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追求乌托邦乃人之天性，乌托邦叙事传统源远流长。在人类漫长的乌托邦追寻史中，空间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乌托邦并非只是欢愉人心的梦幻，而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愿景，空间的建构与乌托邦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乌托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经历恶托邦、异托邦和伊托邦这样一个动态的嬗变过程。乌托邦是理想的空间；恶托邦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社会想象，是异化的空间；作为异质空间的异托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空间；“伊托邦”是信息时代的虚拟空间。在空间理论的观照下，探讨乌托邦的演进轨迹，旨在为我们审视乌托邦传统提供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乌托邦 恶托邦 异托邦 伊托邦
乌托邦叙事传统源远流长，相关的研究成果不绝如缕。传统的研究往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展开，保罗·利科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讲演录》、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便是显例；或者将乌托邦看作一种文类，认为这种文类包含对理想社会的描绘，如库马尔和莱曼·萨金特；或者把乌托邦理解为一种政治蓝图，如莫里茨·考夫曼等。鲁思·列维塔斯的专著《乌托邦之概念》探讨学者们对“乌托邦”一词的运用，从形式和功能来定义乌托邦的意义。近年来，对乌托邦的研究呈现跨学科的态势，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建筑学、宗教学、神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其实“乌托邦”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空间的，它经历恶托邦(Dystopia)、异托邦(dystopia)和伊托邦(Etopia)这样一个动态的嬗变过程，但是从空间的维度对乌托邦传统的演进展开研究的成果至今仍然十分罕见，更遑论详尽的理论阐释。有鉴于此，本文在空间理论的观照下，对乌托邦的演进做一初步探讨，以期为审视乌托邦传统提供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一、乌托邦：理想的空间
虽然“乌托邦”一词于16世纪在托马斯·莫尔(1478 - 1535)的著作中才开始出现，但包括乌托邦想象、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精神在内的观念体系却是源远流长。早在人类起源的神话中就充溢着理想世界的美好图景。追求乌托邦乃人之天性，在人类漫长的乌托邦追寻史中，空间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乌托邦并非只是欢愉人心的梦幻，而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愿景，可以说空间的建构与乌托邦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乌托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
(一)乌托邦的空间性
乌托邦是一个空间性的概念，有着明确的空间形态。在古希腊的著述中乌托邦就呈现出空间化的特征，且其空间性往往与城邦形象交织在一起。《奥德赛》中的“厄鲁西亚”平原和苏里亚海岛，位于大地的尽头，乃生灵之福地，是一个极乐世界。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和《蒂迈欧篇》中所记载的一个名叫亚特兰蒂斯的海洋岛国，有着时空的双重维度，即在大海深处的某个不知名的荒岛寻找理想的国度。在希腊语中，“理想国”的意思即是“城邦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要讨论了城邦的正义，即建构以“正义”基础的理想国家。在中世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也涉及城市空间的理念，上帝之城是无形的城市，只有在历史的终点才见真相，只有在生命结束时才能实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人文主义者莫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乌托邦》(1516)中对未来的社会图景做了详细的勾勒。“乌托邦岛中部最宽，延伸到二百哩……全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哩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岛上有54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各城市的布局和外观也相仿”[1]47-49。莫尔构想的亚马乌罗提城从城市街道的规划到婚姻方式、社交生活、宗教态度等无一不体现出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完美契合。培根的《新大西洋岛》(1627)激进地想象一个完全由科学家治理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被公认为典型的乌托邦文本，这些文本无一不承载着乌托邦的空间表达。
经分析后可知,引发再出血的因素与首次胃出血量、是否实施内镜手术存在相关性,同时与患者自身血红蛋白水平和胃溃疡病情有着直接关系。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更是清晰不过地昭示了“乌托邦”一词的空间特质。莫尔构想的乌托邦源自两个希腊词：eutopos的意思是“好地方”，而 outopia指的是“乌有之乡”。莫尔将这两个具有悖论含义的希腊单词结合起来，创制了乌托邦。《钱伯斯二十世纪词典》这样定义乌托邦：“它是莫尔以拉丁文撰写的《乌托邦》所描述的一个想象国度或任何完美、理想的想象国度。”[2]1433《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的定义是：“一个在法律、风俗和环境方面完美到极致的地方、国家。”[3] 2444这两个定义皆与莫尔的乌托邦岛直接相关联，强调了乌托邦的空间维度，还突出了乌托邦因过于理想而不可实践的特质。
福柯对“异托邦”的阐释超越了传统的空间讨论域。空间思想家爱德华·W.苏贾将福柯与他者性的地理历史称为“异形地志学”。通过考察福柯的“异形地志学”和异托邦来概括他的第三空间理论。他认为，具有异质性和关系性的异托邦空间“既不是一种毫无内容的虚无，需要填入认知知觉的内容，也不是诸种物质形式的一种储藏室，需要在其所有的华丽的可变性方面从现象学的角度加以描述”[13]27。换言之，这是一种“另类空间”，即列斐伏尔所谓的“实践的空间”，也就是说，“异托邦”空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空间。
(二)乌托邦的理想性
柏拉图、莫尔、培根、康帕内拉等被认为典型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们想象的乌托邦是一个充溢着真善美的理想国度，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去处。正因为乌托邦表达了对理想生活空间的追寻，即对现存秩序的替代性图景的展望，它才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的引领。17世纪之后，乌托邦想象层出不穷。法国狄德罗的《波斯人信札》(1721) 描绘了一个人人平等、共享国家财富的理想社会。英国莫理斯的《乌有乡消息》(1891) 描述了21世纪的英国，届时伦敦大部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田地和花园，城乡差别被抹除。他们通过对乌托邦世界的勾勒，呈现出对社会未来愿景的幻想和憧憬。
在土木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极为重要，其素质水平直接关系着土木工程的施工质量。在施工现场，由于施工人员多为农民工，专业程度不高，技术操作能力也无法得到保证，因此，不仅无法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施工安全管理也难以得到有效落实；此外，管理人员是施工管理工作的执行者，其素质水平直接关系着管理效果以及工程能否顺利进行。而由于施工单位管理部门的构成情况复杂，在实际工作中，当管理人员不具备专业管理能力时，不仅无法保证施工管理的有效性，也无法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并且在需要处理一些问题时，也无法较好地完成工作[1]。
詹姆逊认为：“乌托邦的文本根本不叙述故事，它描绘一种机制或一种机器，它提供一种蓝图。”[6] 49这种蓝图表征了乌托邦的理想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手戴维·哈维认为乌托邦是一个“希望的空间”。总之，对乌托邦的主导性描述是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社会，而莫尔的《乌托邦》堪为形式上的典范。不少理论家将乌托邦定义为“理想共和国”的同义词。亨利·莫利的专著《理想共和国》(1885)直接使用“理想共和国”来代替“乌托邦”。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的《乌托邦的故事》一书的副标题是“理想共和国与社会神话”，与亨利·莫利的书名相呼应。戴维斯干脆用“乌托邦”一词来代替理想社会。他的专著《乌托邦和理想社会》根据如何处理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差距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理想社会：第一，乐土。戴维斯的乐土类型建立在传统的独特性之上，即提供无限的满足，这种理想社会通过消除满足短缺和提供充分的供给来满足最大的欲望。第二，田园。田园喻示了真实和虚假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它通过将真实需求限制到合理的满足来消除匮乏的差距。第三，完美的道德共和国。它通过个体的道德重塑来处理问题，根据每个群体和个体的存在情况，对欲望进行个人层面的限制。第四，千年至福，即在千年愿景中构想美好社会的图景。可见，乌托邦是一个完整、有序空间的愿景。王尔德指出：“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一顾，因为它遗漏了一个人性永恒的国度。当人性降临于斯，它便眺望远方，向着更加美好的国度扬帆启航。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7] 34王尔德提出了理想为何的问题，乌托邦被视为永恒的人性，被视为进步，被视为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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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乌托邦的嬗变性
杨鸿烈先生云：“西汉时代的司法也确能独立”[8]，杨鸿烈先生此说很有见地，西汉时代的司法是独立的，东汉时代的司法也当是独立的。两汉时期，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行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法领域中的有限皇权。当然，杨鸿烈并未说明西汉时代的司法独立表现在哪些方面。笔者认为，汉代的司法独立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
通过横向对比两组曲线，两类盐岩无论是否含有泥质夹层，均有以下特点：(1)盐岩经卤水饱和处理后峰值强度明显小于天然盐岩；(2)饱水曲线的屈服过程都短于天然状态下的盐岩；(3)饱和状态下盐岩在弹性形变阶段较缓；(4)饱和状态下的盐岩应变软化现象比天然状态下更加明显。究其原因，天然状态下盐岩在饱和卤水的条件下被软化，其弹性模量减小，导致弹性阶段变缓；同时导致试件的破坏更容易发生；对比其破坏过程，饱和状态下试样在应力不断施加的过程中裂隙扩展速度大于天然试样，以致到达峰值应力时屈服过程短于天然试件。
不容置疑的是，上述种种形式都是“乌托邦”的变体。本文择取恶托邦、异托邦和伊托邦从空间的维度探讨乌托邦的演进轨迹。
安娜形象是托尔斯泰女性观的具象化，他一方面极度厌恶那个黑暗肮脏充满铜臭味的封建社会，极力歌颂人的生命力，赞扬人性常理，对那个束缚人性自由的社会提出抗议，表现出积极的进步思想和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受到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侵染，坚决而强烈地否定一切政治、社会活动对于改变人类命运的重要作用，强调妇女天职，表现出保守落后的传统封建道德观念。
从形式上来看，乌托邦从诞生以来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中。 戴维·哈维认为，乌托邦的嬗变主要体现在“前缀”的种种变化，“前缀”的不同变化导致种种形式的乌托邦。这种变化形式非常之多，如非乌托邦(non- utopia)、颠倒的乌托邦(reversed utopia)、社会乌托邦(social utopia)、丑恶的乌托邦(nasty utopia)、技术乌托邦(technic utopia)、生态乌托邦(ecological utopia)、异托邦(heterotopias)、伊托邦(E-topia)、地理乌托邦(geographical utopia)、讽刺乌托邦(satiric utopia)、建筑乌托邦(architectural utopia)、私人乌托邦(private utopia)、恶托邦(dystopia)、城市乌托邦(city utopia)、批判乌托邦(critical utopia)、正面乌托邦(positive utopia)、否定的乌托邦(negative utopia)、男性乌托邦(male utopia)、女性乌托邦(utopia)、抽象乌托邦(abstract utopia)、具体乌托邦(concrete utopia)、绝对乌托邦(absolute utopia)、相对乌托邦(relative utopia)，等等。
二、恶托邦：异化的空间
2.第二种不健康的消费心理是一种盲目的“个性”心理，正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自我意识被大大激发，此时的逆反心理极为严重，为了彰显自身的个性，往往存在一些与常规相“悖逆”的现象。这就会使得大家为了展现自身的不同，而进行很多盲目的消费行为，比如购置奇装异服等，这些所谓的“个性”，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还影响了年轻人的正常形象，需要被坚决杜绝。
乌托邦理论家莱曼·萨金特指出：“反乌托邦是一个非存在的世界，它通过十分丰富的细节来展现了示一定的时空定位，致力于批评乌托邦主义或者抨击那些正面的乌托邦作品。”[9]9乔治·奥维尔的《1984年》、贝拉米的《回顾》、叶·扎米亚京的《我们》、阿斯莫夫的《钢铁牢笼》、斯纳金的《桃源二村》、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等被视为典型的反乌托邦作品。
“邪恶之地”是对“美好世界”的逆转，这种逆转昭示那些隐匿在现实内部的疾病。因此，与乌托邦空间表现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不同，恶托邦空间有着特殊的功能，它致力于对未来“邪恶之地”的警示，警示人们：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可怕的恶果将不可避免。也就是说，恶托邦文学是作家介入现实、干预历史的一种手段，它侧重社会批判、政治讽刺和对人类未来阴郁恐怖前景的描绘，致力于对未来世界邪恶事物即将到来的警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乌托邦包含一种对立的想象：一是“优托邦”即美好之地，一是“乌有之地”，即没有的地方。在历史上围绕这两层悖论性的意义衍生出多种多样的解释。“美好之地”被称为“乌托邦”，它的反面即邪恶之地则被称为“恶托邦”。这种对立性在《乌托邦》中就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乌托邦》分为两部：在第一部中，莫尔运用政治修辞来影射公正缺失、拜金主义至上的英国现实，这是对现存的“反面乌托邦”的警示；在第二部中，莫尔运用表现性修辞，以虚构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对虚构的“优托邦”赞美有加，那里体制健全、赏罚分明、国泰民安。可见，恶托邦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社会想象，是乌托邦的一个分支。从思想渊源来看,反乌托邦跟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太阳城》等空间叙事是一脉相承的。克里尚·库马尔在《现代和反乌托邦》中论证了乌托邦和恶托邦之间的关系，认为乌托邦是对未来的希望，而恶托邦则代表对灾难的恐惧。如果说乌托邦是对现存社会体制的理想性否定，那么恶托邦则是对乌托邦的抹黑式模仿，即把乌托邦中的正面因子转化为否定性的元素，进而达到乌托邦思想的反拨，对乌托邦的理想性进行否定。
在上述作品中，个人成为权力的牺牲品，独立自主的自我被国家机器消除了。“恶托邦”叙事主要盛行于20世纪，它的出现与社会异化息息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科学技术呈迅猛发展的态势，但科学技术并非如同透明的溶剂那样是中性的，仅仅加速社会的进步。恶托邦叙事投射了一种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追求纪律、和谐、幸福和效率等种种理想的努力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工业与技术在给人类提供了适度自由的同时，其工业化与科技性的滥觞已经造成对人的自由本性的统治压制和戕害，人的异化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海德格尔认为，技术进步不是价值中立效率的提高，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马尔库塞反对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宿命论顺从，认为技术统治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代性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将海德格尔提出的观点称为技术本质论，他反对技术是中性的观点，认为技术是一种体现其自身特殊价值的文化框架。“现代技术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坚不可摧的铁笼，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10]。利奥塔认为，计算机使认知非人化和机械化，知识因而变成了一种社会功能要素、一种技术和市场商品，而不是现实的一种真实的表现。极权主义政治凭借强权和对科技的掌控加剧了人性的异化。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乌托邦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促成了恶托邦的广泛流传，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在其影响下的美国和德国的新左派都受到恶托邦观念的影响，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在德勒兹和福柯的作品中出现了恶托邦式的转向。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对立由于科幻小说而变得非常流行。詹姆逊认为：“反乌托邦基本上是科幻小说批评语言中所说的‘关于最近未来’的小说，它叙述某种即将到来的灾难故事——生态学、人口过剩、瘟疫、干旱、偏离轨道的彗星或核事故等，这些灾难将在我们自己最近的未来出现，而在小说的时间里则迅速地提前。”[6]科幻小说是一种“另类文化的文学”，即科学和技术文化的文学。在技术专家治国的时代，技术在为人类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往往又会僭越而成为人类的主人。科幻小说质疑科技进步能够使人类彻底摆脱蒙昧、获得最终解放的能力，并构想出未来技术世界的暗淡前景——由于掠夺和恐怖所造成的“邪恶之地”，即恶托邦空间，来表达对人类未来的担心，以达到批判盲目的科技崇拜和极权主义的目的。
恶托邦空间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主要的社会分裂出现在现代技术系统的主人与在这个系统内工作生活的那些人之间”[9]。在葛兰西看来，乌托邦是意志的乐观主义，而反乌托邦则是理智的悲观主义。詹姆逊认为：“反乌托邦迎合了后现代主义，至少迎合了对高度现代主义本身所作的毫不宽容的后现代的批判，即认为它是压迫性的、总体化的、男性化的和极权主义的，带有某种极端的、非人性的傲慢。”[6]
《我们》(1924)构想26世纪一个由科学和技术统治的“完美的国家”，它由一个独裁者和一个名叫保卫局的官僚机构统治着。为了方便政治警察的监督，百姓都住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环绕整个城市的玻璃墙将荒野与都市、理性和非理性隔绝开来。围墙之内，市民们因都市的熵化而备受折磨。围墙之外是不断革命的浪潮所引发的威胁。秩序与混乱、熵与革命成为都市存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这是最早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描绘。《钢铁牢笼》描写了一个人口过于稠密的世界，这个世界为拥挤的城市开放空间的恐惧所笼罩。机器人取代了产业工人，“降低了身份的”劳动者在大批增加，人与机器之间的冲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身为警察的英雄甚至和一个机器人结成伙伴关系。人与机器人的受控机体命运生活在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结合二者最好的东西的文化空间之中。《1984》存在三个主要空间，即“大洋国”“东亚国”“欧亚国”，这三个极权主义国家既结盟又交战。作品以大洋国为背景，“大洋国”作为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国家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技术基础之上。大洋国是一个封闭的岛国，由老大哥所控制的神秘内党统治着。老大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肖像画遍布全国各地，提醒人们“老大哥在看着你”。电幕无处不在，百姓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在这里，空间发挥了对人类的规训功能，种种针对身体的刑罚和规训限制了人的行动自由，而这种刑罚和规训的手段是高科技。《1984》勾勒的是一个噩梦般的未来世界，这是一个集权统治下的恶托邦社会。
三、异托邦：异质的空间
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吉尔·德勒兹、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爱德华·苏贾等堪称空间理论和空间转型的代表性人物。列斐伏尔的再现的空间偏重于社会生产的意义，德勒兹的块茎空间强调万物互联，而福柯的异托邦( Heterotopias)则专注于权力关系的分析。在福柯看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监视社会，他将圆形监狱的技术解释为物质化的监视实践，“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11]243。
何为“异托邦”?从词源学来考察，“heterotopias”源自古希腊语，其中“hetero”的意思是“不同的”或“其他的”，而“topia”的意思为“空间”或“地点”，因此该词一般被译作“异托邦”、“异质空间”或“另类空间”。“异托邦”这一术语虽然为福柯所创造，但在法文中它最早应用于医学和生物学领域，指与动植物原位移植相对的不同部位的器官和组织的移植，因此，也被称为“异位”[12]64-70。
“异托邦”概念最早出现在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中。1967年，福柯在一次建筑学研讨会上以“异托邦”为题的发言，重点关注社会中偏离常态的不同空间，同时在与乌托邦的比较中详细阐发了“异托邦”的内涵与特征。在《另类空间》一文中，福柯从西方文化空间形态演变的历史线索来阐释这个概念，认为“异托邦”取代了中世纪呈等级体系的空间体系，也取代了肇始于伽利略的“定位的空间”。福柯的阐释摆脱了巴什拉的“内部空间”和现象学家的空间描述，聚焦于社会生活的“外部空间”。“这种空间是人们实际使用的场址空间以及场址之间的诸种关系”[13]。
福柯在与乌托邦的比较中界定了异托邦的含义。“‘乌托邦’是一个在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的地方，但‘异托邦’不是。它是实际存在的，但对它的理解要借助于想象力”[14]。这就是说，乌托邦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的引领，是不真实的空间，它总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的或颠倒的关系。可见，“异托邦”是“乌托邦”的延续和发展，是乌托邦的重要变体之一，人们通常称其为“后现代的乌托邦”。
福柯概述了“异托邦”的六大特征。一是“异托邦”文化无处不在，“世界上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15]1。“异托邦”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福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危机异托邦。在原始社会中，存在危机异托邦的异托邦形式，即存在一些享有特权的、神圣的、禁止他人入内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留给那些处于危机状态的个人的，如青少年、月经期的妇女、产妇、老人等，这些危机异托邦现今虽然还有少量的存在，但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它们已经为偏离异托邦所取代。另一类是偏离异托邦。执政者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特定的场所，对于从未进入这些场所的人来说，这些场所就是“异域”，福柯称之为“偏离异托邦”，其中，最典型的场所是精神病诊所、监狱和养老院等。这些场所区隔了“正常人”与“不正常的人”。在福柯看来，圆形监狱是权力的现代系统运作的示范性技术隐喻。监狱是关押犯人的场所，是社会中偏离常态的特殊空间。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全景敞视必须理解为一种普遍的功能化模式，根据日常生活界定权力关系的方法……这是一种简化为理想形式的权力机制图式，其功能从障碍、抗拒或摩擦中抽绎出来，必须被表述为纯建筑的和视觉的系统：事实上，正因为它是政治技术的对象，才必须跟具体的功用分离开来。”[11]221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能被观看。这个展示1全景的主体既是囚犯又是看守，既是凝视的主体，又是被凝视的客体。“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11]221。也就是说，全景敞视监狱必须理解为一种普遍的功能化模式，这是一种理想形式的权力机制图式，其功能被表述为纯建筑的和视觉的系统。正因为它是政治技术的对象，因此必须跟具体的功用分离开来。二是并置性。福柯在论述“异托邦”的异质性时指出：“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所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14]52-57他援引的例子是剧场、影院和花园。福柯认为，剧场将一系列不相关联的地点联系起来，影院将作为物理空间与影像所展现的虚拟世界的空间形态结合在一起，而花园是异托邦最古老的例子，“花园作为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的非凡创作，在东方有着极其深刻且可以说是多重的含义。波斯人的传统花园是一个神圣的空间……花园是一个地毯，在这个地毯中，整个世界臻于象征性的完善，而地毯又是一种穿越空间的运动的花园。花园是世界最小的一块，同时又是世界的全部。从最初的古代文化开始，花园就是一种幸福的、普遍的异托邦”[14]52-57。三是福柯以公墓异托邦为例，分析了异托邦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在社会的内部，每个异托邦都有明确的、一定的作用”[14]52-57。18世纪末，公墓位于城市的中心和教堂的旁边。为了人的健康，在19世纪墓地被迁移到市郊。四是异托邦与时间的片断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相结合，产生所谓的异托时。 在现代世界，存在专门的地点来记录空间与时间，时间从未停止，这是一个拥有所有时间、所有时代、所有形式、所有爱好的场所的交叉。首先，存在时间在无限积累的异托邦，如博物馆和图书馆。另外，与这些异托邦相对的是昙花一现的时间性空间，如节庆地点、集市场所、度假村等。五是“异托邦”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如军营和监狱。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彼此渗透。控制进出的方式各不相同，或者是宗教净化仪式，或者是沐浴净身等。蕴含在异托邦开合控制之中的是权力的运作，福柯后来称之为“规训技术”。这些技术通过对空间、时间和他性的社会控制来生产某种标准化。六是异托邦具有更加全面的功能。其功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展开，或者异托邦的作用是创造一个幻象空间，它使每一个真实空间、人类生活在其中被分割的所有场所表现得更加虚幻。或者相反，创造另一个空间，另一个真实的，与我们的空间同样完美，同样细致，同样安排得很好的空间，这是混乱的，安排得不好的。这也许不是幻象异托邦，而是补偿异托邦，我琢磨着是否某些殖民地没有完全按这种方式运转”[14]52-57。
在福柯看来，“异托邦”作为现代世界的典型空间，是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空间。概括而言，“异托邦”作为一种全新的空间理论具有异质性、关系性等特点。第一，异质性。福柯指出：“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在我们之外吸引我们的空间，恰好在其中对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进行腐蚀的空间，腐蚀我们和使我们生出皱纹的这个空间，其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14]52-57第二，关系性。福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迭合的位置。”[14]52-57具有异质性和关系性的空间，就是福柯所谓的“异托邦”。这些场所包括镜像空间、墓地与教堂、戏院与花园、博物馆与图书馆、集市与度假村、兵营与监狱、妓院与殖民地等。
从历史上来看，乌托邦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处于不断的嬗变过程中。莫尔笔下的乌托邦是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静静地停泊在汪洋大海之中，这是一个静态的空间。而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1905)则构想了一个弘扬普遍利益的世界国家，这个世界国家的人被分为四个等级：创造之人、活动之人、愚蠢之人、普通人。这个乌托邦的世界国家是整个人类而非个人的代表，这是一个动态的乌托邦。正如威尔斯所说：“那些乌托邦都是完美、静止的……但是现代乌托邦必须是非静止、动态的，它并不处于一个恒久固定的状态，而是处在一个充满希望的阶段，并往更高的阶段攀登。”[8] 8
不少理论家明确指出了“乌托邦”是一个空间范畴的概念。乔伊斯·赫茨勒在《乌托邦思想史》(1923)中指出，我们不应当把乌托邦狭隘地理解为一个文学领域，乌托邦是：“想象的理想社会的通称，一个完美无缺但也许无法实现的，坐落在某个乌有之地，消除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缺陷、浪费和混乱，过着全然适当的生活，充满幸福和满足的社会。”[4]29莫里茨·考夫曼这样给乌托邦定义：“什么是乌托邦？严格说来，它的意思是一个乌有之地，某个遥远的幸福之岛。主宰着那里的社会关系完美无缺，体制纯洁无瑕，政府毫无缺陷，人类享受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免于动乱、困扰人心的忧虑和现实生活中无穷无尽的烦恼。”[5] 139其言外之意是，乌托邦主义者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人性全无缺陷但不可能实现的人类图景。
四、伊托邦：虚拟的空间
与乌托邦相对应的“伊托邦”是对信息时代一种理想社会模式的描述。“伊托邦”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学者威廉·J·米切尔在其《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2001)一书中提出的。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复杂万端的世界，它不仅对现存的组织机构和权力平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商品生产、营销、消费以及知识和文化领域也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对我们关于现实的感知和诠释的内涵也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电脑不断调整着人类与物质现实和文化现实的体验与联系，借助全球联网的电脑，报纸、杂志、书籍、收音机、电视和电影的声音与图像蜂拥而来，将我们湮没于其中，人类的交流与共享在其中生成。米切尔认为，比特(bits)已经将我们的城市摧垮，“以网络为媒介、属于数字电子时代的新型大都市将历久不衰”[15]70远程数字通信所产生的最显著的影响是，直接邻近性的交往让位于远距离的相互交往，它将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共存的关系，即距离的消失，空间的终结和虚拟化的来临。“21世纪的城市将是互相连接、互相作用，到处都是硅和软件的机能化、灵敏度高、响应及时的系统。我们会在服饰、房间、建筑、校园、社区、都市、全球基础设施等各个层面感受到这个系统的存在”[15]70。 这就是我们别无选择的抉择——伊托邦。简而言之，“伊托邦”指的是提供信息服务、全球互联的城市。
丝瓜络中特殊的网状结构，具有亲油和亲水的化学结构和独特的多孔性结构，优良的机械强度，吸附能力强，并且来源广泛，在亚洲和中南美洲都有大量种植。丝瓜络纤维可以作为活性炭等的替代品用于重金属离子的吸附，以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3]。
虚拟现实作为一种电脑生成的环境，并不存在于惯常的物质感觉中，而是存在于赛博空间中。也就是说，正是电脑把人类带进了赛博空间，并且最终促使人类改变了自身。“赛博空间”一词最早是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在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中提出的。吉布森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赛博空间，以信息技术为主题，栖居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从事电子和生物移置，用软件技术构造死者并开发人工机能。其特色有两个：一是对技术奇迹的描绘，叙述他们将技术应用在一个充斥着权力、金钱和性的世界里，但二者存在鲜明的反差。吉布森所预想的未来世界由跨国公司、蜕变的家族和犯罪组织所掌控。电子和毒品所产生的幻觉效应支配着这个世界中狂妄般的居住者的生活。二是从边缘人的视角来描写，如赛博牛仔以及非法倒卖毒品、硬件和软件的人等。《神经漫游者》描绘了赛博牛仔凯斯的历险经历，通过提供一种语言和一种虚构的系统开创了一个虚拟现实时代。“赛博人”离开身体，以多元感觉穿越心灵的非空间，即虚拟世界。正是这种语言和系统把各种现有的仿真技术汇聚起来，创造一种新的未来景观。在这个完全虚拟的世界中，界面是立体对象和轨线的“交感幻觉”，用户以其熟悉的姿态和身体动作在其中行走，在线行为不仅表现在键盘上敲击，还表现出行动的特征：攻击、防御、飞行、挣扎等。虽然吉布森描述的世界是恐怖的，但并不是蕴含着抑郁、怀疑和绝望的黯淡情绪的恶托邦。在这里，真实活动引发计算过程，而计算过程则真实地展示自己。这是关于真实场所与虚拟场所、现实旅行和电子链接、实体和电子身份的复杂对应关系的寓言。人类对于超越其所在世界的时空局限有着永不停息的渴望，赛博朋客小说正是这种渴望的当代表达形式，它与《理想国》之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乌托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反映的是赛博时代的伊托邦。
吉布森于1984年描绘的赛博空间在今天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它引发了关于人类与机器之分野的探索，激发了人们对数字空间与时间的形而上思考。互联网将整个地球互相链接起来，赛博空间成为一个让人惊诧的大网络，它不仅仅是一个超越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间，而且也是一个以数码方式重构日常现实性的空间，这是一个容纳社会、宗教和政治空间的万花筒。在工业革命中，一切事物围绕着生产与劳动力控制；而在信息社会中，一切社会行为围绕着生产与信息控制。信息技术带来了社会组织结构、权力关系和技术控制的根本性重构。
赛博空间与虚拟现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虚拟现实生成于赛博空间，而赛博空间概念的形成离不开“虚拟”概念的原初含义。虚拟性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定义：一方面，虚拟性专指实际呈现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指一种可以显现现实或行为的能力。当我们将赛博空间称为虚拟空间时，意思是说，这不是一种十分真实的空间，而是某种与真实的硬件空间相对比而存在的东西，但其运作好像是真实的空间。虚拟世界是对一个世界的仿真，在物理学意义上它不是真实的，但在其效应上，虚拟现实完全可能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更加迷人。被誉为“赛博空间哲学家”的迈克尔·海姆从七个方面概括了虚拟现实的本质，即模拟性、交互性、人工性、沉浸性、遥在性、全身沉浸[16]118。 虚拟现实系统是虚拟世界的范例，它让用户沉浸在一个非真实的世界里，并给他提供遨游天下和互动的机遇。在可以接入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的地方，信息流动充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交织互动，形成一个智能场所。在伊托邦的空间，虚拟性与物质性相互竞争。米切尔将伊托邦的城市空间归结为五个要点：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减少机动(demobilization)、规模化定制生产(mass customization)、智能操作(intelligent operation)、柔性转变(soft transformation)[15]70。 也就是说，在伊托邦的城市空间，我们较少依赖物资的积累，而更多地依赖信息的流动；较少依赖地理上的集中，而更多地依赖于网络互联；较少依赖扩大稀缺资源的消费，而更多地依赖智能管理。我们只要重新连接硬件设施、替换一些软件，重新组织网络链接，就能够使现有的地方满足新的需要。
迄今为止，我们对虚拟空间在多领域展开了多维度的应用，如在电脑和互联网中运用视觉艺术；在《异度空间》《奇异的日子》《约翰尼记忆术》《黑客帝国》等电影中对虚拟空间的探讨；电脑游戏不仅愉悦年轻人，还为他们在虚拟世界的生活提供了工具；文学艺术对于虚拟空间的揭示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赛博文本可以视为一种处于文学、多媒体、电脑游戏和电影之外的全新的媒介”[17]31。 由此催生了很多与虚拟空间相关联的概述和术语：数字文学、超文本文学、超文本小说、超文本书籍、交互性文学、拓扑写作、非线性文本、多线性文本、二度口语等。迈克尔·乔伊斯的《下午》(1987)和斯图亚特·牟斯洛帕的《维多利亚花园》是超文本小说的范例。这些作品由一系列的文本片断组成，超级链接把这些片断整合为一体，创造一种多线程的网络。超文本的作者不再是在时间上所发生的故事的制作者，而是多维叙事空间的创造者。赛博空间是编织虚拟现实的巨大电子网络，它也可以唤起我们的想象。赛博空间以其最简单的形式，激活了使用者的创造性想象。随着赛博空间的精致化，它便逼近了真实世界的模拟。前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德·穆尔将赛博空间称为一种“本体论机器”[18]31，因为这种机器会将所触及的任何事物从空间和时间的组构上加以解构和重构，并认为，赛博空间开启了一个后地理、后历史的新阶段。所谓后地理阶段，“不仅是因为计算机能够让我们以超跃度(hyperjumps)穿越地理空间的物理学和社会学维度，而且还因为它能够让我们接近平行的诸世界”。所谓后历史阶段，“因为有了计算机，我们就能够以超跃度穿越我们的历史”[18]274-275。
五、结语
乌托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不容置疑的是，技术在乌托邦的嬗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文化的传播经历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信息传播等三个阶段。乌托邦经历从口头到印刷文本的变化过程，恶托邦和异托邦主要是通过印刷文本传播的，而伊托邦则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以计算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虚拟赛博空间。传播一个脉冲比送一页纸更快，而送一页纸、一封邮件，又比一个信使的移动更快。从口头传播到印刷传播再到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电脑新媒体的问世削弱了书写的主流地位，催生了多媒体的文化传播，其特点是远程通信与人的身体相结合，人体上装备了电话、随身听、便携式电子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电极、数据手套和数据服装、手机等假器。这一切都将改变人的功能。在信息传播时代，出发被取消，只有到达——数据的到达。
“乌托邦的本质是欲望，希求一种不同的、更加美好的生存方式的欲望”[19]265。乌托邦思想，以想象、希望和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空间为目标，同时不受现实中桎梏我们的种种困难所束缚。在此意义上，它是人类的抱负和政治文化中永远存在的基本要素。也因为如此，它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百花齐放。
在城市建设当中，房地产开发很重要。当前我国实行了城市化政策，需要提供大量的保障措施跟进。还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规划，这样才可以解决在经济发展当中所带来的相关城市病，如环保、房价高等问题，也能促进公共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调动与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怎样才可以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看总体规划是否合理，施工过程是否高效，后期销售是否理性，各个阶段的风险管控措施是否到位等。而在这么多需要考虑的内容当中，风险管理又是其中的重点。
如今，随着技术的发展，乌托邦的内容和形式仍然处于嬗变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密切关注。虽然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却是可以创造的。乌托邦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它的社会功能以及与进步的联系，在于它高举鼓励社会进步的理想。莫里茨·考夫曼认为：“乌托邦的价值在于，它们高举崇高的社会理想，防止人类陷入静止或停滞的状态并满足于卑贱的生活现实。它们指向道德和物质进步的更高目标，并由此引导人在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大道上前进。”[5]乌托邦高举远大理想，为我们指引了未来的方向，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的愿景，唯有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才能实现，同时包含对危害的估计，对现存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人性中总是存在一种乌托邦倾向，库马尔认为：“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将失去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20]25未来并不是简单地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未来是什么模样，部分地要依赖我们此时此刻的行动，为了行动，我们就必须努力去想象各种可能性，而对未来的想象离不开对现在的借鉴。在如今的后信息时代，我们要尽力规避高科技发展所引发的负面影响，避免恶托邦空间的出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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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13BZW011)
[作者简介] 蔡熙，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湘潭 411105)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5-0039-10
[责任编辑 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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