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南文化研究
【主持人语】本期三篇文章都与道南文化相关，两篇谈黄道周，他属福建漳州府人。另一篇谈的是春秋大义，其中的人物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乃在南平救驾有功而受封，而连横是台湾通史的作者。三篇都是围绕在闽台人物之间的作品。至于春秋大义谈亲亲、尊尊，而亲亲者，以孝为大，故孝经与春秋经亦有其相关，都属十三经。这十三经的形成虽成于清代，但与道南程朱对四书的尊奉及五经的注释相关，可谓一脉相承。
许卉在《黄道周的〈孝经〉改本与外传析论》一文中问题意识清楚，认为在明代前期，《孝经》已是童习之书、蒙学教材，而黄道周的孝经改本和孝经外传等《孝经》学著作推动了晚明《孝经》学的复兴，这样的复兴目的在于改变《孝经》沦为蒙学的境遇。黄道周对于《孝经》学的复兴作了两件重要工作：第一，恢复《孝经》在文献上的原貌。第二，重在阐发《孝经》深奥精粹的义理，力图改变《孝经》被视为蒙学的现状。这两个工作分别在《孝经》改本与《孝经》外传两本文献中呈现出来。
苏小秋在《黄道周〈春秋〉学初探——以〈表记集传〉〈坊记集传〉为中心》一文的问题意识在于，目前学界对于黄道周《易》与《孝经》学研究已经有丰富成果，但对于黄道周《春秋》学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此文欲指出黄道周《春秋》学在明代《春秋》学中独树一帜,指明黄道周《春秋》学具有两个特色点。第一，黄道周论《春秋》之事，则多取《左氏》之说。第二，黄道周之学问以象数《易》学为核心，故在《春秋》学表现出明显的“天人之学”的特点。
观察组阴道分娩6例（18.2%），剖宫产27例（81.8%），对照组阴道分娩13例（39.4%），剖宫产20例（60.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31，P＜0.05）。
郑晨寅《春秋大义：从郑成功到连横》一文，以“春秋大义”精神贯穿了郑成功与连横。“春秋大义”的精神在于“尊王攘夷”思想，而作者详细举出“春秋大义”在郑成功诗文的具体表现。同样地，也举出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赞扬郑成功“精忠大义”，于此作者认为连横对于郑成功“春秋大义”具有高度评价。
针对上述影响压裂效果的因素，提出优化地质选井选层、优化压裂施工规模、优化射孔方式、优化压裂液、加强现场施工管理等措施，减少压裂波及邻井情况。2017年优化工艺以来施工30口井78层，均未出现压窜邻井现象，工艺成功率100%。
(《鹅湖月刊》社长、东海大学教授 蔡家和)
[摘要]受晚明《孝经》学思潮及宋明《孝经》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影响，黄道周推崇《孝经》，力图改变《孝经》沦为蒙学的境遇，恢复《孝经》的经典地位。与朱熹及晚明诸多改编《孝经》的儒者不同，黄道周推重流传的《今文孝经》，主张恢复《孝经》原貌，他所作《孝经》改本，对《孝经》文本的改订不大，只就个别字、句进行增删，对其基本内容和结构并没做大的删削和调整，基本上保留了所谓“旧本”原貌。黄道周的《孝经集传》是外传体的代表作，此书以《孝经》文本为基础，采撷他书与孝有关的文献资料，附丽于相应的经文之下，以经统传，以传辅经，深入系统地阐发《孝经》义理。黄道周的《孝经》改本和《孝经》外传等《孝经》学著作推动了晚明《孝经》学的复兴，在《孝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黄道周；《孝经》；《孝经》改本；《孝经》外传
明代中后出现了一股《孝经》学复兴思潮，诠释阐发《孝经》的著作远超前代，据曹庭栋在《孝经通释例说》一文中称：“由唐以来，注家完本犹有存者，他如语录，如杂著，凡有及于此经，悉为摭入，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1]《明史·艺文志》中列孝经类著作35部,128卷。朱彝尊《经义考》中载明代为《孝经》注疏达80余人。[注]根据其中列出存和佚的《孝经》类著作，统计出来为《孝经》作注释的人达80人之多。相比较，合宋元两朝治《孝经》学者不足80人。可见，纵然《孝经》被摈除于儒家经典之外，沦为蒙学教材，但《孝经》学研究在明代显现出复兴之态。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二十八，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史部)。刘增光在前人的基础上整理明代《孝经》学著述，指出仅以明代后期《孝经》学研究学者来说，人物达73人，著述125部，225卷。[2]丰富的著述直接反映出晚明《孝经》学思潮的兴盛之势。
从儒学包括《孝经》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从宋元至明初的回护朱熹之为到晚明的驳斥朱熹之误，《孝经》从蒙书到回归经典、从事亲之书到孝治大法，《孝经》学的发展已经有突破朱熹《孝经刊误》之势，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
暮色中，一张张脸上都带着红晕。诗意的盛宴过后，一群意犹未尽的造访者，挥了挥衣袖，把能带走的都带走。我不知道，在这个下午，在一棵千年古樟的心里，除了欢声笑语，有没有别的什么会是它想要记住的，如果有，那真是这一群人的荣幸。
在晚明《孝经》学思潮及宋明《孝经》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影响下，黄道周对《孝经》极为推崇，他所作的《孝经》改本和外传[注]即《孝经集传》，又名《孝经大传》。对《孝经》义理和思想价值进行了系统而富有特色的阐发和重构，积极清理朱熹《孝经刊误》的影响，对推动晚明《孝经》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黄道周的《孝经》改本和外传进行分析和讨论，阐释改本和外传的缘起、文本特点和思想价值，彰显其在《孝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黄道周的《孝经》改本
删改和重新编订《孝经》文本是晚明《孝经》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突出特点。根据目前的资料，晚明阶段的《孝经》改本约有8部，其中，黄道周的《孝经别本》[注]刘增光称黄道周的改本为《孝经辨义》，笔者认为《孝经辨义》只是一篇问业之文，并非改本。根据现存资料来看，黄道周的孝经改本应为《孝经别本》。参见刘增光：《晚明〈孝经〉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169页。具有鲜明的恢复“旧本”原貌的取向。
(一)《孝经》改本的缘起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所具有的借代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被看成是引申意义。而“引申”的范围太广,太笼统,分析描述太少,也就难以看到其内在规律。这从罗正坚著《汉语词义引申导论》一书中就可见一斑。[注] 罗正坚:《汉语词义引申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我们将借代意义从引申意义中单列出来,详加分析。
(二)黄道周对《孝经》诸本的品评取舍
黄道周称自己所推崇的是“古文旧本”“《孝经》旧本”，如《书〈古文孝经〉后》，但他的改本是以郑氏《今文孝经》为底本[6]，并非《古文孝经》。且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黄道周提到的《孝经》文本有以下名称：一、《孝经》旧本，二、古文旧本，三、“今文”本，四、颜芝本，五、刘向本，六、石台本，七、安国定本，八、刘炫本，九、王逸本，十、建本，十一、国学本。
古往今来的陶瓷发展史中，大量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陶瓷艺人通过不断的创作与总结，为古彩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包括陶瓷艺术家段茂发先生，他的古彩瓷画画风淳朴、用笔精炼，既从传统五彩中汲取了营养,又与传统五彩有着明显区别。他的人物线描张弛有度，色彩明快，画作不但具有形式上的美感 ,还具有深远的内涵和意境。其作品构图变化丰富，既可错综纷繁,亦可大开大阖，将古彩的艺术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著名书画家张志安先生有诗提“别忘段茂发,古彩一高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先生亦称“论古彩创作，迄今无人能达到段茂发老师的古彩艺术水平”，个中评价，可见一斑。
2.黄道周所言的“今文”本和“《孝经》旧本”之间的差异在于是否引《诗》。黄道周认为“今文《孝经》”为十八章330句，1804字。与前面所称的“《孝经》旧本”字数相比，少了31个字。少的字数主要集中在引《诗》上[9]30。黄道周认为“《孝经》旧本”中《庶人章》下有《豳风·七月》之《诗》，而“今文无之”[9]30，说明黄道周区分“今文《孝经》”和“《孝经》旧本”的一个大的标准为是否引《诗》，即引《诗》为《孝经》旧本，无引《诗》则为“今文《孝经》”，他称：“旧本《庶人章》有引《诗》，石台本及今文皆无。”[8]
黄道周的《孝经》改本是其处于白云库之时所作(1641—1642)。由于崇祯怀疑其结党而遭到囹圄之灾。黄道周在狱中用秃笔书写《孝经》120本，“本本各有论著，文与义咸殊”[3]970。对此行为之因，吕妙芳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她首先从宗教意涵出发，认为黄道周书写《孝经》的行为，表达了自身的忏悔、报恩、发愿与祈福之情。其次，她指出黄道周的行为亦具有政治意味，如宣示圣贤教导“孝治天下”的真理性。[4]201郑晨寅从“不敢毁伤”角度出发，指出黄道周通过书写《孝经》亦弥合了“亏体辱亲”的不孝和忠君之间的冲突。[5]可见，黄道周作《孝经》改本，既有坚定的政治表达，也有坚贞的价值取向。
3.黄道周认为刘向本、石台本差异不大，“石台本皆依刘向所校河间献王得于颜芝者，独标题差殊耳”[7]158。黄道周此句涉及到颜芝本、刘向本、石台本，其中，他认为刘向整理后的十八章《今文孝经》和唐石台本除了标题差异外，内容无差别。如果内容无差别，也就是说刘向本、石台本的《庶人章》皆无引《诗》，据后世流传的文献来看，此两个本子的《庶人章》均无引《诗》。这就引发了一个矛盾，因为黄道周认为，石台本中《庶人章》没有引《诗》是朱熹刊定的结果[8]，亦说明朱熹刊定之前的石台本的《庶人章》可能有引《诗》，亦可以推论更前的刘向本亦是如此。那么，是否如黄道周所称的是朱熹删除了《庶人章》引《诗》的观点需要再推敲。至于颜芝所藏、颜贞所献的十八章《孝经》，黄道周只是简单提到，所以本文亦不做探讨。
据此来看，黄道周所书写的120本《孝经》可分为两类，即40本《孝经》别本和80本依照石台本的《孝经定本》。其中《孝经》别本大致可分为两类：以补《豳风》的7部为一类，以 “聿修厥德”移于《天子章》之首的33部为第二类。
4.黄道周认为，《古文孝经》的孔安国定本中《庶人章》有引《诗》。黄道周称：“自安国定本及闾巷传习，多有引诗及少字者，如《诗》虽讽诵人口，而《雨无正》之篇首有‘雨无正极，伤我稼穑’，今诗无有也。朱子盖依此义以准石台之篇。然《雨无正》语系发端，决无遗漏之理，庶人引诗自是文势宜然，奈何少之。”[9]31据此论可以推断，黄道周认为孔安国本的《古文孝经》中《庶人章》有引《诗》。
5.黄道周认为刘炫本的二十二章《古文孝经》羼入了《闺门章》，所以，并不认同刘炫本。黄道周亦提到“王逸本”，即刘炫本，认为其“‘故自天子至庶人’章上有‘子曰’二字则文理失顺，又《孝德章》加‘子曰’亦虚衍难施，惟首章‘夫孝始于事亲’节宜加‘子曰’两字，为五孝统，余俱可省耳”[3]1049。可见黄道周从内容和字句上对王逸、刘炫本存有异议。
6.建本与石台本、国学本的差别亦在于是否有引《诗》。黄道周称:“忆少时诵建本经文，《庶人章》皆有引《豳风》六句，及观唐石台本无之，国学本亦有无者，云‘晦翁刊定’。”[8]又称：“旧本《庶人章》有引《诗》，石台本及今文皆无，建本文有只引四句者，今从旧。”[8]此建本概源自福建建阳地区坊刻本，因为其《庶人章》下有引《诗》，推测内容可能属于黄道周所称的“古文旧本”一系。国学本概指当时国家中央机构编刻本，两个版本的来源需要进一步考证。不过根据黄道周之语，国学本应属于《今文孝经》。
7.黄道周所称的“今文《孝经》”包括上面提到的颜芝本、刘向本、石台本和国学本。
综上所论，黄道周所推崇认可的“《孝经》旧本”或者“古文旧本”和“今文”皆为《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并没有关系。 黄道周所谓的“《孝经》旧本”或者“古文旧本”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文分为十八章；二是《庶人章》引有《豳风·七月》之《诗》；三是经文中不含《闺门章》。《孝经》学史上是否出现过黄道周所提的此类版本，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黄道周对《孝经》的改订
陈来称：“黄道周与明代大多数有名的思想家不同，他既不是王学，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理学家，而是比较倾向于朱子学格物论的独立思想家。”[10]543作为一个有独立气概的思想家，面对宋以来《孝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状态，黄道周自然有恢复《孝经》原貌的冲动。相对于其他晚明《孝经》学者来说，黄道周对《孝经》的改动比较小，主要是删除个别字、调整一处字句顺序，以及增加《庶人章》引《诗》等。下面作详细介绍。
还有一处即今文《孝经》中《诸侯章》“和其民人”，在黄道周的上述《孝经》改本中均作“和其人民”，不知是否为笔误所致。
根据黄道周自己所称：“向在西库，写此经百二十本，其七本有补豳风……八十本俱依石台原本，又三十三本以‘聿修厥德’移于天子之首。”[3]971洪思在《书〈孝经别本〉后》亦称：“黄子诏狱中所书一百二十本《孝经》，本本各有论著，文与义咸殊焉。其‘庶人’有引诗者四十部为别本，故三十有三部有移小雅《宛》之诗于‘庶人’之首，七部有补《豳风·七月》之诗于‘庶人’之尾。今皆散亡，幸此七本犹或可寻也。”[3]970
由于城市化，特别是城市发展的郊区化，大城市近郊区的现状耕地已经不多，而且零散分布于居民点和独立工厂之间。要根据城市空间发展布局，将规划建设区之间的耕地作为基本农田保护下来，以斑块农田安插在城市发展的各个方向，有效控制城市“摊大饼”式的蔓延。
由表2可知，应用粗糙集属性对评价因素进行约简后，得到基于出错因子—疏忽的核属性为b、c、e、f，即字符的规范性、图标意义的明确性、标签使用的适宜性、显示方式的适当性。
就目前找到的黄道周的《孝经》改本来看，以石台本《孝经》为参照本，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古文旧本”的《孝经》别本[注]现存《黄忠端小楷孝经》应为《孝经别本》，因为其《庶人章》后引有六句《诗经·豳风·七月》之诗，且洪思在《书〈孝经别本〉后》明确注出这六句引《诗》。，取《黄忠端小楷孝经》[注]此《孝经》应该是其所称的古文旧本。黄道周在跋中称：“右经十八章，依古文旧本，一千八百二十五字。”为代表。第二种，“《孝经》别本”，取黄道周《孝经定本》之一[注]此《孝经》改本虽名为《孝经定本》，但其《庶人章》有引《豳风》之诗，按照洪思和黄道周之言来推断，此本应属于七本《孝经别本》中的一本。参见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明代编黄道周卷)，荣宝斋，1994年版，第143页。为代表。第三种，其他类《孝经》别本[注]黄道周书写《孝经》120本，洪思称 “本本各有论著，文与义咸殊”，据此可以推论他所书写的《孝经》在文本上应有差异。暂且用“其他《孝经》别本”之名来汇集其所书写的诸多《孝经》文本中可能出现的改动之处。结合黄道周今文《孝经定本》中的内容，大致可以大致推断出其他《孝经》文本中的改动之处。，主要汇集黄道周所提到的《孝经》其他文本的改动之处。第四种，《孝经集传》中的《孝经》文本改本。
前文提到，黄道周补《诗》的方式有二：其一，补《豳风》于《庶人章》；其二，将“聿修厥德”移于《天子章》之首，移小雅《宛》之诗于《庶人章》之首，即通过重新分章，达到五诗起义五孝。对于自己增补《诗》于《庶人章》之举，黄道周解释，由于《庶人章》无引《诗》容易造成“意义乖离，亦文势纰漏”[3]1408，为了文本内容贯通，《庶人章》补《诗》是文势宜然。
第二种改本为“《孝经》别本”。基本上与上述“古文旧本《孝经别本》”中的改动之处相同，差别是其《庶人章》有引《豳风》四句，而非六句，其内容为“昼尔干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11]149[注]黄道周引《诗》四句，可能根据他称的建本而来。在《黄忠端小楷孝经》中，黄道周亦称“旧本《庶人章》有引诗，石台本即今文皆无之。建本文有只引四句者，今从旧。”参见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大全》(明代编黄道周卷)，荣宝斋，1994年版，第149页。。
1.黄道周所言的“《孝经》旧本”或者“古文旧本”并不是《古文孝经》，而是《今文孝经》。黄道周称：“《孝经》旧本凡十八章，一千七百七十三字。”[7]158又称：“右经十八章，依古文旧本一千八百二十五字。”[8]以分章为据，黄道周口中所谓“《孝经》旧本”或者“古文旧本”并非二十二章的《古文孝经》，而应该是十八章的《今文孝经》。同时，他称“刘炫缪以闺门之语溷于圣经”[7]158，认为《闺门章》是羼入《孝经》，可见也非刘炫本的《古文孝经》。可见，黄道周的改本是以《今文孝经》为底本，其所称的“古文”可能是意指原始和古老的本子。不过，由于他所言称的 “《孝经》旧本”和“古文旧本”的字数并非一致，而是相差52字，说明两个本子内容上有差异，具体差异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第三种改本，即主要是汇集其他《孝经定本》中可能出现的改动。其明确改动的内容有：一是《圣治章》中移“是以”二字在“圣人之教不肃而成”上。二是《广至德章》作“君子之教以敬也”。三是《感应章》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于“宗庙致敬，鬼神著矣”之下。又一定本中“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下有“宗庙致敬，鬼神著矣”。[9]26
第四种改本，即《孝经集传》中经文的改动。具体改动如下：一，石台本《三才章》中“先之以敬让”，《孝经集传》中作“身之以敬让”。二，将《圣治章》之名改为《圣德章》。三，石台本《圣治章》中“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孝经集传》中删去“则不然”三字。四，石台本《广至德章》中“君子之教以孝也”，《孝经集传》中删去“以孝”二字。五，石台本《感应章》中“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在“长幼顺，故上下治”之下，《孝经集传》中将“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移至“恐辱先也”之后、“宗庙致敬”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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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重视古文旧本，对于自己删削字数之举，称是由于《今文孝经》多有衍字，删除赘字，则文义更为通顺，文本更为简洁。如“则不然”三字，他认为：“盖上有‘君子不贵也’，则无须‘则不然’三字。先辈以为训诂，误入于此。”[9]17“如‘身之以敬让’作‘先之以敬让’之义重沓，及‘君子则不然’、‘教民以孝也’与‘顺民如此其大者乎’皆衍字随俗，不如旧本之校矣。”[8]
小灶火水源地位于洪积扇轴部极富水地段，地下水主要接受河水垂直入渗补给 [2-3]，具有一定的调蓄能力，利用丰水期河水入渗补给量，达到以丰补欠的效果，在枯水期地下水得到补充，从而恢复开采区地下水储存量[4-5]。小灶火洪积扇区含水层岩性多样，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洪积扇出山口处沿山前一带形成“跌水”，使模型的建立复杂化，不利于定量评价地下水开采量 [6]。
第一种改本，即古文旧本的《孝经》别本。与石台本《孝经》相比较来看，有以下几处改动：其一，石台本中《庶人章》无引《诗》，黄道周古文旧本《孝经》别本中引《诗》于《庶人章》，即“庶人之孝也”下有引《豳风·七月》，即“《诗》云‘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8]。其二，石台本《三才章》中“先之以敬让”，黄道周的古文旧本《孝经别本》中作“身之以敬让”。其三，石台本《孝治章》中“故明王”，黄道周的古文旧本《孝经别本》中作“古明王”。其四，石台本《圣治章》中“四海之内”上有“是以”二字，黄道周古文旧本《孝经别本》删去“是以”二字。其五，石台本《圣治章》中“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黄道周的古文旧本《孝经别本》中删去“则不然”三字。其六，石台本《广至德章》中“君子之教以孝也”，黄道周的古文旧本《孝经别本》中删去“以孝”二字。其七，石台本《广至德章》中“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黄道周的古文旧本《孝经别本》中改为“孰能顺民如此者乎”。
为何补《豳风·七月》？黄道周称少时所诵读的建本中经文《庶人章》就引《豳风》六句，因此补之有据，且“绎其文义，当以引《诗》为正”[8]。除了以其他的文本为据外，黄道周亦从文理结构、文义贯通角度来论证《庶人章》应该引《豳风》。他指出，朱熹虽以《雨无正》之篇首“雨无正极，伤我稼穑”两句脱逸而不应增之为标准来刊定《孝经》的《庶人章》引《诗》，但此种做法需要推敲。黄道周指出：“‘雨无正’语系发端，决无遗漏之理，庶人引诗自是文势宜然，奈何少之？且如豳人，勇于趋事，敦上急公，我稼初同，宫功在念，真可移忠于君，移顺于长，移治于宫。故夫子引之，极为亲帖。而谈者疑其为赘，以为庶人不必引诗，则是庶人之孝与天子果有分别也？庶人天子，贵贱虽殊，完生行道，始终则一。”[9]31-32可见，从恢复《孝经》原貌的立场出发，黄道周坚持《庶人章》应该引《诗》，这样不仅《孝经》结构完整，而且文义顺畅。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黄道周坚持补《诗》于《庶人章》，但后又反对自己的看法。关于第一种通过重新分章达到五孝均有五诗的方式，他在《孝经集传》中认为此“于首章文义未终，于过节发端多碍”[7]158，还指出：“必拘五孝以发五诗，则厥失维均，去古愈远矣。”[7]158同时，他援引文献说明汉代的《孝经》分章就已经以将“聿修厥德”归于《开宗明义章》，称“考匡衡论政治疏中，称‘聿修厥德’《孝经》引为首篇，则是匡衡而上，韩婴疏广皆然，不必刘向矣”[7]158。第二种对自己补《豳风》之举表现出不认同之意。崇祯十六年(1643)腊月，黄道周偶见其所书写的《孝经别本》时，称“其七本有补《豳风》，甚无谓”[3]971。且《豳风》亦没有在《孝经集传》的《庶人章》中出现。从时间上来看，黄道周在西库书写120本《孝经》时为崇祯十四年(1641)，主张五诗起义五孝和补《豳风》，而待《孝经集传》成则是崇祯十六年(1643)，反对补《诗》于《庶人章》，可见，一，黄道周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思想的成熟，越发尊经崇圣，主张无需擅改文本内容。二，黄道周作《孝经集传》，对《孝经》旨意的重新阐发和《孝经》奥义的再次挖掘亦需要尊重经典，所以不再作改动。
总体来讲，黄道周对《孝经》的改动不大，其结构、内容并没有大的删削，只是一些字、句的改动和调整。即使增添的部分，也是其恢复古文旧本原貌的诉求，且后来在《孝经集传》中没有出现，表现出黄道周对《孝经》文本原貌的推崇和重视。
二、黄道周的《孝经》外传——《孝经集传》
在晚明《孝经》学著述中，外传体成一时之盛，代表性的有朱鸿的《经书孝语》《曾子孝实》、杨起元的《孝经引证》、虞淳熙的《孝经集灵》、黄道周的《孝经集传》、吕维祺的《孝经大全》、瞿罕的《孝经对问》、江元祚的《孝经汇目》等等。其中，黄道周的《孝经集传》可谓佼佼者，后人评价称：“实本朱子之志，而其推阐演绎致为精深。”[7]156
(一)《孝经集传》的缘起及成书过程
关于《孝经集传》的缘起，据洪思曰：“子为经筵讲官，请易、诗、书、礼20篇，为太子讲读，未及《孝经》。已，念是经为六经之本，今此经不讲，遂使人心至此。杨嗣昌、陈新甲皆争夺情而起，无父无君之言满天下，大可忧。乃退述是经，以补讲筵之阙。”[3]826由此可知，黄道周撰写此书的直接起因，是想为太子提供讲读的补充教材。他之所以拿《孝经》弥补讲筵之阙，一方面认为“是经为六经之本”，却沦为蒙学地位，遭到轻忽；另一方面认为“此经不讲”，才导致朝廷的“夺情”和社会上出现的不孝现象频起，因而，恢复《孝经》的经典地位、宏发其“孝治”旨归、扭转社会失序等都是黄道周作《孝经集传》的动因，此书寓寄了黄道周深厚的儒家情怀和明确的政治诉求。
关于《孝经集传》的成书过程，根据洪思的《黄子年谱》，“十一年戊寅，黄子五十有四岁，作《孝经大传》”[12]，其时黄道周被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至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书成。“秋八月朔，《孝经集传》成，子同诸门人就北山草堂具章服北面望阙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公墓前四拜再稽首，乃于堂中置书案上，诸门人各受业焉。子曰：‘《孝经》之书，戊寅起草，未经进呈，乃于九江综其遗绪，以示同人。’”[12]《孝经集传》历时5年而成，为太子提供讲读教材的初衷没能实现，而改作了门人受业的教材。《黄子传》中称：“海内从之问业者几千人，教之皆必以忠孝。”[3]24看来《孝经集传》是黄道周授业门人的一个重要内容。
雷志雄领着雷钢和雷红到车站时，欧阳橘红开始没看见他们，正伸长脑壳四处了望，听到雷志雄说：雷钢，你带妹妹在这里等我，爸爸去商店买东西。这时，才看到他们。
(二)《孝经集传》的体例
黄道周在《孝经集传》写作过程中，体例前后有所改变。起初，阐释《孝经》，提炼归纳出“五微义、十二著义”[注]参见《黄道周集》卷三十，《孝经辨义》，第1411-1412页，可知“五微义、十二著义”的具体内容。以为宗纲，以是五者别其章分，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丽之。后又提出一种诠释体例，即“先明篇章，次论孝敬渊源，三论反文归质，而《孝经》意义灿然”[3]1411，如《大学衍义》之体。但后来体例又发生改变，“今本则仍依经文次第，而杂引经记以证之”[7]156。成书以经为本，辅以大传、小传对经进行诠释。黄道周自己称：“不肖比方为《孝经大传》，以‘至德要道’本十八章，其大戴所存曾子十篇，曲台所记天子至士庶人之礼三百八十余，则皆附为传。”[3]861
黄道周称其《孝经大传》以《礼记》等文献为义疏，现举《谏诤章》为例以示说明。首先，黄道周对《谏诤章》原文一句一分，并分句作解。其次，以“大传”对整个《谏诤章》内容作传注。该章“大传”的引用内容，分别是《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3则、《大戴礼记·曾子立孝》1则、《大戴礼记·曾子本孝》1则、《大戴礼记·曾子大孝》1则、《小戴礼记·曲礼下》1则、《论语·里仁》1则。其内容以《大戴礼记》为主。这种特点亦是整书“大传”的主要特点。总体看来，《孝经集传》中大传的内容，主要来自儒家经典如《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论语》《孟子》等书，其中大小戴礼记为主。之所以引用这些文献，在他看来，“《礼记》者，《孝经》之传注也”[7]220。《礼记》为《孝经》辅，源于黄道周对“孝”“礼”的认知和定位。黄道周认为礼由孝所生，孝为礼的本源，自然在形式和内容上，《礼记》为《孝经》的辅翼。在《孝经集传·原序》中，黄道周亦称：“六经之本皆出《孝经》，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仪礼》十七篇皆为《孝经》疏义。”[7]157可见，《孝经集传》的体例直接体现了“六经之本皆出《孝经》”的核心思想。再者，每一则“大传”之下，黄道周又作“小传”，后者是对前者内容的诠释。除了引用上述文献之外，“小传”还杂引《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公羊传》《周礼》乃至《逸周书》《国语》《新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文献，多层次、多面向地拓宽和加深了对《孝经》精深奥义的重新挖掘。
煤炭：截至10月底，国内动力煤价格报收于582元/吨，较月初下跌0.68%。在经历了9月份传统煤炭消费淡季煤价却逆市上涨的局面后，10月国内动力煤市场开始回归合理区间。其原因：一是10月份以来，政策保供稳价的取向逐步明确，引导价格回归，为冬季耗煤高峰起到了良好的保供稳价作用；二是大型煤企宣布下调煤价，市场恐慌心理有所缓解，动力煤市场回归合理区间；三是电煤需求回落，电厂采购谨慎，电煤价格合理回落。后市预测，煤炭行业迎来冬季采暖旺季，受需求走高影响，供需仍然呈紧平衡态势，煤价呈现高位震荡趋势。
黄道周以《孝经》融会贯通儒家其他经典，通过经与传的互相发明，不仅使得《孝经集传》在当时的《孝经》著作中独树一帜，且对孝进行了哲学本体的论证，提升了《孝经》的哲理化色彩[13]，为改变《孝经》在宋明以来的蒙学地位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后世学者对于黄道周《孝经集传》这种经传的体例亦很赞同，如孙承泽曰：“漳浦黄先生《孝经集传》以《孝经》为经，以二戴、礼仪、礼为疏义，错综宏博，见其苦心读书。”[14]郑开极曰：“乡先生石斋黄公考注经传，其功甚伟，而《孝经集传》一书尤称醇正。其分经别传，则朱考亭之刋误也。次第篇章则刘中垒之今文也。仪礼、二戴记以为疏义，则六家之同异可无论也。小传则公之所发明，大传则兼采游夏思孟之所阐述也。微义五、著义十二则公之自序其节目也。旨赅而义切，其为集传也若是，至德要道不粹然明备也耶。”[15]沈珩曰：“漳浦黄石斋先生绍明紫阳之意，成《孝经集传》一书。以《孝经》为六经之本，而仪礼、二戴记皆为义疏。他若游、夏诸儒及子思、孟子所备采之谓之大经，各条之下，先生以穷理所得，畅厥发明谓之小传。起草于崇祯戊寅，卒业于癸未，厘然大成，非若紫阳，《仪礼》犹有余憾。”[7]156
(三)《孝经集传》的地位
通观晚明学者的《孝经》外传类著作，从内容的严肃性和学术性角度出发，可大略分为两种：其一是以黄道周为代表的外传体理路，其特点是以《孝经》文本为本，采撷他书与孝有关的文献资料，附丽于相应的经文之下，起到羽翼作用；其二是以虞淳熙为代表的外传体理路，其特点是抛开《孝经》文本，著作内容以辑录他书中的行孝事实为主。从学术角度考察第二种理路的外传体著作，客观来讲，其学术价值不高。表现在，一、从非理性的角度来弘扬孝道，充满神秘、怪诞的言论；二、材料的搜集广泛，却没有分类，条理混乱；三、材料本身价值参差不齐。相比较而言，黄道周的《孝经集传》则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一、在内容上，黄道周条分缕析，用力甚勤，不仅对经的义理进行阐释，且对大传的内容也多有发明，使得《孝经集传》内容丰富、精深；二、在材料使用上，黄道周对所附丽的大传进行择选和分类，达到了对《孝经》多面向、有深度的阐发；三、在诠释特点上，黄道周搁置《孝经》今文、古文之争，以发明《孝经》奥义为主，且融贯六经，杂引其他，以《孝经》统六经，体现出《孝经》研究的新取向。四、在结构上，以经统传，以传辅经，显示出系统性和条理性。
《黄子讲问》中洪思述曰：“夫子忧曰：士者必不复谈敬身之行，人心乃遂至此哉，吾将救之以《孝经》，使天下皆追文而反质，因性而为教，因心而为政。”[3]40可见，《孝经集传》寄托了黄道周殷切的道德教化和政治诉求，从这个角度亦见黄道周本人对《孝经集传》的重视。洪思称黄道周面对“海内从之问业者几千人，教之皆必以忠孝”[3]24，《孝经集传》作为授业的教材，至少在其门人之内影响甚大，如黄道周的弟子陈有度称：“《孝经集传》以一部《礼记》为义疏，以《孟子》七篇为导引，非郑孔所能明，邢朱所逮喻。”[7]156虽有过誉之嫌，但也体现出其门人弟子对《孝经集传》的推崇之意。
《孝经集传》在孝经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亦得到后世很高的评价。清代《四库提要》作者谓：“此书实本朱子之志，而其推阐演绎致为精深。其所自为注文体亦仿周秦古书，无学究章比字栉之习，盖刘敞《春秋传》之亚……然发明经义较他家实为深切，平生大节亦无愧于此书，尤非他家之托诸空谈者比矣。”[7]156赵起蛟《孝经集解序》中亦有言称：“漳浦黄石斋先生《孝经集传》达爱敬之源，揭道德之根枑，足补先贤之未逮。”(沈隹语)[16]259魏源称：“惟明漳浦黄子《集传》，以大小戴记为《孝经》义疏，精微博大，肃括宏深，实为《孝经》之素臣。为从来注孝经者所未及。”[17]509曹元弼称：“此书广大精微，忧深思远，宏辞眇指。学者一时或难究详要。其深切著明之义固如揭日月而行，要旨所辑其一隅也。”[18]659唐文治称：“《孝经》学之最精者，以明代黄石斋先生《孝经集传》与吾友吴县曹君叔彦《郑氏笺释》为最。”[19]2马一浮在《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中对《孝经集传》青眼相加，并认为：“自来说《孝经》，未有过于黄氏者也。”[20]218从后世影响来说，《孝经集传》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肯定和赞扬。
综上所述，黄道周的《孝经》学深受晚明《孝经》学思潮及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影响，体现了晚明时期的学术趋向和政治诉求。黄道周的《孝经》改本，只做少量文字增减，在内容和结构上不做改动，以图恢复《孝经》原貌；黄道周的《孝经》外传，重在阐发《孝经》深奥精粹的义理，力图改变《孝经》被视为蒙学的境遇，恢复《孝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总之，黄道周的《孝经》改本和外传不仅是探究其《孝经》学思想乃至晚明经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也是《孝经》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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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Daozhou’sRevisionandExegesisofFilialPiety
XU Hui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Abstract:Influenced by the thought of Filial Pie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er logic of Filial Piety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Daozhou praised Filial Piety in an attempt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Filial Piety and rebuilt its classic status. Unlike Zhu Xi and other Confucian scholars, Daozhou advocated the Jing wen Filial Piety, and insisted to keep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His revision basically kept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Filial Piety and only a few words and sentences were added or deleted. Daozhou’s exegesis of Filial Piety is representative and extraordinary. His exegesis is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Filial Piety and collects related documents to annotate and elucidate the meaning of the Filial Piety. Daozhou’s Filial Piety books promoted the revival of Filial Pie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Filial Piety.
Keywords:Huang Daozhou; Filial Piety; revision of Filial Piety; exegesis of Filial Piety
[中图分类号]B 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889X(2019)01- 0019- 08
[收稿日期]2018-11-0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HB16ZX008);河北省社科院重点课题(2018A17)
[作者简介]许 卉(1978—)，女，陕西户县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杨中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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