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哲学之关系专题研究】
摘 要：我们似乎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哲学与科学对待经典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别，哲学不断返回经典。但“哲学”“科学”这样的语词所指示的对象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因而如何刻画上述区别就成了一个问题。借助“达尔文主义空间”这个思考工具，可以对哲学与科学对待经典的态度区别作出非本质主义的刻画，并通过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对比厘清“经典”的含义。哲学返回经典的做法可归因于哲学概念和科学概念之间存在的四点区别，并可以以此论证哲学这一做法的合理性。
关键词：哲学；科学；经典；概念
在很多大学哲学本科的专业培养方案中，除了一些“导论”“哲学史”和少数“专题”外，大量存在的是诸如“《四书》研读”“《理想国》导读”“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这样的课程。几乎所有哲学教育者都赞成，对哲学经典的研读有着无比重要、无可替代的价值。相比之下，科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却不会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研读”“达尔文原著研究”或者“量子力学经典论文选读”这样的课程设置。学生们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标准的教科书或最新的讲义，而麦克斯韦的《论电和磁》或爱因斯坦发表于20世纪早期的那些论文完全没必要读。
以‘索邦’花被片总DNA为模板，根据MYB12核苷酸序列设计染色体步移引物SP1～SP3及第2轮步移引物SP1’～SP3’(表1)。采用 Genome Walking Kit试剂盒(TaKaRa)对 LhsorMYB12 基因的启动子进行克隆。采用Plant CARE(http://bioinformatics.psb.ugent.be/webtools/plantcare/html/)和PLACE(http://www.dna.affrc.go.jp/PLACE/)在线数据库对启动子序列进行分析，并预测顺式作用元件。
哲学和科学对待经典的不同态度同样体现在研究阶段。科学研究以特定的科学问题，而非科学经典为导向。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当然要充分了解研究现状，但这些过往的作品往往只是作为可靠的东西被接受，或作为被证伪的东西被抛弃。在写作风格上，作者基本上只需要注明所涉作品的检索信息或结论性的简短语句。相比之下，即便是那些从哲学问题出发的作品——遑论大量梳理观念史的作品和阐释经典著作的作品——中也往往会出现大段的直接引文，研究者深入地分析、比较不同哲学家关于所论问题的种种说法，它们可能是200多年前休谟、康德的说法，也可能是2000多年前孔子、柏拉图的看法。科学研究中，讨论和征引距今100年以上的作品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而哲学研究中对距今久远的作品的讨论却比比皆是。
这种强烈的对比给人一个总的印象，哲学似乎不断地返回经典。情况真是如此吗？倘若是这样，该如何解释哲学的这个做法？还有，这个做法是否合理？——毕竟，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这一切都需要明晰的论说。
通过单轴压缩试验得到天然状态下的各试件单轴抗压强度(表3)，天然状态不含夹层盐岩的单轴抗压强度为4.2～7.9 MPa，根据工程岩体质量分级标准[10]盐岩属于软岩；饱和状态下盐岩的单轴抗压强度为1.5～4.7 MPa，经卤水饱和处理后盐岩被软化，强度降低。
一、如何刻画“哲学”和“科学”对待经典的态度区别
在上述的初步观察中，我们想当然地言说着“哲学”“科学”以及两者对待经典的区别，仿佛哲学和科学各自存在着统一的特征，各自都可以被归为一个类。我们常常也以这种方式想当然地言说着“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人”“外国人”，甚至“江苏人”“四川人”。然而，当我们深入考察这些词所指示的事物或现象时，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它们每一个的内部都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
就科学而言，很多人都赞成，不能像石里克那样把科学理解为刻画经验世界的真命题系统。流行的替代方案是强调科学方法的核心地位；标准的科学方法被刻画为“观察—提问—假说—推测—验证”以及这个过程的不断“迭代”，其中的假说和推测需要是可验证的、可错的，验证则需要包含因变参数和自变参数，包含实验组和对照组，并且验证是要可重复的。然而，并非所有科学分支都同等程度地合乎这个理论化、理想化的概括。例如，在天文学、医学、心理学的研究中有时候无法确立有效的对照组，可重复性这一特征在不同学科里的表现更是差别巨大。自1960年代以来，对上述简单、抽象概括的原方法论批判日益增多。托马斯·库恩考察真实的科学史变迁，把方法作为学科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范式(paradigm)的常规运作，后者为前者设定了一系列的目标和规范。不过，库恩观察到，学科范式在历史上是变化着的，由此，不同的学科、同一个学科在不同时候实际所运用的方法是有差异的。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具体地探究了实际科学研究中复杂的社会维度，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科学家个体间的互动等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一种标准的、简单的科学方法概括成为可疑的东西。
总而言之，在“权威的”“正确无疑的”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什么“哲学经典”或“科学经典”。然而，这两个词终究时不时地被人们言说着，对此该做何解呢？笔者的建议是，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研究者工作的奠基关系和启发关系来刻画何谓“经典”。
“2+2”模式煤泥水处理工艺包括精煤泥系统和尾煤泥系统两个部分。精煤泥系统为煤泥两次浮选、精煤泥两段脱水；尾煤泥系统为尾煤泥水两段浓缩、尾煤泥两段回收。
因此，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思考这样的问题，具体到本文，如何刻画实际上存在着巨大内部多样性的“哲学”和“科学”对待经典的不同做法。
第一，科学概念与哲学概念所处的层次不同。科学涉及数不胜数的概念，基本粒子、化学现象、遗传机制、天体分类；哲学也讨论各种概念，例如和科学密切相关的有限—无限(finitude-infinite)、因果性(causality)、科学说明(scientific explanation)、个体性(individuality)、还原(reduction)。但科学的概念往往针对特定的对象，而哲学的概念则基本上针对所有对象，并且，后一类对象也更加根本(fundamental)。当代的科学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从各个角度向我们确认了认知概念渗透的状况，即我们是透过特定的概念框架来理解我们感受到的信息的。我们在进行具体的科学认知时，这样的概念框架被不知不觉地加以运用，自身却没有得到清晰的把握和阐明。而对这样的概念框架的探究则是哲学的工作，康德“先验的观念性—经验性的实在性”理论就是此类工作的代表之一。后来，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的“导言”和其“自然哲学”部分的“导言”里也都谈到，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从直接当前的东西——经验——出发，探究其中蕴含的普遍、必然的规律；而后者则致力于探究那隐而不现、却在其下支撑着科学的形而上学，这“形而上学无非就是普遍的思维规定的范围，好比是透亮的网，我们把全部材料都放在里面，从而才能使人理解。每个有教养的意识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这种本能式的思维，这种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绝对力量”。这种形而上学探究的意义在于，“只有我们把这种力量本身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我们才会成为掌握这种力量的主人”。⑤
同样的，在整个哲学史上，众多哲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也是千差万别。在欧洲哲学诞生之初，早期古希腊哲人有大量关于世界基本构造及其变化解释的自然哲学讨论，但对这样的“始基”问题的讨论在后来很多哲学家那里都是阙如的。再比如，现代早期的欧洲哲学史上，有众多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但在当代，那些问题大都由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哲学等学科分别或共同处理，Epistemology在当代主要成了关于知识构造及其特征的研究。按照一些流行的概括，整个哲学史就是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和分化出去的历史，就是哲学基本研究范式不断变化的历史(存在—认识—语言)。而20世纪以来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则有着“欧陆”和“英美”的差异。甚至，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哲思是否都可以被冠以“哲学”之名，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关于智慧课堂的界定，很多学者持开放的态度，并不求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希望通过探讨来揭示和丰富智慧课堂的内涵。吴永军教授认为，所谓的“智慧课堂”，简单地讲就是充满智慧的课堂。德性是智慧课堂的根基，没有它，智慧将会偏离方向，沦落为技术技巧；思维是智慧课堂的核心，没有它，课堂将会呆滞、愚钝，没有生命活力；情感则是智慧课堂的酵母，没有它，课堂将会失去人性的观照。总体而言，智慧课堂是一种激情与智慧相伴、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相随，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课堂。
对此，笔者的建议是采用Peter Godfrey-Smith在《达尔文种群和自然选择》一书中提出的“空间工具”来处理上述问题。该书提出了一种“达尔文主义空间”的构想，它可以用来刻画真实世界中任何多样化的、演变着的东西及其特征的演变过程。①在“达尔文主义空间”的特定区域，某些特征占据了核心地位，它们区分了这个区域的“典范事例”和“边缘事例”。但那些“核心特征”本身在“达尔文主义空间”中是演变着的，它们在先前的区域并不占据核心地位(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后来的区域也不会继续占据核心地位；特定事例和特定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发生着演变。而科学、哲学及对它们的某种版本的概括中强调的那些特征(问题/风格)在历史上都发生着演变，因而，这个思维工具同样适用于它们。
拿科学来说，上文已经简单指出，科学的诸多特征并非同等程度地为所有时候、所有地方、所有分支的科学所具备。从而，科学在这个“达尔文主义空间”中就呈现为多样化的、演变着的情形。哲学也是如此。所以，本文在讨论科学、哲学(以至宗教神学)以及它们的任何特征时，都会以“达尔文主义空间”的视角来打量，这也就意味着，某一特征允许很强的典范式体现和很弱的边缘式体现。
就本文试图讨论的对待经典的态度问题，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哲学和科学两者在“达尔文主义空间”中的一个特征向度。一个个具体的哲学家——例如，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可以在该特征向度的一个特定点上得到相应表征。在维特根斯坦有着巨大创造性的研究中，传统哲学家的名称和思想甚少被提及。而海德格尔的很大一部分创造性研究则是通过对经典的分析和阐发来展开的。这样，以往被笼统地描述为不注重经典的“分析哲学家”们在该空间中的表征就处于较下方的位置，而“大陆哲学家”们在该空间中的表征就处于较上方的位置。同样的，中国秦汉以后的众多思想家在该特征向度上所占据的位置也较为靠上，一代一代的研究者主要通过对经典的注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哪怕是新酒也得装在旧瓶子里。我们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用“达尔文主义空间”中的这个特征向度来表征一个个具体的科学家。
总的来说，我们会发现，科学在“达尔文主义空间”中这个特征向度上的分布状况与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可以用以下的图1和图2来示意两者的区别：
图1 哲学对经典的态度
图2 科学对经典的态度
这两个图是“达尔文主义空间”中“对待经典的态度”这个特征向度的二维投射。纵轴表示的是研究对经典进行阐释的倚重程度，相对上方的点表示其工作更借助于对经典的阐释来展开。总体上，哲学家们的研究更多的是通过对哲学经典的阐释来展开的；而科学研究则极罕有从科学经典出发的，科学家们更多的是直面现象和问题，从事思想的洞见和创造。因此，图1里的表征点位置总体上要比图2里的表征点位置靠上。但这两个图里面一个个具体的点，表征哲学家、科学家个体在这个特征向度上的值可以相差很大。例如，维特根斯坦可以用图1里右下角的点来表征，海德格尔可以用该图里右上角的点来表征。在科学家里边，例如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他很注重生物学思想史和生物学哲学，著有《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应用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莫里斯·克莱因(他的数学思想史和数学哲学著作影响广泛)、生物学家饶毅(他专门开设了“生物学概念与途径”，介绍生物学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论是如何提出来的，一些重要的途径和方法是如何用来解决生物学问题的)在图2里的表征点应该都比较靠上。(我们甚至可以设想，用同样的方式来表征宗教，在所得到的图表中，表征点将主要集中于该图表的左上方区域。)
二、何谓“经典”
笔者在上一节借助“达尔文主义空间”这个思想工具，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刻画了哲学与科学在对待经典的态度上的差异。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处理，即什么是“经典”，更具体地说，什么是“哲学经典”和“科学经典”。
在汉语里边，“经”的本义是织布机上布置横线据以穿织的纵线，其引申义为检验过了的、有依据的，由此进一步引申为得到了验证的常规、定则、真理；而“典”的本义则是以古籍为依据来主持事务，其引申义为可作依据的文献。因此，在通常的理解中，“经典”这个词有着很强的权威意味，它往往被理解为正确无疑的道理(真理)。
而就英语或德语来说，classic/Klassiker最初涉及的乃是一种分类学意义上的含义，它们指的是古希腊语、拉丁语写就的文学、历史、哲学等作品，后引申为一类作品中具有最高品质的作品，不过它们从没有被视为“不刊之论”。宗教作品倒是具有巨大的权威性以至神圣性，但它们一般被称为“圣书”(the sacred book/das heilige Buch)，因而很容易地就被汉译为“经”(例如《圣经》《古兰经》、各种“佛经”)。然而，哲学在其诞生之初不仅通过对世界的自然主义探究进路而区别于宗教，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一种区别于宗教精神的哲学精神。宗教精神强调虔信和接受，哲学精神强调反思和批判。在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师徒脉络给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苏格拉底的自我定位是“追求智慧”而非“具有智慧”。亚里士多德则说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意味着柏拉图尽管伟大，但终究不是“道成了肉身”，终究是可错的、可批评的；更重要的是，柏拉图并没有把所有的道理都说完，亚里士多德在追随柏拉图学习了20年之后，自己开辟出了哲学的一片新天地。用冯友兰的话说，哲学更多是“接着讲”，而不像神学那样基本是“照着讲”。因而“圣书”是既定的，虽然对它们的阐释可以不断出现；而“哲学书”则是不断增多的。
康德曾提出，要判断一门学科是否走上了科学的可靠道路，第一，可以看看这门学科“在做了大量的筹备和准备工作之后，一旦要达到目的”，是否会“陷入僵局，或者，经常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得不重新回头另选一条路”；第二，可以看看研究者们能否“像遵守这个共同的目标所应当的那样协调一致”。②根据这个标准，在他眼中，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都有一劳永逸的奠基，相关领域内部的研究者都致力于共同的目标，协调一致，因而它们都已经踏上了科学的道路。以这些学科为榜样，康德希望通过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工作，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定牢固的基础。然而，这种奠基性的工作在康德之前的笛卡尔、洛克、休谟等人那里都以不同形式出现过，康德之后的哲学也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不再“重新回头”、另选道路，费希特、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一再以新的形式重新开端。叶秀山先生打过一个比喻，哲学家往往不甘心住在前人的哲学“大厦”里边，也不是在前人的“大厦”上“添砖加瓦”，而是“另建大厦”。“所以哲学史上有很多哲学的‘大厦’，从事哲学的都要进去住住，但凡是真正的哲学家，绝不会在任何大厦中久住下去，所以那些大厦的真正‘住户’，只是建构它的哲学家本人，一个萝卜一个坑。”③
不但哲学的历程不同于康德的预期，科学的历程实际上也不同于康德的理解。康德曾注意到，彻底性(Gründlichkeit)精神在古希腊哲学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但在现代更好地继承和维护它的乃是科学，这也造成了科学的飞速发展。他以为，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那里，在古希腊的数学英雄们那里，在伽利略、牛顿等人那里，自然科学已经得到了坚实的奠基，从而走上了一条单一的康庄大道。但他错解了自然科学，同样也错解了数学和逻辑学。康德没有经历过数学和物理学在19世纪末的危机，也没有经历过逻辑学在19世纪末的巨大发展。如果说，作为“不刊之论”的“经典”在哲学中是可疑的，那么，这个意义上的“经典”在科学中则更加可疑。按照波普尔的主张，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原则上可错的，那些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只是具有高确认度(degree of corroboration)或逼真度(degree of versimilitude)的学说；因而，科学上的“真”绝非是一劳永逸的，它只是迄今未被证伪。
笔者提议，当我们谈论“哲学”和“科学”时，最好把它们理解为集合名词(collective nouns)，它们标示的是被贴上“哲学”或“科学”标签的诸多思想的集合。在此，我们必须放弃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仿佛这些语词所标示的诸多对象中存在某种共同的“本质特征”。
哲学与科学的这一区别源于两者所涉概念的区别。
鉴于这种情况，如何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来讨论实际上有着种种内部差异的“哲学”或“科学”话题，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图3 “哲学经典”
图4 “科学经典”
这两个图示意了不同哲学家和科学家相互之间的启发、影响关系。每一组最左边最大的点表征的就是“经典”研究，随之的那些点表征的就是围绕该“经典”或从它出发而展开的研究。因而，“经典”就是产生了持久影响、成为其后众多研究的直接或间接出发点的作品，它们为后者设定了论域、议题、思路或方法。这两个图示意的另一个意思是，这样意义上的“经典”在哲学里面要比在科学里面更多。毕竟，哲学史上的变革要比科学的变革多得多；因此，康德前述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倒是大致成立的：科学领域更少重新回头、另选道路，科学家之间更容易达成一致；而哲学领域往往重新开端，哲学家之间更容易陷入“无休止的争吵”。这两个图示意的第三个意思是，哲学领域往往更容易围绕一个经典形成某个主义或学派，该主义或学派中的那些思想和其原初经典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往往是对后者的主张或思路的细化、完善化或在新领域、新问题上的运用。科学领域也有这样的学派，例如数学领域的布尔巴基学派、量子力学领域的哥本哈根学派、生物学领域的摩尔根学派、心理学领域的行为主义。一个学派的成员之间往往有较密切的师承关系或交流互动，它反过来也会影响原初作品的经典性(classicality)地位。这两个图所示意的由经典而来的延展状况也表明，哲学领域对哲学家的原创性要求似乎没有科学领域对科学家的原创性那么高；相应的实际状况就是，哲学史的辨析与重构在哲学研究领域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大量的哲学研究者从事着对哲学经典的传承和阐释工作，或者进一步用之回应当代的问题；而科学史的梳理和分析在科学领域则基本上是补充性的角色，哪怕是一个普通的科学研究者也绝不会只是传承(普及)和阐释科学经典，他总得在哪怕小小的一个方向上做出绝对的创新。
三、哲学返回经典这一做法的合理性
在上一节，笔者描述了“哲学经典”和“科学经典”区别于“宗教经典”的非权威性特征，并尝试用思想之间的奠基或影响关系来刻画“哲学经典”和“科学经典”。至此，我们大致回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明晰地描述哲学返回经典的做法。乍看起来，这个描述显得既笨拙又冗余，但这或许就是对真实世界众多的多样化事例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时无法避免的代价。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哲学的这个做法是否合理？
根据上文的刻画，哲学无疑比科学更重视历史维度，以至于有学者提出“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主张，并将之溯源至黑格尔。毫无疑问，哲学史研究有着不可否认的意义。艾伦·伍德曾写道：“我们哲学史家可以起到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防止早先的观点消失，特别是使那些在我们时代看来‘怪异的’、‘陌生的’、‘过时的’、因而不再被严肃对待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不能轻易被吸收进我们自己时代的前见和风尚的东西——保持生命力。”④保存人类过往思想的结晶，保护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对于当下和未来人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生活来说都极其重要，其中的逻辑与保护人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致的。因此，笔者估计，这些学者的意思应该不是要在两者之间画上等号，毕竟，这么做哪怕在黑格尔那里也不成立，倘若我们考虑到黑格尔“哲学全书”架构和其“哲学史讲演”之间关系的话。尽管在哲学领域哲学史家为数众多(要比科学领域的科学史家多得多)，但哲学史家的工作和哲学家的工作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前面刻画的“哲学不断返回经典”的做法不只包括哲学史研究——对过往哲学流派、哲学家及其作品的梳理、分析和诠释；还包括标准的哲学研究——从问题出发，分析、比较不同哲学家有关该问题主张和论说的优劣、得失，在此基础上力求推进对所论问题的探究。在此，哲学不同于科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历史上那些被人反复讨论的哲学经典似乎不存在真假、对错的问题。至于科学，前文曾指出，科学领域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真的东西，但毕竟人们还是普遍地谈论着科学理论和主张的真假，判断着它们的对错。为什么会这样？
基础主义作为一种总体的哲学构想在当代面临有力的质疑，笛卡尔、洛克、休谟、莱布尼茨、康德、卡尔纳普等众多哲学家都曾经构想，知识可以以一种层级奠基的方式最终立足于少数基础性概念。但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罗蒂等20世纪以来的很多哲学家都对这种思路提出了有力的反驳。笔者提议用奠基关系来刻画何谓“经典”时，并不是在基础主义的意义上来构想“奠基”的。毋宁说，笔者在此对该词的使用大致就是取其日常的含义：一个哲学家的研究是在另一个哲学家的基础上展开的，是对后者思路的深化和发挥。例如，19世纪的马堡学派、海德堡学派的工作就是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推进的；维也纳学派的工作则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基础。这样一个意义上的奠基性工作在科学中也普遍存在。我们可以用以下的图3、图4来分别示意哲学和科学中的所谓“经典”：
信息服务共享将加强认证认可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认证认可业务运营中迅速准确实现供需双方匹配和交易。“一带一路”认证认可信息服务共享具备开放性、扩展性以及适应性的特性，信息共享模式还有待更多研究者进行积极的探索，创新共享模式，持续保持数据的实时性和灵活性，对认证认可信息服务共享做更深入的研究，促进数据流动，使企业及时掌握资讯，带来更多新的认证认可业务，促进相关国家、社会和共享相关方利益的不断提升，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证认可互认，减少贸易壁垒，为沿线国家提供便利，促进贸易便利化。
第二，科学概念与经验的关系不同于哲学概念与经验的关系。更具体地说，科学概念可以通过经验的验证结果来取舍，而哲学概念却无法通过这个途径来进行判抉。康德曾区分了哲学的知识和数学的知识，他写道：“哲学的知识是出自概念的理性知识，数学知识则是出自概念的构造的理性知识。但构造一个概念就意味着：把与它相应的直观先验地展现出来。”⑥这样先验地构造出来的数学是经验性直观的基础，也是科学的基础。因而，科学概念总是直观地可经验的，具有经验性的实在性。这就意味着，当科学领域出现不同概念或理论之间的竞争时，可以诉诸“假说—推理—验证”的常规判抉机制来做出取舍。例如18世纪下半叶科学家们面临着燃素理论和氧化理论的竞争。拉瓦锡通过精确定量的钟罩实验对燃素理论的核心推理(“燃烧导致燃素逃逸，燃烧后剩余物质变轻”)做出了决定性的否定，并展示了多项支持氧化理论推理的实验。这样一来，氧化理论取代燃素理论就成了无可置疑的结果。19世纪末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否证了以太理论，1919年爱丁顿的日全食观测实验验证了广义相对论，这些都是通过实验来判抉科学概念和理论的著名事例。哲学领域中也存在大量的不同理论进行竞争的情形。然而，哲学却缺乏科学的这种有力的经验判抉概念的机制，它只能对这些概念进行“推论性的沉思”(diskursiv nachdenken，康德语)，对它们进行分析和论说。做出“善的事物”和“善本身”、“虔敬的举止”和“虔敬本身”这样诸多区分的柏拉图早就注意到了哲学概念的这个特征：对这些概念的讨论无法诉诸经验判抉的进路；经验即不能决定性地证明一个概念或理论的真，也不能决定性地证伪它的真。哲学概念的这一特征在伦理学、政治哲学里体现得尤其明显。我们无法简单地基于一种政治制度构想在一个地区的实施中失败了，就抛弃它；正如我们无法简单地基于坚守一种伦理原则(例如舜窃父而逃)导致受害者应得的正义不张，就否定前者。因而，在对哲学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才看到前述的那种情况：研究者们不断返回经典，展开思想的争执。在这场争执中，各方都说出了一些道理，但没有哪一方占尽所有的道理。
第三，科学概念和哲学概念的普遍性状况有所不同。我们都知道，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具有显著的普遍性，不存在中国物理学和欧洲物理学、美国物理学之别，科学家不论在那里，在相同条件下发现的现象或规律都是一样的。科学的这种普遍性甚至体现在了语言的层面。科学研究作品在良好的跨语言翻译中基本上不会有信息损益，它甚至可以用全人类都能够理解的、统一的数学语言来书写。和科学比起来，语言在哲学中似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至于研究者常常强调，要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得懂希腊语，要研究康德、黑格尔就得懂德语。上述第二点已经提到，面对哲学概念的争执，研究者需要逐字逐句地阅读经典，倾听其中细微的辨析、论证和推理；而我们读科学文献的时候，往往只读它的结论就可以。虽然像黑格尔这样的极少数哲学家否认在实质上存在不同地方的哲学，在他们的眼中，哲学具有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印度哲学、中国哲学、阿拉伯哲学等不同时空的具体哲学都可以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用统一的概念语言来改写。但如同上述第一点已经提到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而这些概念之网又是深深根植于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经验的。因而，每一种哲学经典就都像一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神殿”，我们凭着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经典“神殿”的领会，揣度不到别的“神殿”的面貌。我们只有走进它，在那字里行间缓步徘徊，才能领会它。
第四，科学概念和哲学概念与实存的关系有所不同。这里的意思是，科学概念首先的功能是把握已经实存的东西，是发现和揭示“在那里”的现象和规律。当然，科学还可以凭借它的那些发现创造出以往不存在的新东西，例如新的科技产品甚至新的化学元素。相比之下，哲学的反思理解功能虽然重要，但考虑到哲学概念的非经验性特征，应该说哲学的首要功能是开启新的实存。哲学概念的指引特征在人的社会历史生活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我们不能说，在佛陀之前就已经存在一种佛教形态的生活，佛陀只是发现或归纳了它；相反，更合理的说法是，佛陀通过他的哲思向世人指引了一种新的可能生活，并通过他的一生向世人显示了这种新的生活。
本文旨在回顾性分析ACS患者行PCI术后依据其CYP2C19酶代谢型的不同，选择抗血小板药物、代谢酶活性对抗血小板药物的影响，为以后此类患者制订个体化的抗血小板治疗提供依据。
哲学概念的非经验性特征要求哲学研究不断返回经典，让那些特定形态主张的典型表达在思想的战场上相互厮杀。哲学概念的指引性特征也要求哲学研究不断返回经典，全身心地投入一个又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又相继告别它们；通过思想的学习，产生思想的创造。
关于社区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政策性文件和报告为数不少，但内容不够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政策的执行力度还不够到位，由此影响了各级政府投入社区教育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力、财力，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各级专门机构和组织人员构建状况不太均衡，致使政策实施之后的实际效能大打折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区教育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和宣传度。
如果说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基于一系列概念框架达成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理解，那么哲学的主要任务则首先是自觉地揭示人的认知和行动(人的社会—历史生活)所基于的那些概念框架本身，而更重要的思想创造则在于，提出新的基础性概念框架，从而拓展人类理解和行动所依据的概念空间。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哲学经典作为对人类已有概念空间的探究，将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Aufgeklärtheit，Inspiration)意义。
作者使用2.5 T型掌骨微型钢板代替普通3.5T型支撑钢板，继承了普通支撑钢板的优点，用最少、最小的器械压住后踝骨折块尖齿部位，以较小的“巧劲”获得解剖复位，达到可靠的固定效果，两组患者均获解剖复位，并在骨折愈合时间、AOFAS评分优良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由于掌骨微型钢板无需塑形，复位、固定同时完成，手术剥离范围小，操作简单，术后两组相关手术结果指标对比，研究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方面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最大限度降低了手术创伤，小巧的钢板也减轻了对后方肌肉的刺激，研究组中未再出现拇趾屈曲畸形病例。
此间的情形和艺术领域如出一辙。艺术家们浸润、悠游于过往的种种艺术典范之中，通过对它们的学习和模仿，最终形成新的、属于自己的艺术形态。那惊心动魄的创造时刻则充满了神秘和神奇。同样的，哲学家们穿行在思想的密林里，此间阡陌纵横，不知路在何方，新思想的创造犹如奇迹。
对年级效应进行事后检验，结果表明：一、二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56）＝ －0．186，P＝0．852］；二、三年级之间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241）＝4．029，P＜0．001］；三、四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53）＝0．161，P＝0．872］；四、五年级之间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266）＝3．139，P＝0．002］；五、六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69）＝－0．087，P＝0．931］。以两个年级为单位，社会期望处于稳定的水平，而三年级和五年级时出现了社会期望水平的显著降低。
注释
①Peter Godfrey-Smith, DarwinianPopulationsandNaturalSelection, chap. 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②[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VII，人民出版社，邓晓芒译、杨祖陶校，2004年，第10页。③叶秀山：《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④Allen wood, Unsettingobligations:essaysonreason,realityandtheethicsofbelief, Stanford, CA: CSLI., 2002, p.220.⑤[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钱广华、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页。⑥[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邓晓芒译、杨祖陶校，2004年，A713/B741。
WhydoesPhilosophyConstantlyReturntotheClassics?
DingSandong
Abstract:It seems obvious that there is a conspicuous distin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dealing with the classics, and that philosophy constantly returns to the classics. However, there exists a huge diversity among the objects indicated by the words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so how to describe this distinction becomes a problem. This paper gives a non-essenti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ttitudes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owards their respective classics by means of a thinking tool, i.e. "a Darwinism Space", and clarifies the meaning of "classics" through the contrast of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his article attributes the return of philosophy to the classics to the four differences between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argues the rationality of this philosophical approach.
Keywords:philosophy; science; classics; concept
收稿日期：2019-06-27
作者简介：丁三东，男，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成都 610065)。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7-0113-07
责任编辑：涵 含
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论文; 经典论文; 概念论文; 康德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中州学刊》2019年第7期论文; 四川大学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