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即关中之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学肇始于北宋的张载，张载曾于陕西郿县(属于关中地区)一带设席讲学，一时间执经受教者甚众。宋室南渡之后，吕本中较早地提出了“关学”这一概念，后经朱熹梳理、阐释并在《伊洛渊源录》中与周敦颐、二程之学互参之后，关学的影响就远远超越了关中地区。明初宋濂等编修《元史》，将宋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家，关学遂成为名副其实的理学正宗。从北宋的张载、吕大临，到晚清民国的刘光蕡、牛兆濂，近千年之间关学从无断代，反而大家辈显、层出不穷，除张载、蓝田“三吕”之外，还出现了像吕柟、马理、冯从吾、杨爵、李颙这样的关中大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吕泾野柟》中评价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这个评价看上去简单平实，但实际上是一语道破实质。关学子弟在学术思想上都具有源流不断、内在统一的精神内涵；他们都主动承担“立心立命”的历史责任，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笃实学风，不务空谈，注重践履，尚德尚礼，崇仰节操。他们虽以关中或周边地区人氏为多，但其学养绝不囿于地域、门派。他们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研经穷理，求真求实，形成了北宋以降连绵不绝又异彩纷呈的文化景象。关学的影响也颇为广泛，朱熹、永嘉诸子、王廷相、王夫之、戴震这些关中以外的哲学大家也都极大地受到了关学学术的影响，并从中汲取了相当的思想养分。
水库管理单位尝试采取征地的方式对土地进行确权划界，但近年由于国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土地资源紧缺，征地补偿标准越来越高。
明代关中之学实际上分为有一定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两支：一支以泾野先生吕柟等为代表，另一支即三原学派。吕柟师从渭南薛敬之，而薛敬之师从河东薛瑄，故在《明儒学案》中，《文简吕泾野先生柟》一篇列于《河东学案》题下。但是，《明儒学案》“师说”部分《吕泾野柟》一篇开篇即云：“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又肯定了吕柟在关学史上的地位。明代冯从吾所编《关学编》收录的较吕柟为早的关中学者段坚、张杰、周蕙、张鼎、李瑾、薛敬之以及吕柟生徒吕潜、张节、李挺、郭郛等人俱被黄宗羲列入河东学派。可见，在黄宗羲看来，明中期关学差不多应整体归于河东一家。但值得注意的是，《明儒学案》独立设有《三原学案》一卷，开卷曰：“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依黄氏之见，三原学派既属于关学同时又别具特色，为关学之别派。“以气节著，风土之厚”是肯定了三原学派尊礼重行的践履精神，“又加之学问者”则是认可了三原学派学者的学风、学力。王承裕创办三原宏道书院之后，访学者纷至沓来，其间马理、韩邦奇、杨爵、王之士等都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
明代三原学派主张“经世致用”。早在北宋时期，张载之学就重在求实，张载后学在治学的过程中亦看重体用的结合。明代三原学派的六位代表人物均曾入仕为官，且大多官居显位，在他们为官、治学的过程中，对“致用”二字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崇礼。三原学派认为天人共有一理，人禀受天理而成性，性由天道而来。既然如此，以理治天下，就一定要根据天理在人间的映射——也就是“礼”来实践、行动，因此三原学派一直在践行着礼教。冯从吾《关学编》言王承裕：“自始学好礼，终身由之，故教人以礼为先。凡弟子家冠婚丧祭，必令率礼而行。又刊布蓝田吕氏《乡约》、《乡仪》诸书，俾乡人由之。三原世风民俗至今贞美，先生之力居多。”又言马理：“特好古仪礼，时自习其节度。至冠婚、丧祭礼，则取司马温公、朱文公与《大明集礼》折中用之。处父丧与嫡生母之丧，关中传以为训。”又言王之士自谓：“居乡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乡约，为十二会，赴会者百余人。设科劝纠，身先不倦。诸洒扫应对、冠婚丧祭礼久废，每率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蓝田美俗复兴。”其二，重节。崇礼者必重气节。三原学派诸学者不论为官还是授学，皆以气节为先。譬如，王承裕任吏科都给事中之时，正值刘瑾专政，朝廷臣工大多拜于刘瑾门下，王承裕却避而远之。后上书奏事，内容牵涉刘瑾，“瑾怒，罚粟三百石输边。”马理则由于逆上奏事而遭庭仗，杨爵更因屡批龙鳞触怒皇帝而下狱，并成为有明以来首位身负重枷的士大夫。
三原学派尚“实”的作风和学风并非明代的“另类”，明代中后期以降，实学已经渐渐成为学界主流。王廷相说：“士惟笃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王氏家藏集》卷二二)又说：“文事武备，兼而有之，斯儒者之实学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究明中后期实学思潮兴起之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社会原因。明代中期以来，虽然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是社会分配极不均衡，农民阶级负担的赋税徭役过于沉重。加之外患严重，国家军费激增，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此时程朱理学和心学末流还在一味空谈，丝毫解决不了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儒门弟子对空泛化的学说失去信心。一部分思想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思索，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于是求实的学风逐渐兴起并占据了重要的学术地位。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十八大报告第一次长篇阐述生态文明，“美丽中国”首次被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而高高确立，将生态文明以如此高的姿态出现，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未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后代子孙、对世界文明主动承担责任的伟大精神。从另一层面展示了党中央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真正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其二，学理原因。明中期以来，受到宋元以来疑古之风的影响，不少学者开始从求真务实出发，对先贤提出质疑。他们首先对日益空泛的程朱理学进行批判，斥其理论之不实。罗钦顺改造了朱熹“理一分殊”之命题，形成了“其理为一”的唯物主义结论；王廷相主张“气理为一”、“气在理先”；杨慎则指出程朱理学“遗本溺心”、“学而无用”。罗钦顺、王廷相、杨慎等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为明代中后期先进社会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做了开拓和先导工作。同时，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强调“践履”，认为“致良知”之重要途径就是“切实用力”，这种务实的精神对思想界影响深远。然而王阳明之后的数十年里，陆王心学之末流就呈显出一种侈言性命、不问实事的空疏学风，这被一些尚实学者厌弃，胡应麟评价自己说：“不敢以鸿儒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像这样将自己与空疏学风划清界限的学者为数甚多，杨慎、方以智等人都做过类似的表态。
(作者：陕西省咸阳市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邮编712046)
标签：学派论文; 关中论文; 明代论文; 实学论文; 理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华夏文化》2019年第1期论文; 陕西省咸阳市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