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我国革命》这一重要文献，是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理论武器，系统论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何有必要、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它蕴含的革命辩证法，是对“庸俗生产力论”的超越。这对于正确理解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关键词：十月革命 革命辩证法 庸俗生产力论
1923年1月，生命垂危的列宁以口授的方式完成了《论我国革命》一文。此时距离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已经五年有余，列宁为什么再次谈论革命？并且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刻，采用口授的方式。这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还与历史争论有关。
液体饲料的研制和应用在我国刚刚起步。随着发酵乙醇工业的发展，粉浆类副产品将大量增加。随着谷物价格上涨，副产品利用的经济效益增加。随着环保压力、减抗替抗压力的增加，液体饲料的应用将大幅度增加。在液体饲喂系统中，原料的质量、粉碎粒度，水料比须根据饲喂对象进行适当调整。当前对液体饲喂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生产性能方面，液体饲料原料数据库、营养标准、品质控制等研究等还需要系统性深入。
《论我国革命》的副标题是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当时，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党及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对俄国十月革命持反对态度，认为俄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并未达到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把十月革命取得的成果视为“强扭的瓜”“早产的婴儿”，第二国际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更是直接指出 “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的面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据理力争，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理论武器系统论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批驳第二国际代表人物苏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等人以俄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为借口，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现实意义的错误论调，并将其定义为“庸俗生产力论”。时至今日，有关十月革命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争论依然存在，孟什维克党人和第二国际领导人抨击俄国十月革命未达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准和依据何在？生产力发展到何种水平，它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能达到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有无统一的世界标准？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性能否仅从一国的生产力水平考察？考辨“庸俗生产力论”的理论合理性，对当今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依然具有重大意义。
一、革命的生产力发展要求
关于生产力发展到何种水平，它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能达到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对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规定出绝对的标准，也没有说过工业无产阶级必须占到全人口的多数，不具备这些条件，任何国家都不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①。马克思曾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②也就是说，马恩并没有直接强调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就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重点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的尖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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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马恩所说的国际竞争对一国国内矛盾的影响，二月革命也是这一理论的现实体现。“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对二月革命有过完整的发动纲领甚至充分的思想准备；列宁本人也始终承认，革命完全是‘自发的’”。“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⑤。因此，革命的现实性不能仅从一国本身出发，现实世界联系的普遍性要求我们以多元的眼光考察革命，不仅看到俄国本身的革命条件，更关注国际环境的影响。
此外，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过程，并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革命就会自动发生，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马恩曾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③马恩在考察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条件和胜利问题时，着重关注的并不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是否高度发达，而是革命时机问题，即无产阶级在发动革命时能否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在马恩看来，如果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无产阶级，就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正是如此，生产力水平低下，似乎不足以发生革命，但社会矛盾之尖锐使得革命成为可能，列宁抓住时机，在当时政府内忧外患，群众力量能够争取的状况下，及时发动十月革命，正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表现。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的尖锐程度与一国生产关系本身的容纳程度有关。生产力水平越高，并不意味着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越尖锐，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容纳程度更高，可以承受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此外，与上层建筑也有很大关系。一个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其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能力，相比一个民主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特别是比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往往要大一些。就像革命年代的俄国与中国，国家生产力水平本身并不高，但是都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民主化程度低，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能力比较低下。相对于西方国家，这一矛盾就比较尖锐，有可能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条件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经典框架有很多种形式的推广, 例如连续框架[4]、算子值框架[5]、G-框架[6]、子空间框架[7]、 Banach框架[8]、Hilbert C*-模框架[9]等。文献[10]对经典框架的等式与不等式做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文献[11-12]的基础上, 用算子理论的方法对Rd上的测度框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二、以多元眼光考察革命的现实性
注释：
有人曾说，如果将作为列宁“政治遗嘱”的“最后五篇文献”视为一个整体，《论我国革命》就是其中的灵魂，如果将这五篇文献当作列宁理论生涯、政治生涯的“天鹅之歌”，《论我国革命》就是最具时空穿透力的美丽乐章⑥。以庸俗生产力论为理论依据质疑俄国十月革命在现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列宁的革命理论受到了实践的证实。《论我国革命》具有坚持革命辩证法，超越庸俗生产力论，反对形而上学的机械直线论的理论价值。但需要加以解释的是，列宁并非否定生产力的发展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其后期的经济政策正是对生产力发展不足的“补课”，革命辩证法对庸俗生产力论的超越之处在于把握革命的有利时机、团结能够团结的最广大力量，而非死守理论，把握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一例观之：一天，一位员工打电话到办公室：“我这个月的工资为什么不给我发？我知道张某某、李某某他们都发了，你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要是今天内还不给我发工资，我就来你们办公室找你们领导，哼！”
三、对庸俗生产力论的超越与对中国的启示
这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真实写照。从革命的领导力量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中国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不可能承担起历史重任的情况下，团结广大工人阶级和小农走上“先革命后发展”的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紧要关头勇于担当，扛起拯救中华民族的大旗，才有今天的成果。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革命辩证法的现实体现。马克思的“五形态”理论与他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一直以来颇具争议，被认为是互相矛盾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否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广为争议，但苏联解体已成为历史事实。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承担着社会主义国家该往何处去的历史重任。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顺利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成了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要借鉴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察国际环境，听中国声音，走中国道路，结合自身国情，发展好社会主义，而不照搬照抄。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重要背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俄奥矛盾是当时的三大矛盾之一。战争前夕，俄国就开始疯狂扩军备战，其军费开支甚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俄政府无奈之下只能大量举借外债和在国内加倍征税与滥发纸币，沉重的战争负担使广大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正是在大战的背景下，在战争给国家和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背景下，列宁的“面包、自由与和平”换取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十月革命正是在这一系列条件的作用下，才从设想成为可能，这其中，一战是不可忽视的革命催化剂，其加剧了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也加速了十月革命的进程。
孟什维克与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质疑是没有理论依据的。马恩对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发生革命并没有做明确规定，相反，其从矛盾尖锐程度这一标准来衡量革命的可能性本身更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有力批判，因为国家的生产关系容纳度、民主化程度等都会影响矛盾的尖锐程度，唯生产力是站不住脚的，何况革命本身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固守生产力的发展，忽视革命时机，不发挥主观能动性，永远都不会获取革命成果。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各个国家基本上是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自由发展，对社会运动的根源分析可以仅从一国本身出发，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革命的影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世界各国的联系变得更密切，一国革命的现实性不能仅从这国本身的生产力水平考察。马恩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④
①沙健孙.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学习札记［J］.高校理论战线，2006（11）.
②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41，196.
(6)对成矿元素而言，淄博市土壤中Ag基准值最高，枣庄市土壤中Bi，Sn，W最高，泰安市土壤中Au最高，日照市土壤中Ce，Zr，La最高。从元素分异特征看，除Zr在济宁市，Ag，Bi，W，Pb在威海市变异系数最大外，其余元素(Au，Cu，Mo，Sn，As，Cd，Cr，Cu，Ni，La，Ce等)变异系数在烟台市最大，显示了烟台市巨大的多金属及稀土(La，Ce)成矿潜力，同时说明威海市可能存在Ag，Au矿化区(带)。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7.
⑤⑥韦定广.历史悬崖上的思考：重读《论粮食税》和《论我国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9-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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