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颜氏家训》是南北朝后期士大夫颜之推撰写的一部训教子孙的著作，内容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教育后人如何修身立世、传业扬名而后齐家兴族，不过，颜之推也在《颜氏家训》中渗透了不少政治道德教育思想。这些思想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为官道德思想方面的体会，而这些政治道德教育思想不仅确保了此后颜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平稳发展，也确保了颜氏家族在政治伦理道德上光辉形象的形成。
[关键词]《颜氏家训》；颜之推；政治道德思想；忠君
《颜氏家训》是北齐文人颜之推所写的一部教训子孙的著作，也是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从修身、齐家两方面来论说读书人如何立身处世、传业扬名、振兴家族的著作，故后人誉之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1]（P205），《颜氏家训》因此不断被后人研究。不过，到目前为止，人们研究最多的还是《颜氏家训》中有关子女的成长教育、立身处世教育内容和思想，对其中寓含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则缺乏必要的研究。笔者不敏，下文试对此作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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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道德教育思想为《颜氏家训》一显著特色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争不断、政权频繁更迭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士族享有特权并极重视家族发展的时代。无论出世还是入世，是佐命帝王建立功业还是帮助权臣篡权发动政变，士族文人的最终目的不外是发展家族、振兴家族，因而门户之兴或保持门户也就成为六朝士族不懈的追求。譬如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大族纷纷避祸南下，时卫玠也“以天下大乱，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宝去也。’玠启谕深至，为门户大计，母涕泣从之”[2]（P1067）。再如齐“建武中，（王思远）迁吏部郎。思远以晏为尚书令，不欲并居内台权要之职，上表固让，乃改授司徒左长史。初明帝废立之际，思远谓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赞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权计相须，未知兄将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不失后名’”[3]（P660）。这种以门户为重的现象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士族中普遍存在，即使在北魏朝廷下的汉化鲜卑贵族中也不乏见之。如北魏高宗拓跋濬乳母常氏对高宗保护有功，故而高宗即位后，常氏被尊为皇太后，其兄常英、弟常喜等也因此被封官加爵。不过常英当初侍奉母亲宋氏不如妹夫王睹恭谨，故而有人对常太后说：“何不王睹而黜英？”常太后却说：“英为长兄，门户主也，家内小小不顺，何足追计。睹虽尽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4]（P1817）又如陆凯也曾置酒对诸亲说：“吾所以数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顾门户计耳。”[4]（P906）可见重视门户发展乃魏晋南北朝士族阶层生活中之最大要事。
然而另一方面自夏王朝开启家天下政治模式后，中国人心里从此又有了家与国为不可分割之整体思想，甚至认为家与国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家是国最小的社会单位，是国的缩小，而国则是家的扩大和延伸。这种家国同构理念对中国古人思想影响深远，使他们将家的治理和国家的治理几乎看作是同一回事。如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5]（P46）《诗·大雅·思齐》也说：“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6]（P410）《大学》也说：“家齐而后国治”[7]（P4），又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7]（P9））《孟子》更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7]（P278）不难看出，先秦以来的理论思想无不将家和国的关系紧密维系在一起，甚至很大程度上认为没有家庭的很好治理也就没有国家的很好治理，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7]（P9）。同样，没有国家的强盛繁荣稳定也就没有家的和平与安宁。如春秋战国之际，“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8]（P3101）。西晋末年，“政乱朝昏，祸难荐兴，艰虞孔炽，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腾，苍生涂炭，干戈日用，战争方兴”[2]（P2297）。故而在战国末出现的《吕氏春秋》就指出：“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9]（P376）。因此我们也就看到先秦以来无论贵族还是一般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多在这种家国同构思想的深刻影响和作用下为国家的安稳和兴盛不断去奋斗，为保卫国家义不容辞走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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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中政治道德教育思想虽没有被颜之推以专门篇章形式作单独论说，但梳理综合之后可发现，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通过对农村地区小学的访谈和观察发现，农村地区小学生的综合素质要低于城市小学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大多来源于课本和教师，通常家庭知识和教育缺位，尤其是网络知识、生活常识匮乏，这对多媒体教学带来了难度；二是学习自制力差，遇到困难就往回缩，难以坚持，而语言的学习又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长久的坚持是看不到成效的；三是学生学习习惯较差，学习热情不够，作业字迹潦草，对教师的批阅漠不关心，不做作业和拖欠作业的现象较为严重；四是缺乏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意识，造成课堂主动性较差：五是农村孩子做事情没有计划，比较懒散，时间观念淡薄，学习效率低下。
只不过因时代的变化颜之推的忠君思想已并非如其祖父那样仅表现为单一的忠一家一姓君王之节，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为原初层面上的忠，即先秦以来“事君不贰”的忠臣思想。在这个层面他的思想赞同为君尽节者，对违背儒家忠君思想者予以严厉谴责。譬如对北齐宦者田鹏鸾“断四体而卒”依然不吐露半点后主下落，他就极为赞叹：“蛮夷童卯，犹能以学成忠，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18]（P202）又说：“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18]（P166）。另一个方面则是他因时因世发展的新的忠君理念。在这方面他认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18]（P166），又说：“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18]（P391）。在这里颜之推宣扬的是一种新的忠君理论，即作为士人，不论臣仕哪个政权，只要忠于职守，对政权作出有益于其发展的建议和贡献，在危难之际能见危授命，就是忠君，换句话说也就是平时在岗位上尽忠职守，不渎职不侵权，为国家的发展提出必要的建议和谋略，在危难时刻为国家分担忧愁，承担保卫国家的使命，以国家社稷为重，就是忠君。而且他还认为，在非常之际，忠君既可以选择舍弃双亲为主死节，也可以选择尽孝保家而不以身徇主，二者不管作何选择都是正确的。不难看出，颜之推这种新的忠君理论因时代的变化更多也更主要的表现在了对工作和职责的恪守、对使命的完成、对双亲的孝敬和对家族的发展，却淡化甚至不论政治道德。应该说颜之推的这种新的忠君思想既不同于先秦至两汉以来统治者所倡导和追求的守一家一姓王朝而为之殉节的“不屈二姓”的“夷、齐之节”[18]（P258），也异乎于先秦儒家的那种官吏尽忠于民和事上忠诚、不贰其心的忠的思想[19]（P381-387），是乱世之下颜之推因时总结形成的一种新的忠君政治道德思想，“是将儒家忠君思想作了现实化的时俗新解”[20]，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时代士人忠君思想的反映。而颜之推在《家训》中也就是将这样的忠君思想传递给后人的。
颜氏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不是显赫的甲族膏粱，却也是文化盛门，它以儒学立家并秉持儒家精神立身处世。尽管到南北朝后期在仕宦上它已渐趋一般，但在文化上仍然占有不可忽视地位。如萧绎为湘东王出镇荆州时，颜之推父亲颜协即为湘东王国正记室，“时吴郡顾协亦在蕃邸，与协同名，才学相亚，府中称为‘二协’”[10]（P727）。因梁江陵政权灭亡而被迫北迁的颜之推历经南北，在感受魏晋以来社会上特有重视家族利益氛围和不同政权对文化世家大族重视的同时，也愈加认识到了家国同构理念的不可分割，从而把发展家族利益和处理与政权之间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故而人生后期他在撰家训教导后人如何兴立门户、扬名家族的同时，也特别注入较多的政治思想教育，从而使得本是如何教子、齐家的家庭教育很大程度上也渗透了与国家层面相关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钱穆所谓魏晋南北朝“当时门第传统的共同理想，所期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11]（P171）虽点出了当时大部分士族传承过程中的一大特点，但并不全面。考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家族门第传统可发现，这时期士族门第在传承中的一个较为显著现象就是，除了特别原因外，家族每代成员都会尽可能与统治政权发生关系，参与政权之中。只不过，这点较少被记载和论说而已。
也因此，相比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训者不少，如诸葛亮作有《诫子书》、王修撰有《诫子书》、王祥作有《训子孙遗令》、嵇康撰有《家诫》、羊祜也撰有《诫子书》、王昶撰有《家诫》、颜延之作有《庭诰》、王褒撰有《幼训》等，然考察这些家训内容，它们绝大多数都只是停留在对子孙立身、处世、为人、治学、避祸等方面不同程度的说教上，于齐家论之都不是很多，遑论具体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士人的发展就应遵行《大学》中所说，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7]（P4）。因而只需论立身、处世等就足矣，其他则无需再论。尽管徐勉《为书诫子菘》中涉及到一点政治思想教育，但也仅表达为：“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12]（P3238-3239），而北魏的杨椿在《诫子孙》中总结居官经验时对子孙虽也作出一定的做官方面教育，但内容也不过是告诫诸子孙要“宜深慎言”[12]（P3720）而已，至于如何对待政事、如何对待君主、如何为官等皆讳莫如深，不作丝毫涉及，不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于政治道德思想方面对诸子教育不仅内容多，且涉及面也不少，所以这也就使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家训中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教育成为《颜氏家训》一显著特色，甚至如后来司马光的《家范》和《居家杂仪》、袁采的《袁氏世范》等著名家训也少有《颜氏家训》中这样多的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唯有曾国藩的家书中稍有涉及。
二、《颜氏家训》中政治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政权更迭频繁、战争和天灾不断迫使人们更多地珍重生命和注重家族利益，但家国同构理念在质的权重上并没有多少减少，只不过因政治环境、生存环境的改变不少士人对家国同构理念的理解换了一种方式而已，至于一定时候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家族利益的重视超过了对政权统治的重视，在效力于国的同时更致力于对家族的经营，这也就使得注重家族发展并对子孙作家训成了这时期士族乃至一般庶族在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1.对忠君政治道德思想的论说
中国古代政权结构和治理模式决定了士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参与到政权之中，这就决定了士人必须遵行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之路去走，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及其后代而言也不例外，因此仕宦之途也就成为绝大多数士族文人为保持门户、发展家族不得不走之道路。深受魏晋南北朝社会重家族思想影响、念念不忘“传业扬名”[18]（P608）发展家族的颜之推对入仕为官尤为重视，因此在家训中对这方面也作出了较多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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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旧君避讳的政治道德意识
自先秦以来到两汉，人们对君臣关系的意识虽然几经变化①，但总体上还是以周礼中尊君尊王思想为圭臬，因此《春秋》中不但显明尊王思想，还积极倡导“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21]（P192），而且这种避讳并非单单只是对尊、贤、亲者的名、字避讳，还包括对他们尤其是君王所做的某些非道德行为的隐讳不书；不仅对健在者避讳，也对逝去者避讳。而且“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22]（P196），一如张舜徽先生所论：“古者事涉君亲，必多隐讳，此历朝所以无信史也……苟事涉君主，必为隐讳。则君主之祖先、子嗣、戚姻，以及权柄之贵臣，皆在所必讳。”[23]（P79-80）而就避君讳而言，其实质就是要体现和表明对君主政治道德上的思想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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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军阀割据称雄以及魏晋南北朝政权频繁更迭带来了不少士人至少臣仕两家不同姓氏君主的事实，这在儒家和先秦以来的社会政治道德角度来说，无疑是一个不争的不体面之事，因此，大多数士人对自身或他人臣仕二姓君主或王朝皆缄默其口，不论是非；在现实生活中也都在言行上表现为臣仕新朝新君后也不毁辱旧君旧主，这不仅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内在要求，也是士君子立身处世的内在品质素养表现。乱世之下的颜之推秉承了这样的政治道德理念，为此在教育后人对待臣仕过的旧君时，不但对那些非毁旧主旧君者不以为然，还十分反感，甚至给予批评。他说：“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虵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18]（P258），又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18]（P237）。可见在颜之推的眼里彰显旧君之过是很不道德的行为，是士人为人立身处世的大忌，由此他教育后人即使不免出仕新朝，对旧君旧主也要敬重，少言甚至不言其过错，事涉旧君旧主要多为隐讳。相比较而言，庾信在《哀江南赋》中诋毁、侮辱旧君梁元帝为“沉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己”“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于刑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24]（P740）不免显得在政治道德方面要逊颜之推一筹。
3.从政为官方面的政治道德思想
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来教导诸子立身、处世、为人以及传业扬名的，因此在家训中他不仅强调家庭内部的孝悌，而且谈到了忠君。不过，颜之推身仕梁、西魏、北齐、北周、隋等南北五个政权，按照先秦以来崇奉的政治道德思想“事君不贰是谓臣”[13]（P347），“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变节，不为冥冥惰行。”[14]（P73）和两汉以来“忠臣死君命”[15]（P2414），“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15]（P1874）“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亲……是以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2]（P1399）的思想意识来看，颜之推算不上一个忠臣[16]。对此颜之推自己也承认，在江陵政权被灭后，他就曾说：“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17]（P623）。不过由此反观颜之推，可知其心中并没有泯灭忠君思想意识，也因此面对“以《诗》《礼》之教，格朝廷之人，略无全行者”[18]（P389）这样一个政治现实状态时，颜之推也就不能完全超脱但重利益而不顾节操伦理，其祖父颜见远不臣二主的行为和颜氏固有家风使他在罔顾是非的朝代更迭中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追求“王道郁以求申”[17]（P625）这样的艰难人生之路。也就是说在骨子里颜之推实质上仍深怀忠君思想意识，只不过现实中他事多个政权的行为和事实让他自觉与自幼就接受和形成的伦理节操意识相违背，他也就难以底气十足地向世人鲜明宣扬和论说两汉以来的忠君思想。然而忠君不但一直是颜氏家族秉承的伦理道德，事实上于颜之推而言，除了身事多个政权之外，他的言行无一不显示他具有较为浓厚的忠君意识，而且身事多个政权并非他主动选择，而是被迫为之，且这种行为又几乎是魏晋南北朝士人阶层中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对颜之推来说，作为颜氏家族成员他必须传承忠君思想，而作为“王道郁以求申”的儒教振兴者他也必须担当这种责任。
首先在入仕思想上他认为要保持正确的态度，即“守道崇德，蓄价待时”。颜之推说：“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18]（P334）在他看来，士人入仕的前提条件首先就是要坚守“道”、崇尚“德”，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自身才干，等待时机而出仕。很明显，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要继续发展儒家思想的颜之推在这里所说的“道”无疑是指儒家思想，而其所谓的“德”也无疑是指儒家思想准则下的伦理道德，颜之推所表达的入仕思想实质就是要求后人按照儒家思想修身立世、遵循儒家道德做人处事，等待时机。他认为如果这样还是官爵不登、俸禄不入，那也只能说是天命如此，万不可去强求。颜之推的这种思想和孔子所谓“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5]（P1068）思想很大程度上有着相同之处，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孔子这一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因此，颜之推也就颇为反对以违背儒家道德思想的行为方式去入仕参政。他说：“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或无丝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为时所纳，初获不赀之赏，终陷不测之诛……非士君子守法度所为也。”[18]（P330）对这类取官行径颜之推极为反对。同样，对“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斟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这种不顾羞耻巴结权贵、混淆视听、扬人之过、夸己之功来跑官要官行为他也是强烈反对和不齿的，所谓：“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18]（P334）在他看来，这些入仕为官途径都是非“守道崇德”行为，都不可践行之，从而教育后人入仕为官必须走正道，注重守道修德，在条件成熟或时机允合时再凭德才入仕。
对这种官场腐朽之风带来的堕政和无所事事混世的为官态度，颜之推持坚决反对态度。他教育后人说：“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18]（P315）“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世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庆，治国者欲一国之良”[18]（P395），又说：“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18]（P354）在他看来，士人无论是否为官都应该多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发展的事，不能整天高谈阔论、吃喝玩乐、附庸风雅而无所事事，从而浪费国家给予的俸禄；君子处世为人应该抑制私欲，正己率人，秉持慎独精神，为社会、为百姓、为国家多作贡献，并惠及自然万物，从而为官一方即能治理一方、造福一方，让百姓生活幸福，让国家发展良好。他认为君子为官不能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做贡献、不能为百姓想尽办法谋福利，这是极为可耻的。所以他教育后人说，作为朝廷大臣就应该具备“鉴达治体，经纶博雅”的能力，作为文史大臣就应该发挥“著述宪章，不忘前古”的作用，作为军中大将就应该具备“断决有谋，强干习事”的谋略，作为地方治理大臣就应该具有“明练风俗，清白爱民”的才干和节操，作为外交大臣就应该具有“识变从宜，不辱君命”的聪慧，作为兴造大臣就应该能发挥“程功节费，开略有术”[18]（P315）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忠君尽职，不费君王所给予的官位和俸禄。不难看出，“崇道守德”“济世益物”和不“费人君禄位”正是颜之推教育后人如何为官做事的主要内涵。
不过魏晋南朝是士族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强权的时代，士族不但享有为官特权，“平流进取，坐至公卿”[26]（P438），在职守上也多表现出“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2]（P1992），“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2]（P136）这样一种从政状态，至于梁世时这种士族官风发展到了极为腐朽地步，不但许多当官者“难可以应世经务”[18]（P317），还出现了诸多“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18]（P143）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士族为官者多呈现出为官而官、混事为官，不作为、不担当，尽图奢侈享受、保官位长久之现象。
其次在为官宗旨和目的上忌贪利躁进，主张“济世益物”和不“费人君禄位”。历经南北的颜之推尽管仕宦不坠，却也坎坷凶险，特别是耳闻目睹“自丧乱已来，见因托风云，侥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五人也”[18]（P347）这样血淋淋的官场现实时，他愈加深感其九世祖颜含所立家规的正确性，那就是：“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12]（P2225）。尽管此家规咋一看似乎限制了颜氏后人在政治上的发展，不利于颜氏家族的发展，但实质上却是避免颜氏后人在官场上犯下不务实而贪功躁进的良苦用心。因此，颜之推宝持崇重之，并谆谆告诫后人做官不可仅图升迁、贪位趋竞，更不可逐势躁竞。由此他要求后人为官必须遵行先祖所定家规，“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18]（P347）。并要求“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18]（P347）。可以说颜之推的这种为官思想不仅承继了其九世祖颜含为官理念，也吸取了当代为官者贪位逐利不为实务的教训，所以在仕宦上他要求后人秉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思想。他认为做官就应该“济世益物”和不“费人君禄位”。
最后在对待公权和私利上主张“守法度”[18]（P330）。东晋南朝时期不仅是士族门阀在政治上得意时期，也是强权豪门横行时期。北朝尽管没有经历门阀控政，也不存在士族在政治上始终霸占权位时期，但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权贵恣肆、贪污暴虐现象，可以说不论是东晋南朝还是北朝都存在着大量权贵高官不遵法度这一事实。这种高官权贵不遵法度不仅主要表现在上论为官者不作为、堕政怠政和贪功冒进方面，还表现在为官者大肆贪污受贿和抢夺、霸占他人财物上。不过如此为官者大多也都难有善终，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身死家破，故而在总结南北仕宦教训中，颜之推在为官对待公权和私利上教育后人要严“守法度”。尽管“守法度”是颜之推就士人取官方式而言，但事实上“守法度”思想贯穿于颜之推为官政治思想的各个方面。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青海雄踞西部地区，是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省份，也是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交通干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研究青海如何搭乘“一带一路”的发展快车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对于青海增强自身发展动力，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他认为做官就应该廉洁自守，不贪污受贿，不买官卖官，也不趋炎附势。他说：“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付外家，諠动女谒。拜守宰者，印组光华，车骑辉赫，荣兼九族，取贵一时。而为执政所患，随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微染风尘，便乖肃正，坑穽殊深，疮痍未复，纵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脐，亦复何及。”[18]（P335）在颜之推看来，依靠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和买官卖官得到的一切利益虽然暂时侥幸能让个人和家庭荣耀一时，让亲戚朋友沾权获利，但终究都会因违法而自食苦果，纵然免去一死，最后也莫不破家失财，悔恨终生。可见，在颜之推的政治道德思想里，不论为官朝廷还是为官一方他都主张清廉自守、清白做人。
其一，他认为做官就要安分做事，规矩做人。不无事生非，不妄论国事，不乱议是非，更不空言取利。否则，像那种“攻人主之长短”“讦群臣之得失”“陈国家之利害”“带私情之与夺”行为，即使最初可能因巧言利舌而获一时升迁和赏赐，但最终必会陷入“不测之诛”[18]（P330）。
其三，他认为做官不可僭越法律。汉晋南北朝时期权贵、游侠僭越法律、践踏法纪而谋私利、遂私欲的现象频频发生，颜之推对这些现象和行为持强烈反对态度。他说：“至如郭解之代人报仇，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如有逆乱之行，得罪于君亲者，又不足恤焉。”[18]（P338）在他看来，践踏法律、擅自侵害他人性命者不是君子所为，因而那些无视法律、欺压良善、侵暴百姓者遭致法律严惩也就不值得丝毫同情。
“家世归心”的颜之推重佛家因果，也重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甚至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佛家的“五禁”教义相比类，认为“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18]（P368）。可以说，颜之推的“守法度”，不仅反对任何违法行为，也反对任何违背伦理道德行为，这可以说是颜之推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士族的突出的政治道德思想。
三、《颜氏家训》政治道德思想对颜氏后人的影响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教育子孙修身立世、传业扬名的同时，于其中煞费苦心地注入了诸多政治道德教育思想，以确保颜氏后人在学而优则仕之后为官过程中能顺利发展，而他的这种良苦用心也确实起到了应有之作用。
在《颜氏家训》的引导之下，颜氏后人此后世代为官朝廷时，既不贪高官厚禄，也很少附势逐利，却多能清廉忠君，济世益物，积极作为。不仅做到了为官都能兢兢业业，不“费人君祿位”，还做到了“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世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庆，治国者欲一国之良”。如颜之推儿子颜游秦入唐做廉州刺史时，即励精图治，使百姓和乐，百姓为之作歌谣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27]（P2596）再如颜之推孙子颜师古虽然因为性格耿直在仕途上跌宕起伏，但他只要为官就能兢兢业业。史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27]（P2594）而师古弟颜相时“武德中，与房玄龄等为秦府学士。贞观中，累迁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有诤臣之风”[27]（P2596）。颜之推四世孙颜惟贞为官更是为时人所称，其“选授洛州温县、永昌二尉，每选皆判入高科。侍郎苏味道以所试示介众曰：‘选人中乃有如此书判！’”后又“以清白五为察访使魏奉古等所荐”，至于唐肃宗赞其曰：“频擢甲科，屡升循政”[28]（P3450）。到后来颜真卿、颜杲卿等为官更是没有丝毫偏离颜之推的为官思想。颜真卿、颜杲卿不但一生为官正直、不巴结权贵，最后还在安禄山叛乱唐朝时都以忠节殒身。特别是颜真卿，“凡五为侍郎右丞，三为尚书，四为御史大夫，七为刺史，二为节度采访观察使”[27]（P3442），为官皆忠于职守，堪称为官者典范，一如其自己所说：“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徇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绪汝等当须会吾之志，不可不守也。”[27]（P3414）颜真卿这种“政可守不可不守”的为官思想可以说正是对颜之推为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可以说，《颜氏家训》中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在确保颜氏家族此后于政治仕途上平稳发展的同时，也确保了颜氏家族此后成员能严格约束和规范自身的政治行为和思想，不会走向皇权政治的对立面，从而使颜氏家族能始终保持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并能始终与皇权相维系。
[注 释]
①如王国良认为，在西周初、中期到春秋初期，君臣关系表现为三个特点：“臣子对君主只能从一而终，不能叛离或另事新主”，“君辱臣死”，“君主被杀，大臣须讨伐逆贼，否则便是与弑君者同谋”。但到春秋时孔子则提出“以道事君”的思想；战国时孟子在继承了孔子思想基础上“对君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了探讨”，而荀子则认为“天下为公”。参见王国良《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的演变》，《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第5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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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洪卫中，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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