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智库建设热的兴起，智库评价和排名成为智库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国外学者先行对智库评价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索和评价智库的影响力、功能的发挥和背后的制度差异；中国学者主要开展智库影响力评价和综合评价。相较于智库评价研究，中国对智库评价排名比国外更活跃，众多学者和机构开展了智库评价和排名。未来国内智库评价和排名实践竞争将日趋激烈；基于公共数据平台和大数据库，评价方法将实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等多元评价方法，评价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评价对象会进一步细分，维度和指标体系更具本土化，并充分发挥智库评价对于智库建设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智库建设；智库评价；多元化智库；智库排名；智库影响力
在智库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智库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掀起智库建设的热潮。“智库热”的背后是当前智库数量猛增，但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库多智少”、国际影响力不高、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智库评价研究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为何要评价智库，智库评价的目的、维度和指标体系。其次，采用什么方法评价智库。智库评价的目的应是分析和评价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分析智库作为一种组织，其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政策现象，智库因何而存在，有何价值。
加强智库评价研究、开展智库排名实践，是增强智库机构加强自身建设意识、引导智库提高咨政建言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吸引政策制定者、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智库的关注，从而扩大智库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采取数据中继传输的方式，每个节点将感知到的数据包和自身剩余能量情况，通过多跳传输到Sink节点，即基站.根据机会路由的思想，提出一种均衡性指标d/Ph作为均衡式路由的选择依据，其中d表示节点到下一跳节点的距离，Ph表示下一跳节点的能量捕获功率.这里近似认为节点能量捕获功率Ph为各停留点捕获功率的叠加.这种均衡性指标的合理性体现在Ph越大，节点可负荷能力相对更强，而d越小可以使发送数据包的能量消耗越少，因此指标越小的节点是多跳中继过程中优先考虑的节点.
一、智库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一)国外智库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智库被视为政策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上具有独特优势，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初，多数研究者只是通过阅读历史文献资料及智库参与政策过程对智库进行评价，但这样难以衡量智库对社会乃至公共政策的作用究竟如何，因此研究者逐渐从定性转向定量研究，使得评价研究更加深入。
基于政策过程和社会网络分析框架，分析智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及其发挥的作用，并强调知识交流在其中的重要性[1]。智库观点被媒体引用、智库专家出席听证会、参与政策咨询等是西方学者评价智库影响力和功能发挥的重要指标。唐纳德·E·埃布尔森(Donald E.Abelson)比较分析了加拿大和美国两国智库影响政策过程、在政策阶段周期扮演角色的差异及造成这种差异背后的制度因素[2]。詹姆斯·麦甘(James G.Macgan)最先尝试对智库评价进行量化研究，采用问卷方式收集7个美国著名智库样本的信息，加深决策者和学者对智库的了解[3]。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运用定量方法，通过深度电话采访智库、基金、政策制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官员和新闻记者，并以20世纪90年代医疗改革和电信改革、2001年减税为案例，评价智库在政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4]。埃布尔森以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布什政府为打击恐怖主义发动的两场战争为例，分析智库参与其中的会议、研讨会和国会证言的记录，展现智库如何影响公众态度和信念，并追踪智库如何在政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力[5]。
詹姆斯·艾伦·史密斯(James Allen Smith)以历届美国总统的个人偏好以及对政策专家的态度和倚重为视角，研究美国智库的成立背景、研究领域、智库专家的个人抱负及智库在政策咨询的成败，揭示智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变化、在知识和权力连接中发挥的作用[6]。
尽管利妥昔单抗毒性较低，但不能降低EBV-PTLD的复发率，远期效果不理想，且可能导致受者产生肿瘤溶解综合征、长期B细胞缺乏所致的低丙种球蛋白血症、肠穿孔、巨细胞病毒再活化等[18-19]
互联网时代，学者开始关注智库网络影响力。凯瑟琳·麦克纳特(Kathleen Mcnutt)采取超链接分析法测量智库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及政策相关性[7]。智库网站的访问量、点击量、下载量，社交媒体粉丝数量等成为评价智库作用和影响力的主要测量维度。茱莉娅·克拉克(Julia Clark)、大卫·路德曼(David Roodman)认为智库网络超链接比网站的访问量和下载量更具可信度和可靠性[8]。默里·韦登博姆(Murray Weidenbaum)认为除了报告、会议、演讲等指标之外，智库人员在电视或网络上的曝光率也是重要指标[9]。艾哈迈德(Mahmood Ahmad)指出网络对智库的发展存在两面性，借助互联网和媒体可提升形象，扩大受众，传播出版刊物，但免费信息获取渠道加剧了智库资金问题[10]。
(二)中国智库评价理论与方法
中国学者借鉴发达国家智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智库特色，尝试建构智库评价框架和指标体系，关注智库的网络影响力以及某一特殊类型智库并展开专项评价。
（3）听者在理解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层面，不能在听力前抓住线索进行积极的推理和预测，并无法在听音是验证和修正预测，在听力理解中解码失败。
影响力评价被认为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王莉丽将智库影响力分为隐形影响力和公开影响力，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分别对智库的政策制定者、品牌塑造以及舆论塑造的影响[11]。朱旭峰等研究认为智库影响力是一种显性、具体可观测的行为；依据社会结构理论将智库影响力分为决策影响力和大众影响力[12]；有学者将智库影响力分为直接性影响力和渗透性影响力[13]；有研究者提出智库成长与营销能力、决策、学术、公众影响力等因素的关系[14]；智库通过创新思想、舆论引导和旋转门等多种手段和渠道向决策者、受众、媒体等进行宣传，塑造学术、社会和政策影响力[15]。
MSU晶体的生长速率取决于尿酸盐离子的浓度[9]。研究[8]发现，在温度和尿酸盐浓度保持恒定时，晶体长度与时间呈线性关系；当尿酸盐浓度升高时，晶体生长速率随之加快。该研究进一步在生理pH值、温度、Na+浓度下发现，尿酸盐离子浓度小于4 mmol/L时，MSU晶体出现溶解现象；尿酸盐离子浓度为4 mmol/L时，晶体保持稳定；尿酸盐离子浓度为4～8 mmol/L时，晶体持续生长[8]。
新疆明确，各级教育、财政部门要根据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审核、谁填报、谁负责”的原则组织实施教育经费统计工作，履行教育经费统计职责。任何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或授意他人修改统计人员依法采集、整理的教育经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上海社会科学院自2013年开始发布年度中国智库报告和智库排行榜，并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该报告采用用户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以及自我评价与客观数据评价相结合，多维度地评价智库机构。由决策咨询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媒体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和智库的成长与营销能力构成五个一级指标[41]。目前，共有158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入选《2017年中国智库报告》[42]。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既是受众了解智库的平台，也是智库推出和宣传成果，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借助网络，智库可以更好地分享和传播思想和目标，吸引公众和决策者的注意力[22]。
杨思洛等学者研究认为智库网络影响力受各类传播渠道辐射的影响，将网络传播渠道分为自有平台、合作平台和第三方平台，并提出网站、新媒体和网络传播影响力[23]。有研究者指出智库网络传播力的五个渠道：搜索引擎、官方网站、电子报纸、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24]。有学者借助微信公众号，从智库主体实力、信息内容特征、平台服务能力以及平台用户表现等四个方面分析智库信息传播力[25]。有学者主张新媒体时代智库应积极扩大社交网络影响力[26]。
有学者研究运用链接分析方法和因子分析统计方法构建智库网络影响力指标体系。《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构建了智库网络影响力RSC雪球评价模型，只有三个维度同时增长，才能增强智库网络影响力[27]。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中心以互联网为视角，通过搜索网络公开数据，从智库机构的网络关注度和智库机构网站建设状况两个维度评价分析浙江省大学智库的网络活跃度[28]；以百度检索指数为视角，用中国高校智库机构网页、新闻、学术和“机构+首席专家”四个指标，评价分析中国大学智库网络的活跃度[29]。
评价和排名是手段，不是目的。智库评价和排名旨在通过评价和排名促进智库建设和发展，“以评促建，以评促发展”，发挥智库评价和排名的引领作用。智库评价研究和排名实践需要根据智库战略研究、政策建言、公共外交、舆论引导和人才培养等功能定位，完善智库评价的理论、方法和指标体系。智库评价研究和排名一方面有助于通过智库评价报告和排名扩大宣传，提高知名度，提高决策者、媒体、专家和社会对智库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智库评价和排名，有助于让智库机构认清自身短板，规范智库建设和发展，促使智库加强内部治理和能力建设。智库评价和排名可以逐步将有名无实、名不副实的所谓智库淘汰出局，改变“库多智少”、“有库无智”的状况。政府和社会可以将智库评价和排名总结果纳入智库评选和考核的参考依据，确实发挥规范和引导智库发展功能。
此外，美国全球发展中心在2013年首发《智库绩效评价体系》，尝试借助较低成本的现代工具和技术测量智库的传统媒体、新媒体和学术能力，借以衡量智库的公共影响力。该体系由影响指标和效能指标两个一级指标构成，其中影响指标包括社交媒体粉丝关注度、网络流量、网站传入被链接量、新媒体和学术成果的引用量；智库效能指标由智库组织规模构成[37]。
二、智库评价排名实践的维度与指标
(一)西方知名的全球智库排名
詹姆士·麦甘领衔的全球智库评价排名广为人知。自2006 年开始，每年发布《全球智库报告》，排行榜主要包括四个一级指标：资源、效用、成果和影响力指标。
《全球智库报告2017》向全球智库数据库收录的7 815家智库发送提名与排名邀请，超过62 000名新闻记者、政策制定者、公共或私人捐赠者以及各领域专家受邀参与评分标准及排名意见和建议调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171家世界智库综合排名榜单中蝉联榜首。报告依据全球智库排名、区域分布、研究领域和特殊成就将评价结果分成四大类，分项表单共计52个，有38个中国智库位列其中[34]。
麦甘的全球智库提名和排名指标基本依靠直观感知而非理性分析，表面价值不应被高估；但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完全予以否定；智库评价具有吸引力，可以满足捐赠者、公众和媒体对智库绩效评价的好奇心，扩大智库影响力[35]。这种根据专家主观印象进行评价的方式，虽简单易操作，但带有主观性。专家的经验、知识储备、情感倾向等因素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此外，麦甘的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逻辑关系不甚清晰，一些指标重复出现，部分榜单自相矛盾。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智库索引(CTTI)MRPA测评报告，包括四个一级指标和十九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治理结构(M)、智库资源(R)、智库成果(P)和智库活动(A)。2016年报告入选智库489家，并推出了中国社会智库综合排名和资源效能排名前15名，“985大学智库”、“211大学智库”和普通大学智库指数排名[44]。
国内智库评价研究呈现一个多样化的状态，评价研究不断深化、细化。智库影响力评价、提高智库影响力的方法；影响力的分类评价、智库整体评价和具体单项评价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对智库的影响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如何借助网络手段获取智库评价信息也是颇爱关注的问题。此外，由于中西政治环境的差异，学者开始探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评价体系，并探索中国不同类型智库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学生在对二次函数与动点结合问题进行解答期间，充分了解题意与掌握点的运行流程虽然具有较强的作用，但建立二次函数关系式还需要了解并掌握式子中存在的关系，其也通常是最终需要获取的函数关系式。学生在列式期间，各数学知识点之间存在的联系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提供的每个关系式可推导出哪些理论，各种已知条件与哪些数学知识具有密切的联系，应使用哪些数学知识等在日常数学教学中应结合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相应知识的渗透，使他们逐渐形成数学思维定式，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函数动点问题题意。
(二)中国智库评价排名
相对于国外，国内对智库评价和排名实践更活跃，评价机构众多。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2009年创办《国家智库》《中国智库》系列智库刊物，对外探讨国家战略和外交相关问题，对内聚焦中国现实困境的解决路径[38-39]。该院自2011年连续出版了《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1-2107)》等系列报告，探索智库产业建设、发展模式和评估机制，以30个不同领域的提案议题为案例分析智库影响公共决策的方式，评估中国“智库排名”的影响，推出综合、地方、专业三方面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名录[40]。
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团队提出“八要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组织机构、专家队伍、人才培养、理论成果、资政成果、学术交流、社会声誉和支撑体系，试图全面评估大学智库的实力、影响力和功能[20]；在此基础上进行维度和指标体系优化，提出了大学智库评价契合度(F)、活跃度(A)和贡献度(C) FAC “三维”评价模型[21]。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2015年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是中国机构对世界范围内的智库首次进行研究和排名。该报告从吸引力(A)、管理力(M)和影响力(I)三个维度构建智库评价框架，其中吸引力105分，管理力70分、影响力180分，合计355分，并推出了全球智库100榜单，共有3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智库上榜[43]。2017年基于AMI指标体系发布了《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
国际气候治理中心构建的国际气候评价体系，专门针对研究气候变化和经济政策领域的智库进行评估。该体系从活动、出版物以及智库传播三个主要支柱出发，构建了十五个评估指标，通过专家问卷调查等方式确认相应的权重，用定量方法和分析数据对相应领域内的智库进行排名；运用“模糊测量”方法来消除专家个人主观偏好的影响，使评价结果更显客观。在结果排名上设定了绝对排名和相对排名，更具公平性[36]。
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中心基于中国智库发展现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和八个基本标准，提出契合度、活跃度和贡献度 “三维模型”FAC大学智库评价综合框架，发布了中国首份《大学智库发展报告(2017)》，并首次推出中国大学智库100强排行榜，这也是中国首份某一具体类型的智库专项发展报告和排行榜。契合度是评价大学研究机构与新型智库标准契合的程度，描述和评价大学智库的基本特征；活跃度是对大学智库机构和首席专家的表征搜索和评价；贡献度是评价大学智库在资政建言采纳、理论研究成果和智库人才培养方面所具有的特色[45]。
零点国际与中国网联合发布《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将影响力指标分为专业、政府、社会、国际影响力[46]。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自2014年推出了《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从决策、专业、舆论、社会和国际影响力五个维度对国内智库进行评价[47]。浙江大学信息咨询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智库评价项目组2017年发布《全球智库排行评价报告(2016)》，从智库资源、产出、知名度、影响力四个方面构建RIPO指标体系[48]。清华大学朱旭峰团队发布了《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2016、2017年度)，主要运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大数据和大数据评价方法对智库进行评价[49]。
2.培训职责不清。培训方案对人事处、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二级学院、系（教研室）的培训职责界定不清或没有界定，培训管理无“主”，培训无法落地。
三、智库评价与排名的未来趋向
智库评价和排名是智库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充满挑战，最具争议性。同时，智库评价和排名最具吸引力，可以提高决策者、媒体、社会公众对智库的了解和认知，提高智库影响力，引导智库加强自身建设，促进智库发展。智库评价理论与方法、评价原则和指标体系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随着智库建设发展、智库研究的深入，对智库研究和评价的视野更为宽阔，不再仅限于智库的影响力研究和评价，国内智库评价研究呈现一个多样化的特点。
(一)智库评价排名的引领作用
除了探索智库评价方法、体系及智库影响力之外，学者开始评价研究智库在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如，构建智库专家评价指标体系[30]，智库学术影响力定量分析及学术影响力对智库综合影响力的重要性[31]、智库人才影响力贡献因子[32]、智库产品影响力[33]等。有学者针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智库开展专项研究，如大学智库、国防科技智库、社会智库和教育智库等。
只要涉及评价，评价的结果和排名容易受到普遍关注，而评价的理论、维度和指标体系以及评价过程容易被忽略。犹如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智库评价研究和排名实践最引人注目是智库评价的最终排名结果。同样地，排名的结果会受到各种质疑。智库机构、社会和媒体对于智库的评价和排名不应只关注评价和排名结果。同时，还要勇于面对质疑，不断进行完善。
假设4认为，对于成熟期企业，碳信息披露会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了检验假设4，对处于成熟期的246个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表5的假设4部分列示了碳信息披露对成熟期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1）CFAt-1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系数为0.0011，t值为2.38），表明成熟期的重污染企业普遍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2） CFAt-1×CDI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系数为-0.2515，t值为-2.92），表明碳信息披露对成熟期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显著。假设4检验通过。
(二)智库评价研究日趋活跃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办和国办联合发文《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国家试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各省市也纷纷推出省市重点智库建设方案，智库发展和建设受到高度重视。
影响力评价是智库评价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需要构建综合性智库评价体系。现有影响力的评价仅是对智库效用、效果的外部评价；智库评价应建立 “三位一体”纵向评价(影响力、治理和管理)和“六要素联动”横向评价(人才、产出、项目、财务、研究咨询及传播沟通等)纵横结合的全层次全要素评价体系[16]。有学者从智库的过去(成果质量)、现在(平台基础)和未来(发展潜力)三个方面构建智库评价体系的“天井模型”[17]。咨询需求、思想产品、传播能力三种密切联系的变量是智库影响力的关键因素[18]。智库思想力、咨询力、传播力是智库能力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19]。
当前，我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导致人们的身体健康得不到有效保障。食品卫生问题成为食品安全主要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该问题不仅会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还会加重食品污染。因此，我国必须加强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构建，为食品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随着国外智库评价研究和排名实践日趋活跃。国内智库评价研究和排名日益活跃且竞争激烈。上海社科院、中国社科院、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社科院、浙江大学等纷纷推出智库评价报告和排行榜，《光明日报》亦推出智库专版。实事求是地看，国内智库建设和智库评价仍处于初步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实现智库评价研究和排名的制度化、专业化、组织化，并基于大数据的挖掘，不断提高智库评价和排名结果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智库评价和排名机构的评价和排名才会有持久的影响力。
评价过程是从低级模型指标逐渐过渡到高级模型指标，通过专家组对二级绿色评价指标进行现场打分，并对分数进行统计，将专家评分结果归纳为隶属度公式，得到与评价指标对应的模糊评价矩阵，“矿产开采”对应的模糊评价矩阵R11，将指标权重集A11=[0.248 6,0.131 6,0.427 2,0.124 3,0.068 3]和模糊评价矩阵R11代入公式(3)，计算模糊综合评价向量B11，并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各指标的评价值Z11。由B11和B12可得U1对应的模糊评价矩阵R1：
(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是智库评价的生命。智库评价最开始采用定性评价方法，采取主观评价，简便易行；但评价结果会受到个人主观限制，评价结果的公信力易受到质疑，降低了可信度。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学者尝试使用定量分析方法来避免定性研究的弊端。但在定量分析的过程中，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透明度也存在问题，最终的评价结果在量化的过程中也易出现偏差。更重要的是，定量评价受到客观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和获取成本问题制约。
智库影响力测评经历了从主观到客观、定性到定量、小样本到大样本、小数据到大数据的发展过程[50]。同样地，智库综合评价将会向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以定量为主的方向发展。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出现，建立智库数据库，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数据收集方式，利用公共资源平台，为智库评价数据来源提供新的路径，可以部分克服智库主观评价的限制、客观定量评价数据获取障碍与成本制约的问题。此外，智库评价将会结合用户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等综合评价方法，案例评价研究、访谈研究将会受到更多重视。
(四)评价对象更具体
党政军智库、大学智库、科技智库、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等构成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智库类型繁多，而且不同类型智库的组织性质、角色定位、运行机制、研究领域和功能发挥机制等存在很大差别。
多元化智库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导致对不同属性机构、不同层次、不同定位、不同研究领域的智库进行统一评价比较困难。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专注智库的某个类别或智库的某个方面的评价，诸如党政军智库、大学智库、社会智库和企业智库的评价；智库综合影响力、网络影响力、智库契合度、活跃度、贡献度或智库人才等的评价；以及不同领域如国别与地区研究、经济与贸易、外交与国防、能源与环境和社会治理等不同领域的分类评价。在关注智库整体发展的同时，关注不同类型的智库及其评价显示出各自的优势。
或许，还因为我迷恋旧时的四合院，恨不得穿越时空，住在那专为女儿设置的西厢房里，白天吟诗作画，抚琴习字，晚上倚着西窗，对月痴想。又或者做一回古代女子那具有同情心的父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容那多情的男女，即便相思哀怨终不成眷，有“西窗”也总比没“西窗”好。
(五)评价指标体系本土化
国外智库评价研究和排名具有开创性，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和评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什么是智库，智库如何运作，智库在政策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智库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都与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决策机制和环境联系在一起。不同国家，智库型态、智库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途径和方式不同，智库的评价需要考虑制度环境。
中国研究机构在借鉴国外评价体系、内容和方法的同时，要立足中国国情。智库建设和智库评价需要立足于本国特色和发展环境。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智库评价要逐步建立中国智库评价标准，提高中国智库在世界智库的地位，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影响力，服务国家软实力提升[51]。
四、结 语
纵观中外智库发展和智库研究可以发现，智库评价研究和实践仍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突破的重要环节。智库评价和排名工作极具挑战性，评价结果也注定会引发各种质疑和争议。智库评价应有助于引导和促进智库加强自身建设，有助于规范智库发展，有助于扩大智库的知名度，更好地吸引社会公众、媒体和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更好地发挥智库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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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9)04-0001-10
doi:10.3963/j.issn.1672-8742.2019.04.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无缝对接的对策研究”(15BZZ084)
作者简介：
陈国营(1977-)，男，湖北黄冈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智库研究、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
张 杰(1993-)，女，湖北襄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智库研究。
(收稿日期：2018-11-14； 编辑：荣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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