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陇东南Q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
[关键词]农村人口流动;家庭功能;家庭风险;家庭代价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变迁的复杂和剧烈程度也受到举国关注。在这一历史性社会巨变进程中,诸多社会问题与现象接踵而来、持续演进,有些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结构和城乡关系改善的重大问题,农村人口流动即是如此。按照国家统计局2018年1月18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达2.44亿,接近总人口的17.5%,几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针对农村人口流动及引发的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密集的研究讨论,有从“流入地”视角分析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城市适应、社会保障、城镇化、就业及管理服务等议题的,也有从“流出地”视角关注农村土地撂荒、村庄空心化、“三留守”人群处境等相关问题的。综合梳理发现,无论是“流入地”视角还是“流出地”视角的研究,从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方面展开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笔者认为,在当前“乡村社会衰败和留守问题”成为公众舆论焦点的情势下,面向家庭的研究在农村发展和治理语境中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陇东南Q村的个案考察,展示农村人口流动过程中家庭付出的代价,以期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发展作出必要的省思。
一、人口流动动因及流动概况
抛开制度和政策性因素的宏观影响,不同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动情况各异,也都有值得探讨的流动动因及特殊性。就西北地区农村人口流动而言,陇东南的Q村是一个典型代表。
(一)村庄概况
Q村位于甘肃东南部的边沿地区,处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分割线的二阴浅山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Q村现有居民198户979人。2000年以来村内先后三次完成退耕还林800余亩,目前还有可耕地2 400余亩。当地农作物种植以冬小麦、玉米、土豆为主,胡麻、油菜、葵花等为辅,农业生产从种植到收成由以往依靠人力、畜力逐步转向机械化。
由于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偏远落后山区,村庄发展长期面临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困扰,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陈旧保守,这使得当地人口在流动外出方面有所滞后,并未与东部、中部地区保持同步。有学者将中国农民流动历程总结为特征不同的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在乡镇企业打工的“本土化流动”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以进城务工经商为主要形式的“城市化流动”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则是农村人口“多样化流动”阶段[1]。受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Q村所在地区几乎没有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并不存在“本土化流动”时期,因而是直接过渡到进城务工的“城市化流动”阶段。近年来,村内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务工,对村庄各方面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
编者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本期刊出的一组文章，分别从我国社会化养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发展、耦合视角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三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梳理、总结并预判将来的发展趋势，以飨读者。
(二)人口流动动因
作为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行动者,农村流动人口的行动选择都有相应的目标和动因,总体来看,其行动动因来自个体和环境两个方面,即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
1.流动的内在动因
饱和烃的定性定量、降解率的计算、OEP等4项定量参数参照[23].选择主峰碳数、OEP、∑nC21－/∑nC22＋、Pr/Ph这4项作为定量参数，用来表征饱和烃中奇偶碳数烃类、高低碳数烃类、姥鲛烷和植烷的生物演化规律：
流动是人的流动,而非物的流动,必然要表现为人的有意识的行动选择。但凡是人的有意识行动,总有内在的理由与说法,即便这种理由与说法是不想与外人道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种内在的理由与说法,便是个体的心理驱动动因。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或性欲望是人们最基本的行为动力。这种从潜在的深层心理角度对人的行为动力的解释或许不宜与农村人口流动建立关联,但另一位同样知名的心理学先驱人物——阿德勒的理论似乎可以为此作出解释。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受社会驱力所激励的,人有追求成功与完美以及为生命的意义而行动的源动力,这种动力就来自于人的自卑与补偿心理。
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一直处于社会底层,与拥有权力地位的“做官人”和拥有文化学识的“智识人”相比,无论在现实生活的艰难程度上,还是在社会为其设定的身份和地位上,农民始终是一个具有很深的自卑心理的群体。从古至今,各种博取功名为官为宦、寒窗苦读奋力成才的故事,无不诠释着农民子弟以跨越“农门”的持久行动对自卑心理的“救赎与寻求补偿”。然而现实生活中,这种以社会垂直流动方式实现自我救赎的毕竟是很少数,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他们的跨越之路其实非常狭窄,甚至常常是被堵死的。在此意义上,今天城乡之间毫无阻隔的流动大潮,无疑是为农民打开了寻求“救赎与补偿”的方便之门。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人的主体性行为选择也深受社会心理的普遍影响。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动因也少不了社会心理力量的推动,因为“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经验的一种最直接的心理反映,也是人们的心灵直接面对现实生活的产物”[2]。或者说,社会心理所承载的不单单是人的现实诉求,而且印刻着人与周遭环境之间“关系”的经验性思考。越是自卑的农民、越是身份和地位意识浓厚的农民,越要卯足了劲参与社会流动。因为生活经验让他们深知,呆在原地环境中是无法摆脱农民身份的,也是无法克服自卑的,而流向城市则有希望。这种深层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内在动因。
2.流动的外在动因
表4的数据也反映出,担负有照看孙辈责任的父母毕竟是少数(26人),更多的父母其实处于空巢留守状态,其中夫妻共居者82人,独居母亲6人,独居父亲7人。这些空巢留守者当中,大多还都在参与生产劳动,生活自理能力强,他们非但无法进入安享晚年的闲适状态,而且还要自食其力并为家庭做贡献。
另一方面，外生推动型学霸寝室的打造和应用策略。并非所有学霸寝室都在入学之初就会有所迹象。有些学霸寝室是在外界力量的推动或启发下逐渐成长而来的。这类寝室的学生悟性往往高，但入学之初没有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在一定的外力推动下，这类寝室的学生会集体顿悟。为推动生成外生型学霸寝室，可采取如下措施。
选取10粒铬铁矿进行电子探针分析(表5)，分析结果根据《山东金刚石地质》[7]和《金刚石找矿指示矿物研究及数据库》[8]中关于金伯利岩特征矿物中铬铁矿划分方法，以及蒙阴含矿金伯利岩中铬铁矿的化学成分，来确定铬铁矿的来源类型。分析结果显示10粒为镁质铬铁矿。根据铬含量高低划分有1粒为中铬铬铁矿(DT1503-4)，为金伯利岩型铬铁矿。根据钟凤竹[9]等人提出的方法，DT1503-4号铬铁矿满足其要求，指示岩体可能含金刚石。
(三)Q村人口流动概况
根据调查统计,Q村整体流动外出的家庭有49户,部分成员流动外出的家庭(留守户)有77户,其它未有人员流动的家庭为72户,具体见表1。
表1 Q村家庭户流动类型及流出人口情况
?
以上四种类型的夫妻居住和生活状态中,除了第一种夫妻关系稳固且矛盾较少外,其它三种居住和生活状态下的夫妻关系,因聚少离多出现感情淡化,遭遇的婚姻危机问题时有出现。第一种夫妻关系之所以稳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于孩子,因为夫妻双方都将工作、生活的重心放置在孩子的抚养教育上,无心、无暇也无条件去琢磨其它事。这与费孝通先生的分析是契合的:“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之所以受到限制还是因为要维持和保证对儿女的长期的抚育作用,有必要防止发生破坏婚姻关系稳定性的因素”[17]。但是,对于后面三种居住和生活状态下的夫妻关系,流动拉开的距离成为横亘在夫妻关系面前的一堵厚厚的墙,墙两边的夫妻都面临着情感现实的困扰与诱惑。调查发现,流动在外的一方是造成婚姻和家庭不稳定的主要责任者。从流动可能带来的影响方面看,流动使流动者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乃至价值观都会发生改变,而这些都会成为流动人口婚姻解体的原因;从流动可能带来的婚姻体验看,流动人口从艰苦的农村前往繁华的城市,必然会受到城市社会强异质性特点的影响,加之今天的网络科技条件支持,他们也很容易加入匿名性人际交往的生活状态之中,他(她)会因而知晓包括与婚姻家庭有关的大量信息,这会使他(她)对离婚的负面体验逐步削弱。
图1 Q村人口流动目的地城市
调查发现,Q村人口流动在目的地选择上也颇有特点,绝大多数人都流向兰州市(136人)、北京市(129人)和天水市(103),流入这三座城市的人口占村庄流出劳动人口的85%以上,仅有不到15%的人流向了西安、天津、乌鲁木齐、西宁、杭州、苏州、深圳等九座城市,具体见图1。
兰州是甘肃省省会城市,在就业选择空间、流动距离及村民们建立乡土地缘关系等方面,具有地域优势,因而成为流动者最青睐的城市;北京虽然相距遥远,但作为一线大都市,其服务业领域(主要是家政、酒店、物流及清洁)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很大,且工资水平高,对于以赚钱为目的流动人口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天水市是Q村所隶属的地级城市,在流动距离、地缘和亲缘关系方面具有流动选择的便利。很多家庭之所以选择流向天水市,更关键的目标则在于孩子的教育,即由一位家庭成员陪读,让孩子在就近城市接受比农村学校更优质的教育,以期将来能考上更理想的大学,完成重要的人生跨越进而为家庭带来荣耀与希望,这是他们最为看重的。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只是对流向城市的人口情况的反映,其实还有不少人口以打零工的方式常年流动在不同的乡镇,他们实际上也难以顾及家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经常面临着两难困境,他们在赡养父母、抚育子女方面往往难以兼顾周全[5]。那么,这种流动规模和流动状态到底让家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二、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
对农村人口流动议题的讨论,不能忽视“每一位流动人口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事实。同时也应看到,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环境都在剧烈变化,家庭的结构形态、功能发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情况需要引起人们的重新审视与认识[6]。家庭的功能发挥与家庭结构完整性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随着人口流动进程的不断加深,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调研情况看,农村人口流动确使家庭功能遭到消解,进而使家庭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代际支持弱化而造成的“教育抚养”和“生活照料”问题便是如此。
(一)家庭教育抚养功能弱化
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特定的家庭环境与条件支持。然而不幸的是,很多儿童青少年成长的家庭环境因人口流动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使之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课业学习、身心健康和社会化适应等方面[7]。最能反映这种环境“恶化”现实的便是多年来倍受社会关注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
互联网蕴含着大量的信息与价值，随着微客微博，微信等众多自媒体在移动终端的发展与创新，用户分享信息共享地点已经更加便捷。用户分享的信息也形成了新的舆论形式，通过网络评论，能够形成交互性较大的数据，有助于旅游行业根据自身需求有效开发。通过对网络评论进行数据搜集，加强市场竞争分析能力，也能够体现大数据的价值所在，进一步表现消费者的需求。
在Q村所在的乡镇中学,学生越轨问题很多。该镇是撤乡建镇过程中由原来的三个乡合并而成,孩子读初中、高中都需在学校附近的农家租房自己解决吃住。由于监护人自身身体不便和家务活繁重等原因,他们很少去学校或孩子的住宿地探望了解情况,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学校的交友、学习、消费、饮食等等,监护人基本都难于掌握。学生之间的酗酒闹事、打架斗殴等事件常常发生,逃学旷课、游戏上网、抽烟耍酷等行为更是普遍。
表2 Q 村留守儿童及其留守户类型
?
留守家庭的处境使这些儿童在教育和抚养两方面均面临不少问题。国外的研究早就发现,留守状态对儿童有很大的影响,包括会导致儿童较差的学习结果和负面的心理和行为[8]。隔代教育和隔代抚养都是非常不利于儿童学习成长的,而Q村占据多数的留守儿童恰恰是由爷爷奶奶负责监护的,是典型的隔代教育和隔代抚养。此外,有些家庭条件差的孩子,还要干家务活甚至参与繁重的田间劳动,从而因时间难以保障为其造成学习上的困境。
对留守儿童影响更深更大的,还在于其性格、心理及人格方面。家庭流动不仅影响留守儿童的亲子沟通及其家庭氛围,且父母的缺场会直接影响儿童的社区生活参与程度,进而影响到儿童的心理及行为[9],这方面的事例常常见诸媒体报刊,在当下的现实中也是不难理解的。长期缺乏亲情关爱的留守儿童,生活中难以获得深刻的快乐体验,容易形成自卑、暴躁、压抑的性格特质,与父母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隔膜,在成长方面必然面临更大的挑战。
两年前,Q村有多个家庭因夫妻中一方在流动过程中的婚外情而引起了感情纠纷,有因夫妻感情破裂不可调和走向离婚的,也有因赌气争执进而引发凶杀案件的,本来完好的一个家庭,短时间内便妻离子散、破败不堪。调查获知,Q村有三位女性因为长期流动在外而“移情别恋”。其中一位以净身出户的方式与男方协议离婚,另两位均在两年多前提出离婚要求,在丈夫没有同意,没有办理正常离婚手续的情况下,女方自行“宣布离婚”并离家出走,男方至今处于“被离婚”的尴尬状态。这些事例只是流动人口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的直接证据。其实,婚内夫妻是否有离婚想法也是显示婚姻稳定性的一种状态,具体有多少怀有离婚想法但并未付诸实际的行动者,暂时不得而知。或许有人会认为发生在村内的这些实例只是“小概率”的极端事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实际上,即便没有这些极端事件发生,那些夫妻中散居各处,由一方独自忍受着家庭农作和城市打拼的艰辛与孤独凄苦的状况,也不能不说是人口流动大潮下的隐痛和暗伤,不能不说是一种痛苦的代价付出。
“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打工虽然可以挣到一些钱,但其收入与其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极不对等”[10]。流动父母心里都清楚,自己进城打工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这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毫无问题。可问题在于,生活往往具有复杂性、残酷性的一面:人们带着良好意愿的行动常常会导致“未可预料”的消极后果。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这个宏大目标恰恰是以儿童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可贵、最珍视的健康、快乐与安全感为代价的[11]。这不能不说是流动时代的一个“养育悖论”。
随着人口家庭化流动的扩增,近年来,Q村的流动儿童数量有了快速增加。目前全村有流动儿童115个,其中,25个整体流动户共有流动儿童46个,39个部分流动户共有流动儿童69个,这些流动儿童主要分布在省内的天水、兰州两座城市,具体见表3。
表3 Q村流动儿童数量及分布情况
?
两种不同类型的流动家庭中,有流动儿童的家庭户均过半,分别占比为51.0%和50.6%,这反映出流动人口家庭对子女教育问题十分重视。25户有流动儿童的整体流动户中,有9户是妈妈或爷爷或奶奶专门照顾孩子上学的;39户有流动儿童的部分流动户中,也有11户是由专人照顾孩子上学的,这同样说明流动家庭对下一代学业的重视程度。
家庭是个人早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其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作用不可替代。在流动儿童成长过程中,结构完整的家庭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Q村的两类流动家庭中,流动儿童自身的处境是不同的,相较而言,整体流动户家庭的儿童在成长条件方面更好。这些儿童虽然离开了农村原籍地进城就读,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家庭是完整的,平时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接触交流的机会较多。部分流动户的儿童则有所不同,他们的家庭无法整体流动,为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即便有多个家庭成员流动外出,往往也分散在不同城市,最常见的便是母亲单独陪护孩子附近城市上学,父亲在其它更远的城市务工,或者爷爷、奶奶陪孩子上学,而父母同在更远的城市打拼。“三分之二的进城务工人员不得不被迫选择亲子分离的生存状态,这既是这些家庭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12]。
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整体流动户还是部分流动户,流动儿童成长发展的环境其实都是有限的,这是由其所处的流动状态和家庭条件所决定的。从流动状态看,离开自己熟悉的乡村村落,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环境,于流动儿童而言相当于脱离了自己原有的初级群体环境和生活世界。他们原有的乡村经验和生活模式都得放弃或改变,加之临时性租住的居住条件与环境,流动儿童感受到的是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感和漂泊感。这种体验与感受对其心理发育、人际交往都会产生很深刻的影响,所谓“无根”的生活自然会塑造无根的人。
(二)家庭的养老照料功能弱化
在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的过程中,承担着老年人养老照料义务的年轻子女越来越多地离乡而去,子女和老人之间相处机会的减少和空间距离的拉大,都影响到老人照料资源的获得。研究表明,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要经历四个阶段:单个个体流动的阶段,夫妻双双流动的阶段,夫妻携带未成年子女一起流动的阶段,夫妻携未成年子女加上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流动的阶段[13]。若依照这种划分,Q村目前正处于家庭化流动的第三和第四阶段,这样的人口流动状态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冲击是十分显著的。许多年轻夫妇流动外出,引起了家庭照料结构上的变动,更多沉重的照料责任转移到留守老人身上。这些留守老人除了少数年龄在50多岁外,大多年过六旬,甚至不乏有70岁以上仍然照看孙辈者。老人除了要自食其力解决衣食住行外,还担负着照看孙辈的责任,其在体力和精神上承受的双重压力,表4的统计数据可说明这样的现状。
表4 Q村留守父母状态及照看孙子女情况
?
有学者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两期数据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受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影响挺大。长期两地分离而导致家庭照顾支持和情感支持减少是老年人健康状况变差的主要原因[14]。表4信息反映出,对身体健康影响最大、同时责任压力也最大的当属照看孙辈的5位母亲和1位父亲,即丧偶者。可以说,从儿子和儿媳外出务工的那天起,这些人当中身体条件不好的就进入了艰难度日的状态,这种艰难不是他们的生活需求难以满足,而是深感自己在孙辈照看方面责任重大但却力不从心所致。有位老人不无抱怨地说:“孙子是家里的天,我顶得住顶不住都得顶着,什么时候一口气咽了,就了然了。”对这些老人而言,幸福的晚年和天伦之乐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相反,在孩子安全方面,他们可谓是提心吊胆,日夜发愁。
2.13 论文所涉及的课题如取得国家或部、省级以上基金或属攻关项目，应在首页作者单位下加脚注，如“本课题受××基金资助(基金编号×××××)”，并附基金证书复印件。
人与环境之间呈现为双向互构的关系,人会改变和创造环境,环境也会影响并塑造人。农村人口流动的外在动因离不开他们对所处环境的认知和经验性感受。目前,青年人口是参与流动的主力,其流动深受农村教育环境和氛围的影响。Q村的调查发现,村民在子女教育目标和价值取向上有着明显“共识”,他们普遍认为,年轻人接受教育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即使考不上大学,能在城市打拼扎根下来的,才算是成功者,有出息者。与之相对,留在村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是不被看好的,是“没本事的”“没出息的”。这种贬低农民和农业的价值倾向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不但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后继乏人”,而且对农村青年的婚姻带来阻碍,因为年轻女子也不愿意嫁给留在村里的人。
在广州，这样的优秀教师比比皆是，他们的故事书之不尽。华阳小学的曹定金老师为了放飞学生的梦想，独创了“第30号课室”；文德路小学的陈秀茹老师把一个不幸的孩子送的罐子作为自己的能量罐，让爱充盈课堂；开发区二小的余雪云老师为了纠正学生的不良习惯，给学生的心灵“解套”，连续4年对学生做思想工作，用不伤害孩子尊严的方法纠正了孩子的坏毛病……正是这些好教师，把教育梦想写成教育故事，在教育现场书写教育传奇，支撑起了广州好学校、广州好教育的高楼大厦。
在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中,子女对父母发挥的支持性作用被概括为多种类型,其中以劳动力支持、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的三类型分法为主[15],被学界普遍认可。这种支持既有孩子与父母因血缘关系而保有的自觉性的一面,也有因传统村落社会的舆论监督而具有控制性的一面。但是,子女长时间、远距离地流动外出打破了这样的“维模”状态,由于脱离了村落环境,传统控制机制对外出者的约束受到削弱,增加了子女逃避赡养义务的空间,进而加剧了留守老人的照料风险[16]。子女们春节后流动外出,至年终才返回一次,这是目前人口流动的常态。由于工作的不便和往返成本较高,留守父母的一般性疾病或日常生活困惑,都无法成为让子女回家照料的理由,除非是严重危及生命的情况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教育资源稀缺、教育水平低下的地域环境中,很多家庭因无能为力而过早放弃了教育坚守,这就使不少孩子初中毕业即加入了流动人口的行列,过早地离开了家庭、离开了父母。我们深知,子女与父母共同的生活经历极其重要,特别是那些共患难的经历格外重要,这是形成子女与父母情感互依的最重要的途径,很多孝老爱亲的道德模范故事大都带有这种逻辑。相反,子女缺乏与父母共同的生活经历,比如那些因工作忙碌而受到忽视的子女或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在情感上会与父母出现隔阂甚至怨恨,很难谈得上充沛的感情投入与流露,最终难以在父母的照料支持方面体现出来。当年轻人越来越早地离开家庭、离开父母,其与父母在家庭共同生活、共同参与劳动实践的机会越来越少,双方的情感交流和情感依赖也势必减少。没有了这样的情感,年轻人的赡养责任感自然下降,他(她)们宁可追求自我,也不愿意去照料陪护父母,因为没有背负道德情感之重。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流动困局正在许多农村村庄逐渐形成。
三、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
农村人口流动本是为了追求家庭经济和个人的更大发展,但流动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却远远超其所料。从已有研究来看,人口流动确实使家庭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所谓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因流动导致非常态事件增多而造成的代价。就Q村调查的情况看,人口流动导致的家庭风险与代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流动使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
人口流动造成很多夫妻两地分居,长时间分离往往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隔膜,使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在Q村人口持续流动的过程中,婚内夫妻一般有四种居住或生活状态:第一种是夫妻共同流动外出且在同一城市工作,这种类型的流动家庭比较多,主要是年龄偏小,或在务工同时带孩子在城市上学的夫妻;第二种是夫妻共同流动外出但不在同一城市工作,这种类型流动者不多,主要是年龄偏大的夫妻;第三种是丈夫流动外出,妻子留守在家照顾孩子或老人,这种情况目前在不断减少;第四种是妻子流动外出,丈夫留守在家,这种情况比较多。
整体流动户和部分流动户两类家庭流出总人口为546人,其中流出的劳动力人口431人,跟随家人流动进城的“流动儿童”115人①这115名流动儿童中,绝大部分是由父母或其它家庭成员专门带进城市的学龄儿童,多由家人专门陪护,目的就是为了让其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只有很少是父母带进城,边工作边抚养的非学龄儿童。。49户整体流动家庭占村庄总户数的24.7%,即大约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处于全家流动在外的状态。可见,Q村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已经很明显,而家庭化流动具有“迁业”流动的特点,是透视社会变迁的窗口[4],对探讨农村人口迁移及未来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多家保险公司并进发展。2012年，我市由阳光农业保险公司一家开展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16年，形成了阳光互助农业保险公司、阳光农业保险公司、中国人保财险、平安保险公司等多家保险公司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势头，为保险部门在创新农业保险产品，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精湛的表演，离不开扎实的功底。赵多娜是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刚刚毕业时，青春无敌的她凭借在都市励志剧《星光都市》中饰演李瑾一角出道。虽然在片中她的戏份不算多，演技也略显青涩，但能进组真真切切地实践，在镜头前将自己多年积攒的本事和急于绽放的梦想一并展现，她感觉很满足，至今回想起来，她都觉得那段日子温暖又闪亮。
(二)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
青少年越轨行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因素也十分复杂。在社会学学科视野里,关于越轨行为已有多方面的理论解释视角[18],包括差异交往理论、文化冲突理论、社会失范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从不同层面对越轨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读,对于人们认识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农村人口流动改变了农村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也深刻影响着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发挥。从家庭代价的角度看,农村人口流动导致的青少年越轨行为,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交织,或者也可以说,青少年越轨行为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身上表现得更加集中。Q村现有各类儿童青少年215名,其中,处于留守和流动状态的儿童青少年分别为115名和41名。如果以三分之一比率计,去掉留守儿童中的学龄前儿童,则小学和初中在读的留守和流动儿童人数在70人以上,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学校都有越轨行为。
近些年来,留守儿童在家中蛮横霸道、任性懒散的不良行为比较突出,作为监护人的祖辈往往对其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个小孩因为在村里小商店买劣质的火腿、辣条吃,爷爷奶奶劝不住,便打电话告诉了孩子的爸爸妈妈。孩子因此而产生了对两位老人严重的敌对情绪,以故意摔碗、摔盘子甚至大半夜不回家的方式进行“反抗”,爷爷奶奶无可奈何也无所适从。被父母带进城里上学的流动儿童也有类似的问题,有因为乱消费被父亲批评,结果长期与父亲冷战,导致家庭关系陷入了窘境。此类家庭的亲子关系演化前景,是值得警惕的。
Q村人口流动规模近年来不断扩大,但留守儿童数量却不升反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整户流动外出的家庭越来越多;二是送孩子进城读书的家庭越来越多。这两种情形使留在村里的儿童大为减少。村里目前共有41名留守儿童,分属19户留守家庭之中。其中,监护人为爷爷奶奶的最多,其次为孩子妈妈,也有个别由叔叔做监护人的,具体见表2。
青少年在社会上的越轨行为,往往是其在家庭和学校越轨行为的延伸,是自身的品行习惯和社会外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流动务工之风盛行的当下,村里孩子一旦辍学或初中毕业后放弃读高中,很快便会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之中,因此真正留守在村里的青少年为数很少。村里流动在外的青年人越轨问题也很严重,有人在兰州打工之余聚众赌博,被派出所关押处罚过好多次。前几年,有个小青年与同伙在北京盗窃了一家KTV的音响设备,被判刑8个月,家里为此给所谓“能打通关系者”花了5万元“捞人”,最后人财两空,无果而终。
在所有必需营养元素中，氮是影响植物生长和产量的首要因素，是植物体内许多重要有机化合物的组分，对植物生命活动以及作物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3]。
大多数民营企业和张佳佳一样都感受到税收优惠带来的利好，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恒说：“公司有1400多家连锁店，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个税改革过度期政策实施后，员工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红包’，工作热情更加饱满。”
占据村庄舆论中心的,还有个别女青年在城里的性越轨行为,虽然一些说法带有捕风捉影的猜测性,但农村女青年流动进城后面临着工作困境和物质诱惑的双重影响,这样的现实是确定的。由于缺乏学历和技能性工作经验,流动进城的女青年大多都找不到满意的高薪水工作,绝大多数都在饭店、超市、大卖场从事简单的服务和营销类工作。为了追求经济上更大程度的独立,摆脱繁琐辛苦的服务员工作,有些人便以谈恋爱或处男女朋友的名义委身于他人,有些人干脆走上了卖身赚钱的性越轨之路。默顿在论述社会结构与失范行为时就曾指出,社会结构对社会中某个人会施加一种确定的压力,使其成为不遵从者,而不是成为遵从者。换句话说,一个人身上之所以会出现很多越轨行为,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与实现要求的途径出现了脱节,是他们在社会结构方面受到堵塞的结果[19]。在这样的意义上,或许要对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农村青少年越轨问题有更深入的反思。
回到人口流动导引的代价议题,这些女青年之所以走上越轨之路,与其家庭成长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她们的处境与其长期流动务工在外的监护人——亲生父母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人的生命历程镶嵌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个体的生命历程轨迹都会受到身边重要人的生命历程轨迹的影响[20]。对于许许多多进城务工的女青年来说,她们的人生之路和选择既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更受成长过程中父母长期缺席陪伴的影响。这无疑是流动的代价,既是个人和家庭的代价,也是社会的代价。
(三)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
西北农村远离经济发达的主要省份和东部沿海都市,在市场化、商品化意识不断加深的条件下,劳动力薪酬的空间差异及趋利特性必然使流动人口向经济发达省份聚集。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远距离的离家和离村仍将是西北农村地区人口流动的常态。这一过程会与很多人失去完整的家庭生活相伴始终,本来已经趋于小型化的家庭还将因为成员流动进一步碎化、分解,处于分离状态的家庭成员势必会因为相互支持的弱化而面临更多的风险。
村庄调研发现,不少留守人口都面临着艰困处境和一定的安全风险,其中,留守女性的人身安全是一个重要的风险点。在男性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留守妇女不仅要抚养孩子、照料老人,还要全面承担起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家庭责任。处于家庭重负中的留守女性,在村庄空心化的状态下,常常成为人身侵犯的对象,遭受同村男子性骚扰的情况时有发生。据一位村干部提供的信息,村里有位40多岁的男子,因为强奸了同村一位女性被告发,经过女方家人和亲戚的介入,最终同意以5万元的赔偿私了此事,男子拿出1万元先交给女方,几个月后外出务工,两年多来一直没再回村。还有一位村民,半夜上厕所意外发现有人试图偷走圈里的羊,结果遭到“刀架脖颈”的威胁,在他承诺不喊叫、不张扬的情况下,窃贼一行三人骑着摩托车逃走。
谈及流动的外在动因,还不得不提到交通和网络通讯技术在环境改变方面的深刻影响。农民从保守封闭日益走向开放豁达的过程中,交通和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这种信息技术助推的变迁与工业革命曾经发挥的作用毫无二致。“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3]。与之类似,中国近些年来在交通、通讯网络技术领域发展,把曾经处于封闭状态的乡村农民与城市乃至整个外在社会联系在一起,将其卷入了巨大的市场洪流之中。
除了成年人面临的安全风险外,儿童青少年更容易遭遇各种风险,尤其是靠祖辈照看的留守儿童。受老人体力限制和不良管教方式的影响,孩子安全方面的问题时有发生,被开水烫伤、爬树掉下来摔伤、吃垃圾食品或卫生不良造成的饮食健康隐患等等。有一位父亲,谈及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懊悔不已。原因是自己在外务工期间,孩子玩耍中不慎掉入村里一口几近干枯的水井,后经抢救虽然生命无忧,但造成了孩子永久性的听力受损。显然,这些因未能陪伴照顾而发生在孩子生命安全方面的“意外”,对流动者造成的情感打击是很重的,或许将伴随他们一生,永远难以真正释怀。
表2 中，条目1表示认为男性适合护理职业的情况，有3个有序变量条目，中位数为2，男护生在条目1中得分高于中位数。条目2表示认为性别对护理职业的重要程度，有3个有序变量条目，中位数为2，男护生在条目2中得分高于中位数。总分是条目2和条目1之和，表示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得分，中位数为4，男护生得分高于中位数，说明新疆地区男护生对护理职业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儿童青少年面临的风险中,另一个重要的风险群体是留守女童。这方面的现状近年来颇受学者们关注,已有研究对留守女童的处境有较多梳理,新闻媒体对各种侵害女童的犯罪报道也非常之多,有些案件的危害程度让人们震惊。比如,有些乡村教师对一级又一级的女学生长期进行猥亵、骚扰,被曝光发现时,已有很多孩子遭到了伤害;有些留守女童被邻居、亲戚施于的小恩小惠所欺骗,以至被对方长期侵害而不敢声张,等等。留守女童面临的风险是一个极其令人忧心的议题,这不是因面临风险的女童在数量上比较庞大,而是由于这样的风险具有跨越时空的后续影响力。孩子终究要成长为大人的,但其早期受伤害的经历会在心里留下烙印,如同一道阴影伴随其左右。这样的风险会将本来天真纯洁的儿童变成带有“问题倾向”的孩子,他(她)们将问题隐藏在自己的心底,一般情况下并不外显也不为人所知,但当到了特定的阶段或遭遇特定的情境,问题就可能被引发,爆发出摧毁性的力量。在这种的意义上,个人和家庭的风险,同样具有社会风险的性质。
四、家庭分化抑或衰落性代价
中国向来是以集体主义为主要文化倾向的社会,家庭生活观念对这一文化倾向影响甚大。梁漱溟先生甚至将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提升到宗教补缺的高度,他说:“中国缺乏宗教,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它”[21]。的确,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是个人功名博取方面对光宗耀祖的追求,还是在家族香火绵延方面对子嗣承继的看重,都离不开对家庭的神圣定位。从个人生命轨迹及意义形成的经验层面理解,家庭在中国社会里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22]。然而,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各种机会悬殊所带来的张力下,持续的人口流动大潮已使无数农村家庭发生巨大变化——有些家庭沿着较为自然的轨迹开始裂变、缩小,有些家庭则在“无法回避的选择”中走向了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的经验观察和数据分析都指向了这样的事实:农村的村庄分化和个人分化似乎在加速,且二者均产生于家庭分化,而家庭分化正在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都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到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中国改革以来四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伴随着农村人口向非农领域的流动转移,也引起了农村家庭结构生态的剧烈变化。比如,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流动进城导致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中青年人口外流导致大量的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出现,家庭的哺育和反哺功能弱化、家庭关系由纵向亲子轴关系转向横向夫妻轴关系为主,等等。有学者指出,村落社区解构和家庭功能缺损会破坏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基础[23],人口流动导致的家庭功能缺损不仅对家庭兴旺与否影响很大,而且会对乡村秩序造成冲击。
从Q村的调查情况看,家庭规模和功能方面的变化与其它地区并无明显不同,比如村内家庭规模目前比较小,也出现了不少空巢家庭、隔代家庭、独身家庭,家庭关系及抚育和养老功能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在家庭结构方面,该村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学界研究已经形成的普遍共识并不相符,也就是说,该村的家庭结构并非如学界普遍所说的以核心家庭为主,而是仍然保持了以主干家庭为主、核心家庭为辅并有一定数量的联合家庭及其它特殊家庭结构并存的状态。其中,主干家庭占41.9%,核心家庭占34.3%,联合家庭和其它家庭分别占17.7%和6.1%。
在我国社会发展越来越趋于现代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越来越明显的大环境下,Q村之所以会出现主干家庭多于核心家庭的情况,主要是人们在务工潮下做出的策略性选择所致,即很多原本需要分家另立门户的中、青年夫妇,出于依靠父母看家护院或帮忙带孩子的现实需要,选择了维持与父母不分家的居住与生活状态,从而使更多的主干家庭得以保留,村庄主干家庭内部生态对此有明显反映,见表5。
表5 Q村主干家庭内部生态
?
从表5可以看出,Q村83户主干家庭中,以“留守父母户”“留守母亲和儿媳户”“留守父亲户”三种家庭户类型为多,这三种家庭户中,处于留守状态的父母在家庭“职责”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为子女看家护院并帮忙照看留在家里的孙子女。需要强调的是,在中青年人口常年流动在外的情况下,这种主干家庭的结构实际是有名无实,它们虽然在统计意义上依然属于主干家庭,但常态化的存在样态却是祖孙家庭或隔代家庭。这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人口流动使家庭一步步走向空壳化,一个个村庄内部,家庭结构表现出整体性的失衡状态,家庭成员长期离家的现实替代了传统语境下的“天伦之乐”,村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成为了幼托和养老的场所[24]。在28户其它类型的主干家庭中,有11户是整户流动在外的,这些家庭中随子女流动进城的父母绝大多数的“职责”同样是协助儿子儿媳照看上学的孙子女,以便尽可能让儿子儿媳腾出手来务工赚钱。这些家庭虽然因整体流动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但在家庭功能发挥和实质性的家庭生活质量上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家庭中成员的工作节奏、工作方式和任务没有实质性变化,变化了的只是环境与空间而已。
如果家庭规模与结构还看不出Q村家庭分化的趋势,那么围绕大龄男性与“潜在光棍”的婚姻状况呈现出来的严峻形势,足以让人们对部分家庭的衰落得出肯定的判断。
表6 Q村衰落家庭或潜在的衰落家庭
?
从表6的信息可见,除了3个五保户、5个独居户和2个空巢老人户家庭外,还有5个大龄母子(父子)户、3个“离婚户”①这三个“离婚户”均因妻子流动外出时移情别恋导致,其中两位妻子在未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抛弃家庭出走,因而两位男性至今处于“被离婚”的状态。、13个“大龄未婚者”家庭和5个“潜在光棍”家庭,这36户(占村庄总户数的18.2%)家庭的总体发展形势均不容乐观。这些家庭往往不是因病致贫就是因个人原因无法流动务工或流动务工条件很差的。无论在村庄地位、经济实力还是拥有的各种可依赖的社会关系和资源上,均处于明显的劣势,在村庄家庭分化的轨道上逐渐被甩开,从而成为潜在的衰落家庭。特别是3个五保户、5个独居户、2个空巢户和5个母子(父子)相依为命的大龄未婚者家庭,其走向衰落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而那些既不能通过婚姻组建自己的家庭又无法依托其他未婚兄弟组成残缺家庭的大龄未婚男性,其现有的家庭将在不久的将来直接走向终结。
在针对猝死病人进行抢救的过程中，心肺复苏是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唯一的途径，在临床实践中，开展心肺复苏并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加强治疗，能够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为后续治疗做好准备工作。因此新时期十分有必要对心肺复苏中西医结合治疗热点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提高心肺复苏综合水平提供相应的支持。
五、总结与省思
毫无疑问,我国是世界上家庭数量最多的国家。依据中西方家庭代际关系特点,费孝通先生曾概括出有名的“反馈”和“接力”模式[25]。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中,家庭内的代际关系非常强调“平衡”,父母抚养照护子女让其长大成人,与子女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使其享受天伦之乐,都乃天经地义之事,是一种双向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注重平衡的反馈式代际关系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其智慧性不言而喻,且通过“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等典故被长期传颂并保留了下来。然而,人口流动改变了农村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也深刻影了农村家庭生态和结构功能的发挥。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因人口流动而增加,但其家庭生活本身却受到了严重影响。从生命质量和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口流动过程对于数亿农民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市场和城市欣喜地看到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给出口产业、城市建筑业、服务业等创造的财富,却忽视或无视了隐藏在这些财富和增长背后高昂的社会成本——人性的压抑、家庭的幸福、老人的安康,甚至是孩子的笑脸”[26]。这的确是需要讨论的严肃而重大的现实问题。
从代价论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无论起点早与晚,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且承受代价最重的都是社会底层群体,中国社会也不例外。农民群体曾经为我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其政治地位始终被认可且一度很高,但就现实社会地位而言,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中农民群体扮演的角色看,他们无疑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但就付出与回报的角度而言,他们又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代价付出者。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原本是为了家庭的建设和发展,无论在实践逻辑上还是主观愿望上,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口流动促使家庭代际关系走向失衡,甚至出现越来越多的未可预期的负向后果,同样是不可否认的。正如有学者所言,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常年流动外出,这种情况在我国已经持续很久,家庭责任关系的瓦解就是这种流动带来的很重要的后果,由此造成的社会代价是难以估量的[27]。
如果将农村家庭付出代价的事实置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会发现,所有的境遇都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造就的,而这一环境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互动与影响,也包括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扩展的现代性对人们产生的深刻影响。正因如此,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中的家庭需要置于制度和政策讨论的核心,特别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亟需引入家庭视角[28]。因为守护家庭于中国社会而言既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价值取向上说,家庭伦理是集体主义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个体道德和仁善心性的养成之所,其与中国注重社会整体和谐与群体利益的价值导向是一致的,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在当前更有社会价值,值得挖掘守护;从现实意义上说,伴随单位体制的逐步解体,家庭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原来由国家和集体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功能,时至今日,在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抛开家庭,设想由政府提供完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依然不是可行和明智之举,因此,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仍然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可靠之举,也是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点。
[参考文献]
[1] 林斐.中国农民大分流.合肥：黄山书社，2008
[2] 严国红，李宏伟.论“社会心理”的内生逻辑关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57-160
[3] 托马斯，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张友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 林金树.晚明社会变迁与农村人口流动.中国文化研究，2004(1)：4-5
[5] 汪建华.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问题与应对.文化纵横，2017(5)：62-71
[6] 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分”与“合”.中国社会科学，2016(4)：91-110
[7] 吴凡，杨伟伟.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缺失与重构——基于抗逆力理论视角的分析.人口研究，2011(6)：90-99
[8] Spera C.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ngPractices， Parenting Styles， and Adolescent School Achievement.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5(2)：125-146
[9] 金小红，徐晓华，太小杰.乡村结构变迁背景下农村儿童的生存现状：一项比较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2)：24-29
[10] 于建嵘.农村留守群体：问题、根源与对策.社会政策研究，2017(1)：95-109
[11] 陆继霞.留守儿童情感缺失：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之痛.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7-103
[12] 段成荣.我国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6-50
[13]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13(2)：17-24
[14] 舒玢玢，同钰莹.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不远游”.人口研究，2017(2)：42-56
[15] Benjamin H.Gottlieb，“Social Support as a Focus for Integr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st，1983(3)：278-287
[16] 贺聪志，叶敬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0(3)：46-53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9]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0] 费梅苹，何扬琼.外来务工越轨青少年的生命历程研究——以X村外来务工青少年为例.社会建设，2016(1)：29-38
[2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2] 方旭东.家庭与社会——一项西方社会思想史的探索.学术界，2016(11)：231-245
[23] 李远行，杨勇，余聆溪.中国乡村感性秩序崩解及其重构.中国农村观察，2016(4)：32-39
[24] 马道明，杜璐.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家庭生态的嬗变——以安徽南屏村为例.学海，2016(5)：112-117
[25]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3(3)：7-15
[26] 叶敬忠.留守人口与发展遭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12
[27] 景天魁.时空压缩与中国社会建设.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9
[28] 徐晓新，张秀兰.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基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演进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6(6)：151-169
Reflection on Family Cost and Development Caused by Rural Population Migration——Case Study on Q Village in Southeast Gansu
LIU Junkui
Abstract As a case,Q village in southeastern Gansu.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asons for the flow of rural population,the paper examines a series of family costs caused by population migration.In terms of the cost of weakening family functions,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weakening of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elderly care;In terms of the cost of frequent family risks,the main manifestations are instability of marriage and family,serious deviant behavior of children,and increased risk of family members;In terms of family differentiation or fading cost,there has been a large number of empty-nest families,intergenerational families and single-family families.The emptying and complex differentiation of families has become a precursor to the decline of some families.The analysis of the perspective of cost shows that the family needs to be placed at the core of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discussions,and the special cultur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family building in Chinese society is clarified.Developing and guarding the family and exerting the functions and enthusiasm of family self-protection,self-regulation and service are key issues that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formul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Keywords Rural migration;Family function;Family risk;Family cost
[收稿日期]2018 06 31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口流动导引的农村家庭风险及防范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7BSH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军奎,安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邮编:455000。
标签：家庭论文; 儿童论文; 人口论文; 社会论文; 孩子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口流动导引的农村家庭风险及防范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7BSH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论文; 安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