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乔木对党史著作编写有着系统的思考，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并吸收借鉴。胡乔木认为：党史著作是党史工作的重要载体，要高度重视党史著作的历史价值和政治功能；写党史不能就党史论党史、就党史写党史，既要有政治上的把握，又要有正确的党史观，立场要明确，观点要准确；党史著作既要有学术价值，同时也要兼顾阅读价值；要在党史著作中慎重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关键词〕胡乔木；党史著作；党的建设；编写思想
党史工作是党的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党的历史并从中汲取有益前行的智慧和营养，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史著作是党史研究的具体化成果、重要载体和重要环节。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着突出贡献，其关于党史著作编写的原则、方法论等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并吸收借鉴。
一、党史著作是党史工作的重要载体，要高度重视党史著作的历史价值和政治功能
“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1〕372-373。党史工作既然是党的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工作，那么，党史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载体来体现其功能、发挥其作用、扩大其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便是党史著作。胡乔木认为，写历史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党史著作不是一般的供大众阅读消遣的出版物，而是承载着特殊功能的文化产品。
幸运的是：杨术等人提出的企业转发表结构（FISE）[9]能够较好地解决该问题。FISE结合TCAM和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压缩了二维转发表所需的TCAM空间，同时保证报文的线速处理。
1990年3月，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胡乔木就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意见。他提出，我们要用党的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教育全党。党史工作者有责任去说明党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有义务去记录党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取得全国范围胜利的奋斗历程。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而言，中国人民只有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道路才能得解放、谋发展。党史工作者要通过科学论证证明党和人民探索出来的这条道路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进而明确如果过去走其他的发展道路，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而只会出现大混乱、大倒退。
党史是探讨、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问，其中心是党的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这是党史区别于政治史、军事史的主要标志，距离党史太远的事情不能成为党史的正式篇幅。党史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有其特有的体例，其关键是要讲清楚革命发展的政治形势。讲清楚了政治形势，读者自然会充分理解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党中央政策的科学性或局限性。因此，不能只是平铺直叙地描述党中央决策的得失，还应该反映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过程中那种斗志昂扬的场面。党史著作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依靠的就是科学和真理的力量。党史工作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就在于能够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研究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问题。为了更好地达到教育全党、教育人民的目的，党史著作必须有科学、准确的叙述和解释。“无论在党校还是在普通学校里，关于党史以及革命史、近现代史的教育，都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1〕376。同时，重视党史著作的历史价值和政治功能，还必须切实加强对党史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胡乔木认为，能否做好党史出版工作，也是检验党史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应当成为党史工作的重点。
首先，党的活动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环境密切相关的，那么党的历史就不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相分离，否则，孤立地讲党史就否定了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党史就变得难以解释和理解了。党史虽然区别于政治史，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仍必须以正确的政治史观点作为背景。党史作者如果不明确作为背景的政治史观点，也就无法说清党史。比如说，“现在一些人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个畸形人，说他的建立既没有依据中国文化传统，又没有依据外国文化传统”〔1〕241。对此，胡乔木严肃地指出，在党史书稿中可以不必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和过多的解释，但是作为背景的政治史观点必须明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符合历史演进逻辑的，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含糊。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那就是胡乔木对抗日战争中一些错误观点的批判。当时，有些人对抗日战争研究得越多，就越站到国民党的立场上去了，认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担负了正面作战的任务，提出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主体。胡乔木对这种政治史的观点表示完全不能理解，认为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来把这种思潮扭转一下。“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我愿意跟大家平等地交换意见。我刚才说话动了一点感情，本来可以说是用不着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感情是不行的。因为照那样宣传，我们的党史、军史就没法写。……这样就把事情的本来面目搞得混淆不清”〔1〕252-253。
二、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把握，要有正确的党史观
李老师迅速地把手上的档案袋拉开，从里面抽出一张又一张的报纸，报纸上写着大大的字：农村孩童“画”出金奖。标题下面有好几幅画，最大的那幅画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圆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和胡子。画面上，他正用力的抡起木捶，木捶的下方是一只大大的捣臼，捣臼里是正冒着热气的麻糍。下面的另一幅画同样是这个人推着一辆歪歪扭扭的独轮车行走在弯路上，旁边是水，是与路一样弯来弯去的水，确切地说，是水库。再旁边还有一行字，这行字是这些画的标题：我们岭北人。
再次，对党史作政治上的把握，要求党史作者在写作时必须要慎重，特别是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必须要把各方面因素考虑周到。胡乔木之所以提出“我们的党史并不是企图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是因为党史也在与时俱进的发展，这里面当然不是说历史事实的真伪问题，而是指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判。譬如说，胡乔木在1985年就批评有些党史著作对历史环境描述得严重失实，好像周围都是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翻看胡乔木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思想体现得十分明显。比如，在1985年10月19日致薄一波、杨尚昆的信中，胡乔木提出关于宁都会议的叙述原则上可以采用，具体细节请杨尚昆同志酌定，至于“列举人名似不成为大问题，因历史（当然首先要准确）是不能修改的，只看多少取舍而已”〔2〕662。胡乔木在这里提出的“取舍”，就是他对党史写作的政治把握和政治考量，因为有些问题表面上看是写作问题，但实际上涉及方方面面，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必须慎重其事。另外，关于争议比较多的长征“密电”和西路军问题，胡乔木认为“可力求写得原则些，不必过于具体，以免引起当前的争执”〔2〕662-663。
其三，选用的历史资料一定要严谨准确。在胡乔木看来，占有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对资料的充分占有就谈不上党史的写作，所以包括报纸上的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文章和评论等都要挖掘出来、利用起来。“不是利用第一手资料，书的学术价值就差了”〔1〕293。在重视资料丰富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资料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时，胡乔木明确提出要查清楚五卅运动是哪些人领导的，上海党中央主持工作的是谁，由哪些人负责，一些会议是谁召集的，哪些人在这些会议中起了主要作用，哪些人写过反对陈独秀的文章等方面的情况，不能让人看了以后感觉对这些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由中共中央领导编写的党史应拿出权威性的资料，比如，胡乔木提出要搞清楚党的二大宣言是苏联人写的还是中国人写的，共产国际的人来中国进行了哪些活动，一些会议文件是不是他们写的等问题。党史写作者要对这些资料进行鉴别，看看是什么人的笔迹，查一查文件上有没有记载。
没有了刚兑，没有了承诺收益率，投资者有必要更仔细的阅读资管产品说明书了。对于私募产品，每季度都要关注产品的净值和其他重要信息；对于固定收益类产品，要对每笔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产品投资的客户信息、项目名称、产品收益，投资期限、交易结构以及风险状况等相关内容进行充分的了解；对于权益类产品，要对产品投资股票面临的风险进行明确的认识；对于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也需要对产品的持仓风险、挂钩资产、控制措施以及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化进行详细的了解；而对于混合类产品，要关注产品的投资资产组合情况。
其次，对党史作政治上的把握，必须要明确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的观点，要在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背景下写党史，只有人民和科学才是阐释党史科学性和正确性的权威。党史写作不能脱离党的历史这个框架和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片面强调党中央和主要领导人的行为与活动，而忽略了人民群众的作用。相反，党史写作一定要明确一个最基本的政治观点，即党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才取得胜利的。党史著作应该给读者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共产党是尊重人民的。胡乔木认为，党史是由人民构成的历史，因此要讲清楚党的斗争与人民斗争的关系。有些人民斗争从表面上看与党没有关系，这是因为党当时的力量不够，或者因为党当时的政策不对，党没有与人民斗争产生联系。当然，也有些人民斗争是独立的，要意识到这种斗争的存在。一部严肃的党史著作必须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求斗争的情况表现出来，要体现出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
三、要用历史来解释历史，党史著作既要有学术价值，同时也要兼顾阅读价值
其二，一定要尽可能地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党史要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具体，表现整个党的活动，就要求党史写作者必须尽可能掌握国内外的史料，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史料。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挖掘既有的材料。胡乔木认为，光靠档案写不好党史。因此，党史写作者不仅要熟悉党内材料，已写的材料论述得不够清楚的要继续丰富完善，同时还要关注国外的资料，做好翻译工作，凡是国外业已发表的关于党史的材料都要掌握起来并加以选择，把有用的材料都用上。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挖掘、占有新的材料。为了写好党史，要多搜集一些新材料，包括各方面人物的材料，可以多找一些。“新材料也包括党外各方面的、国外的材料，选好材料动好手，在收集材料方面要有分工”〔1〕317。
第三，党史著作要有学术价值，更要有阅读价值。当然，无论怎么搭建框架和安排结构，党史写作者都不能总是用抽象的原理来解释历史，要把那些充满革命斗争激情的动人画面描述清楚，多一些生动的具体的描写，避免把历史写得枯燥、单调。“用道德观念说，我们就对不起过去的革命家和革命群众！”〔1〕236-237党的实践是非常生动和丰富的，决不是用一系列的决议就能说清的。党的决议之外还有全体党员的活动，党所领导的广大革命群众的活动，与我们党密切合作的党外人士的活动。因此，在党史写作的过程中要避免用会议、决议来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因为这样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状况。中国革命实际上有很多生动的场面，需要进行具体的生动的叙述。胡乔木独具匠心地提出了党史的“科学性”问题。所谓“科学性”，是指党史著作应该有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论断以及对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在行文中，要有生动的叙事，要注意叙述方式，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能像一潭死水，要把不同的人对中国局势和中国革命的态度和评论写作出来、穿插进去，做到“不但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1〕237。
第二，党史要多讲史实，因此对于资料的获得、甄选、使用就应有严苛的要求。“写一本党史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不是系统地讲理论，而是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1〕229。胡乔木认为，既然历史是由事实构成的，那么党史理论观点的表达就要通过叙述事实来体现，在叙述事实的过程中表达一定的看法和评价，同时，还要注意不要把表达观点与叙述事实完全分离开。
其一，要用史料和史实解释党史。党史既然是充满革命斗争激情的动人画面，那么，党史的内容就应该有很多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而不是通篇充满着道德观念的文字。在描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时，胡乔木就指出因为共产党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所以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他特别举了竺可桢日记中关于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夜里都睡在马路上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国民党必然失败、共产党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他认为这样的历史资料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像竺可桢日记，我是偶然看到的。其他人同样的表述的地方大概也很多。所以，要使得我们的书有说服力，就要用历史本身来说话”〔1〕312。写党史的人不应该给人一种总在历史旁边、好像总要作一番旁白的感觉，对于一些需要分析的事情，要尽量地利用多方面的表述，不能总是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还要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
胡乔木认为，写作党的历史不能把党内党外分开，“要开门不要关门”。所谓的“开门”，就是不能只从一个方面去搜寻史料，而是要多主体、多角度、多侧面地挖掘充足的资料，坚持“四面八方”的基本原则，以丰富的层面反映历史。简而言之，就是要用历史来解释历史。
党的历史既不是一条线的历史，也不是一个面的历史，而是立体的复杂的。胡乔木认为，对于党在群众运动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要有合理的表达和准确的论述，要把事实说清楚，不要过分夸张，以免在这里面留下一些疙瘩，使读者对共产党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党史作者写作党史时，必须把共产党员怎样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人民群众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来掩护、接济共产党员描写清楚，而且要生动具体。党史著作要避免表现出法律判决的姿态，要让读者有思考和接受的空间。胡乔木认为，我们的党史并不是试图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事实上谁也难以做到。“我们的论断要更多地采用现有的材料，客观的材料，不是党中央作出来的决定，不是领导人的著作。……不是说别人的东西都不行，我才能够做最后的判断，最权威的判断”〔1〕307。可见，真正的权威只能是人民和科学，而且这种权威只能建立在对历史所作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只有这样的党史著作才具有生命力。
第一，写作党史要注意结构的安排和内容的搭配。在讨论抗日战争部分的写作时，胡乔木特别注意结构的安排。他认为，抗日战争史要突出共产党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共生死这样一个主题，除了写党的方针、政策、策略的形成与变化，还要写具体人物的活动，要生动地叙述根据地发展的情况，说出具体的情况和事实。各个根据地的情况大同小异，在写的时候要有所取舍、统筹兼顾。在结构上，要把头绪理清楚。针对有人提出游击战争没什么可写的观点，胡乔木提出了批评，认为关键是要有充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写作才不会有无法下笔的感觉。同时，要把党发动人民的过程和人民觉悟的过程写出来。“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空军降落在抗日根据地，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人亲自到根据地来后，认为共产党是真的抗日，国民党不能与之相提并论”〔1〕315。
“我终于听明白了。所以你们今天来的意思，就是要聘任我这种在你们眼里有能力的小下属，以挽救公司的实力，是吗？”
四、在党史著作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要慎重
胡乔木认为，党史写作要兼顾各方面的人物和力量，不能只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只写党的主要领导人，避免给他人造成不好的印象。评价党史人物，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考量要素，但是，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形成党内状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而理清历史、讲明道理、理顺逻辑也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完成的。同时，不同的人看党史会有不同的解读，特别是一些对党的历史不了解、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状况不清楚的人，受某些错误思想、糊涂观念的影响，会对党史作出一些背离历史的错误判断。在讨论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起草情况时，胡乔木强调关于毛泽东的评价一定要审慎严谨，“无论如何不能发表这样一个讲话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这个问题是个关系非常重大的问题”〔3〕。历史人物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的产物，不是说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就一定能够实现，对于党史上涉及的各种人物都要采取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历史人物，至少要搞清楚他们意图做的事、实际上能做的事和不能做到的事这三个层次。
胡乔木认为，我们愈是评价党史上的人物，愈是实事求是地写出他们的思想、活动和特点，我们的党史就愈加真实、生动，说服力和感染力也就愈强。研究和写作党史，“凡是与党的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人，不管是什么关系，只要对党的活动有影响的，也都要充分了解和掌握”〔1〕329。胡乔木认为，像李大钊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就是党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党史工作者应该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客观的评价。对于邓演达，也要作适当的评价，邓演达终其一生来看还是革命家，还是忠于他自己的原则的。对于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作出过一些贡献但后来人生轨迹发生变化的共产党员，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客观的评价。譬如说，胡乔木曾经多次提到张国焘的历史评价问题。在他看来，研究建党初期的历史不能回避张国焘。张国焘长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活动能力比较强，资格也比较老，在党中央比较有发言权。了解到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张国焘后来能够成立第二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这与他在党内的政治威望和政治资历有极大的关系。胡乔木认为，当时的党史著作中不提张国焘的做法不恰当，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胡乔木提出要给他恢复名誉，他并没有做过对党不利的事，应当在书里对其有适当的评价。
当然，革命不只是个别大人物的事情，也有无数小人物参与其中。因此，党史不仅要有大人物，也要有小人物。小人物未必全写，但一个也不写就会成为英雄创造历史了。胡乔木曾提到，十月革命时期在苏联加入共产党的俄国华侨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曾经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这样一些人的活动也要提到，不提就把他们抹煞了。再比如说五四运动，不能仅写北京的领导人，其他地方的领导人也要提到，稍微多写几句，内容就显得丰富了。写无政府主义，除了要提到吴晖外，还要提一下刘师复等，他们的文章也可以提到一些。总之，党史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要说服人，而且要感动人，不但能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能用高尚情操陶冶人。
从土塞效应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力学分析出发，对以密实砂层为持力层的开口钢管桩土塞效应计算适当简化， 推演得出可运用于水运工程规范计算开口钢管桩竖向极限承载力的土塞效应折减系数，并结合海利公式、高应变动力检测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参考文献〕
〔1〕《胡乔木传》编写组.乔木文丛：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胡乔木传》编写组.乔木文丛：胡乔木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4.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9）02-0056-04
〔收稿日期〕2019-02-27
〔作者简介〕孙希江（1985-），男，山东昌乐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 王亚峰
标签：党史论文; 乔木论文; 历史论文; 著作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