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个在党的领导下，以各级苏维埃政权为核心，辅以各类武装或非武装的群团组织围绕其外的苏维埃政权体系。从社会改造的视域下观察，这个苏维埃政权体系是工农群众在中共领导下改造社会的工具。中央苏区依靠苏维埃政权体系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社会改造创造条件，开展了社会改造的各项建设事业，培养了改造社会事业的人力资源，实现了苏区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并为今天一以贯之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丰厚的历史镜鉴。
关键词：社会革命；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其实质是改造中国的旧社会，创建中国的新社会，即“伟大社会革命”。中共虽然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政权作为中共在革命中汲汲以求的东西，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而是用以实施社会改造的工具。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1]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他们使用党和政权这样的工具，一步一步实现创造中华民族新社会的目标。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对苏区社会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这是中共独立实施“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源头和开端。在中央苏区构建了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苏维埃政权为中心，另有各种武装或非武装的群团组织环绕的苏维埃政权体系。它是由中共创建并领导的具有较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雏形，本身既是社会改造成果的一部分，同时又作为工农群众手中的工具为实现更广泛更全面的社会改造搭建了桥梁。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中，运用苏维埃政权体系实现了苏区社会的伟大变革，为日后的全面执政和一以贯之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积累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一、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社会改造创造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
面对兵力和武器都远远强于自己的对手，仅凭正规红军是无法赢得革命战争的。“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2]。所谓“根据地的条件”，简而言之就是苏维埃政权体系的力量。
(一)扩大红军
从下井冈山时只有3600人的红四军，到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时的五个主力军团两个中央纵队共计8.6万人，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壮大了20余倍。1930年6月19日，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会合部分地方武装在福建长汀合编为红一军团。两个月后在湖南浏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合组红一方面军，成为中央苏区武装力量的支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从1932年春到1934年长征，中央苏区历经了三次大的“扩红”高潮，累计近25万。[3]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特别是在江西连本省驻军都是滇军的情况下，中央苏区的扩红取得如此的成果，是苏维埃政权体系的功效使然。中共通过各级苏维埃政府加强阶级的教育，反复做深入细致动员，同时做好拥军优属的社会保障，从制度和法律上赋予红军和红军家属崇高的地位，享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待，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4]。宁都老红军谢万才回忆：“我是自动去当红军的，没有哪个动员我。为什么我会自动去呢？过去我二十多岁就做长工，家里没有田，没有谷。红军来了我分了田，分到了谷，还自由‘由’了老婆。得到了共产党、红军的好处，所以我会自动去。去当红军，家里的田有代耕队代耕，又要受其他优待，也就没有什么家庭顾虑”[注]《谢万才同志的回忆》，宁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黄陂革命史资料汇编》，1978年，第236页。，这表达了当时多数红军战士的心声。
苏维埃政权体系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独立师团—赤卫队”[注]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文献中关于中央苏区地方武装的称谓并不一致，赤卫队、赤卫军、游击队、警卫营连等经常混用。一般地，赤卫军和少先队为乡村不脱产的地方武装，常合称“赤少队”；游击队和红军独立师团为半脱产或全脱产的地方武装，是介于赤少队和主力红军的中间层级。这样三位一体又彼此联动的武装组织系统，为源源不断地扩大红军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在这个武装组织系统中，低一等级的武装组织可以全体加入高一等级的武装组织去，也可以直接加入到主力红军中去。在历次扩红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扩红中，地方武装和模范赤少队“整师整团地加入红军”甚至普通赤少队整营整连地加入红军是最平常不过的现象。
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团组织在动员扩红上做出了巨大的成绩。翻身解放激发了工农群众武装起来保卫胜利果实的愿望，但他们往往受乡土观念影响，只愿参加赤卫队而不愿离家当红军。针对这种情况，各地苏维埃和群团积极开展参军动员。瑞金县九堡区苏在1933年“红五月”扩红期间，“在各种会议做充分的报告，特别是报告兴国模范师全体加入红军的光荣，所以兴奋了每个工农群众的参战热情”，全区共动员160人参军。[注]《瑞金九堡区双管齐下——扩大红军与发动归队运动》，《红色中华》第82期，1933年5月29日。公略县东固区在各乡先后召集党团员大会和乡苏代表大会、女工农妇代表会、职工会、雇农工会会员大会等群团会议做充分的宣传鼓动。[注]《学习第一模范区——东古》，《红色中华》第139期，1934年1月1日，“东古”即东固。胜利县平安区工会领导全区工会会员加入红军，万泰县一个工会会员组织80多个贫农中农加入红军，[5]永丰、于都、博生、兴国等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注]《工人师怎样成立的？》，《红色中华》第104期，1933年8月22日。“在创造工人师的动员工作中，首先是永丰县给了最实际的回答，一个动员，就完成了永丰县应有的数量而且超过。继着是胜利，于都，博生，兴国，瑞金，也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超过了大会决定的数字”。会昌城市青工30余人加入少先队上前线配合红军作战。[注]《武装保卫会昌会昌城市青工整排加入红军》，《青实周刊》第3卷第24号，1934年5月19日。1933年8月1日，一万多名苏区工人组建了工人师加入红军，后成为中央警卫师，在全苏区轰动一时。
青年团在扩红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兴国县参加红军的青年团员一般占30%以上，1933年冬全县扩大红军2727人，团员就有1076人。在兴国模范师中团员所占的比例更大。[6]“兴国和赣县的模范少先队，竟全体动员，自动扩大红军，惟有些群众年龄太轻，经负责同志向他们解释后，其他的有一百三十多名能当红军的，内有劳动妇女二三十名，随即整队开动。那知行至半途，那年纪轻的追随回至，无论如何要去当红军”[注]《兴国赣县少先队对扩大红军的热烈》，《红色中华》第22期，1932年6月9日。。瑞金砂排乡团支部全体男团员自动报名并领导了一部分少先队员加入红军。[注]《整个支部加入红军去！！》，《红色中华》第55期，1933年2月22日。
妇女的觉醒对于扩红有绝大的效用。在兴国的扩红中“广大劳动妇女是起了伟大作用，由动员鼓励模范师到红军中去，兴国最大多数的妇女是表示了他们只知革命只知有扩大红军，而打破了一切狭窄的个人的家庭关系，热烈的鼓励督促其丈夫、兄弟、儿子到前方去！自己在后方努力的慰劳红军优待红军”[注]《全省红五月的妇女工作》1933.6.24，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及补遗部分》，1992年，第165页。。蔡畅回忆，为响应苏区中央局的扩红运动号召，兴国县的李美群奉命回县担任了扩红总指挥，她动员自己新婚的丈夫和他的哥哥、自己的弟弟去参军，同时她深入基层，反复宣传，发动群众，使兴国县的扩红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到处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注]蔡畅：《回忆苏区江西省的妇女工作》，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1990年，第225～227页。在福建宁化禾口乡，有103名妇女在妇女群众大会上自动报名加入赤卫军，自己单独成立一个“妇女连”，当即选好班排连长，并自己订立革命纪律。[注]《妇女热烈加入赤少队》，《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兴国在1934年的“三八”运动中，妇女主动加入赤少队，发展了1834名，“每次集合时都能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且“没有一个妇女打空手”。[7]180
(二)后勤保障
农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劳力问题。耕田队虽然可以帮助红军家属，但人力有限而不能及时耕种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往往地方上苏维埃的工作越是先进，参加红军的青壮年也就越多，生产反而就越困难。解决的办法，第一是大力组织劳动合作社和犁牛合作社。才溪耕田队[注]才溪耕田队以本村内四五户或七八户为单位自愿联合，劳动力互相调剂使用，除主要帮助红属外，还帮助缺少劳力的孤寡老人，帮助红属时，红属只供给菜和茶水，帮孤寡时东家管饭。群众互助时工钱每天两毫，劳动技能高的可增加工钱。发展为“劳动互助社”，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的群众性组织，1933年秋颁布《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除了人力，畜力的合作运动也开展起来。1933年3月3日，中央土地部发布《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瑞金县武阳乡石水将犁牛站发展为犁牛合作社。4月13日，中央土地部发布全苏区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将没收来的多余耕牛、农具组织起来，鼓励有耕牛和农具的农民将其入社，发动社员集资入股或贷款购买耕牛农具。第二是妇女踊跃参加生产。上杭才溪区“尤其令人钦佩与称赞的则全区生产地劳动工作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妇女做的，而全区会耕田、耙田、莳田的妇女同志占全区百分之五十以上，才溪妇女真是一支有力的产业军”[注]《福建省春耕运动的检阅》，《红色中华》第79期，1933年5月14日。。在当时苏区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青壮年男子当红军上前线的情况下，妇女勇敢地挑起了生产建设和支援战争的两副重担。第三是青少年积极响应，赣东北少队对于“种田铲山各种工作都积极去做，尤其是葛源区最好，对于替红军家属种田都执行了共产青年团礼拜六工作。少队决定在红五月中组织生产突击队，来提高生产积极性、创造性”。[10]538儿童也力所能及的提供生产帮助，如帮助捡粪当肥料等，在1933年“红五月”期间，儿童团的肥料所就增加到了12167所。[注]《共产儿童团红五月工作的总结》，《红色中华》第91期，1933年7月5日。
基于上述应力平衡方程，有研究表明，在排水条件下，给定土塞的管壁内摩阻力与径向有效应力之比时，土塞的端阻力随着土塞相对深度（土塞长度与管桩外径比值）以指数形式增加；而在不排水条件下，增加的轴向有效应力主要由孔隙水承担，有效应力几乎没有增加，故可利用的摩阻力变化很小。
战争的后勤动员依托苏维埃政权体系取得很大成绩。人力方面，据1932年10月统计，兴国担架队5 024人，运输队6 790人，救护队2 519人，向导队1 546人，洗衣队3 254人，慰劳队2 754人。[9]第五次反“围剿”初始时的1933年7月至9月，赣县运输队人数有1 100余，兴国高达7 082人。[注]徐庆儒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简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转引自龙心刚：《苏区军事化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蔡畅回忆“江西妇女还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洗衣队，直接支援战争。他们不断把粮食、盐、菜、枪支弹药，运上前线，再把伤员运回乡里治疗护理；前方打了胜仗，她们就兴高采烈地把战利品运到后方来”[注]蔡畅：《回忆苏区江西省的妇女工作》，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1990年，第224页。。闽赣省黎川县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动员伕子440人组织运输队，建宁县1934年5月组织担架队员1 300多人，他们“平时即以村为单位组织起来，只等军事机关一声号召就开赴前线”。[注]《建宁战委通告关于继续动员担架运输队问题》1934.5.1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1987年，第144页。在闽西，上杭的旧县、水浦等八个区在五天内动员了90多个劳动妇女自动当运输队。[注]丽真：《积极发动妇女参战——反对轻视妇女工作的取消主义》，《红色中华》第20期第8版，1932年5月25日。
为了保证高拱坝拱肩槽开挖爆破效果，在2009年10月20日至2009年11月15日期间，选取坝顶以上开挖区域高程EL.1135～EL.1120m位置进行了8次爆破试验。通过对最终试验检测结果分析，获得了精确的开挖爆破数据，如岩体松动应变测试数据、已成型岩体爆破影响深度、边坡内预埋测点质点振动速度、边坡表明质点振动速度等。
以当时苏区最主要的农业生产为例。在经济建设中，苏维埃政府将群众动员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领导发展合作社经济，克服个体农业在资金、人力、技术和生产工具等方面的困难。周和生在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对于苏区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困难，苏维埃“一方面号召群众以革命的阶级的同情举行了互相救济，一面由国家银行贷款于农民购买耕牛农具，并在财政部提出一部分现金作为救济金。同时把所有的劳动力均组织起来了。从劳动互助社、妇女劳动生产教育委员会，开荒队、修堤队，一直到老年人小孩子所组织的肥料队、看水队等等，使所有的劳动力均组织到生产战线上去了”。[16]
苏维埃政权体系以工农为力量源泉，同时对工农群众加以改造，将他们培养锻造成苏维埃运动的主体性力量，苏区工农民众的政治素养和工作能力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一代前所未有的革命者正在成长。这为中央苏区的社会改造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源基础。
(三)作战协同
在战争中有没有群众是完全不一样的。熊寿祺回忆红军在永新时，“敌人来了，我大军退了，群众坚壁清野，敌如在黑夜，我们对敌情了如指掌，故能用十六字诀。后到郴州，群众逃了，我们如在黑夜”[注]熊寿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1987年，第49页。。在赣东北，红军“当时与群众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红军一回到苏区就能得到休息、补充。老百姓保护红军。在苏区内，红军脱掉裤子睡觉都没事。群众主动眺高、放哨、打号铳、探听敌人的消息，送‘鸡毛信’保护红军”。[11]充分反映了人民战争体系在作战协同方面的效用。
据历史考证，我党我军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不同阶段曾发行过非常时期的借谷证、米票、粮券等。
“二苏大”报告指出，中央苏区的地方武装“他们之加入红军，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的困难”。[12]1317这种给敌人制造的困难，如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永丰独立营捉到的俘虏讲到，在苏区军民协同下，白军“非战斗减员更为严重。第54师北方人多，来到南方本来就水土不服，又正逢这酷热的暑天，再加吃不上、喝不上、走不好、睡不宁，这么一折腾，闹病的就多了，生疮的，中暑的，拉痢泻肚的，打摆子的……每次宿营，第二天村外就留下几个坟堆子。有的连减员过半。他们班本来有11个人，拖了这么七八天，只剩下五六个人了。士兵们都伤心地说：打不死也得饿死、拖死、病死”[注]孙超群：《配合主力反“围剿”》，《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上)》，第78页。。
《长冈乡调查》显示，在乡的群众承担勤务，男子长夫、女子短夫、救护、洗衣队，晚上放哨，白天检查路条和防空等。此外，“一切青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4]293-294中央苏区群众参战的战绩颇著。如1929年，乡、区苏维埃发动群众搞侦察，群众及赤卫队全部上山相机袭击了开进龙岩进攻龙门的刘和鼎部。[注]《巡视员谢运康给福建省委的报告》1929.10.25， 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上)》，1984年，第365页。在赣南，同年10月，永丰县靖卫二队在进攻东固时，遭到了千余人、四五百支枪的红四团和千余人、土快枪三百余支的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的阻击而失败。[注]《永丰县靖卫二队队长江国柱向国民党中央控告红二、四团呈文》，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0辑)》，1989年，第178页。1930年秋冬，于都县罗江等地的靖卫团攻打新陂，抢夺区政府的枪和财物，想打垮于南区苏维埃，区政府的负责人刘茂远“带领赤卫队一百多人去抵抗，区政府同时发动当地革命群众拿起锄头、扁担作战，一举打败了这些靖卫团，缴到四五十条枪，杀敌一百人左右”[注]曹金山：《回忆赤白斗争时期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于都县委党史办《回忆资料·县内老同志回忆(二)》，第166页。。在赣西，群众“五次攻赣八次进吉及打白军匪团，都表现相当勇敢。尤其在八次进吉解决铁丝网外敌人，群众用梭镖冲锋敌人二连并缴获枪支炸弹，总八次攻击时，群众冲上铁丝网实行与敌人肉搏”[注]《中共赣西南特委关于苏维埃工作的报告》1930.10，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1988年，第146页。，甚至“有少数妇女加入冲锋铁丝网与敌肉搏”[注]《赣西南妇女工作报告》1930.12.30，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1988年，第164页。。1930年的赣西南“武装斗争在各处都是同样的剧烈”，吉安“群众斗争勇气是很高的，敌人来不敢多住，如一多住，农民及赤卫队是要去扰乱他，他的赤色区域内一点消息也不灵通，送信也送不出去”。[注]《赣西南的报告》1930，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1988年，第186页。
1931年3月7日，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参谋部发布关于地方武装应配合红军作战的通令，提出十点任务。[注]这十点任务是：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见《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参谋部地方武装应配合红军作战的通令》1931.3.7，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9页。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中央军委指示各地地方武装动员一切力量，积极扰敌，并就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协同指挥作了规定。[注]《中央军委给兴于赣万泰红军及地方武装的训令》1931.8.12，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45～849页。凡有红军所在地，则该红军的指挥员同时就是该地方武装的指挥员，地方队伍应当受其指挥，才能有计划的消灭敌人；若没有红军驻扎，地方武装应联合毗邻各乡队伍，共同举出统一指挥的指挥员，决定该乡队伍的行动。要知道作战部队只有统一指挥协同动作，才能得到胜利的。1932年初，湘赣苏区“各县都动员了广大的群众武装做骚扰敌人工作，建筑工事，担任防务帮助红军进攻敌人，都表现了相当的力量”“在两个月来各县地方武装所缴到敌人枪支在二百以上”。[注]《中共湘赣省委报告》1932.1.12，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263页。报告中显示：茶陵的武装能缴到敌人的枪支，莲花的群众武装配合作战得到相当的胜利。吉安的地方武装，打坍了几个地方的保安队、善后委员会等得到了许多枪支，永新经常能够集中四千多武装群众不分日夜去骚动敌人。安福的武装群众亦能坚决进攻敌人。青年团大量动员组织青年参与战争。1932年3月，团匪在白军掩护下骚扰苏区边界，兴国动员六七百青年群众与团匪作战，此外还有胜利县青年配合红十四军和地方武装攻打土围，万泰青年参加打万安县城的斗争，公略少先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等记载。[注]《团江西省委三个月(2～4)工作总报告》1932.6.1，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1992年版，第216页。在闽赣省，1934年4月，建宁地方武装连续向刀团匪出击，收复14个乡，打通与彭湃、泰宁、康都等县的联系。6月，闽赣省游击队在沙县富口击溃团匪300余人，彭湃县的营上游击队在边界连续打击刀团匪活动，保卫了秋收和苏区。[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3辑)》，1990年，第15～16页。
二、为开展社会改造蓝图各项建设事业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改造中国社会以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初心和己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1]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获得执政的地位，夺取全国政权并不是中共革命的根本目的，而是为实现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创造的必要条件和手段。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共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继续推进社会改造的新的历史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革命党。“革命”在中共的话语中从来就不仅仅是破坏旧世界，而是破坏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有机结合。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及其创建的苏维埃政权体系，就为在全面执政条件下一以贯之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积累了丰厚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启示。
(一)土地革命
土地斗争是苏维埃运动的重要一环，关联甚广。“二苏大”指出，土地革命改变了土地归属，扫荡了建构在其上的封建残迹，地主的财产被没收，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被废除，富农的好田也被夺取，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群众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下与国民党政权下农村状态的根本区别”。[13]1329王观澜同志回忆，当时“在叶坪试办一所学校，动员群众上学，但很少有人来。扩大红军及其它工作也一样，动员群众上学，但很少有人来。扩大红军及其它工作也一样，缺乏生气，死气沉沉。经过查田运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挖了出来，全乡劳苦群众每人大约平均多分了九分地。还健全了支部，组织了贫农团和雇农工会，各项工作都搞起来了。实践证明，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当时做好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由于土地革命发动了群众，不但解决了红军供给问题，筹款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扩大红军问题。可见，深入土地斗争，不单单是土地问题，对革命力量壮大有直接关系”。[14]
所以说陆九渊心学在挑战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的时候如增能理论一样，也是在努力进行一场由权威在外到权威在内的范式转换。
土地斗争在中央苏区并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很多地方一开始并没有分田。稳固的农村根据地是开展土地斗争的必要条件，苏维埃政权体系恰恰以分层级整体性武装系统的力量为土地分配提供了这样的保障。“暴动久得一点，无产阶级便起来了”，[4]248当小块苏区处在白色政权包围时，农民由于害怕而不敢夺取土地，甚至连分的浮财也偷偷送回。这固然需要宣传教育，但农民担心的不过是战争失利后地主的反攻倒算。兴国农民在分田后就有议论“字章(契约——引注)烧了，债不要还了。分田搭便(托福之意)红军好是好，恐怕靠不住。现在分田，恐怕还要还租”，[15]表现了农民对分田的不确定心理。《红色中华》关于胜利县东塘乡的报道很能说明分田是和武装斗争的胜利相联系的。当时，红十四军担负消灭土围解放工农群众的任务，刚开始这里进行土地分配，“该地群众对于红军的认识非常迟疑，听说没收豪绅反动派的田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工农，他们便惊慌失色恐怕红军打不开土围子，他们会受围内豪绅反动派的毒杀，因为群众这种印象非常深刻和普遍，所以刚到该地对于该地的工作，好像无法下手”。后来随着军事的胜利，分田动员工作变得异常顺利。“慢慢的宣传鼓动不满十天，群众均认识了他们的阶级敌人，看清了军阀国民党政府的破产，听见了红军不断地胜利及四面红色区域群众生活得舒裕自动起来要求分田，尤其是东塘乡的群众刻不容缓的要求红军帮助他们分田，并且因为春耕的时间关系，在一礼拜内就已分配完毕”[注]《东塘乡群众对于革命热烈的情形》，《红色中华》第21期，1932年6月2日。。
(二)经济建设
在物资和后勤保障方面，兴国1932年7月至9月慰劳红军套鞋2 564双，草鞋2 117双，果蔬8 502担，雨笠259顶，鸡鸭240只，毛巾594条。[注]《兴国七八九三个月到前方慰劳红军慰劳品统计表》1932.10，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二)》，1992年，第315～316页。10月至次年1月慰劳红军套鞋2 199双，草鞋724双，果蔬7 312担，雨笠133顶，鸡鸭91只，毛巾275条。[注]《中共兴国县委两个月冲锋工作报告》1932.12.20，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1988年，第415～417页。1933年9月，兴国妇女慰劳队挑蔬菜草鞋慰劳红三军团，补充师各一次，有布草鞋和套鞋2 050双，麻草鞋4 907双，优待红属的工作妇女人工累计86 606天。[注]《江西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初步总结(续完)——战争动员中的革命妇女》1933.11.23，江西省妇联、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1933年红五月，兴国、永丰、公略等九县制草鞋套鞋38 490双慰劳红军。[7]931934年，会昌西江赤鹅区卢三娣同志，老公去当红军了，她一人借谷四担给红军。[注]《秋收借谷运动中的英雄》，《青年实话》第106期，1934年8月25日。江西青少年做套鞋2 000双，草鞋手巾等无数，用节省的钱集中100吊左右，福建青少年将节省的大洋50元，面巾20条交省互济会。[注]《江西福建少队儿童团慰劳红军的热烈》，《红色中华》第31期，1932年8月30日。赣东北“各县做草鞋布鞋送小菜给红军工作是做的非常热烈的，已成为经常工作，尤其是红军开到某县，那里的少队青妇慰劳队，三四十里周围都会来欢迎，并且扛猪送鸡子送菜给红军吃”，对于各县赤警卫师和游击队“更是经常会做慰劳工作，红军赤警师每次得到胜利都会召集群众大会来欢迎他们，鼓励红军的斗争勇气”。[10]5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苏维埃政权体系为战争获取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后勤保障，同时组织群众对敌坚壁清野，也有效地起到了此消彼长的作用。第三次反“围剿”时，“据我们当时捉来的俘虏及侦探说：他们无盐吃已有一个礼拜了，先前官长尚有盐吃，现在也饿两天盐了，他们白日不敢在房子里住，伏在山里，夜晚才有一小部分回到房子里来，大部分是搭篷子在山里住，可怜天落雨的时候，便睡也不能坐也不能，只好在大风雨中站了整夜，同时大吃多了无油盐的牛猪鸡鸭等不卫生的东西，一连人除了病号以外，不上四五十个好的，但粮食的无法解决，使得他又要大举而出，一方面是掩护抢粮食捉人和烧房子，另一方面是武装侦察我们的究竟，每一次这种抢粮食的部队起码要派一营兵力，又因为群众的骚扰，实行了坚壁清野，和我们的游击部队给予他的打击，增加了他不少的困难和恐慌”。[8]968
除了解决劳动力外，中央苏区还普遍地兴修水利。据1934年4月《斗争》刊文，福建长汀等三县修好陂圳2 366座，粤赣全省修好陂圳4 105座，新筑20多座。兴国一县修好陂圳820座，水塘184口，耗费人工87 489天，能灌溉425 951担田，新开陂圳49条，水塘49口，耗费人工40 642天，能灌溉94 676担田。[17]瑞金9个区50天修好和新筑陂圳1 404处，新旧筒车88乘，水车1 009乘，水塘3 379个，田地总数341 745担，94%的田受惠水利灌溉。九堡区的一个新陂就可灌1 000多担。[18]开垦荒地，植树造林。春耕运动到来的时候，党和苏维埃领导全苏区群众动员起来参加生产，妇女和儿童一样参加生产突击，俱乐部和戏剧团演着春耕的戏剧做慰问和动员。濯田区各乡组织了开荒大队，大队下又分许多小队。区春耕委员会组织开荒，新剧团的40余人就开荒120担。1934年苏区政府总结：1933年开荒7.9万担，1934年8.3万担，兴国等地完全消灭了荒田。必须指出的是，对于土地归农民所有后分散的小农经济所做不到的各项生产事业，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一起完成，这些也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体系内才能实现。
通常来说，发展成熟的多元化企业，其经营战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企业总体经营战略层次、事业部发展战略层次以及职能战略层次。其中，第一层次是企业战略体系的主体和基础，具体又分为稳定型、增长型和收缩型三种战略；第二层次具体规定了各项经营事业的目标和战略；第三层次又进一步将企业战略按照专门职能进行落实和具体化。本文在系统地分析了企业总体经营管理战略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的四阶段理论，得出了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应采取的不同经营战略。
(三)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建设事业
苏区文化建设以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扫除文盲，将文化教育与革命斗争和工农群众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就是要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19]584凯丰指出，“为什么在苏区内的群众能够有这样高的积极性来参加提高文化的斗争，这里除了他们的生活改善和苏维埃政府的帮助的原因之外，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参加国家的管理，感觉到需要识字，需要文化”。[20]1116苏区各乡普遍建立了列宁学校，工农夜校，识字组，红军中的列宁室，识字牌等形式，迅速扫除文盲。在上杭才溪区，有的乡里的儿童团能写墙报，能参加识字班，“五卅”的晚会，许多地方都举行了[注]《共产儿童团红五月工作的总结》，《共产儿童团红五月工作的总结》，《红色中华》第91期，1933年7月5日。。中央苏区成立“八一剧团”，红一军团也成立“战士剧社”。少共中央局征调团员组成蓝衫剧团，开展文化战线上的突击[注]《开展文化战线上的突击》，《红色中华》第58期，1933年3月6日。。
Dentsply Sirona公司在2003年就成功应用了PC和Ethercat端的Beckhoff控制技术。对此Daniel Roy说到：“首要任务是找到一种系统，可以无缝实现轴的控制且不使用另外的集成硬件，对第三方零件开放。我们当时只使用了PC端Beckhoff控制系统，这种具有SPS和NC功能的多合一自动化。带来的是高效化的Beckhoff IPC。故搭载4核处理器Intel Core i7硬件平台的总机PC C6920足够控制IM4P磨床——全部的4个机器模块，包括SPS功能下的工件处理以及集成的安全功效。”
经过教育，苏区的青少年对于反封建迷信是很热烈的。“青年群众亦自动起来了，反对家庭的束缚，破除迷信，妇女婚姻自由，这些斗争发动了更广大的青年妇女群众起来。由此而引起富农的反抗，更深入了农村的斗争，推动了贫农与富农的阶级相抗”“青年风起云涌的起来破除迷信运动(消灭菩萨)，妇女起来打破旧礼教，参加斗争，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普遍的组织，这些事实表现闽西群众对革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广大的群众基础已经建立起来”。[21]210-211卫生方面，也普遍开展了防疫的宣传动员。体育方面，1933年5月召开了五卅赤色体育运动大会，随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苏区的列宁小学也安排游艺课程、军事游戏等课外体育，党政群团也开展了丰富的社会体育运动。
三、为社会改造事业锻造培养合格的人力资源
在购买公债方面，兴国1932年7月至1933年1月购买公债累计14.5万余元，[注]《兴国七八九三个月到前方慰劳红军慰劳品统计表》1932年10月，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1992年，第315页。《兴国推销公债统计表》1932年10月，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1992年，第316页。《中共兴国县委两个月冲锋工作报告》1932年12月20日，见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1992年，第415～417页。1934年的“三八”工作中，妇女推销公债14 520元。[7]1801933年江西“红五月”的经济战线，兴国、永丰、公略等县劳动妇女退还公债24 492元。在借谷上，公略、永丰等县特别努力，公略县退还借谷票117 442斤。[7]93
(一)塑造了民众的革命信仰，提高了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切身感受到革命带来利益的苏区民众往往热烈地拥护革命。[注]“苏区一般工农劳动群众都身受了革命的利益，所以一般的说来，群众都清楚的认识革命是于自己有利而加以拥护，他们对国民党地主的斗争情绪是极热烈的”(见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7-398页)。何友良认为，“从根本上说，农民群众的热情投身于社会变革斗争，是中共广泛深入动员的结果。动员给他们输入了新思想，使他们产生了新认识，进而影响或改变了他们的眼光与行为”。[22]由于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带来的工农生活的新体验和新思想的教育，群众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觉悟，他们认识到过去生活的困窘来自于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于苏维埃运动带来生活的改善、平等的心理体验和作为苏维埃新社会主人的荣耀，强化了他们对于共产党和苏维埃的认识。江西民众“对于苏维埃的政权，拥护得比身家还厉害。这个问题，一提到工农群众中去问：‘你们为什么要攻城？’他们不假思索的答复是‘要拿政权！’问‘拿政权做什么？’他们马上答‘拿到政权，才可办我们自己的事。’”[注]《江西工农革命之白热化》1928.2.2，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1987年，第112页。。在红军中，聂荣臻回忆，当问及战士为什么参加红军时，开始回答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进一步问时则会回答“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再进一步追问时则回答“为了实现共产主义”。[23]
思想观念的变化带来了行为方式的转变。苏区群众响应号召，积极参与苏维埃选举、各类群众大会、购买公债和革命竞赛，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推动了苏维埃运动的深入开展。1933年筹备“二苏大”的选举“吸收了最广大的选民”，如兴国全县、上杭才溪区、瑞金武阳区等“平均到会的选民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平均其他比较落后和中等的区乡，“到会的选民当在百分之八十以上”。[24]赣西群众每月至少有万人以上的四五次政治大游行，主题包括慰劳红军、庆祝胜利，追悼烈士等，“到会群众无论男妇老幼，尽数武装，红旗蔽天，呼声雷动，空气极热烈”。[25]189赣西南群众从抗租抗债、分配土地等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把赣西南的农村，及小市镇的政权，都夺回到工农贫民手里来了”。[25]216工农群众踊跃参加红军，1932年2月至4月，苏区江西省就有6000工农踊跃参加红军，各县普遍建立脱产的地方武装，[21]606到1933年6月，中央苏区武装力量已发展到12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约7万余人，地方部队近5万人。在反“围剿”战争中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支持几乎达到了无私的程度，除了直接参战，还普遍地退还公债票、借谷、组织运输队、洗衣队等支前，有力地配合了正规红军的战斗。
(二)提高了群众参政议政和从事各种社会工作的能力
“从前祠堂里，衙门里都是只有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有话事办事的权，现在苏维埃政府里，工农群众有话事办事的自由”[注]《两年来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红色中华》第121期，1933年10月24日。。经济上的解放和政治上的翻身，使得苏区群众的政治意识空前提高。苏区民众普遍有基本的政治常识，痛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拥护苏维埃和共产党的主张，“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能解释”。[25]335儿童都有明显的政治观念和好恶。在万安，“假如你跟小孩开玩笑说他是国民党，他便不高兴。儿童游戏，常以较痴顽者装扮豪绅官吏军阀等，而机警的儿童则在后追击大呼打倒国民党、土豪劣绅的口号”[注]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三月大暴动经过情形》，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1986年，第265页。。
农民在乡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闽西革命初起时，群众还只能处于附和领袖意见的地位，“但苏维埃成立稍久的地方，情形便与这完全不同。农民渐次能发表意见，他们已经实行撤回不称职的上级苏维埃代表”。[26]在政治参与的实践中，民众普遍接受了锻炼。以兴国为例，“县区乡苏维埃，都吸收大批不脱离生产的积极分子，来参加苏维埃工作。在长冈、榔木、黄琼等乡，吸收来参加乡苏各委员会工作的积极分子，每乡各有二百人(地方武装还不在内)。经过这些积极分子，苏维埃就能够深入地有力地动员群众来完成党与中央政府所给他们的任务”。[27]中央苏区还办起干部培训学校，在各式各样的宣传教育和民主选举、政治参与的实践中，工农群众参政议政和从事各种社会工作的能力不断提高。在苏维埃下“工农的进步极快，他们一掌握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之下，管理政治，有条有理”。[28]儿童和妇女表现尤其突出。在地方武装中，往往少队童团的军事训练要好于赤军，“安福西区团江区等都有少队童团比赛起来，确实操得整齐特别精神好，动作也操得十余种，尤其是儿童团操得更好，据说赤军较少队还要逊一着，在政治测验童团也更好”[注]张启龙：《赣西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1.7.12，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88年，第102页。。即便是在苏区沦陷之后，国民党政府将苏区儿童组织起来，“派彼等查填居民户口，职业等表格，因说话清顺，工作努力，成绩且在成人之上”。[29]苏区劳动妇女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迅速提高，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吸收妇女参加政权，“使广大妇女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积极来为实现她们自己全部权利而努力”。[12]331为切实保障妇女参政地位、最大限度发挥妇女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苏维埃立法保障16岁以上妇女有参政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2]101并要求各级人民代表中保证妇女代表25%，[20]906-907在政权组织中设置专门的妇女工作部门。还举办各种妇女干部训练班，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实施妇女的文化工作，以及计划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女到各机关工作”。[12]314
(三)促进了群众间的阶级互助
经过革命，社会中的原来占主导的宗族关系让位于阶级关系，姓氏的区别被阶级的区别所取代。宗族关系的经济基础在土地革命中被破坏了，宗族关系逐渐让位于新的以阶级身份和阶级认同所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体系。原来宗族的首领，除了在经济上丧失了剥削者的地位以外，也丧失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利。同时原来处于社会被统治阶级地位的工农群众却体验着翻身的喜悦，阶级意识普遍很强。他们懂得区分阶级是同切身利益相联系的，并且十分关心自己的阶级成分，甚至以成为贫农、雇农为荣耀。在1933年的查田运动中，强调“要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氏族地方斗争，团结一切力量去开展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提出争取落后村屋的任务，“过去有两姓斗争的地方，须在两姓群众的代表会议上订立‘团结公约’……相约以阶级斗争代替过去的两姓斗争”。[19]487，489
阿东只好给父亲老巴打了个电话，让他跟罗四强讲，请他帮忙过来接一下阿里。打拳结束的时间一般在八点半，磨蹭一下九点钟往回走，这是罗爹爹一向的时间，阿里会在这个时间回家。老巴赶紧说：“你放心。你赶紧上班去，莫迟到了。”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工分制是一种完美的制度。在用计时制时效率普遍较低，而在比较精准计量社员劳动的时候，又会给队干带来了不少工作；由于口粮分配占了大部分，少量的工分粮并不能很好地激励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倒欠户的连年累积给生产队带来沉重负担等。我们要做的不是以此来否定历史，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功过，从中吸取有益于当下进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经验教训。
阶级的区分带来了阶级的互助。这种互助避免了工农群众内部矛盾带来的内耗，壮大了革命力量。1930年春，才溪乡群众依照原有的换工传统办起了劳动互助的组织——耕田队，以解决红军家属耕田和群众劳动互助的问题。互济会作为阶级互助的群众组织，它“是一所革命的学校，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将更容易接受党的政治主张与一切革命团体之号召与动员”。[30]以长冈乡为例，除一些孤老外都加入了互济会，每月缴纳一个铜片的月费。1933年春，长冈乡一家失火，互济会捐了六串多钱，为其解决临时困难。[4]310-311作为阶级军队的红军家属得到广泛的优待，除了代为耕田外，红军家属还享受免土地税、免贴邮票寄件、购买合作社货物减价5%、就读子女发给学习用品等优待政策，体现了阶级间的关爱团结。革命互济会“曾在战争中切实的担任了群众的救济，有计划的维持被难群众的生活，举行群众慰问等，无疑的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帮助了斗争的发展”。[25]398
四、提供了一以贯之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镜鉴
除了作战之外，苏维埃政权体系还具有强大的生产和建设职能，为苏区社会改造蓝图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工农业生产和文教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开展，共同绘就苏区社会改造的蓝图。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政权体系的缔造者、领导者。在中央苏区，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和乡村党支部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深入到军队和地方的最基层，大大强化了党的组织动员能力，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的显著特色和重要优点。由它所缔造的苏维埃政权体系，最大的优点也是能够将政权渗透到社会的最基层、延伸到每个群众，并拥有广泛的社会职能。这一建制充分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的纽带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使党成为苏维埃政权体系的领导核心，奠定了今天国家治理体系中党政、党军关系运行的制度基础。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特征。
从苏维埃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最终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性地奠定了自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无可厚非地成为“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今天，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一以贯之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而不是抄袭西方政治制度削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毫不动摇地把党建设得更加有力，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在为人民服务中凝聚人民共同奋斗，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成为建设中华民族未来美好新社会的领导核心。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更健全的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与西方政党代表一定阶层特殊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32]中共能够成为苏区一切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使广大的苏区群众“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是因为共产党真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真是他们自己的领袖”。[33]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在苏维埃政权体系下，普通劳动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选举权，并且有了“话事”的权利，能够参与对国家社会生活的管理以及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选用、监督、奖惩和罢免，这加深了他们对政权的信任度与休戚感。依靠前所未有的工农民主制度，苏维埃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13]1320它“让晚清以来，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开始产生实质改变”。[34]由苏维埃的探索起步，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共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和精神实质的具体途径。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根本宗旨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局部执政开启了中国新型民主政治的先声，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雏形。[35]今天，“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6]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向更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使人民在普遍的有序政治参与中真正掌握当家作主的权力，有效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和共同利益。必须高度重视是中国代表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政权特别是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将基层社会切实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切实的社会治理效能。
为了提高竞争力，并在全画幅无反浪潮中占据一席之地，M4/3巨头松下宣布将与徕卡以及适马组成企业联盟，共同开发徕卡L系列卡口产品。对于三家厂商来说，这次合作具有非凡的意义。适马表示将会为旗下已开发的产品增加L卡口，当中包括广受好评的Art系列镜头；松下则发布了使用L卡口的Lumix S以及S1R全画幅无反（详见左页）；L卡口是徕卡在2014年发布的无反系统卡
乡村民宿设计优于度假酒店的部分，是它的不正式性与自由度使得它能发挥更强烈的人文思想，这种思想来源于本土或外来设计者，又或者来源于不同年龄阶段、拥有不同操作习惯的设计者。在地性叠加人文思想的多层表义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民宿形式，使得乡村民宿更加富丽多彩。比如，同样是表达地方建筑材料，即下山采用的是高技派的木模清水混凝土，揽清采用的是低技派的木构筑和石砌体，设计者的设计理念截然不同，建筑的最后形式也是大不相同。
(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以法治推进社会治理
苏维埃政权体系的法制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切实保障和维护被压迫、受剥削的劳苦民众的民主权利，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除形式和内容比较简单粗略，个别超越实际的规定外，基本能适应当时的时代和特殊环境，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并能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进行修订。苏维埃立法原则是保障工农的民主权利和各种利益，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立法程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实用性，除颁布和修改宪法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行使外，不仅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苏维埃中执委及其主席团有权颁布法律和法令，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人民委员会及其各人民委员部也有权颁布法律和法令。各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地方苏维埃也可以根据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颁布地方性的法律法规。苏区的法制建设始终以动员和争取群众作为根本目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实用性，法律的制定和司法实践都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苏维埃的立法多是“必须发动群众斗争积极争取才能充分实现”[8]1295，鲜明地体现了苏维埃法制的群众性特点。苏维埃中央政府还设立设工农检察委员会，及时依法处理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谢步升等贪污分子，打响了依法反腐的第一枪。正因如此，苏维埃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对于保障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提高政治生活的良好体验，发挥了基础性的保障作用。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苏维埃的法律体系保障了工农群众民主的权利和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地调节了苏区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和人民的行为方式，为建设苏区新社会、维护工农民主专政和苏区社会秩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37]
今天，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38]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一字之差，却是从静态的制度到动态的制度及其全过程的立体式变革。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将依法治国牢固地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首先必须树立宪法权威，严格落实宪法对人民共和国国体和政体的规定，离开了宪法的这个规定，就会削弱乃至丧失人民民主，也就背离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初衷和目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在立法和司法等环节依照人民民主的原则，体现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仅要通过建立完善法律规范，将国家活动和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还要提升运用宪法法律治理国家的有效性，不断彰显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苏维埃政权体系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塑造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将马克思主义建设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维埃政权开展文化教育的渠道是多样的，除了义务教育和夜校、识字组等社会教育形式外，遍布城乡的革命标语口号，群众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以及各种纪念性质的群众活动也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塑造功能。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传递给工农群众全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被工农群众所掌握，尽管这种掌握是初步和不完全的，有的不够准确甚至添加了些迷信的色彩，但新的话语体系、群众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曾经闭塞愚昧的苏区群众普遍具备了阶级意识和一定的政治常识。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认同增进了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黏性，塑造了革命的主体力量。接受苏维埃的政治教育和直接的政治参与统一起来，群众的阶级意识从无到有，再到逐渐明确坚定，参与革命的主动性很高。他们一面积极组织起来，参加苏维埃选举，加入工会、贫农团、互济会、赤卫队等革命团体，一面积极投身打土豪分田地，参军拥军，义务劳动等革命运动之中。
今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依然要靠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凝聚力、整合力，将多元的社会意识有效整合，使社会正常运转，使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价值观本身作为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件，相应地，价值观治理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重视国家治理体系价值观要素的整合，尤其重视国家治理体系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和国家治理体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价值观治理的目标是塑造和弘扬社会的核心价值、主流价值、正向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加快构建并坚守一个能够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显然应包含对马克思主义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自信。当前，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过大众化的手段包括群众宣讲、文艺作品等渠道，共同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使其变为群众掌握的武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进入21世纪，二语习得领域的负动机现象研究的重心转移 到 了 亚 洲 。 Ikeno(2002)、Kojima(2004)、Trang&Baldauf（2007）、Sakai&Kikuchi（2009）、Ghadizadeh（2012）等分别在日本、越南和伊朗开展了相关研究，发现各种外部因素，另外导致负动机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大多与教师相关，主要表现在教学模式、教师行为、教师教学能力和基本素质、教师人格等方面，与此同时，兴趣缺乏、对所学语言的态度和自信心不足等与学习者相关的内部因素也开始凸显。
五、结语
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面对19世纪以来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苏维埃为救亡图存和社会改造的道路和制度模式，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威胁之下退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将苏维埃运动从纸面和口号化为了一场壮丽的现实运动。中共在不间断的武装斗争中，在深入乡村社会的民众动员中构建起一个崭新的苏维埃政权体系，并以这个体系为工具，实现了苏区社会全方位的变革。这种变革打破了传统农村的社会旧制，取缔了地主乡绅等社会上层精英的统治地位和宗法制度作为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重构了苏区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建立了具有现代性的政党组织、群团组织，开展了苏区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在制度上实现了民众与政党、政权和社会的结合。苏区社会原来分散无组织的工农劳动群众，也在苏维埃运动中组织起来，由“民众”组织成为“人民”，他们的政治身份成为苏维埃公民，拥有了现代社会公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组织起来的工农民众也在武装斗争和苏区社会各项建设的实践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作为中共独立探索中国社会改造路径的一个起步阶段，中央苏区的社会改造是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下进行的，苏维埃政权体系也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一套制度体系。因此，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清楚地毫不讳言地阐明了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和过渡性。[13]1313-1314但是作为一套国家政权制度体系，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启示。苏维埃政权体系的治理原则、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在斗争中升华出的苏区精神，都成为中共的重要思想和制度遗产，在苏维埃制度取消之后依然保留下来，经过不断补充完善和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以贯之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今天，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以贯之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依然可以从苏维埃政权体系及由它的成败所凝练总结的经验教训中找寻历史的脉络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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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ovietRegimeSystemofCentralSovietAreaundertheVisionofSocialTransformation
LIU Yibo
(SchoolofMarxism,NankaiUniversity,Tianjing300350,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Central Soviet Area (1929-1934), a Soviet regime system had been created by CPC. The system, with Soviet regimes at all levels as its core, was supplemented by various armed or unarmed mass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was a tool for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transform the socie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Relying on the Soviet system,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on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undertakings and the training of human resources. The Soviet regime system not only helped to achieve the profound and overal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but also provided abund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or today's consistent advancement of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Keywords:Social revolution; Central Soviet Area; Soviet regime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9)01-0007-11
*收稿日期：2018-10-06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1.002
作者简介：刘一博(1984-)，男，河北清河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苏区史和红色文化育人。
网络出版地址：刘一博：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81227.1138.018.html
责任编辑：侯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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