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政治学滥觞于福柯，后经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当代学者的推进而走向了理论前沿。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旨在揭露政治对人的制约、束缚与控制，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研究的深入，国内形成了一股新的研究热潮。通过梳理发现，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着研究范式单一、尚未深入到历史深处、缺乏面向中国问题的生命政治学建构等问题。未来研究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从“主观批判”走向“历史批判”，立足中国新现代性历史语境，直面中国问题。
关键词：生命政治学；福柯；阿甘本；历史批判；现代性；中国问题
生命政治学方兴未艾，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一个分支，滥觞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后经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等当代学者的推进而走向了理论前沿。国内学术界自21世纪初关注生命政治学领域，在近几年呈现出新的研究热潮。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旨在揭露政治对人的制约、束缚与控制，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当代中国发展成果举世瞩目，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提到“人民”，突出人民的主体性。关注民生发展是党的一贯宗旨与追求，也是回应生命政治学所揭露的问题而做出的具有反思意蕴的发展谋划。以人的生命为载体的社会政策安排都富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诸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居住等系列政策都是需要上升到生命政治学理论高度加以思考的重大问题。有鉴于此，对目前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研究走向进行梳理与总结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何谓生命政治学
(一)理论之源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
福柯第一次使用“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这一范畴出现在《必须保卫社会》中[1]243，但是他关注生命政治问题却开始于《规训与惩罚》的写作。从对监狱的产生的谱系学考察中，福柯揭示了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不同。传统政治主要通过将惩罚的残酷性展现于民众，从而使得民众因恐惧而避免犯罪，以彰显其统治权威，具有致命性、残酷性、压迫性、赤裸性等特征。而现代政治则基于人性关怀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将赤裸裸的惩罚转化为温和的规训，强调惩罚的文明。无疑，以“规训”为特征的现代政治取代以“惩罚”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大进步。然而，福柯揭示的这种现代权力的转变与其说是惩罚的文明，不如说是规训的细微化与精细化，统治权力表面上转变为规训权力，实际上则是生命权力的微观渗入。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以临床医学研究发现基因“遗传”对“传染”病原学的思想为突破点，揭示了现代医学制度乃是现代政治制度的胚胎之要义。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国家以防范疾病的“传染性”为由，而建立一个严密审查、监控的警察制度，从而借此达到其奴役民众的政治目的。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学是一种治理术、控制术，是国家理性的体现。基于人口的健康与安全以及国家财富积累的需要，政治从细微之处渗透到人的生命治理之中以实施对生命的“管理”职能，可以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被普遍意义上认为是生命政治学的开端。
(二)研究之推进：福柯之后的生命政治学
1.阿甘本：指向死亡的生命政治学
阿甘本通过具有双重排除性质的“原初结构”(法律+法律的例外)的建构，揭示出了在例外空间中被排除了政治身份的人——“神圣人”(homo sacer)。例外状态下不受法律保护的赤裸生命是“神圣人”的当代形象。“如果说今天不再存在有某一种鲜明的神圣人的形象，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其潜在地都是神圣人”[2]159，在阿甘本看来，由于“例外状态”的逐渐常态化，生命永远无法摆脱“神圣人”的潜在性，随时都可能成为被政治“宰杀”的对象。只要法律之例外存在，纳粹主义集中营的大屠杀就不只是“过去式”的历史事件，就不只是一个“例外”，而是现代西方政治的一个“典范”。由于现代民主不能解答主权之下的赤裸生命问题，所以，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不仅揭示了现代政治的生命政治性质，同时也批判了现代民主。可见，在阿甘本那里，生命权力直指生命的存亡，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可以说就是死亡生命政治学。
2.朗西埃：作为“无分之分”的生命政治学
1. 年度发文量
用人单位及社会评价好坏是判断课程改革及人才培养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通过到用人单位调研及发放就业调查表等方式与用人单位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及探讨，大部分用人单位对课改的效果表示认同，认为学生在岗位上表现出的专业能力及素质水平明显优于以前。
3.奈格里、哈特：“非物质性劳动”霸权下的生命政治学
奈格里、哈特在尼采的“身体转向”以及福柯的“微观规训”基础之上，构建了一套生命政治学理论。他们对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有借鉴，也有超越，他们借鉴了福柯对生命权力在人口治理和调节中的介入，但是又揭露了生命权力在个体身体以及日常行为举止上的规范与控制，甚至是对社会的整体性控制。奈格里、哈特认为，这种控制社会的生命政治权力的力量来源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非物质性劳动”(在保有物质性劳动都需要脑力和体力付出的特征的前提下，非物质性劳动更强调权力造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他们认为这种非物质性劳动之霸权会对主体性产生影响，从而社会彻底被生命政治化。可见，奈格里、哈特的生命政治主要是指生命权力通过非物质性劳动而逐步控制大众，实现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转变。[4]
对于多发GGN的管理策略，各指南间差异较大。NCCN肺癌筛查指南[13]将多个结节按照mGGN和pGGN分别进行管理，Fleischner协会[14]则采取结节大小临界值为6 mm进行分类管理，而ACCP肺结节评估指南[16]建议将多个结节独立进行评估。不同指南针对多发GGN的管理策略见表3。
楚墨跟进卧室，念蓉已经躺下。楚墨替她关掉台灯，紧挨着她躺下，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楚墨支起身体，看看念蓉，伸出手，轻轻抚摸念蓉的肩膀，念蓉转过身去，给楚墨一个冷脊梁。楚墨俯下身体，亲吻念蓉的肩膀和后背，念蓉既不躲闪，也不迎合，冷淡得就像一条冬日的鳗鱼。楚墨的嘴唇沿着念蓉的腰畔往下滑动，终吻上念蓉的脚踝。黑暗里的念蓉将脚抽开，说：“还想不想让我睡觉了？”声音里竟有几丝厌恶。楚墨僵住了，嘴唇却仍然保持着亲吻的姿势，黑暗里，要多可笑有多可笑。他叹一口气，老老实实地躺下，双手抱紧抱枕。
4.埃斯波西托：强调“免疫性”的生命政治学
正如蓝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阿甘本那种极富阴郁色彩的生命政治，他的同胞罗伯 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以相对更为平常的心态进入到生命政治领域。他并不像阿甘本那样，得出我们都是在永恒的例外状态下变成生物性的赤裸生命的存在物。他更愿意回到一种更为实际的层面上来探讨生命政治，即从福柯提出的‘必须保卫社会’的视角重新思考生命政治的问题。”[5]埃斯波西托继承与发展了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的生命政治意蕴，认为人口存在与发展的“安全机制”在于个体生命的“免疫系统”，“免疫性”便成了埃斯波西托思考生命政治问题的基本范畴之一，它“精确地内切在生命和权利的十字交叉点上，或者说居于链接生命和权利两者范畴的切线上”[6]185，强调对主体性(生命)的保护。这种“免疫范式”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批判维度，而是强调生命机体本身的活力即“免疫力”，是一种致力于“保护生命”的积极建构。
3.缺乏面向中国问题的生命政治学建构。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中国发展语境中的生命政治学和西方学者语境中的生命政治学是有区别的。“历史性差异出场的思想，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真正得到正确的理解。”[14]任何理论、思想的出场都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唯有从时代背景出发才能真正厘清理论、思想的发展逻辑。福柯是后现代学者，他的生命政治思想是围绕着现代社会暴露出来的问题而展开的，旨在揭露现代社会中国家理性所体现的治理技艺与策略，其思想产生的背景是现代社会。阿甘本、奈格里是意大利“左翼”思想家，他们持批判态度反抗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是对充分发展的西方社会的批判。中国的生命政治问题凸显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对生命政治问题的诠释务必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与发展历程，进而完成面向中国问题的生命政治学建构。
(三)内涵之辨析：何谓生命政治学
生命政治学所指涉的问题从福柯的“微观规训”到阿甘本的“死亡生命政治”，再到其他学者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西方生命政治学语境下生命政治范畴的特征，一是生命权力，二是微观控制。从宏观维度讲，现代政治权力通过阿甘本的“例外状态”而直接威慑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从微观角度切入，则表现为现代政治权力无不通过“安全”“卫生”等“幌子”渗入到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之中。总的来说，在西方学者的批判性视野中，生命政治就是生命的政治化问题。在现代社会，人越是追求自由，越是被政治所操控。生命政治学的社会批判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端，这种“批判的武器”在当代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研究的深入，生命政治学所揭示的政治对生命的规约、控制、占有甚至是剥夺的理论要点被国内学者所捕捉，形成了一股生命政治学研究热潮。
企业最终的运营目的都是盈利，从财务管理的目标来看，盈利可分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两种。但如果管理层过分强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就容易产生一些不利于企业良性发展的决策或者判断，使企业面临财务风险或者经营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归根结底是源自企业内部审计的监管体系缺失。
二、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现状与问题
(一)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的定量分析
为凸显研究动态的统揽性、可视性、规律性等优点，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平台为样本来源，初步描绘出当前国内在生命政治领域的研究图景。以截取时间为：2005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①，[注]①2005年，《生命政治与主体性——阿甘本访谈》在《国外理论动态》刊发，汪民安《权力、权利和身体》在《读书》发表，可以说，2005年是国内正式开启生命政治研究的起点。“主题=生命政治”OR“关键词=生命政治”为检索策略，选择“期刊、博士、硕士、学术辑刊”数据库，共获取到298条有效文献信息，通过中国知网统计功能获取分类数据信息，根据研究的需要，量化的数据信息将会在样本文献的年度发文量、机构参与、关键词分布等角度展现。
图1 年度发文量
在阿甘本之后，与阿甘本的“神圣人”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的是朗西埃生命政治学的“无分之分”。朗西埃通过对“治安”与“政治”的区分，创立了自己“无分之分”的政治概念，在这个新概念中体现了朗西埃的生命政治理念，“通过打破原有治安构序中感性配置结构，为不是部分的部分争取地位，使没有份额的人获得份额，让不可见者成为可见，这就是无分之分”[3]。朗西埃的生命政治理论关注的是被剥夺了政治主体地位的“边缘化”的人重新获得主体地位，而阿甘本也可以说在为“神圣人”寻找他们的政治地位。可以看出，朗西埃的生命政治学就是打破人们对“治安”的有序性理解，打破微观治安秩序控制，在新的失序中，使得“无分之分”获得政治主体地位。
通过图1可以看出，我国关于生命政治以及阿甘本的生命研究开始于2005年，成长于2011年。从发文量来看，2018年研究成果最多，从2011年到2018年一直呈上升态势，说明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已经开始进入高峰阶段。
2.机构参与情况
2. 未深入到历史深处，不能揭示问题之实质。由于研究多为解读与翻译范式，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西方学者研究视域的局限性中，西方生命政治学得出的结论尽管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但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深入到历史深处，缺少建设性批判视野，不能揭示问题的实质。从根本上来讲，西方生命政治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不能克服后现代主义的弊病。生命政治是一个现代性历史场域中的问题，揭示生命政治问题的发生发展逻辑以及从根本上认识生命政治问题，都需要在现代性的历史视野中展开分析。虽然有学者已经开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考察生命政治问题，但是还缺乏系统性。
3.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是基于研究主题从论文中提取出来，对表述论文中心思想和研究方向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词组和词汇。从学术论文的规范性角度而言，关键词的科学选用对于读者快速了解研究成果的主题思想具有积极的指示价值。”[8]通过表1可以看到，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福柯与阿甘本以及奈格里和哈特(非物质性劳动、帝国)，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生命政治观点也已经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
图2 发文6篇以上的参与机构①[注]①由于作者可能同属两个单位，在机构参与统计中会有一些误差，比如支运波先生，他的文章就同属南京大学以及上海戏剧学院两个单位。
表1关键词分布前10位
关键词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赤裸生命非物质劳动生命权力帝国马克思例外状态 生命政治生产 频次142373118181716161413
(二)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的定性分析
第二，深度梳理生命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并揭示其“批判”维度。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蓝江)、《从赤裸生命到荣耀政治》(蓝江)、《赤裸生命与被生产的肉身：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发凡》(蓝江)、《“生命政治”论的隐秘线索：一个思想史的考察》(吴冠军)、《生命政治：在福柯与阿甘本之间》(吴冠军)等。他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生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更从西方学者研究里路的深层逻辑关系做出解读，是国内学者深度把握生命政治学发展脉络，并展开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以说，国内学者对西方生命政治学的研究是打开生命政治学“秘密”的锁钥，是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生命政治学的基础性支撑；而西方生命政治学揭示的社会批判维度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否定性，为全面把握当代社会特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然而，生命政治学是一个伴随着现代性而生的术语、范畴。在不同的发展语境与不同的历史阶段下，生命政治学应该有不同的关注点。当代中国的发展还处于韦伯语境中的法理型社会[7]，中国的生命政治问题还处于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体系，国家理性对人口的管制与操控主要还是针对人口的出生率、老龄化率、死亡率、卫生医疗、疾病控制等需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层面。鉴于此，对生命政治学的理解就不能跟随后现代学者纯批判的理论视角，而要从中国新现代性语境出发开展生命政治学研究，对生命政治学做出新的定义、诠释与理性反思。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对生存及发展需要的满足，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批判的维度来讲，确实要注意权力、资本、技术等因素对人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微观约束与控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逐渐体现出了对人生存发展的制约，但是，这本身也是对人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反思、关怀。生命政治学作为生命政治问题研究的理论体系，不只有西方学者所持有的批判维度，也不只有生命被“政治化”的单一维度，更要有关注人生命存在与发展诸种权利维护的建构维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生命政治是生命的利益表达，是生命的政治关怀。
第一，回到作者本身的思维场域，揭示其思想的出场逻辑。张一兵教授深度剖析了多位西方学者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主要包括朗西埃、福柯、阿甘本等。张教授的贡献正如他在《奥斯维辛背后不可见的存在论剩余——阿甘本<奥斯维辛的剩余>解读》一文中所持“阿甘本的激进政治批判背后，始终有他对哲学基础性的独立思考。为了进入阿甘本这种十分难解的生命政治哲学构境，我们可以先从一个看起来接近感性的深奥故事开始，即阿甘本哲学天目中的奧斯维辛”[9]那样的叙事方式一样，通过文本文献的剖析将研究对象放在历史性视域中，将原典放置在一个原初语境中历史性地加以对待，还原作者的原初思想构镜。毋庸置疑，张教授为学界深度了解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对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维度。
第三，探索马克思的思想与西方生命政治学的关联。国内学者也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与西方生命政治学的关联做出了研究。李乾坤在《还原被阉割的生命政治与犬儒理性》(2015)一文中指责了生命政治学研究的拿来主义，主张中国学者要用马克思的思想超越西方的新奇思想。并在《“生”之生产：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批判的理论关联》(2016)一文中，通过对马克思文本文献的分析，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生命政治学有着某种关联，“福柯的伟大之处，是发现了生命政治的维度，然而这一维度，是由马克思所奠基的”[10]。所以，他呼吁恢复马克思在生命政治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设立“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生命政治哲学”专栏，希望国内学者在看到生命政治已成为强大的权力运作体系，坚持超越与抵抗其权力宰制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要看到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政治的阐释力。
第四，对人口治理与生命政治关系的关注。陆杰华教授持续关注人口问题，一度注意到了人口与生命政治的关联性，“生命政治 (biopolitics)作为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治理方式，由传统政治注重领土等要素转向注重人口及其相关要素，为政治经济及人口的治理框架提出了新思路”[11]。郑鹏的博士论文《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049—1980)》(2014)梳理了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治理问题，他同样关注到了国家在人口治理过程中的生命政治意蕴，只是作者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属于生命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而已。所以，郑鹏在博士论文后并未将他的学术研究做进一步的拓展。张笑杨(2013)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的生产为资本所钳制，人口的治理成了生命政治化的问题。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第五，借用西方生命政治理论对现实进行批判或改进。刘黎(2014)通过福柯的“规训”理论批判了在现代性的社会中，女性投入太多的时间与精力来监管与控制自己的身体，这其实就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无形的规训与压迫。比如，刘黎女士在文中指出：“当代女性身体不仅承受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控制，还有各种社会关系和理念的渗透、种种规范和标准的约束以及资本逻辑的诱导与压迫。女性在追求身体之美的过程中，始终无法逃离苦恼、烦扰、不满足的精神囚笼。”[12]可以说，这是属于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政治学批判，但是说到底，不仅仅是女性，整个人类群体在资本逻辑的压迫下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叶敬忠(2017)讲述了贵州老杜一家因为外出务工以及村庄学校撤并和对城市优质教育的追求等原因一家人分处五地的故事。叶敬忠应用治理术和生命政治的概念对老杜家案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发展主义的治理术使得教育变成了影响老杜一家人的生命政治”[13]；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并非农村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是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的战略安排。
(三)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1.研究范式单一。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解读和阐释研究范式，出版的著作以译著为多，专著较少，发表的学术论文亦是以解读为主，缺少的是与西方学者的对话范式研究，不可否认，目前还缺少一个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群体性力量的存在。在生命政治批判与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声音，比如有学者看到了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主义的生命政治逻辑在教育事业中的延伸。再比如郑鹏、张笑杨两位学者，他们都看到了中国的现实问题，但是却都没有继续跟进。从总体上来讲，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还是以解读与阐释范式为主，亟需开拓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视野，从而逐渐养成与西方学者对话的能力。
对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了解研究领域的空间分布态势，通过对298篇文献做进一步统计，发现研究成果均来自各高校单位。
式(8)中的求和实质是一个相关运算,仍可用循环卷积计算线性卷积,从而借助FFT来实现此运算。在误差信号e(p)前面补0做2N点FFT:
三、国内生命政治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生命政治学研究务必超越“主观批判”进入“历史批判”
西方生命政治学的社会批判维度揭示了现代性的否定性，但其“康德式的主观批判”之病根却不能被忽视。福柯认为生命政治问题伴随着现代性而生，他以知识考古学的独特方法，从历史的维度揭示了权力从“使人死、让人活”到“使人活、让人死”的转变，规训与惩罚对人体的训练术越来越文明，但是也越来越内化为一种文化控制，即不与物质性因素产生关联，但在精神上进行控制的所谓微观灵魂对微观肉体的控制。如果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是一种中性的描述，那么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就是一种尖锐的现代性批判。不可否认，阿甘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其指出的出路却是单薄的。“随时到来的共同体”，这种阿甘本笔下的弥赛亚主义，之所以没有说服力，根本原因还是后现代的病根——单纯地否定理性、否定主体性——这种“康德式的主观批判”。阿甘本、福柯包括其他西方生命政治学学者，他们都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批判高度，更没有超越马克思。
康德对理性进行了批判，具有彻底性和尖锐性的特征，但是黑格尔超越康德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对不合理性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进行了揭示，在揭示不合理性存在原因的过程中，实际上就阐述了它的存在性。阿甘本等学者持批判的主观尺度，对生命政治的深刻揭露并没有看到社会历史的合理性根据。“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这一著名命题，一方面是为包含着必然性的现实找到合理的根据，另一方面，他又为合理的、将来必然成为现实的东西找到未来的根据。超越本身是个历史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合理或者不合理行为，这就是黑格尔曾经一度被掩埋在“保守主义”温床中的具有革命性的辩证法。
通过购置、自制、联合开发，学院先后建立了一系列专业综合实训实验室：嵌入式系统实训实验室、DSP实训实验室、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实训实验室、电机控制系统实训实验室、电动自行车实训实验室、电力系统综合自动化实训实验室、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实训室、110kV变电站监控实训室。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摒弃了黑格尔哲学对神秘上帝的依赖，继承了黑格尔对主观思想不断批判最终深入到社会历史批判的积极因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人生命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人生命的解放以“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为方法论基础，他所持批判态度不是局限主观的“外部反思”而要深入到社会—历史的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被称为唯物史观诞生之地的巨著中，马克思说，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5]154。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生命的解放一定是一个历史行为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行为。而且这种历史行为的出发点是从事感性活动的人，马克思主张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来把握现实世界。“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5]152，但他指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形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5]153。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出发深入到历史深处，揭示事物存在的本质便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深刻之处。
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过生命政治观，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唯物史观与生命政治学有着某种关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表达了全部人类历史对人生命生产的前提性地位的肯定，“全部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46，“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5]147。物质生产使人区别于动物，人通过物质生产而生产了自己的生命，而这样一种生产人自身生命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再生产便是全部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前提。人口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人自身的生产，人类社会难以延续。“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刻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5]50生命的生产以及因生命延续而需要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展到了人与社会关系的讨论。马克思描绘了一个人生命的生产如何变成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被社会化、被规定，并逐步从物质生产再生产之生产关系的规定上升到上层建筑和国家之政治意义的规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无疑是从建构的而非批判之维彰显了他的生命政治意蕴。
“行必于文焉见之”，这是徐枋对文章社会功用的认识，对他自己来说，也显得极为重要，因为他已然将个人别集视为对人生出处、行止进行道德考量和评判的一个重要途径，所谓“读其书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亦可想见其德。那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枋会不厌其烦地为自己编辑《居易堂集》，因为个人别集之编纂，在徐枋眼中，已然含有人格自我塑造的重大意义，原本在旧时文人那儿很平常之事，就必须非常谨慎和慎重了。
可见，生命政治不只有批判的维度，还有维护的维度，更有建构的维度。生命政治固然揭示了政治对生命的控制与约束，但是也要看到生命政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例如在登机前接受例行检查的时候要看到，不仅是在那一刻生命有随时成为“赤裸生存”的可能性，也要看到生命在风险社会中得到保护的合理性。必须指出，这样的分析不是为生命政治辩护，而是恰好提示人们要注意到它的不合理性。而要想使政治对生命的控制变成真正的不合理的非法性存在，只有创造更好的环境与条件，使得它变成一个不合理的历史存在才有可能。福柯持中性描述的表达，我们承认他揭示的问题，阿甘本则是持坚决批判的维度，我们则需清醒对待。我们要揭示生命政治问题的历史根据，从“主观批判”进入“历史批判”，直面中国新现代性历史语境下的社会现实，“深入于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之中”[16]。
(二)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
人越是追求权利，生命越屈服于权力。现代性是生命政治问题的历史根源，生命政治问题是人在追求主体性和理性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问题，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特征。从“线性”维度讲，现代性历经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以及后现代，但不是每个国家的现代性都是统一的流变，就单个国家来讲，现代性又具有 “非线性”“复杂性”等特征。尤其是在当代，新旧全球化历史场域的转变凸显了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新全球化时代在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全球结构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语境”[17]359，对于中国来讲，还没有完成现代性就遭遇了西方经典现代性显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与社会发展问题，就遭遇了以反思为目的的反思的现代性以及以批判现代性为目的的后现代，可谓是西方现代性的历时态发展在中国共时态出场甚至是错位出场。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历程具有“同构性”，但是中国现代化历程又是“差异性”中的“独特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新的现代性，是“将后现代导入中国现代化过程，改造了现代化内容、方向、目标及其结构和机制的现代性”[17]368。不仅如此，正如马克思对于经典现代性的批判所揭示的那样，现代性并不等于好，并不等于善，现代性不仅是过程复杂，而且内容也充满了矛盾。但是，现代性是可选择的，是可改造的，是可建构的，我们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所以，面向中国问题的生命政治学绝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学者生命政治学的现成理论，绝对不能因为承认西方生命政治学批判揭示的问题而降低中国现代化的高度。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项已开启但还未完成的事业，中国的现代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承载着近14亿中国人的民生幸福。面向中国问题的生命政治学要站在反思与建构的维度切合中国问题，直面中国现实，展开与西方生命政治学的对话。
此项主要通过对比相同冲击在采取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对于产出变化的历史贡献。首先对比同一外生冲击的不同文献，可以发现相同的外生冲击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下会对产出变化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要注意的是这个影响是有限的，不会对产出变化的根本趋势造成影响。第二，在利率规则下出现的外生冲击对产出变化历史贡献的波动幅度相较于数量规则下更为明显，这说明了相较于利率规则环境下，数量规则下的各个外生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贡献更小。从侧面也能说明数量规则能够更为有效抑制存在多个外生冲击下，单个冲击对于产出波动的影响。第三，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下，数量规则和利率规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产出变化的历史贡献具有相似性。
颜姨回过头看他，接着像脱外套似的，撕下了人类的外衣，赫然露出了和这些生物一模一样的身体：“我们是外星人。你不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操控你们的世界吗？跟我来……”
无论是经典现代性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构维度来讲，生命政治与其说是生命的政治化，不如说是生命的政治表达或者生命的利益表达。有生命的个人，高质量的人口，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也是社会发展成果的最终共享者。面向中国问题的生命政治学，需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尊重人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规律，一方面要关注人生命存在和发展等诸多方面问题的正义性解答，把生命的利益表达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在继续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规避生命的政治化，即生命被政治约束、控制与剥夺等倾向。不可否认，在当前中国现代化水平下，生命的保护与生命权利的给予是受到限制的，正如研究农民工身份政治的熊易寒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善待农民工，但这不能掩饰我们内心的害怕：我们害怕开放户籍，会让他们涌入城市，挤占我们的工作岗位，增加我们的财政负担，危及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害怕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会让资本外流到其他城市或者国家，阻碍我们的GDP增长。所以，我们更愿意让农民工作为弱者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不愿意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缺少基本的权利。”[18]有如上述的农民工身份政治问题，在中国大地上，以社会属性划分的不同群体的教育机会再分配、医疗卫生网络、空间居住、居住环境、大学生就业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切割出来加以研究，给予一个生命政治意义上的正义性解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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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中英(1981— )，女，河北怀安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发展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韩璞庚(1963— )，男，安徽安庆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受江苏省2016年度“青蓝工程”资助,系2017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主体、自由与权力：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批判与重构”(项目编号：KYCX17_20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9)02-0029-08
收稿日期：2018-09-02
DOI：10.19563/j.cnki.sdzs.2019.02.005
[责任编辑：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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