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政治社会学特别是阶层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普密蓬时期泰国政治转型“迟滞动荡性”“相对稳定性”的两大特征，以及两阶段各阶层博弈格局对比及其演变过程，认为“王党派”和“他信派”两极对峙的形成与泰王的精神统合作用是造成这种政治转型困局的关键因素。其形成与作用机制是泰国贫富差距过大及地区发展过于不平衡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对立，以及泰国的政治传统缺乏妥协的精神及其派生的有序监督制衡机制。
关键词：泰国；普密蓬体制；阶层博弈；阶层断裂；两极结构
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转型在1932年宪政革命之前总体上平稳顺利，世所罕见地未出现大规模暴力流血就建立起了君主立宪政体；然而1932年以后，乃至到普密蓬国王执政的后期，泰国的政治发展则长期陷入迟滞和反复的军事政变中，付出高昂代价仍未能建成成熟民主政体，这与先前形成鲜明反差。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分析社会阶层互动解释普密蓬末期这种“滞而不崩”的现象，认为“两极结构”的产生及泰王的精神统合作用，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因素。
一、普密蓬时期泰国政治转型的两大特征
自拉玛四世国王（1868年10月1日—1910年10月23日在位）启动政治现代化改革以来，直至1932年宪政革命，泰国均未发生其他国家政治现代化变革中所普遍出现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较低的代价完成了君主立宪政治框架的建构；然而1932年以后，尤其是2006年他信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后，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陷入阻滞，民主化进程不断被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打破，这与1932年以前民主化的顺利进展形成鲜明对比。泰国的政治转型开始陷入“民主政体——军事政变——军政府”轮替的困局中。1992年民主运动及他信民选政权上台后，泰国政治转型曾一度似乎将步入正轨，但2006年他信政权倒台及之后一系列社会动荡的发生，使这种乐观随即化为泡影。
随着保护地面积的逐年扩大和多年连作的影响，土传病害日益严重，而目前对土传病害的防治，还没有特效药。采用嫁接育苗技术，是把栽培的蔬菜嫁接到抗病性强的砧木上，是减轻土壤传染病害的最有效措施。如用黑籽南瓜等嫁接黄瓜，可防治枯萎病、菌核病等土传病害，用野生茄等嫁接茄子可防治茄子黄萎病。同时也利用砧木根系发达、抗病、抗寒、耐热、耐湿、吸肥力强等特点，能使嫁接的蔬菜生长健壮，对不良环境抵抗能力增强，从而收到早熟、增产的效果。
表一
泰国1932年（含）以后军事政变发生频率表（每5年为单位）1932年-1936年 3次 1962年-1966年 0次 1992年-1996年 0次1937年-1941年 0次 1967年-1971年 1次 1997年-2001年 0次1942年-1946年 0次 1972年-1976年 2次 2002年-2006年 1次1947年-1951年 5次 1977年-1981年 3次 2007年-2011年 0次1952年-1956年 0次 1982年-1986年 1次 2012年-2016年 1次1957年-1961年 2次 1987年-1991年 1次
为方便研究，本文以5年为时间单位，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出“泰国1932年（含）后军事政变发生频率表”。从图表可以看出：自1932年宪政革命发生的头5年里，泰国发生军事政变3次，而在随后的1937至1946年，10年里未发生政变，迎来第一个长波稳定期，因为军方当局在镇压保皇派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1947至1966年属于第一个间歇动荡期，其中1947至1951年爆发了5次政变，为政变最密集的时段，1957至1961年爆发了2次政变，1952至1956年，1962至1966年则未爆发政变。1967至1991年是一个长波动荡期，峰值在1977到1981年，军事政变达到3次。1992至2001年，泰国迎来第二个长波稳定期，而这次的长期稳定是在民选文官政府的治理下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会有学者对泰国政治发展乐观的缘故。2002到2016年这个时间段，属于第二个间歇动荡期，分别在2006年和2014年发生军方推翻他信派民选政府的政变，在此期间还爆发了“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大规模街头对峙和流血冲突。
水阀电路的开关信号由单片机进行控制，如图5所示。图5中开关K2所在位置代表水阀开关位置在闭合处。R4为上拉电阻，与米阀控制电路原理相同，三极管导通，开关吸合改变位置，开关K2所在位置改变代表开关位置在开合处。但是与米阀控制电路不同的是，水阀控制电路不需要位置信号，只要接通水阀的使能信号，就可以启动放水，断开水阀的使能信号，停止放水。
因此，1932年以后的泰国政局特征，可概括为两点：一为“迟滞动荡性”；二为“相对稳定性”，即民主化和军人干政的反复冲击，并未导致“普密蓬体制”的崩溃；这两者同时存在的特征看似相互矛盾，构成了普密蓬体制的内在张力。本文认为，普密蓬末期即第二个间歇动荡期的泰国政治转型困局，应当深入探究：一是因为其打破了第二个长波稳定期文官政治的有序演进，成为1932年以后泰国政局的典型；二是其在时间上距离当前最近，势必严重影响泰国政局的未来走向。本文将通过系统研究普密蓬末期社会阶层博弈的变化，探析泰国政局在普密蓬末期为何会呈现上述两种特征的深层原因。
却克里改革中的泰国社会阶层，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一是上层：王室与旧官僚阶层；二是中上层：从旧官僚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掌握军权的新精英上层；三是中下层：从草根中崛起、具有知识和一定经济实力的新精英中下层；四是下层：政治参与意识尚未觉醒的普通民众。其中中上层与中层在当时都是新兴政治力量，而下层尚未进入政治博弈领域。
从表2可知:1阶横向和纵向、2阶横向和纵向、3阶横向和纵向的频率相差分别为1.47%,4.27%,3.92%,纵向频率大于横向频率.本文建立的高压耐张塔在横向和纵向的刚度非常相近,但纵向刚度略高于横向刚度.
二是普密蓬时期：1932宪政革命后，仅有拉玛九世国王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统治时间最长；拉玛七世在1934年被迫退位，而1941年拉玛八世加冕，1946年即受枪杀离奇逝世，同年其弟普密蓬即位，是为拉玛九世。因此，“普密蓬时期”专指拉玛九世国王在位时期（1946-2016年），这段时期是泰国现代政治最具代表性的时期，也是泰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其中，1997年泰国经济危机爆发至2016年普密蓬国王去世这段时期，可称为“普密蓬末期”。
三是普密蓬体制：普密蓬时期泰国逐渐形成的同时具有迟滞动荡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具有较强内在张力的政治体制；普密蓬国王逝世后，这种体制依然延续至今，或将持续较长时间。
四是王党派：王室和保守势力的支持力量，其构成在泰国政治现代化改革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逐步发生了变化，到普密蓬体制成熟时，该势力主要是“王权—军权—城市中产”构成的政治同盟。
五是他信派：普密蓬末期涌现出的新兴政治力量，主要由新兴资产阶级和支持他们的底层民众构成，与王党派形成政治对垒，这支力量均奉泰国前总理他信为精神领袖。
这四个阶层均分别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国王与军方是传统的权威；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誉，能赢得多数泰国人的拥护，且积累了大量财富；军方控制了暴力机器，且拥有相当的财富与人脉资源。城市中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掌握相当数目的社会财富，后者还掌握较多的选票资源。底层民众虽无太多社会资源，但由于人数众多，因而得以在民主制度下控制选举票仓。
二、两阶段阶层博弈格局对比及其演变过程
面板数据模型一般有三种情形：混合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果模型。对于三种模型的选择可以用F统计检验和Hausman统计检验来进行筛选。F检验结果显示，混合回归模型要优于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要优于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因此实证最终结果选择混合回归模型。即如下模型：
危险性分析是工程高边坡定量风险评估的关键环节，通常运用极限平衡法或有限元数值模拟法对开挖边坡进行建模计算求得其安全系数，进而判定边坡的危险性[13]。但在实际工程中，由于坡体岩土体存在一定的变异性，导致安全系数无法完全反映边坡的稳定性，具有高安全系数的边坡也存在失稳破坏的可能。故将概率分析方法引入到边坡危险性分析中，计算边坡破坏概率。
按照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经典社会变革理论，随着经济发展造成中产阶层人口比例的大幅增加，及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自然会提高，且因他们自身的保守性特征，最适合团结达成政治诉求，稳步推进民主化进程。泰国的现实却是中产阶级确实已经崛起，且掌握相当的社会资源，尤其是拥有大量资本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确实也积极投身参与政治，社会影响远超却克里时期的中产阶级。然而，李普塞特根据过往经验总结出的中产阶级稳步推动社会民主化变革的事情却并未在泰国发生。其原因何在？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界定。
（一）与却克里改革时期相比，至普密蓬末期，泰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变
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王权—军权”合流形成新的上层；二是新兴中产阶层崛起并产生分裂；三是底层民众的政治觉醒。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后，军队一度完全控制泰国政局，王室则被边缘化，形成一个军方强君主弱的局面，此种状况在銮披汶（Pibul Songkhram）和沙立（Sarit Thanarat）统治时期数度达到巅峰。然而，在沙立统治时代，王室的影响开始回潮，普密蓬国王成功地利用两个重大事件来提高王室的权威，即1973年10月和1992年5月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局势濒临失控的情况下，普密蓬国王不失时宜地站在学生和市民一方，促使当时的军方领导人下台。正因如此，军方看到普密蓬国王不可小觑的政治影响力，以及逐步崛起的新兴中产政治力量对既有格局足以构成的致命冲击；若要实现长期稳定统治，必须拉拢王室，以形成新的政治平衡。于是，在20世纪70-90年代，泰国的军方逐步与王室一起，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政治共同体，即普密蓬末期新的上层阶级。在这种结构中，宪法和法律承认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国王则为军方的决策背书，尤其是后者以政变形式推翻民选政府时。
其次，20世纪70年代伊始，泰国采用了自由放任型（Laissez Faire）经济发展策略，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成长，形成了有利中产阶级成长的环境；至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末，中产阶级开始深深介入政治。其中两支新兴中产阶级尤为重要：城市中产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前者以“黄衫军”为代表，他们是却克里改革时期中下新兴阶层的延续和扩张；后者以他信家族为代表，属于这时期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区别于第一阶段作为中上层的军方），这是一支全新的力量，在却克里改革时期并不存在，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新兴资产阶级对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于城市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企图依靠强大的经济地位推动政治地位的提高。
再次，在却克里时期，由于传统观念及诸多因素限制，底层民众实际未参与政治变革的过程；然而，到普密蓬末期，由于经济及教育的发展，底层民众开始政治觉醒，从远离政治变为积极参与，尤其表现为积极支持他信所代表的新兴资本集团。具体而言，在新兴资本集团力量崛起后，因其在泰国社会缺乏稳固的根基，人口基数庞大的底层社会成了他们天然结盟的对象。草根阶层成为新兴资本集团的票仓，后者经常用金钱作为诱饵，通过贿赂来赢得他们的支持。精英阶层再也无法忽视普通民众的存在而私自妥协，只能争相拉拢民心。民众开始成为王党势力和新兴资本势力的共同拉拢对象，但因新兴资本势力给他们让利的幅度更大，他们遂通过选票支持后者，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依托涠洲岛独特资源所形成的不可替代和不可复制的产品优势，面向中高端市场，打造以休闲度假为核心，集海洋文化、休闲运动、海岛养生、南珠文化、时尚生活、主题娱乐、海岛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休闲度假海岛，使之成为旅游改革发展创新先行区、绿色生态宜居示范区和国际海岛休闲度假胜地（简称“两区一胜地”）。
综上，在普密蓬体制末期，泰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主要出现的是以下四个阶层的博弈：一是上层：王室及军方，共同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在相当大程度上对泰国仍形成垄断性控制，其中王室主要掌握传统信仰和道义资源，军方主要掌握暴力垄断权力。二是中上层：新兴资产阶级，掌握较多经济资源，并借以获取草根选票支持而获得较多政治资源，对上层的政治垄断构成事实上的威胁。三是中下层：城市中产阶级，以城市白领与专业人士为主，掌握较多知识资源和一定经济资源。四是下层：北部农村及城市贫民。
六是两极结构：在王党派和他信派的政治对峙中，泰国的中产阶层被撕裂，并未起到缓冲上下层矛盾的作用，反而归入这两个派别，加剧了阶级对立，形成“中间弱，两端强”的对峙格局。
（二）相比早期的博弈格局，泰国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情况出现了变化
上述新的权力分布格局，相比早期的博弈格局，泰国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情况出现了以下变化：
从上层阶级来看：王室的权威在韦伯意义的“法理”方面有所削弱，但其财富、社会威望、人脉资源等各方面“软实力”不减反增。当然这是在普密蓬国王执政稳固后形成的格局，而其形成过程却经历了诸多曲折：王室的权威曾一度因军人集团的崛起而衰落。1932年革命后，军方势力开始介入国家权力中心，并长期实质掌握国家政权，这曾导致王室权威一度衰落，成为军人集团的附庸。后来军方出于稳固政权需要，恢复部分国王权威，而普密蓬国王则趁机利用军方和他信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数次调解政治危机，且设立国王基金救助穷人，这些都恢复并强化了国王至高无上的威信。
泰国社会阶层垂直分化严重，这种境况至今未变，主要原因在于其传统文化固有的等级观念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社会垂直分化在泰国非常突出，以致该国几乎所有影响社会转型的政治势力皆出于不同的阶层，而不是出于族群、宗教、政党等横向的社会区分，换句话说泰国政治博弈的本质实际上就是阶层博弈。
从中上及中间阶级来看，出现以下重大变化：首先，军人集团已倒向王室势力，并与之紧紧捆绑；军方开始长期掌握国家实权，并与其他政治势力保持相对独立。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其立场开始坚定地支持王室，但又允许有限民主在不威胁自身及王室的前提下存在。这些原先作为新锐精英的势力，由于保守力量内部利益重新分配，已经放弃原初的激进变革立场，被整合进守旧力量。
其次，一批新派势力随着城镇化及经济、教育的发展而崛起，其中一派是以“黄衫军”为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另一派则是以他信为代表的的新兴资产阶级。与此同时，随着民主化和地方自治的推进，开始出现掌握较多社会资源的地方豪强势力，其社会基础是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荫庇制人脉关系。新兴资本集团由于缺乏传统社会资源，便与下层民众势力结合，通过选票政治及给下层民众让利的方式，周期性地夺取政权。但他信派的这种左翼政策，一方面加重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税负，另一方面严重冲击了地方豪强在底层民众中的荫庇政治网络。城市中产阶级和地方豪强势力因为新兴资产阶级与民众的崛起而利益受损，于是他们与“王室-军人”同盟一并结成反他信派的利益共同体。
从草根阶级来看：经济及教育的发展及各派政治势力在农村的组织动员，使得底层民众开始政治觉醒，他们再也不像转型早期那样不关心政治，而是变得活跃起来；精英阶层再也无法忽视普通民众的存在而私自妥协，只能争相拉拢民心。民众开始成为王党势力和新兴资本势力的共同拉拢对象，但因新兴资本势力给他们让利的幅度更大，他们遂通过选票支持后者，从而形成“新兴资本势力-草根阶层”利益共同体，与“王室-军人-地方豪强-城市中产”利益共同体相抗衡。
从以上变化可以看出，1932年以后从王室到底层民众，泰国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旧的势力分化重组，新的势力又横空出世，原本无影响力的阶层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这些变化都使得泰国的政治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一是却克里改革时期：专指拉玛四世亲政至1932年人民党（Khana Ratsadon）实现宪政革命目标（1851-1932年），此为泰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而总体来看，到普密蓬时代，泰国分化重组了的社会势力开始形成两大政治联盟，即泛他信派的新兴资本势力-草根阶层同盟（或称“他信派”），以及泛王党派的王室-军人-地方豪强-城市中产同盟（或称“王党派”）。这两大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如果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将成为两党有序博弈的基础，但在泰国，它们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一是双方力量的对决并不采用制度化的手段，而是诉诸街头政治、流血冲突和军事镇压；二是城市中产阶级并未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遍政治经验那样，成为推动社会温和民主化变革的中坚力量，反倒为了利益自保，站在了王党势力的一边。
三、两极结构的形成与泰王的精神统合作用
1932年宪政革命之前，泰国王室出于应对西方列强入侵的需要，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措施有：发展新式平民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建立新式官僚机构及设立新式军队。这些改革直接促生了具有反对王权专制特点的新官僚精英阶层，其上层主要由掌握军权的旧官僚构成，而中下层则主要是青年军官、低级官吏和知识分子。这些在王室启动的改革中产生的新精英因其对旧体制的不满，逐渐取代西方压力，成为后续改革的施压者。此时泰国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尚未觉醒，因此1932年以前的却克里改革，几乎完全是新旧精英之间的博弈。
事实上，普密蓬末期和却克里时期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中产阶层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且产生“两极分化”，即新兴资本集团和城市中产阶层这两支新兴中产阶级势力，并未结合而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统一的中产阶级政治联盟，而是分别投靠“他信派”和“王党派”，进而成为这两股主要政治力量的代理人，直接参与泰国政治长达20余年。显然，中产阶级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相比却克里时期亦更加积极参与政治，甚至可以参与权力中心，但却是作为其他社会政治势力的附庸而存在。当然，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产阶级也可分属不同的政治团体，但并不像在泰国那样，中产阶级分裂而归入两大阵营，且形成对峙局面。
本工程水泵采用管道泵，泵站地平高程为506.2m，管道进水口水面高程为528.5 m，最高出水口高程为583.5 m，设计流量为184 m3/h，设计条件需满足贤庄村高处地块灌溉流量计扬程需求。
这种“他信派”和“王党派”阵营对峙的“泰国特色”政治局面，撕裂了中产阶层，将其不同的两支分别归入以“王权-军权”为一方而以“草根-新兴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大政治派别中，从而形成这样一种阶层断裂的局面：“王党派”和“他信派”出现两极对峙，不同政治势力不得不“选边站”，而中立政治力量则在政治场域中陷入失语。这种困局恰似冷战中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僵局，遂可将其命名为“两极结构”。
“两极结构”的存在，恰好就是普密蓬末期泰国政治的“迟滞动荡性”的缘故。“两极结构”根植于泰国经济文化结构的深处，具有相当的社会根基，难以打破。其形成与作用机制如下：
首先，泰国长期重效率轻公平的经济政策引起的贫富差距过大，及地区发展过于不平衡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对立，形成势均力敌、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两大政治板块，而两者在泰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中，都分别具备较稳固的合法性来源：“王党派”的合法性来源是传统与军队，“他信派”的合法性来源则是民主话语及选票。当人们被划分在长期对抗的不同团体中时，其各自对其团体的归宿感和认同感都会不断加强；而普密蓬末期政治框架的“双合法性”来源，及其对应的两大政治板块的碰撞，正好强化了这种阶层认同的固化，并使中产阶层的撕裂难以弥合。
其次，泰国的政治传统，正如许多亚洲国家一样，缺乏妥协的精神及其派生的有序监督制衡机制，任何一方上台都倾向将对方赶尽杀绝，毫无对话余地；这种缺乏妥协精神的政治文化，正是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中逐步形成的。这就导致任何一派在掌权后，即便建立起制衡监督机制，也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无法形成有效的横向监督机制。而泰国的荫庇制恰巧强化了这一点：横向监督本应基于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才能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如今泰国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横向关系是敌对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容易导致不同政治集团间的分歧加剧而合作意愿弱化；同一政治集团内的纵向关系也不是对等关系，而是庇护-效忠模式，这反过来强化了每个政治板块的内部一致性。
那么，普密蓬末期的社会动荡，为何仅造成泰国政治现代化的迟滞，却未导致制度崩溃？这种“相对稳定性”之成因可作如下解释：
首先，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普密蓬末期依然具备强大的社会基础。泰王室长期被泰国民众奉为神明，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画像不仅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且普遍被民众供奉在家中，视若神明。这种王室崇拜与泰国特有的佛教文化及“荫庇制”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心态：一方面泰王被视为泰国佛教的首席“护法”，另一方面泰王又处于“荫庇”链条的顶端。这足以使国王和王室在笃信佛教，又期待寻找终极安全感的泰国民众中，形成强烈的认同感；这从普密蓬国王生病住院后，民众万人空巷为其祈福，以及拉玛十世新国王虽然先前名声欠佳，而民众却迅速接受等一系列事件中可见一斑。
收入：丈夫每月能挣28美元。婆婆每月从前述卖房资金中获得8美元。丈夫在卖房的资金中也分得一份，但是他把钱用于支付与前妻的婚礼和前妻的葬礼，以及用于与现任妻子的婚礼等费用。
除了在精神层面继续保持强大影响力，泰王室在经济层面也注重向民众适当让利。普密蓬国王提出并倡导“适度经济”思想，在此基础上创设了4000余个帮助发展国民经济“皇家发展项目”，在泰北山区推广罂粟替代种植，动用王室经费兴修水利、建电站，在王宫内聘请专家试验良种，设立水稻、奶牛场、淡水鱼良种培育和研究中心。在位期间，普密蓬国王遍访泰国各地，尤其是贫困地区，巡视王室利民项目的实施情况。这些具体措施，都能在传统文化保持影响力的前提下，进一步起到笼络民心的作用。
而对于包括军方在内的泰国多数精英，尤其是那些非“王党派”的精英派系，虽然主观上并不一定会像民众那样对王室心存淳朴的敬畏，但鉴于王室在民众心理中的超强影响力，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表现出对王室的恭敬，以免失去民众的支持。
第三步：瞳孔边缘像素点愈多，椭圆拟合的精度愈高，为了使分割出的瞳孔区域更加完整，本文对阈值T进行修正：
其次，普密蓬末期的两大政治势力中，“王党派”势力稍居上风，因其掌握军队实权，正因如此，新兴资本势力在通过让利拉拢草根选票支持时，不敢开罪王室和军队，只敢拿城市中产阶级开刀，向他们加大征税，这也是本来应倾向进步的城市中产阶级并不力挺民主化，反而倒向王党势力的真实原因：新兴资本势力主导下的政府出台“亲民”经济政策，使中产阶级经济利益受损，不得已倒向强势、保守的“王党派”势力，宁可牺牲部分自由以确保自身经济利益。“王党派”的相对优势，尤其是军队对王室的坚定支持，正是普密蓬体制并未因政治动荡而崩解的另一重要原因。
全区3.6万余亩樱桃中，“黑珍珠”品种达到近3.35万亩，玛瑙红和黄灯笼2个品种仅占约7%，品种过于单一。如遇樱桃褐斑病和根癌病等绝对优势病害爆发性发生，危害较重，很难有效及时地进行防治，易造成绝收和植株死亡，会给种植户带来极大损失[3]。另外，由于品种结构过于单一，导致成熟期集中，市场供应品种单一，加之樱桃果实不耐贮藏，且成熟期温度较高，采后处理设施滞后，如果成熟期遇雨，极易造成采前裂果、烂果和落果，产量损失严重。这都将给种植户销售樱桃带来巨大压力，也严重限制乌当樱桃走出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陈建荣.泰国民主的前景：军权、法制、金钱和政党[J].东南亚研究,2007(6).
[2]周方冶.王权·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杨帆.论泰国政治现代化初期未发生暴力革命之原因[J].东南亚研究,2014(3).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5-0024-04
作者简介：杨帆（1986—），男，汉族，江西人，博士，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
（责任编辑：冯小卫）
标签：泰国论文; 政治论文; 王室论文; 势力论文; 中产阶级论文; 《西部学刊》2019年第15期论文;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