带来的亲兵卫队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圣徒安东尼被迫寻找新的地方。他在基辅南部的第聂伯河右岸为自己开凿洞穴，重新过独自隐修的禁欲生活。
基辅—佩彻拉修道院院规规定了修道士必须遵守的各项行为准则。关于禁室准则，晚祈后禁止修道士闲谈，每人应在自己的禁室祈祷。修道士到其他禁室去被认为是罪过。修道院长费奥多西夜里巡视修道院，听禁室里在做什么，如果听到修道士们聚集在一个禁室内闲谈，就会敲门制止他们，告诫他们闲谈是罪过的，并给予惩罚。此外，按修道院的规定，午饭后应关闭修道院的大门，修道士们回各自禁室睡觉。因为午休在当时的罗斯是普遍现象。关于财产准则，费奥多西严格要求在禁室中禁止有自己的物品，包括衣物等。“他多次巡视自己弟子的禁室，如果发现他们的衣物或其他物品，就像对待罪恶一样扔到炉子中。修道院长的理由是修道士想到自己禁室中的财产就不能好好祈祷，即‘哪里有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心就在哪里。’他希望修道士遵守这一规定，禁室中什么也没有”。[注]Федотов Г.П.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http://www.vehi.net/fedotov/svyatye/02.html(2018-12-12).但费奥多西关于修道士财产平等的观念没有长期保持下来。12世纪的修道士传记中提到修道士间贫富不均的问题。“死去的修道士停放在那里，因为他很穷，没有留下埋葬的钱。这样的修道士按照修道院长的专门处理埋葬。另一位修道士阿列法在自己的禁室中保留了他私藏的许多财物”。[注]Патерик Киевского Печер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СПб.: изд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коммиссии ,1911.C.81-82,88.关于饮食起居准则，修道士整年禁止吃肉，大斋期40天内禁止吃鱼。在贫困的修道院，修道士平日吃面包、喝水，只是在周六、周日喝一点蔬菜汤。但在节日，修道院长允许餐桌食物丰富一些。基辅—佩彻拉修道院在饥荒年也会有“丰盛的宴会”。[注]Патерик Киевского Печер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C.36,41.费奥多西在修道院穿粗毛衣服。修道士不允许躺着睡觉，坐着或在桌子上睡觉，只睡很短的时间。不能用温水洗漱。一些圣徒的功绩就是从没见“水流到他身上”。[注]Патерик Киевского Печер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C.29,34.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儿口腔黏膜炎、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皮疹等不良反应发生率。②比较两组患儿PICC感染情况，主要包括穿刺点红肿、静脉炎、感染导致拔管、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等。③应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比较两组患儿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心理功能、认知功能、情感职能、身体状况，满分100分，分值越低生活质量越差。
罗斯修道院多集中于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原因在于：首先，基督教在王公、贵族中传播得更广泛、更深入，他们最早接受基督教，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最早有了祈祷、修行的意愿。其次，王公和贵族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有出资兴建修道院的实力，并能为修道院不断提供物资保障。再次，罗斯修道院处于初建时期，没有经济基础和经济来源，必须依靠王公贵族的经济援助才能维持生计。最后，广大的乡村和偏远地区，多神教势力根深蒂固，许多居民没有真正接受基督教，罗斯社会长期处于基督教与多神教信仰并存的状态，这些地区不具备建立修道院的条件。
三、罗斯修道院的特征
在获得村庄、土地的同时，修道院也获得了对村庄和居民的管理权。尤里耶夫修道院的文件中提道：“居民和土地一起给教会。”[注]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первая летопись.C.206.11世纪末基辅—佩彻拉修道院也得到了村庄和居民的管理权。在费奥多西的传记中多次提到类似的事，即“连同劳动者一起的村庄给修道院”。[注]Патерик Киевского Печер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C.57.编年史提到1096年基辅—佩彻拉修道院在苏兹达尔的村庄同样拥有土地和劳动者的管理权。[注]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Т.2.C.228.修道院不仅有土地所有权，还有免税权。在伊兹雅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给巴捷列伊修道院的文件中提到“禁止向修道院土地征税”。[注]Щапов Я.Н.Монашество на Роси в XI-XIII веках.//Синицына Н.В.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XI -XX века.C.38.修道院还得到了其他财产的管理权，包括森林、野蜂巢、草场、打猎场、湖泊等。梁赞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把阿列斯托夫村庄“连同葡萄园、打猎场、野蜂巢、粪肥、湖泊、海狸、猎鸟场”赠予奥里格夫修道院。[注]Щапов Я.Н.Монашество на Роси в XI-XIII веках.//Синицына Н.В.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XI -XX века.C.32.修道院饲养牲畜，野蜂巢可以提炼蜂蜜，湖泊和打猎场、猎鸟场可以打鱼、打猎。打猎是罗斯修道院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修道院逐渐具有了乡村经济的基础，这为修道院经济的独立，从城市走向乡村奠定了基础。
随着罗斯基督教化程度的深入，罗斯建立修道院的条件已经成熟。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执政时期(1019-1054年)，罗斯建立了一批主教区，如基辅主教区、诺夫哥罗德主教区等。同时，雅罗斯拉夫大力加强教堂、修道院建设。1037年，在基辅修建了索菲亚教堂，并在诺夫哥罗德兴建教堂，象征着罗斯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平等。据《往年纪事》记载，“6545年(1037年)，雅罗斯拉夫奠基了一座大城市……以后又修建了圣格奥尔基和圣伊丽娜修道院”。[注]拉夫连季：《往年纪事》，第132页。王公是修道院的庇护者，修道院也以庇护者的名字命名，圣格奥尔基是雅罗斯拉夫的教名，伊丽娜是王后的教名。这两个修道院建在大公宫廷附近接受王公的资助，实际上成为大公的御用宗教机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降低列车的速度、缩短列车切断牵引的时间、缩短列车施加制动的时间、提高列车的保障制动率均可优化列车的紧急制动距离。其中，列车的牵引切断时间、列车施加制动时间和列车的保障制动率均为列车固有参数，所以本节将重点分析列车的速度、车站停站时间对于正线追踪间隔的影响。
第二，修道院的经济实力强大。修道院建立之初的经济来源是什一税和封建王公的赏赐，如在接受东正教之初，弗拉基米尔大公就决定“从自己的收入和城堡中抽取什一税送给圣波哥迪茨教堂”。[注]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Т.1, М.: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62.C.124.雅罗斯拉夫步其后尘，给威什哥罗德的鲍里斯和格列布教堂提取什一税，修道院的收入是固定的。12世纪中叶起，修道院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和渔猎业。修道院获得土地的主要方式是封建王公的赐予。修道院的奠基人安东尼最早得到基辅大公伊兹雅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关于修建修道院占用土地的官方允许。[注]Патерик Киевского Печер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C.439.这是修道院建立独立经济组织的基础。这对修道士摆脱封建王公政权的控制，独立地管理修道院内部生活，以及后来修道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修道院获得土地的第二种方式是宗教首领的赠予。诺夫哥罗德的布拉格维什修道院有自己的村庄，是其创始人“大主教约翰和他的弟弟加夫里购买后交给修道院的”。[注]Повесть о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ой церкви.//ПЛДР：XIV-середина XV века.М.: Худож.лит.,1981.C.466-467.主教尼弗特把管理下的普斯科夫地区赠送给救世主—米罗日修道院，大主教莫伊先把斯科瓦洛特交给米哈伊尔修道院。[注]Щапов Я.Н.Монашество на Роси в XI-XIII веках.//Синицына Н.В. 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XI-XX века.C.38.捐赠是修道院获得土地的另一种方式。1158年伊巴奇耶夫编年史记载：“雅罗波尔科献出了涅波尔州、捷里夫州和鲁奇斯州和基辅周围的地方。”[注]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Т.2.М.: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C.492-493.
比较斯图季修道院院规和基辅—佩彻拉修道院院规，可以发现斯图季修道院院规在费奥多西死后没有被完全遵守。以埋葬问题为例，斯图季修道院院规明确规定“任何人不能埋葬在修道院内”，即禁止僧侣及给修道院捐赠的人埋葬在修道院。安东尼和费奥多西在各自的传记中明确指出要把自己埋葬在他们各自修行的洞穴中。[注]Щапов Я.Н.Монашество на Роси в XI-XIII веках.//Синицына Н.В.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XI-XX века.C.35.安东尼死后埋葬在洞穴中，费奥多西没有试图把安东尼的遗体迁移到修道院。1074年费奥多西死后遵照其遗嘱也被埋葬在洞穴中。但1091年，根据基辅—佩彻拉修道院院规，修道院长和僧侣决定迁移费奥多西的遗体到修道院。“6599年(1091年)夏，修道院长费奥多西的圣尸从洞穴迁入修道院”。[注]拉夫连季：《往年纪事》，第183-185页。这一事实明显是对斯图季修道院院规的破坏，也充分说明斯图季修道院院规已经不适应罗斯僧侣和修道院生活的需要。另外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即封建王公、达官贵人希望死后埋葬在修道院中。此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1091年圣尸迁移事件，此后，这种埋葬形式迅速在全罗斯推广，由此各种人物获得了埋葬在修道院的机会。12世纪初到14世纪中叶，在修道院不仅埋葬修道院长、教会僧侣，还埋葬世俗人物，如王公贵族、行政长官等，修道院成为王公家族的墓地。
随着基督教的推广，罗斯国家的其他地方也修建了修道院。在诺夫哥罗德，修道院出现于12世纪初。诺夫哥罗德最早出现的修道院也是由封建王公修建的，如著名的尤里耶夫修道院在整个12世纪期间都是由王公资助的。其后由于封建王公忙于内讧和战乱，无暇顾及修道院的建设。从12世纪末期起，尤里耶夫修道院归王公显贵所有。雅罗斯拉夫大公的妻子为两位死去的儿子修建了圣母安息修道院，第一位修道院长是诺夫哥罗德行政长官扎维德·涅维洛尼奇的遗孀。[注]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первая летопись.М.-Л.:АН СССР, 1950.C.238.其他修道院也多集中在城市，如普斯科夫有4座修道院，切尔尼戈夫有3座修道院，波洛茨克有4座修道院，斯摩棱斯克有5座修道院，加利奇有3座修道院，梁赞有2座修道院，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有14座修道院，罗斯托夫有8座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多是封建割据时期由各公国的王公修建的。[注]Щапов Я.Н.Монашество на Роси в XI-XIII веках.//Синицына Н.В.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XI-XX века.C.51-55.
基辅罗斯时期是东正教修道院的初创时期，宗教僧侣势力相对薄弱，修道院的发展呈现出与世俗社会相适应的时代特征。
第三，修道院的政治地位举足轻重。修道院政治地位的提升与修道院长宗教地位的提升密切相关。修道院长宗教地位的提升直接表现为修士大司祭封号的设立。修士大司祭产生于12世纪下半叶，是仅次于都主教、主教的宗教教职。这一教职一般由修道院长担任，体现了高级僧侣与封建王公、城市贵族的密切联系。在教会中，修士大司祭服从于都主教、主教，参与城市生活，在许多方面促进修道院与他们的庇护者——王公、贵族(诺夫哥罗德)的联系。[注]Щапов Я.Н.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XIII вв.М.: Наука, 1989.C.162-163.例如，基辅的修道院长经常参与王公庇护者和王公会议。修道院长通过都主教或与都主教一起参与重要的政治、经济活动。[注]Щапов Я.Н.Монашество на Роси в XI-XIII веках.//Синицына Н.В.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 XI -XX века.C.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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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大司祭最早产生于基辅城。基辅—佩彻拉修道院长巴里卡尔普(1164-1182年任职)因为和当时的基辅王公，特别是与罗斯基斯拉夫·姆斯基斯拉维奇王公关系密切，而首先获得这一封号。[注]Приселков М.Д.Очерки по церков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я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XI-XIII вв.СПб.: Наука, 2003.C.401.在东正教会中，修士大司祭的任命权原则上属于牧首，在罗斯这一权力归属于君士坦丁堡指派的都主教，但巴里卡尔普与当时的基辅都主教希腊人君士坦丁关系紧张，而与罗斯王公的关系密切，在罗斯王公的力促下，他被授予修士大司祭封号。由此可见，罗斯王公与基辅都主教之间关于修士大司祭人选问题上存在矛盾与分歧，罗斯王公在此问题上起到了主导和决定作用，也体现了罗斯封建王公与本土高级修道士之间的亲密关系。
诺夫哥罗德确立修士大司祭封号较晚，大约在12世纪末。修士大司祭由维彻(人民大会)选举产生，诺夫哥罗德修道院长担任这一教职，期间保留自己的修道院长职位。诺夫哥罗德修士大司祭独立于诺夫哥罗德大主教，二者处于平等的教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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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大司祭在本土高级僧侣中产生，王公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达到封建王公对以都主教、主教为首的罗斯教会活动进行监督的目的。[注]Щапов Я.Н.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X-XIII вв.C.163.这也是罗斯王公力主修士大司祭产生于本土修道院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罗斯僧侣倡导的修道生活和修道制度深受拜占庭因素的影响。宗教僧侣的大量出现与罗斯修道院的产生密切相关，即11世纪中叶，在封建王公、贵族对基督教会的大力支持的背景下产生，是基督教在罗斯势力发展的集中体现。罗斯修道院以集体修行为主，同时修道院呈现出集中在城市周边、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政治地位举足轻重等特征。此外，修道院是培养高级神职人员的中心，特别是大主教、主教及其他教会高级僧侣。要成为高级僧侣必须接受修道院的培养，修道士必须遵守修道院的宗教章程，能够独立完成祈祷等宗教仪式，优秀的修道士将被推选为修道院长。修道院中的高级僧侣由于世俗封建主的赏赐，迅速成为拥有大量土地的封建主，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显著增强。高级神职人员与早期修道士多出身社会上层，体现了宗教界统治者与世俗统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形成了宗教势力与世俗封建主的稳固的联盟：东正教会长期依附于王权，为王权服务；教会拥有庞大地产，是俄国最大的封建主；教会垄断编纂史书等特权，在编年史中为封建王公歌功颂德。这一切对俄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On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MonasteryofRuss
YANGCui-hong
(DepartmentofWorldHistory,SchooloftheHumanities,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Monks of Russ advocated a devotional monastic life. The monastic life originated in Egypt, and the monastic system became more perfect after it was introduced into Byzantium. The Russ’s monastic system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Byzantine factors. Grand Duke Yaroslav established the first monastery of Russ, accordingly produced a more perfect monastic system.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monasticism: hermitage and collective residence. Owing to the religious support by the princes and nobles, the monastery had the following features: being located in or close to the city, increasing economic strength,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s. Rely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nasteries, monk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expanded their power, thus formed an alliance of religious and secular feudalists.
Keywords:Russ; monastery; monks
收稿日期：2019-01-08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俄国东正教会与社会研究(18世纪)”(2015QY029)
作者简介：杨翠红，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俄国史。
责任编辑：史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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