祆教及其教义
琐罗亚斯德教源于古代伊朗，因教主名叫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而得名。该教认为阿胡拉·马兹达是光明和正义的代表。然而，以教主名字命名的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代中国并未流行其音译的名称，而是称为祆教，是其教徒拜天之故，即通过观察其礼俗，按其礼俗最明显的特征来命名。据陈垣先生考证，在唐之前，乃称其为天神、火神、胡天神。琐罗亚斯德教在中亚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中都有反映，最初是对太阳的崇拜，后来是对火的崇拜，因此，被称作“拜火教”，唐称之为“祆教”，以表示外国的天神。专门为之造字命名，在古代中国的诸多外来宗教中，独此一家，这充分反映了该教在华传播的广度和影响力。
祆教不仅吸收了古代伊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也吸收了产生于中亚当地的文化成分，如巴克特里亚对米特拉（即太阳神）的崇拜等。事实上，粟特人所信奉的祆教包含了与中亚地区历史文化相符合的教义体系，其教义特色主要体现在二元神论、宇宙观、伦理观及鲜明的火崇拜上。
粟特人与祆教
1.粟特人大多信仰祆教
中古时期的粟特人大都信仰祆教，早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时期，该教就已作为国教推行，到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实行希腊化时，受到来自西方的希腊文化影响，有了衰微之势。到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此地区后，祆教又重新被奉为国教，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时候它开始迅速向东传播，整个西亚、中亚地区都广为流传，信徒规模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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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宗教派别众多，但大多数信仰祆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粟特人已接受了祆教，“当时（阿契美尼德群落）粟特人的宗教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此外还存在一些从氏族制度承袭而来的其他崇拜”。日本学者羽田亨认为：“到记录时代出现粟特之时，此地已表现有以此教（指祆教）为中心的独特之伊兰精神。”魏晋南北朝时期，粟特人建立了康、安、米、曹、史、何诸城邦之国，史载：康国“俗事天神，崇敬甚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向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候。”即在玄奘西天取经途经康国时，此地还是以祆教信仰为主，对佛教并不崇信。慧超也讲道：“安国、曹国、史国、石螺国、米国、康国……此六国总事祆教，不识佛法。”当时的昭武九姓中至少有六国都尊奉祆教，祆教是粟特民族的主要宗教。而后，随着粟特人的东迁，琐罗亚斯德教也传入中国，有了一定范围的流传。
从文献看，初传入中国的祆教信徒实际并无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如祆祠、祆庙等，他们也并未崇拜具体的祆神，只是以象征性的拜天来表示对最高神灵的敬畏。因此，文献才笼统地以“胡天”名之，而未有具体的神名。这也表明初入华的祆教信徒并未带来本教完整的宗教体系，他们只是出于心灵的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祭祀而已。
2.粟特人是祆教传播的主角
中亚地区地处东西方陆路交通的要冲，历来是大国争霸的舞台，战争不断，民族迁徙频繁，历史发展起伏多变，没有固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传统宗教。加之该区域深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大多数统治者为了维护现有统治，对不同宗教一般采取宽容政策，不加排斥，从而形成了中亚历史上宗教荟萃的局面。祆教、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中亚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和发展。
据《汉书·西域传》，早在西汉成帝年间（公元前32-公元前7年），粟特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干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书中说：“（康居）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既然火祆教为粟特国教，这些来华的粟特商队中自然不乏火祆教徒，那么中原人最早接触火祆教或在西汉年间，从西域商胡那里首先得知。
《阿维斯塔》中提到时间和命运神——祖尔万。该神拥有对时间的思考，拥有数字装置和有关世界纪年的思想。他的出现是由于琐罗亚斯德教与巴比伦文化之间冲突的结果，是作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支流或教派而产生的。还存在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内容大致为：当世界一片混沌之时，没有天，没有任何草本植物，只有一个祖尔万……几千年来，他进行着各种祭祀仪式，以祈求命运神赐予他儿子，他的儿子名叫奥尔马兹达，他应该创立天、创立地、创立天地中应有的一切。
英国语言学家亨宁发现，从火祆教分化出来的教派——祖尔万教曾在粟特人中传播。耶特马尔教授领导的德国考察队在印度河上游丝绸之路古道旁的摩崖上发现粟特商人刻写的粟特文祖尔万神的名字，在西安沙坡村出土的粟特银盘上，刻有一行粟特铭文，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作器者显然是一位火祆教祖尔万教派的粟特教徒。
粟特是商业民族，以“善商贾”闻名于世，足迹遍布于丝绸之路所有地方，把控着相当的份额，粟特语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公用语。粟特人信仰祆教的历史悠久，《隋书·康国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部粟特语祆教残经（Or.8212/84）证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粟特人已经信奉祆教。作为与巴克特里亚相邻近地区，粟特在很早也受到祆教的影响，随着粟特人商业活动的拓展，祆教得以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播。
3.祆教随着入华粟特人传入中原内地
粟特人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强大国家，但他们在文化和经济上仍保持很大的独立性，虽然在我国发现有粟特文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但只能说是部分粟特人受到了异教影响，而自身“仍保留着一种地区性祆教文化”。粟特人是经商能手，长期在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粟特语也成为这条经济纽带上的通用语。在我国新疆柏孜克里克的古代佛教寺院中，还存有身穿典型民族服装的粟特商人的画像。
尽管天山南北的塞人早在先秦时期就信奉火祆教，但是将火祆教传入中原的却是粟特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火祆教随大批粟特人来华经商而传入黄河流域。近年西安附近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就是一位信仰火祆教的粟特人墓葬。《晋书·石季龙载记》中记载，火祆教乃十六国后赵之国教。为镇压冉闵的反叛，“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以欲诛闵等”。后赵三千胡羯士卒所拜胡天即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后赵统治者石勒、石季龙皆为中亚粟特石国人后裔。羯即柘羯，或译柘枝，也即粟特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石干）的不同汉译。石勒、石虎都是中亚石国来华的粟特人后裔，信仰祆教十分自然。
中古时期的中亚两河流域，祆教在粟特人诸多宗教信仰中占主导地位，大多数粟特人是忠实的祆教徒。波斯萨珊王朝及该王朝灭亡以后，粟特人一直崇敬三大阿胡拉（马兹达、密特拉和Baga）以及火神、豪麻神、幸运神、月神、阍摩王。粟特人中也有信仰佛教、摩尼教、景教的，但影响力不及祆教。
3.要形成日常巡塘检查习惯，做到精细化管理。定期观察鱼苗是否有沿边独游的现象，显微镜观察有无寄生虫，注意池塘水色、水质变化情况，一旦情况有变应及时开机增氧和冲注新水，同时应保持池塘的清洁和安静，及时清除池中残饵污物，做好食台上食物的清扫和消毒工作。
4.隋唐时期祆教在中原的传播显著扩大
隋唐时期活跃在中国内地的祆教徒，仍以粟特祆教徒为主体。粟特人及祆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很大影响，留下了许多遗迹。唐代环绕长安西市的祆祠群，星罗棋布，圣火兴旺，长安祆教文化气氛颇浓。
658年，唐朝平定西域，安西都护府治所迁至龟兹，升格为大都护府，西域各国同中国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密切，中原文化对西域以至中亚的影响也比以前更大。甚至在唐亡以后，西域各族仍然只知有唐，把中国称为唐，把自己称为唐家子。突厥族的统治者以自称“唐家子汗”为荣。唐朝对这些地区的统辖主要是通过本地统治者（即任命其王为都督、刺史等）而实现的，并不直接参与当地的行政。但各地的统治者或国王都向唐称臣纳贡，有的还送质子，以表示其对唐的臣服属关系。
随后，外交部发言人12月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已就此事分别向加方、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明严正立场，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初期入华粟特人深受中原文明的熏陶，在生活方式上崇尚华风，但其葬俗却较多地保存了祆教习俗。然而，久居中原的粟特人的葬俗逐渐起了变化，开始出现土葬的习俗。《光启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伊州小伊吾城“祆教中有素书，形象天数，有祆主瞿盘陀”。唐代的粟特人仍以信仰祆教为主，由之盛行天葬。波斯天葬原本视土为不洁，忌置尸体于地，而粟特人则已不忌。又粟特人葬俗无棺椁，实行瓮葬。“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置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这种葬具就是瓮。王室用金瓮，平民则为陶瓮，这是祆教徒殡葬的一大特点。北庭古城郊外的护堡子墓地就存在这种墓葬。其中发现了一具瓮形陶器，为粟特人二次葬的陶棺。坚硬的石棺、石床和瓮等葬具的强化是为了将死者死后的身份强化，体现了汉族的祖先崇拜和灵魂不灭观念。隋代，随着汉族重新执掌大权，尤其是南北文化的交融，保留在江东的汉魏旧制开始复兴。在丧葬礼仪上，出现了皇室赐石椁的记载和厚葬习俗的重新兴起。入华粟特人同汉人杂居日渐汉化改行土葬，且棺椁厚重，以夸其奢。宁夏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的墓葬形制为封土，斜坡长墓道、多天井，单室墓葬。并且，墓葬封土大部分符合唐代对不同身份的人墓葬封土高度的规定，由此可知，粟特人的葬俗已开始与唐朝的礼仪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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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献所记录的中土祆教活动，多数是与粟特人有关；文献所载“群胡奉事，取火诅”的诸多祆祠，多属粟特人。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所流行的祆教，主要是通过陆路东渐，经由粟特人的间接传播而来。既然粟特本土的祆教并不具备完整的宗教体系，那么由粟特人带入的祆教也很难说体系完备了。贞观五年（631年）“将祆教诣阙闻奏”的传法穆护何禄，照其姓氏，应属粟特地区的何国人。
祆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2.2.3.2 静置及成型 将制得面团放于室温下静置15～20 min后，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厚约0.3～0.5 cm的饼坯，用饼干模具印成所需饼干花型[5]。
唐代拜火教昌盛不衰，贞观五年，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宝四载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准此。”拜火教影响所及，以火焚烧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就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丧葬礼俗，至今不衰：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也是我们经历诸多重大考验的一年。
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死后的彼岸世界问题，总体上来说是持淡漠、回避的态度。儒家对鬼神一直是存而不论的，道教则有超凡脱俗成仙飞天的出世追求。佛教传入后，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鬼神崇拜相融合，形成了新的灵魂观念，中国人认为善良的人死后进入天堂，而邪恶的人死后要下地狱。于是，我们的文化中对“天”的崇拜，更加上了对“天堂”的向往，变得越发强烈，当祆教的“天神”传入中原，便与之一拍即合。这也是祆教徒能够接受中国人土葬的重要原因。汉族人认为“天命不可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等思想都突出了天帝的绝对权威，这与粟特人崇奉天神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加上汉文化的先进性对于粟特民族有强大的吸引力，也是其华化的直接动力。
固原粟特史姓墓中出土的中古波斯文印章，具有宗教意义。印章图案中雄狮守护的那棵树应是西亚宗教中的生命树，但火祆教和摩尼教均崇祀生命树，林梅村先生认为这枚印章属于火祆教遗物。通过对墓主人史射勿陀胡语原名的推测，林梅村认为侨居原州的这家粟特人应当是火祆教祖尔万教派的信徒，指出印章上的铭文“自由、繁荣、幸福”大概是火祆教祖尔万教派的某种说教。
祆教的天葬习俗虽并不是存在于粟特本土的唯一葬式，但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葬式。在唐代入华粟特人的葬式上，并不见有上述中亚葬式，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都采用土葬，有棺椁。如宁夏固原之史索岩夫妇墓、史诃耽夫妇墓、史铁棒墓、史道德墓，宁夏盐池发现何姓粟特人墓，西安西郊发现的何国人何文哲墓，河北大名发现的何弘敬墓，洛阳发现的安菩墓，关中发现的安兴贵之子安元寿墓以及安宝墓、何刚墓等，采用的都是土葬方式。而现存大量唐代粟特人墓志，虽并非所有都可以找到其对应墓地，但也都可视为采用土葬方式的标志。而对尸体直接进行土葬这一方式，到目前为止，在中亚粟特本土地区并没有一例发现，因而唐代入华粟特人的土葬方式，自然是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
粟特系祆教乃“粟特人的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不可能像佛教那样，也不可能像景教、摩尼教那样，以其义理刻意向中国社会的上层推广，进而被统治阶级接受。它只能作为一种习俗，以感性的模式为汉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从而影响社会。祆教在唐代中国的社会走向，是以胡俗的方式影响汉人，走进汉人生活，汇入中土民俗。正是这些萨满式的祭祆活动，给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表明中国人实际对该教的底蕴不甚了了，而是以为其神灵验。华族以多神崇拜著称，“见神便拜”，正是因为祆教并未以完整的宗教体系向汉人传播，故汉人并不知晓其宗教体系，而只是对其有关风俗知道一二，如拜天、事火等。
因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并没有在深层文化上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其体系中粟特版的祆神崇拜，作为西域胡人的习俗，却为中国人所吸收，并中国化，成为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之一”。也正是如此，宋代以后，祆教这一称谓很少出现在文献中，文献多以祆神、祆祠称之，这一变化实际上表明了祆教在中国传播的最终命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与西北地区入华粟特人的文化认同”（16BZS03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宁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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