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更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的内涵丰富深邃，很难简单地予以描绘，而苟坝春夜的一盏灯火，却形象地映照了其诸多要素。
打鼓新场风波
1935年3月11日凌晨，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前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脚小道上，毛泽东手拎一盏马灯，步履匆匆地走了3里多路。云贵高原的雨后春夜，寒意刺骨，四周一片黢黑，只有马灯昏黄的光线映照着一个孤独的身影：在白天召开的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只有自己的1票。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这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3月4日又被任命为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这是他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免除红军内的领导职务后第一次有了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当时，红军经过二渡赤水，再占遵义，重创国民党中央军2个师、黔军8个团，士气正旺，都希望能打大胜仗，甚至在云贵川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3月10日，红一军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联名致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接到电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马上在驻地苟坝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事实是，散会后，毛泽东继续反复权衡这次作战计划的利弊得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思虑的是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长征以来，红军尽管英勇奋战，却屡受挫折，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了3万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了话语权，其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红军才稍稍恢复了一些元气，但以这点本钱与优势敌人血拼，无异于自寻绝路。毛泽东不甘心于此，可最后的挽回努力中该动员谁呢？他隔壁就是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和政治局常委博古，但他知道解决问题的钥匙不在这里，而是住在3里多地外的周恩来、朱德，他们一个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领导者，一位是红军总司令，他们更了解军事行动的生死攸关，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力也更强。
事已至此，毛泽东可以说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大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等待前方战报。可如果这样，就不是毛泽东，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也可能会被改写。
为红军、中国革命的命运奔走
旧说日中有鸡，月中有兔。按鸡正西方之物，兔正东方之物，大明生于东，故鸡入之，月生于西，故兔入之。此犹镜灯，西象入东镜，东象入西镜。[注](宋)陆佃：《埤雅》，(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49页。
会上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其他人则都同意。毛泽东试图努力劝阻大家，因为，尽管打鼓新场只有战斗力不强的黔军，但这里城墙坚固，易守难攻，而周围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8个师，有滇军孙渡的4个旅，还有随时可以扑来的川军。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马上陷入重围。可惜，这些分析没有被大家接受。张闻天看天色已晚，提议表决。表决结果是毛泽东只得到了自己那1票，这样，不仅第二天一早就要下达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还免除了毛泽东刚上任一周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时已深夜，毛泽东点起一盏马灯，沿着坎坷的水稻田埂路，赶到了周恩来住地。然后，就是周恩来后来回忆的：“毛主席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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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毛泽东说服周恩来后，马上又请来朱德一起商议，朱德也表示赞同。时间到了凌晨4点左右，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电报，确认滇军和川军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其周边已有敌人100个团。这一情报验证了毛泽东的预判。在随后一早举行的会议上，因为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加上新情报的佐证，与会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还恢复了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苟坝春夜的那盏灯火，形象地映照了长征精神的诸多要素：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红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丝毫不掺杂个人利益；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胸怀广阔、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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