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腾飞:穿越70年的回忆——访黄河老战士郭国材论文

徐腾飞:穿越70年的回忆——访黄河老战士郭国材论文

微风,花香,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如约来到郑州市顺河路一座普通的黄河职工家属院,采访一位耄耋老人——郭国材。

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举行的人民治黄6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代表黄委会老同志发言,声音高亢,激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充满深情的回忆中,这位黄河老战士讲述的一件件艰苦卓绝的治河往事,如同一朵朵激流翻卷的浪花,把人们带回到了曾经那波澜壮阔的流金岁月。

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建设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

从表3、表4、表5可以看出,黄石产量最高,艳紫次之,三红五寸参最低;黄石中心柱最粗,莫迪次之,三红五寸参最低。从方差分析表5可以看出,5%显著性比较黄石和艳紫差异不显著,玫瑰红和艳紫差异不显著,但其他3个品种和艳紫差异显著;1%显著性比较黄石、玫瑰红和艳紫差异不显著,莫迪、柏拉图、三红五寸参和艳紫差异显著。

战火中的青春岁月

郭国材于1928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鄄城县临濮集。1946年春,黄河归故,国共两党围绕堵口复堤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防范可能突然到来的黄河洪水,保卫在黄河故道内居住的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家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由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序幕。这一新生的治河机构驻地就在郭国材的家乡——鄄城县临濮集。当时,18岁的郭国材与陈汉武、陈心章、许兆瞻3位同学被学校推荐到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参加工作。这些满腔热忱的年轻人,成了人民治黄事业初创时期的第一批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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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黄委会举办敬贺郭国材夫妇“钻石佳偶福禄寿”活动时的留影

新成立的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是王化云,机构内设工务、秘书、材料、财务4个处,全部工作人员共40余人。郭国材等被分配在工务处测量队,他们一边学习测量技术,一边学习文化知识。测量培训结束后,郭国材留在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工作。当时正值内战爆发,由国民党政府主持的黄河花园口堵复工作正在加紧进行。面对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经过上下思想发动,统筹部署,明确责任,组织沿河群众与治河员工迅速投入复堤整险的战斗中。

那时的乡下,十分破旧,到处是石头房子和泥土路。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院子,虽然很小,但却勾起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1947年10月30日,冀鲁豫黄委会评功委员会为郭国材颁发的功劳证

在此期间,郭国材还被抽调到冀鲁豫总兵站参加支前工作,在晁八寨总兵站报到后,他被分配到动员科担任军事和通信联络组长,主要任务是将地方组织的担架、粮食等军需物资押送到部队,保障前线供给。这些工作,在后来针对国民党军队发起的太阳湖战役、张凤集战役以及鄄城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突发的险情,在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修防处的统一部署下,郭国材与东明修防段数十名员工,立即赶赴现场抢护。当地解放区人民政府迅速成立抢险指挥部,组织筹措运送料物。为了增修坝垛,遏制险情发展,东明县的老百姓把城墙上的砖石、街道的牌坊,甚至家中的槌布石、盖房用的砖都慷慨地贡献出来。然而就在此时,驻菏泽国民党军刘汝明部竟然频繁突袭抢险工地,抢劫治河料物,枪击抢险员工,并出动五六架飞机日夜轮番轰炸,疯狂阻挠工地抢险进行。冒着枪林弹雨,工程队员与当地民工一边与敌军周旋,一边坚持赶运料物,奋力抢险。

关于变文的研究,敦煌文学界的研究成果多而丰富,他们从敦煌变文的汇录、整理、校勘、校注、选注、补正、补编着手,如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王重民《敦煌变文集》、项楚《敦煌变文选注》、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孟列夫《双恩记变文》《莲花经变文》、张涌泉《敦煌变文集校注》、白化文《敦煌变文集补编》等,这些基础研究,为学界研究变文提供了便利的文本文献资料。除此之外,关于敦煌变文重要理论著作有颜廷亮先生的《敦煌文学概论》,为变文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难忘的是1948年高村抢险,那是一场与黄河洪水、与国民党军队力战的拼死搏斗啊!”郭老仿佛又回到了那战火中的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郭国材先后在平原省黄河河务局工务处、东明修防段、开封修防处等单位工作。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强烈激荡着这位年轻人的心,同时也时刻提醒着他:“黄河防汛,责任重于泰山,是到了为治理黄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了!”

现存的供水工程管理模式主要有:①统管模式,即供水工程成立专门的供水管理机构,由供水管理机构一管到底,直接管理到各村或用水户,这些工程多为跨乡镇供水工程,规模相对较大,多归自来水公司管理。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中间环节少,管理直接。②自管模式,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多为村、镇自建小规模供水工程,自建自管,供水范围小,供水管理方便,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和适应性。应因地制宜地选择管理模式,将统管和自管结合起来。

在东明,他坚守一线,吃住在乡村,发动群众,组织防汛队伍,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并因此被授予甲等模范、乙等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在恒阻大变形锚索加固技术方案中,需要保证锚索与顶板之间相互垂直,锚索应按照两列进行布置,其中,第一列的锚索与巷帮之间的距离为0.4 m,锚索间隔为1 m,并利用W钢带将锚索和相邻描索进行连接。而第二列则布置在第一列的1.5 m处,该列锚索间隔为2 m。根据巷道的原有支护方式以及切缝参数的相关要求,必须要确保恒阻锚索能够穿过切缝孔,使其能够牢牢固定于稳定岩层中。在本工程中,恒阻大变形锚索的直径与长度分别是21.8 m与8.3 m,所选择的恒阻装置外径为7.2 cm,长度为0.5 m,该恒阻装置的恒阻值是33±2 t,预紧力最小值为28 t。

在炮火纷飞的环境中,郭国材和年轻的战友们每天步行上百里,沿河查看堤防,调查河床居民状况,参与编制复堤概算等工作。上至河南封丘贯台,下至山东齐河红庙,他们的脚步踏遍了这一区域黄河沿岸的险工、险点,熟悉了这一带的河势变化情况,为此后完成更加艰巨的黄河防汛抢险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8年7月6日至8月10日高村险工连续出险,共抢护坝埽20多座,加修护岸400余米。8月12日晨后,杨村大堤三分之一堤身陷入水中,情况万分紧急。经过紧急抢护,危情解除。

在黄河抗洪斗争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亲临一线,指挥黄河抗洪抢险斗争,这极大鼓舞了下游两岸200万抗洪军民的斗志。“不分洪,依靠堤防工程和军民全力防守,战胜洪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坚强领导下,经过下游河南、山东两省抗洪军民的殊死拼搏,一场大洪水终于安澜入海,避免了使用分洪区分洪造成的巨大损失,夺取了黄河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在防汛抢险第一线

1948年是黄河归故的第二年。这年春,黄河大堤春修工程检查结束后,根据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安排,郭国材留在东明段高村险工负责民工组织工作。高村险工位于黄河下游南岸的“豆腐腰”河段。由于战略位置重要,这一带也成了国民党军队重兵驻防之地,仅在高村、东明城东和城南就设有3个据点。因此,在这里出现了两军对峙、敌来我往的反复拉锯局面。

高村险工堤段长3公里,有16道坝,均为砖柳结构,加之多年失修,河势变化无常,防洪形势十分严峻。1948年6月中下旬,大雨连降,洪水猛涨,黄河如若在这里决口,不仅会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刘邓大军的后方粮道也将被割断,整个解放战争的局势将受到重大影响。

在开封黄河修防段,担任段长的他,负责管辖50多公里的堤防。该河段是著名的“地上悬河”,土质松软,堤身薄弱,历史上水患频繁,防洪任务十分艰巨。他时刻把修堤加固、防汛抢险作为第一要务,近百里堤线上处处都留下了他奋斗的身影,圆满完成了一年一度的黄河防汛任务。此间,他在中共开封县党代会上被选为县委委员。

1956年9月,郭国材调任开封修防处工务科科长,翌年改任秘书科长。1958年7月,黄河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也是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洪峰流量达22300立方米每秒,开封沿岸河防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时,郭国材虽然主要负责机关工作,但多年来的防汛经验,使他深感这次洪水来势凶猛。

洪峰到达开封时,部分堤段洪水已经迫岸盈堤。由于水流湍急,堤防、险工坝岸接连出现渗漏、蛰陷、脱坡、裂缝等较大险情。郭国材除及时收发防汛部署指令外,还根据防汛指挥部“迅速增加防守力量”的紧急部署,带领一支机动抢险队紧急赶往出险堤段,以“人在堤在,水涨堤高”的壮志豪情,与抢险队员们一起拼尽全力迎战洪水,化解了辖区堤段上一处处重大险情。

7月31日,淫雨霏霏,洪水持续上涨,堤顶被严重冲刷,河势险情继续下延,情势急剧恶化。危急时刻,冀鲁豫行署副主任韩哲一、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水利委员会秘书长袁隆等领导同志赶赴现场坐镇指挥,一场高村抢险大决战打响了。经过70多个日夜连续作战,终于保住了高村险工,黄河转危为安。郭国材因抢险中工作突出被记功一次,并于当年1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胜1958年黄河大洪水,是载入人民治黄事业史册的一个伟大奇迹啊!”事过多年,回忆起当时这场史诗般的抗洪斗争时,郭老依然心潮澎湃。

历尽风霜志不移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至,并很快席卷黄河上下。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的郭国材,也被安上莫名其妙的反面“头衔”,受到了冲击。3年后,全国极度混乱的局面有所收敛。这时,为修建中牟杨桥和赵口两座引黄闸,开封地区成立引黄灌溉指挥部。也许是因为郭国材熟悉治河业务的原因,他被提前“解放”,担任引黄灌溉指挥部副指挥长,专职负责建闸工作。

在紧张施工的日子,他坐镇中牟万滩,日夜奔波于各工地之间,有序安排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历时一年多,顺利完成施工建设任务。两座引黄闸投入使用后,放淤改土、灌溉农田等工作,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惠。历经几十年运行,时至今日,它们仍然在抗旱灌溉中发挥着显著效益。

经组织批准,1971年8月,他来到200多公里外的陆浑水库管理处任党支部书记。

陆浑水库是黄河支流伊河上的一座以防洪运用为主的大型水利工程,按千年一遇洪峰流量12400立方米每秒防洪运用,工程于1965年8月建成,当时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直接管理。上任后,郭国材带领有关人员,先后赴河南驻马店板桥、石漫滩等地,学习水库管理经验。在当时仍处于动乱年代的背景下,他竭力引导大家的劲儿往水库管理上使,往提高治黄业务水平上用,使这里的工作得以稳定推进。

1973年8月,郭国材回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担任工务处副处长。冬去春来,寒来暑往,黄河系统的工作重心随之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郭国材的工作与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但为抓好黄河修防,保证黄河安全,每年仍坚持参加工程管理和防汛检查,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其间,他努力促进“让修堤群众多劳多得”的施工改革政策。他还注重听取沿黄各地地方政府对治黄工作的意见,在对渭河下游河道、小北干流河段的考察中,亲自撰写调研报告,向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转达当地政府及群众的要求,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供领导参考。

“那几年,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对沁河杨庄改道的调研。”讲起此事,郭老露出欣慰的笑容。

3.“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

沁河是黄河中游下端一条重要支流,其洪水特点是来猛去速,善淤善决,素有“小黄河”之称。尤其是在武陟县木栾店转弯河段,两岸堤距仅330米,洪水时水位高于背河地面12米,防洪形势极为险要,一遇沁河大洪水或黄河、沁河并溢,极易酿成巨大灾害。

当时,为提出相应对策,河南黄河河务局总工程师程致道、黄河下游防洪专家徐福龄等在编制沁河防洪规划中,已提出“杨庄局部改道”方案。为进一步论证这一方案,郭国材与同事朱自修从五龙口到沁河入黄河处,全面勘察了沁河下游两岸堤防涵闸和沁阳北滩,特别是重点调研了防御沁河4000立方米每秒流量杨庄卡口问题,并撰写了调查报告。

不久,沁河杨庄改道工程经专家论证得到国家批复,1981年开始实施。该河段截弯后,堤线缩短近300米,堤距扩大为800米。1982年8月,就在主体工程刚刚建成10余天后,沁河下游发生1895年以来的最大洪水,武陟小董站流量4130立方米每秒,超过了设防标准。与此同时,黄河也发生了153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两强相遇,防洪形势十分紧张。短短几天内,沁河右岸堤防16公里堤顶与洪水水位齐平,五龙口处洪水水位甚至高于堤顶0.2米,经抢修子埝才化险为夷。据事后调查分析,如果不实施杨庄改道工程,当年沁河南岸堤防势必发生漫溢决口,沁南1.07万公顷耕地受淹,17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将高达1.5亿元以上。这项工程的修建,决策果断,正逢其时,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洪灾损失,被人们称为人民治黄事业中的“神来之笔”。

1985年,根据中央有关人事劳动政策,郭国材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明确享受司局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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