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现代性的批判是贯穿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主线，施特劳斯把现代性视为三次不断深化和推进的发展浪潮，马基雅维利先是开启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之路，经由霍布斯、卢梭、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泛滥最终演变成现代性危机，施特劳斯在对其深刻又独到的批判基础上把现代性危机等同于政治哲学的危机，并由此引导出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可能性路径，即重回古典政治哲学。
关键词：政治哲学；现代性危机；历史主义
一、施特劳斯视阈下的现代性
施特劳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历史观念，首要表现是对传统基本问题的否定和排斥。现代性作为一种规范化的理想范式是与现代哲学和美学紧密相连的，后现代性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发展。根据施特劳斯的理解，现代性越是彻底，将会导致越彻底的虚无。现代理性主义主张忘记过去，甚至不惜诽谤、诋毁它，这种做法旨在反对道德，而施特劳斯主张的重塑道德不是仅仅回归古典传统。现代理性主义对善的认知的停滞，也与施特劳斯的哲学追求之路相违背，因此他也对现代理性主义加以抵制。
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路径的现实指向。在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中“无产阶级政党—群众”的能动性关系不同于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的“政党（精英）—大众”的互动关系。从理论维度来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视野中“群众”既有主体性，也是党领导的对象。从实践维度来讲，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方法，体现为民主决策的过程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动员能力，更是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对群众路线的阐释出发，集中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视域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图景。
施特劳斯指出了现代性运动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施特劳斯也像其他哲学家一样,把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现代性的首要特征。他认为,古代思想表现出来的是宇宙中心主义,中世纪思想主要是神学中心主义,而现代思想则逐步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以权利为中心的现代思想逐步取代了以义务为中心的古代思想，这个转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拓展。现代性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诉求历史逐步取代了诉求自然或超自然,这是历史主义赋予现代的特征。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塑造了人类的人性,因此人们不应再诉求超验的本性,不能再相信有超验的人性,而应该认为人性完全是后天成就的。或者说人类的自由是先前自由的积累,受制于先前的自由,而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先验条件。
施特劳斯把现代性看作是未经查验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把握了自然就意味着知识的终结。现代性导致了自然权利的危机，自然权利是人类发现在人类理性规定下才能实现的完美的政治职责，如果自然权利不能扎根于人类理性，那么它就只是社会的产物。人的自由如果不基于自然状态，那么人的价值就得不到体现，完全性的历史主义破坏了自然权利，取代了自由自然的人的主要特征，人做什么毫无区别，只有转瞬而逝的历史，看似几乎无限的进步，实则几乎无限的倒退。现代性如果不重回它的起点加以审视，现代性的危机只能走向深渊。在施特劳斯的视角下，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由马基雅维利打开了道德缺失的大门，第二次浪潮由卢梭引领了对人性和自然理性的重新思考，却缺失了衡量正义的标准，第三次浪潮由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僵局将政治哲学引向末路。
二、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发展的解析
施特劳斯认为当代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哲学对道德判断是无能为力的，他把现代性理解为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即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德性的反叛，而现代性的始作俑者，在施特劳斯看来，应该归咎于马基雅维利。
(一)现代性的开端：古典德性的反叛
第三次现代性浪潮由尼采开启，尼采否认人类从历史中寻求永恒标准的可能，所有的价值与真理在历史中都具有相对性，拒斥一切先天和后天的政治“权利”，原因在于人类是藉由“意志”而非“权利”进行政治活动，这种激进的思想经由海德格尔到达顶峰，海德格尔在他的著作《时间与存在》中把一切价值与理解为“本真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自由“规划”。就这样，在第三次现代性浪潮中“自然”或“神”被剔除，正义和道德的基石转向了历史的、自由的、没有自然本性的人，这在施特劳斯看来无异于摧毁了正义与道德的基础，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淖中，从而致使原初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不再可能。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语言文字工作要“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全面发展”。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语言文字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第一次现代性浪潮标志被施特劳斯认为是现代性的开端。它与古典时期的思想彻底决裂,是新时期思想的剧烈变革，为新时代的哲学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和新思路,因此它是现代性发展的奠基性浪潮,并且赋予了现代性以崭新特征。
1.卢梭的推波助澜
【方法】 采用中学生社会适应量表和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对遵义地区两所中学的267名农村留守儿童及644名非留守儿童进行测评。 【结果】 农村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心理韧性及社会适应状况更差（P＜0．05）；农村留守女童较男童校内适应更好，留守高中生较初中生学习适应更好（P＜0．05）；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韧性与其社会适应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030～0．411）。 【结论】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韧性与其良好社会适应具有内在一致性。要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需不断提升其心理韧性水平。
其中，τ为半高宽;N0为积分常量。电子发射面取为受照的端面。因为发射面为平面，所以可认为整个端面是均匀发射，各点发射状态相同。
第一次现代性浪潮中的政治哲学家们普遍延续了霍布斯以激情构建政治哲学的传统，拓展了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法学说，深刻影响现代自由民主制，即使不同的哲学家解读不同，但施特劳斯尖锐的指出，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法理论是堕落的表现。施特劳斯认为古代民主制通过培养优秀品行和尽忠职守的个人得以实现，而现代民主制则建立在欲望之上，因此推崇个体欲望的现代民主制是一种放纵的自由主义，必将导致道德上的败坏。
马基雅维利颠倒了传统的“人应该如何生活而不是事实上如何生活”这一古典政治哲学基础，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先河，不再立足于古典的理想主义，因为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古典哲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实际上使古典政治哲学陷入乌托邦的迷梦，马基雅维利主张以现实主义改造古典政治哲学，然而这样的直接后果是颠覆了古典德性与政治的关系：在古典视域下政治服从于德性；而马基雅维利则把政治上升到最高的地位，使德性服务于政治。古典德性中的勇敢、节制和智慧等观念都被马基雅维利视为累赘剔除，从而把德性发展成为狭隘的爱国主义，甚至向君主提倡不道德的政治权术，如此一来，古典政治哲学赖以生存的根基就被摧毁了。除此之外，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最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然依赖于不可控制、难以把握的命运或者机运。”[1]35而理想国的实现依赖于作为质料的公民的自然本性，如果没有公民的优秀本性，乌托邦便无法实现，但亚里士多德指出作为质料的公民的本性是无法改造的，因而最佳政治秩序问题俨然一座遥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与此相反，马基雅维利则针锋相对的认为，作为质料的公民的自然本性是可以被改造的，最佳政治秩序问题也是可能的，如何可能？对此，马基雅维利的答案是：强有力的君主和完善的制度。
马基雅维利就这样把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变成了技术问题，政治不再受道德领导以追求至善，通过提升道德以实现最好的政治秩序已彻底失去可能性，这在施特劳斯看来是现代性的开端，同时也是政治哲学异化的开始。
某公路试验路段地处平原，全长12km，起讫桩号为K21+500—K23+500，道路设计标准为双向四车道，全线设计行车速度为60km/h。基层采用18cm6%的密实骨架级配水泥稳定碎石铺筑，粉煤灰取代量为15%，基层铺筑完成后采用预锯缝+土工织物工程技术对收缩裂缝进行防治。
(二)现代性的推进：道德基础的转变
2.霍布斯与古典的决裂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是从卢梭开始的。”[1]39他对第一次现代性浪潮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却引起了新一波的现代性浪潮，将现代性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卢梭由于不满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的功利性道德而主张重回古典道德,但是他又继承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于是他只能被迫重新解释道德。自然法学派哲学家是以人的本性出发寻求建立政治秩序的支点：霍布斯找到了对死亡的恐惧和生存的欲望；洛克把霍布斯的生存欲望更进一步拓展成为对财产的占有与支配。卢梭延续了这一传统作为起点重新解释道德，不过卢梭的新道德与霍布斯提倡的道德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基于普遍意志,而不是基于自我保存。然而，卢梭试图想要表明，以往的哲学都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之上，因为人的本性并不能作为建立政治秩序的参考，卢梭同时指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并不归因于自然，而是归因于人性，归因于历史过程。”[1]39显然，卢梭在批判前人的理论同时使得自己陷入了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境地：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概念被卢梭发展成为“历史的概念”。卢梭确信历史是培育人性的土壤也只有在历史中才能找到构建最佳政制的正义与公平。这样的思想影响了后世的康德、尼采甚至是马克思，被认为是历史主义的先驱。于是，霍布斯的自然标准到了卢梭这里被替换成了历史的标准。现代性第一次浪潮普遍同意人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因，而现代性第二次浪潮则认为历史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因，并认为这种历史理性独立于人的自然本性之外。
(三)现代性的顶峰：虚无主义
1.马基雅维利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改造
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原则并且同意其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建立在不切实际的根基之上的看法，拒斥古典政治哲学追寻理想政治秩序的传统，他沿着马基雅维利的路径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施特劳斯强调，霍布斯将古典的国家观念转变为现代的国家观念：古代哲人认为国家是自然的，而霍布斯则把这一观念改为“国家是人为的”，从而把政治哲学的核心建立在“实际”而不是“应当”的基础之上。霍布斯认为，国家由个人组成，而人的行为受动机影响，因此从根本上说国家由激情和欲望支配。不仅如此，人的激情也是霍布斯建立的以自然权利为核心内涵的自然法学说的基础，而古典自然法建立在自然正当之上，这意味着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成为了判断政治价值的终极标准，这样的自然法认为人能以理性为指导认识并征服自然，成为命运的主人。
三、驳斥极端历史主义的谬论
为了医治现代性危机就必须深入现代性的根基中寻求药方，施特劳斯最终把现代性的根源定位到历史主义，正是历史主义的泛滥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
历史主义者认为，政治哲学并不能对政治秩序的建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甚至会对现实政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须参考历史处境、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制度。历史主义以经验为根基，拒斥非历史的、非经验的政治哲学，同时认为非历史的哲学方法对于客观正确地理解以往的政治哲学无能为力，只有根据历史的方法，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境，才有可能得以理解以往的政治哲学。因此，在历史主义看来，人类无法把握普遍永恒事物，也就是说，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对政治哲学追问的最佳政治秩序以及古代哲人追求的哲学生活方式问题提出了质疑，甚至可以理解为对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挑战。
在历史主义者视野中一切本质的东西在本质上都是历史的，人的所有思想和行动都具有历史性,哲学本身及其普遍问题本身都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亦即与某一具体“历史”形态有着本质的关联。[2]176因而，历史主义拒绝对普遍的、永恒的哲学问题加以追问，这就意味着否定了普遍的、永恒的真理和价值的存在，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人的一切思想、价值以及人的认识能力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将受到历史性的制约，所以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价值标准不能用以比较，事实上也不应该比较，各种价值之间也没有高低之分。也就是说，人所做的价值判断都是对等的，这样的观点动摇了西方传统的价值体系的根基，进而孕育出虚无主义这一怪胎，“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3]19“历史主义可以被认为是对政治哲学之可能性的质疑。”[4]179
历史主义被施特劳斯看作是引起现代西方文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由于历史主义思潮的流行，“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众所周知，好坏、对错、政制和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是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于是现代性危机就表现为政治哲学的危机。
施特劳斯沿着历史主义者的思路作出回应：既然历史主义认为一切人类的思想成果是历史的和相对的，那么历史主义也是历史性的，因此也必将只有短暂的时效性，根据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主义也必将被自身否定和超越，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跳出历史性的视角，不把握住某些超历史的东西，人便无法看到一切事物的历史性。对于历史主义对政治哲学多样性攻击，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上出现诸多政治学说的原因在于“以往的政治哲人有意使自己的观念适合同时代的人的偏见。”[5]63古代哲人旨在以“哲学的”和“大众的”两种途径表述其政治哲学，使得不具备哲学素养的人也能理解其政治哲学，这就意味着古代哲人为了让包括非哲人在内的全体民众理解，有意使自己的学说附和时代的特征同时有所保留的在其政治哲学中表述政治学说。更进一步地说，政治哲学和政治学实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探讨何为最好的政治秩序并不能等同于如何实现最好的政治秩序，政治哲学应用于实践的失败也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本身是失败的；同时政治哲学理论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并未真正把握政治事务的本性，追寻和探讨政治事务的自然本性依然是任重道远的事，也就是说，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可动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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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0-27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现代性反思语境下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研究”(编号:XYCSW2018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立河(1992—)，男，广西贺州人，外国哲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19)01-0005-03
责任编辑：仲耀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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