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化了对“自由人联合体”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共同体”的内涵和价值。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虚假共同体”的批判建构和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层面，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物质基础、理想蓝图和价值旨归。《共产党宣言》中的共同理论和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和现实意蕴。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共同体理论；“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命题，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关系的处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深刻把握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和要义，我们首先应该厘清该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没有对“共同体”提出明确的理论概念，但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共同体的批判引发了对国家和法的思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批判》中对人的本质的探索，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并提出对“真正共同体“的追求和设想。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虽然没有提到“共同体”的字眼，但是“共同体”的理论及思想却贯穿全文始终。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批判和建构”、“‘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等辩证关系中，科学阐述了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在一致性思想以及对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价值。
一、生产力和交往的高速发展是推动“共同体”形成的物质基础
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新航路的开辟，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达到印度作为世界历史的起点，昭示了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速发展。
式中：wTCa为试样中全钙的含量，%；c为EDTA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V为滴定试样所消耗的EDTA标准溶液体积，mL；V0为空白试验所消耗的EDTA标准溶液体积，mL；m为称样量，g。
工业革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唯物史观来看，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工业革命，对生产力各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首先，就劳动者而言，随着蒸汽和机器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使用，生产对力气和操作技巧的要求降低，这就将童工和女工纳入了劳动者的范畴之内，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劳动者的数量。此外，欧洲国家通过对新大陆的探索及战争的殖民行为，挖掘了大量的劳动者进行社会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力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36工业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中劳动者的数量，这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下，形成最广泛的无产阶级，为“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最庞大的历史主体。其次，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劳动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世界各国打破了民族的界限，纷纷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之中。随着美洲和印度的新发现以及殖民地的扩张，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和扩大，需求也相应增加，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原有的手工业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机器的使用逐渐普遍起来，现代大工业生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也不断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最后，就劳动对象而言，欧洲各国通过战争使亚非拉等国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掠取别国的真金白银作为本国发展的资本积累，并掠夺其廉价的工业原材料以推动本国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廉价的劳动资料使得亚非拉等国家卷入世界文明之中；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和压迫成为受压迫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建立理想的“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正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也推动了交通工具的进一步发展。1807年美国著名工程师富尔顿发明了蒸汽轮船，1814年英国的乔治·史蒂芬森发明了蒸汽机车，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报、电话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内燃汽车、远洋轮船、飞机等的普遍运用，都为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提供了坚定的物质基础。“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2]40交往方式的发展和交往联系的不断加深，加强了世界各国被压迫的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为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追求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将人的发展划分为三种形态，即“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4]66“人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生产力水平还极其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人缺乏独立意识和独立的条件，呈现出对自然的依赖以及对部落或集体的依赖，这一时期呈现出个人发展的自由和全面性，但是这种自由和全面是迫于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的限制下被动的选择，其实质是生存压力下人自身依赖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并不是真正地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发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解放将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它实现的只是资产阶级这一特定阶级的独立性解放，而大部分无产阶级无论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中都体现了对“物的依赖性”关系。在生产中，他们受到机器、能源、劳动技术等的依赖；在生活中，他们受到资本、生活资料等的依赖；在社会关系中，他们受到劳动、商品等的依赖。在这样的模式中，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仍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大部分人处在资本和劳动的压迫和剥削之中，为个人自由设置了重重障碍。人类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阶段已经在现实中得以实践，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强调“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是真正摆脱对自然界无知的恐惧，对人自身的被动依赖，同时也要摆脱人对于物的依赖，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一种“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这是与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相比，更为自由、平等、合理的社会状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同体”，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具体形态的设想，一方面强调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强调“两个自由发展”原则。
二、“虚假共同体”的批判是建构“真正共同体”蓝图的前提条件
《共产党宣言》就无产阶级的革命特点，还明确了实现“真正共同体”的途径和方法。无产阶级应该坚持以人类解放而不仅仅是政治解放为目标，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消灭国家和阶级，消除产生阶级差异的物质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3]689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使平等、自由的“真正共同体”取代所谓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虚假共同体”。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38无产者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同时，还受到资本、机器及生活等多方面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呈现出反抗资产阶级及私有制的革命性特征，为“真正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最广泛、最团结、最革命的历史主体。首先，无产阶级的广泛性体现在“虚假的共同体”中无产阶级本身就作为多数人群体存在于社会中，此外，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由于在优胜略汰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中趋于没落，诸如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工业家、农民等，这些阶级也逐渐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之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数量。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境遇都是类似的，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态度亦是一样，而交通运输和电报电话的迅速发展则不断加强世界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因此，无产阶级的广泛性不仅体现在其数量上；还体现在它的全球性，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渴望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追求自由全面的发展形式。其次，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最强。由于现代工业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生产，他们如同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这样的工作模式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工人的组织性。此外，阶级斗争的实践发展也为无产者团结斗争奠定了基础。最后，无产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这种彻底的革命性是由于资产阶级无底线的压迫和剥削导致的，他们最希望能改变自身的现状，获得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因此，从无产阶级的历史特点来看，无产阶级是最迫切追求“真正共同体”的社会模式的实现，并且也是唯一能够和资产阶级抗衡的、最革命的阶级。
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的“虚假共同体”，《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将财产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中，“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36而统一后的民族国家最终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在“虚假的共同体”中，广大无产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家庭的生存，资本家则是依靠榨取劳动者的增殖资本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剩余价值获取利润，实现利益的追求。而工人在机器的普遍运用和分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异化为“机器”的单纯附属品，受到各种资本的剥削。首先最主要的是受生产资本的剥削，资本家“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2]38实现对劳动者相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压榨，此外无产阶级还面临着各种生活资料如房租、家庭日常消费等各方面资本的剥削，生活更加困苦。这就导致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资本家手中，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这一现象导致的后果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而国家作为阶级不可调和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这种压迫和剥削作为合理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而存在的，而他们宣扬的个性，特指资产阶级的个性和独立发展，所提倡的自由，正如自由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占有雇佣工人的劳动，也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者则受到资本、机器、竞争、生存等多方面的压力，其家庭逐渐失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2]34完全受金钱和劳动的驱使，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存在。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消灭的正是资产阶级所谓的个性和自由，建立“真正共同体”，推翻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而推动这一理想社会模式的主导力量和消灭资产阶级自由和个性的历史主体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受压迫不自由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对“虚假共同体”的直接批判尽显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他们指出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是建立在“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3]536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组织形式，之所以称之为“虚假”或“虚幻”，是由于这样一种国家政权表面上宣扬的是对普遍利益的维护，但是其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共产党宣言》进一步从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即“虚假共同体”进行批判，从批判中构建“真正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蓝图，并阐明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孕育出来的阶级成为了“真正共同体”的历史主体。
三、“自由人联合体”是“共同体”理论的目标模式
所谓“自由人联合体”，最早是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科伦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提出的，该文中马克思批判了海尔梅斯将宗教看作是现代国家基础的错误观点，指出“社论不是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是看作是被指定接受上面的教育并从‘狭隘的’教室走进‘更广阔的’教室的一群成年人。”[3]217这一时期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国家概念，还具有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影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逐步转变其出发点，从人的发展角度理解“自由人联合体”。而《共产党宣言》则是该思想成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进一步阐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内涵，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3其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到的“虚假共同体”，而代替这一共同体的则是“自由人联合体”，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同时也是对“真正共同体”的理想蓝图的建构。
2016年8月，游成令的女儿患上“急性普通B淋巴细胞L1型白血病”。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这对农村走出来的夫妻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游成令后悔以前没有多关心女儿一点。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她从来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速发展，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536而他们所追求和设想的是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共同体”形式，即“真正的共同体”。
首先，“绿色原则”在《民法总则》中的确立奠定了环保理念对各分编的统摄地位，为私法引入私人环保义务提供了逻辑前提，为私法与环境保护法的衔接搭建起了制度桥梁。毕竟，民法基本原则是立法解释的准则［11］23，决定了有效利用资源并防止生态破坏，已成为“物权编”的重要使命。［6］鉴于物权作为私权的本质属性，“绿色原则”宜首先确立为对物权取得和行使行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限制性规范，既明确物权人的一般环保性义务，亦对“物权编”构筑彰显“绿色原则”的具体规范体系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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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价值旨归。所谓“自由”，是指消灭私有制和一切剥削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自由。无产阶级真正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所谓“全面”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都应该建立和谐统一的关系，要在吸收以往人类发展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加强人的自主活动能力，全面扩展人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主要包括：“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5]516而“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537在这一社会状态下由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越来越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有更为自由的时间安排其他生产活动，劳动和享受、占有与奉献、普遍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将彻底地实现统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调节和自主选择自己的生产活动，每个人都得到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解放。
另一个方面，“两个自由发展”原则是“共同体”的根本准则。“两个自由发展”原则主要体现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两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保证每个人的自由，才能真正达到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效果；而“一切人自由发展”则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最终追求目标。但两者都是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乃至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条件来看，“共同体”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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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TheoryinThe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
ZHAO Hui-ling
(SchoolofMarxism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ontains abundant community theory. Marx and Engels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Free Man Consortium”by criticizing capitalism and further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he“Community”.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material basis, ideal blueprint and value tenet of Marxist communit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critical construction of “false community”and the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law of human beings. Common theories and ideas in TheCommunistManifesto have scientific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help us deeply grasp the value connotation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words:CommunistManifesto; Community Theory; “Free Man Consortium”;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an”
* [收稿日期]2018-12-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8青年项目：“新时代我国青少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研究”(18CKS019)
[作者简介]赵慧玲(1992-),女，河南焦作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9)02-0043-04
[责任编辑：刘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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