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旅游文化；旅游人类学；学术访谈
邹赞(以下简称“邹”)：彭老师，您好！十九大以来，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刺激旅游业发展，一时间智慧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蓬勃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消费观念，旅游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学界一般认为，旅游都是通过复制日常生活来提供一个个想象性的满足，即借助短暂的异地生活体验，完成一次次精神/心灵上的向往之旅。比如说我自幼生活在南方，但是我对北方充满了一种期待，那么我会通过旅游来印证和完成自己对北方的想象。此外，旅游也是现实秩序合法化的一种有效路径，不同的人群在跨域流动中体验空间变化和文化多样性，在多维参照下不断修正、调整、提升自我认知视域，成功挪移或消除那些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浮躁。旅游关联到地理空间的跨越，可以说是一种跨域的文化旅行，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重要课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彭兆荣(以下简称“彭”)：旅游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这个判断肯定是没问题的。谈到这个话题，我们首先需要对旅游的定位作一个简单交代。我们中国古代有没有旅游呢？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中国古代有非常悠久、非常多元的“旅行”，但是“旅游”就不好说。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父母在，不远游”，意思是“远游”是不被鼓励的，所以在中国古代，“旅行”很多，但“旅游”的文化并不发达。有学者对“旅行”做过五种分类，其中只有一类是完全肯定的，这就是部队去戍边。汉字中的“旅”字，就来自于部队戍边，甲骨文“旅”字的左边是军旗的箭头，后面飘着羽翼，“旅”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意思是部队出发保家卫国的军事行动，是受到正面肯定的。第二类指知识分子背井离乡为国家做事情，比如说进京赶考、异地为官，这种意义也是被认可的。其他三类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的评价则基本上是负面的，比如游侠，游侠的神话是被武侠小说制造出来的，这个群体的真实状况远远不是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他们基本上不参与生产劳动。此外还有四处游走的游方僧和乞丐。中国以前移动的五个类型中间只有将士去戍边保家卫国是得到完全正面肯定的。因此，中国古代有丰富和发达的旅行文化，但并非“旅游文化”，中国文化对于“游”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比方说“游手好闲”、“游子”、“散兵游勇”、“游戏人间”。
今天所说的“旅游”其实是指“大众旅游”，它的模式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因为古希腊以来特别是西方的两大语系——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拉丁语系基本上是围绕着爱琴海、地中海等海洋区域展开的，海洋文明会促使他们一定要移动，要去海外拓殖、海外殖民、海外经商，我们读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会非常清楚在拉丁语系的文明体系背景下，“旅行”甚至“游”都是他们最正常的行为。从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说，我们很容易发现从古希腊开始旅游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现在全球都在热衷于发展旅游产业，各地出版了蔚为壮观的“旅游指南”、“旅游读本”，但这些林林总总的旅游读物并没有超过公元200年左右保萨尼阿斯(Pausnias)的《希腊指南》。这本书是旅游者的旅行指南，也是学者的学术指导；由弗雷泽翻译介绍，洋洋十卷本。可以想象古希腊的旅游业已经相当发达，随之也催生出一个类似于文化导游的职业，帮助游客介绍各个城邦的情况。后来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欧洲文明通过旅游带到了全世界，所以近现代欧洲文明的播撒就是以旅游文化为背景的。
邹：您刚才从词源学、跨文化交际和系谱学角度对“旅游”作了具体细致的知识考古。结合当下文化语境，您觉得“旅游”的观念(idea)发生了哪些改变？
彭：倘若要定位今天的“旅游”，首先要讨论全球化这个基本前提，全球化促使大众旅游蓬勃兴起。西方的旅游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贵族旅游阶段、中产阶级旅游阶段、大众旅游阶段。中国没有经历过前面两个阶段，直接进入了大众旅游阶段。全球化何以促成大众旅游时代的来临呢？全球化的背景就是“移动”，“移动”是全球化带来的新属性，即所谓“移动性”(mobility)。那么“移动性”反映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个体或人群的移动，旅游就是一个人群的移动。第二，人群的移动会带动文化的移动。第三是财经或者财政的移动，今天的刷卡消费或微信支付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有技术的移动，大众旅游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先进的交通技术，技术现代化是大众旅游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最后一个是信息的移动，这突出表现在当下的媒介，各种现代媒介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促成了一幅幅媒介奇观。以上五个方面是构成大众旅游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全球化的移动性，没有这些条件，大众旅游只是空谈而已。
1.6.2 统计分析 将可能的预后影响因素纳入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并将统计分析结果定义为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以P＜0.01为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现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好几本旅游人类学著作，但都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西方搬来的这些概念、话语用到中国是不是都这么吻合？是不是都这么好用？我大概在四五年前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质洋”。因为我们学历史的都知道，顾颉刚曾经提出“疑古”，那么我跟他对应地提出“质洋”，就是质疑西方来的东西。因为近代以降，西学东渐，西方强势，中国弱势，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导致西方文化和思潮一股脑儿涌入，形成理论进口上的“逆差”现象。我们那时候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自觉去质检，认为西方所有的都是先进的，恨不得排山倒海地引进来，其实有些东西根本就不好用，所谓“食洋不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一是关于“美术”的提法，“美术”的概念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原文是Fine Art，意思是“好的艺术”，所以把它译成“美的艺术”，翻译技巧上没什么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呢？西方的美术概念从来不是单独使用的，它是一组概念，就像“男/女”、“左/右”一样。按照这样的推论，Fine Art这组概念的另一个义项是Useful Art，即“有用的艺术”。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好的艺术”从来都是贵族阶级的专属，“有用”的东西反而不被重视，也就不是美术。所以我们今天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欣赏到的绘画雕塑都是希腊神话、史诗故事里的情节画面。这些东西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呢？都没有用，你只是去欣赏而已。没有用的就是美的。它之所以存在，是相对于另外一部分“有用的”艺术而言，那什么是“有用的”艺术呢？打铁的、做木匠的、盖房子的等等这些都是有用的。那么这些“有用的”艺术是谁做的呢？是奴隶、战俘这些底层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所以在西方Fine Art和Useful Art是一个整体。可是我们在引进该术语的时候将Useful Art丢掉了，只引进了美术。从比较文化的意义上说，西方的艺术强调“美用分开”，中国的艺术是“美用一体”，没有用的东西一定不美。所以你去看一下中国博物馆的器物专区，一般都由三部分组成，包括饮食器皿、乐器和兵器，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最后变成最有权力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有用才是美，没有用就不可能美。所以说，我们在把西方话语引入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语境，没有很好地兼顾话语的适用性。
原来是一个色狼，雪萤暗自笑了，便不再留意他。下车后，雪萤打算到市场带点菜回去。就在她穿过一条小巷，右转进市场的一瞬间，她瞟到了刚才那个墨镜男。但是，当她侧身仔细回望来路时，除了巷口一棵光秃秃的桃树，什么也没有。
邹：您刚才介绍了大众旅游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当前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实际，您如何界定大众旅游的主要特征？我们发现您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曾经尝试界定“何为旅游”。
彭：我在《旅游人类学》这本书里给“什么是旅游”有四个要点的定义。第一个是建立在财政剩余的基础上。财政没有剩余怎么旅游？财政是前提条件，如果要去旅游得有剩余的钱。第二个条件是自愿原则，旅游一定是自愿的。第三个条件是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我住在厦门，厦门很漂亮，我利用国庆黄金周去厦门海滩休闲，这就不算是旅游，因为我没有离开厦门，没有离开自己熟知的环境。第四个条件是以体验不同文化为目标的经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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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谈旅游，往往浓缩成六个字：吃、住、行、游、购、娱。但是没有包含以体验不同文化为目标的经历和经验这一条，这显然是不完善的，旅游包含着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体验、学习和尊敬。所以如果按照我自己对旅游的定义，还需要在前面六个字的基础上再加两个字：吃、住、行、游、购、娱、体、习，我认为这八个字才完整概括出旅游的基本特征。当然在我的概念中，文化成色也加重了。其实旅游是很容易加强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和同情。这就是我对旅游的理解和表达。
邹：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社会对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持续增大，各地成立了许多职业院校，纷纷开办旅游专业，甚至很多综合院校也在兴办旅游专业，可以说旅游产业的勃兴直接推动了旅游专业的学院机制化进程。随着学习旅游、研究旅游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跨学科研究的热点话题，一方面，从事产业经济学、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关注旅游产业、旅游文化以及旅游的社会功能，自觉将旅游作为研究课题的增长点；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开设林林总总的旅游类课程，但这种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旅游教学科研与前者显然存在明显不同。我们想用“旅游研究”和“研究旅游”两个提法来加以区分，二者在问题意识、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等方面都存在差别，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彭：我想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现在基本上所有综合性大学都有旅游系，全国各地也有很多旅游中专、大专和本科院校，有关旅游的受教育者和从业者人数非常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旅游研究”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现象，但是我们国内的旅游研究和国际的旅游研究是有重大差别的。国内旅游研究由于受到学科制约，旅游基本上是放置在两大学科之间，一个设在管理学科之下，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从管理学思维方式出发，比如各大期刊随处可见的“基于某某模型”之类的论文。另一个是放在地理学之下，比如中山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其实我国在刚开始发展旅游时，旅游在中文系、历史系等学科都有。对于旅游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产业，它从任何一个角度都是可以开展研究的，比如从伦理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民俗学的、饮食的，什么方面都可以，根本没有哪一个学科可以打包“旅游”，我是这样认为的。国际上的旅游研究情况就不同了，基本上都是跨学科交叉研究，切入视角从地理学、乡村研究、艺术学、都市文化、文化遗产、博物馆学、生态保护主义，等等，成果非常丰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如果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要介入旅游研究，最合适的路径就是从事中长线研究，在广泛调研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某个区域的旅游预警机制，为政府部门决策参考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推动旅游产业发展更有保障性和安全性。
那么另外一个概念“研究旅游”，我理解的就是从主体性，以我或以我们某个特定的机构为主去研究，这个当然就会有各种的可能性。它可以是从学科的战略规划出发，现在全国旅游业总体上发展得很好，我们新疆也把旅游文化产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可以说旅游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既然旅游是全球最大的产业，只要我们用心去了解旅游相关知识，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开疆辟土，不局限于传统学科的疆界。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原本是研习比较文学的，后来转向文学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和文化遗产研究，可以说全部研究重心转移到了人类学领域，但并没有感到任何水土不服。中国第一本《旅游人类学》是我写的，中国第一本《饮食人类学》、中国第一本《仪式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是我写的，同时我还牵头成功申报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我从来都是带着我的脚步走向生活中间，生活中间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思考我就到哪里去。我对旅游的关注，绝不是停留在旅游的产业特性方面，我更加侧重用人类学的视角去研究旅游，着重关注旅游带给特定人群日常生活与文化命运的变化。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研究旅游”，即以我作为主体，去关注旅游，关心旅游给特定区域和特定人群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邹：确实如此，对旅游的隐性价值研究鲜明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让学术研究真正落地，为相关职能部门实施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撑。您一直是从人类学角度来探析旅游问题的，也是最先把旅游人类学系统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作为一个舶来品，“旅游人类学”(Tourism Anthropology)的命名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很多人会想当然地将它等同于“旅游+人类学”，但事实上并非两个学科的简单叠加。针对旅游人类学的具体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不难发现文化理论的介入占据了很大比重，涉及到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身体政治、空间理论、后文化地理学等等。旅游人类学对文化理论的重视和引介，它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已故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新书出版，他在书中警告：基因改造技术越先进，人类想自我改造的诱因就越大，有钱人很快就可选择编辑自己或孩子的DNA
邹：“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马克思曾引用德国文豪歌德的名言，旨在提醒我们要注意思想资源和理论话语的适用性。任何理论都不能完全脱离现实而无限放大，旅游人类学在中国泊港，除了汲取国外人类学研究的成熟理论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大众旅游在中国兴起后所带来的一些新的现象，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思想宝库中吸纳若干理论关键词，并加以有效的转化对接，这项工作正是我们人文学者可以积极参与的。
生12：一开始做这题时我的答案也和生11是一样的，但是我总觉得还应该有新的形式，但是就是想不到，刚才老师说我们还有含相等边的相似三角形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其实含相等边的三角形范围更大，包含共边相似三角形，所以我们以后遇到这类相似时要考虑全面一些．
邹：“旅游产业”所呈现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显性的以数据作为指标，比如说给GDP带来了多少盈利。另外一个是隐性层面的，包括对旅游地日常生活的转变、对旅游地特定人群文化认同和情感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旅游研究可能更多侧重的是显性层面，强调产业盈利或技术层面的分析。随着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介入，学界开始愈发重视对旅游的隐性价值研究。2018年8月25日，新疆召开旅游发展大会，自治区党委聚焦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提出实施旅游新疆战略，这些政策的出台在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培养模式、科研服务社会职能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历史机遇，您觉得我们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可以从哪些方面与旅游研究结合起来？
我当年在美国访学的一年期间，主要精力就是撰写《旅游人类学》这本书，书中详细介绍了研究旅游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包括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文化理论。还有一些理论在文学批评界很少出现，比如影视传播研究领域的凝视理论(gaze theory)，它实际上最早是从心理学、哲学这些角度引申出来的，旅游人类学领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题名就叫《游客的凝视》(Tourist Gaze)。此外还有表演理论，比如“舞台真实性”(Stage Authenticity)。诸如此类理论话语资源非常丰富，关于哪些当代文化理论的面向，可以跟旅游研究具体相结合，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留给我们巨大的尚待思考和研究的空间。
彭：要谈旅游人类学，首先要从人类学讲起，因为人类学这个学科很独特，它在欧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也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都算得上是普遍性学科。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该国排名前500强的大学中间只有两所大学没有人类学系。中国内地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了民族类专门院校，两千多所大学里头拥有完整的人类学系的，也只有两所，一所厦门大学，一所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虽然在硕士和博士阶段设有人类学专业，但没有招收本科生，因此算不上完整的人类学人才培养机构。这就说明我们在学科的国际化对接过程中，尚存在一些缺陷。
人类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我们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划分，人类学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它是跨二者之间的。传统上人类学有四个分支，两个分支在自然科学里面，两个分支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前者包括生物人类学，又称体质人类学，英文名称是Physical Anthropology/Biological Anthropology，主要跟基因、医学和人种研究相联系；考古人类学也归属于自然科学，因为它需要使用很多科学手段来判断出土对象的确切年代归属。文化人类学设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主要研究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文化多样性。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也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这四个分支是传统人类学的分类，涉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到了上世纪50年代，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支——应用人类学，在此之前，传统的人类学不主张应用，只关注调查和描述，并不主张要介入力量去改造它。上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越来越重视行动和介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宣言式英文口号“anthropology in action”，意思是“人类学在行动”，以前只注重记录，现在开始倡导改变，倡导积极的介入。在人类学日益趋向应用研究的转型背景下，衍生出一系列新兴分支学科，比如人类学介入旅游就变成了旅游人类学，人类学介入工业就变成了工业人类学，人类学介入企业就变成了企业人类学，人类学介入都市叫都市人类学，人类学介入乡村叫乡村人类学，这些名称并不是随意杜撰出来的，这是人类学学科发展到上个世纪中期以后自然拓展出来的分支领域。我们再回到旅游人类学，它其实是在应用人类学出现以后，人类学主动介入到旅游中间去的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由于旅游在全球的迅速发展显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红松（Pinus koraiensis）属裸子植物，又名海松，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林业资源，红松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1]，这些物质已被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癌、抗炎、防辐射和对α-淀粉酶、α-葡萄糖苷酶具有抑制作用等功效[2～6]。有关红松中活性成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种壳、种鳞和种籽衣中多酚、黄酮、多糖等活性成分的提取及功能活性方面的研究[7～9]。
彭：我很喜欢你用显性和隐性的概念，我平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你提到的这个词或许更好。我一般用短线和中长线来描述。目前国内大概90%以上的旅游研究都是做短线研究的，比如说酒店管理、景区设计、导游、旅行社，等等。这些研究就是您提到的“显性研究”，它们直接可以通过数据(不仅是人的数据，也可以通过经济的数据)来体现，比如说黄金周到厦门的游客总量是多少，消费的总份额是多少，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对旅游的理解。但这些都是短线研究，没有触及旅游对当地人群日常生活和文化习性的影响，这其中既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也涉及思想观念的转变。中长线旅游研究要关注地方文化发展，关注乡村转型与农民的前途命运，关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看似一个阳光产业，但其实内在相当脆弱，不是只要投入就能赚钱，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这就需要学者们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旅游预警方面做文章。
彭：是的。旅游人类学家采用的很多经典理论，事实上都是借用，比如说结构主义是从语言学来的，叙事理论是从文本研究来的，仪式理论是从民俗学来的，舞台真实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跟历史学有着密切关联。那么我们如何在今天这个背景下，特别是针对旅游在中国所出现的一些特殊现象，找准位置，运用我们所掌握的那些理论去分析去创新？旅游人类学在理论上才刚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去做，不论你是文艺学、比较文学还是历史学、语言学专业背景，都可以贡献思想和智慧。
邹：您刚才对人类学的记录、深描和应用功能作了非常准确的历史化阐释，这条脉络的构建，是我们理解旅游人类学的产生背景及其主要特征的重要前提。我们今天在讨论旅游人类学这个话题的时候，运用的凝视、文化再现、话语分析、舞台真实等理论，基本上都是从西方舶来的话语表达，面临着能否进行本土转换并与本土文化事实相对接的艰难重任。在这样的语境下，学界有责任去尝试构建中国特色旅游人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到了什么程度？
彭：确实是这样，因为旅游人类学缘起于西方，所以我那本书主要是介绍西方理论和学科经验，我当然用了很多中国的例子，但由于旅游当时在中国算是新生事物，所以可供参照的资源并不多，限于客观条件，所以那本书绝大部分内容还是在介绍西方理论，如果有机会修订，我当然会更多加入一些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实践案例。
我曾经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中国的大众旅游。也就是说大众旅游在中国兴起的时间并不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突然间降落的，当然也是全球化迅猛推进的产物。如今中国的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在相应的文化研究方面尚没有做好准备，因为旅游文化并非像诸多现代文化形式那样是自然而然从中国文化母体中产生出来的，它关联到全球化语境这一核心参数。今天的旅游主要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在西方的模式上推导出来的，所以会出现旅游的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客观地讲我们正处于学习旅游的过程，但是没有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就能熟悉和掌握国际旅游惯例，建构起一套与中国旅游产业相适应的旅游文化研究模式。
再举一个生态博物馆的例子。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觉得生态博物馆在中国水土不服。我认识一位中国最有名的生态博物馆专家，叫尹绍亭，原来是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后来到云南大学任人类学教授。他做了几十年的生态博物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大致是《生态博物馆，叫我爱你不容易》。这就说明生态博物馆虽然在西方很合适，但是这个“穿着西装”旅行来到中国的新鲜事物，并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景。
旅游人类学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坚持国际化道路，要引进好的东西，在引进之前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质检，检验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另外一个就是要找到中国本土化、特色化的旅游人类学理论话语。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我的美国老师纳尔逊·格拉本(Nelson Graburn)每年来中国一次，他在很多国际场合都会使用中国学界的概念。比如说我们讨论乡村问题、乡土问题，这就联系到中国农业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我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并在立足中国文化情景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话语体系，这些话语资源就很有可能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比如“非遗”这个概念，“非遗”也是翻译过来的，是从别的文化和语言当中借用过来的，但我不认同这种译法，我倾向于采用“生生”的说法。我们生生不息的“生生”取自于《易》，“生生”之谓易，“易”就是日月，一日一夜构成“易”，此谓天地人和。那么我们中华民族讲生生不息，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遗产，是我们自己的话语，读起来非常顺畅，为什么一定要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们中国学者应当继续努力，用实力证明我们不是只会挪用外国人的概念。我们完全有能力找到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而且我们要把它贡献给全世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6h、24h、48h、72h的血乳酸水平,显著下降,且与对照组患者的血乳酸水平相比,治疗组患者明显更优;观察组患者的6h乳酸清除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临床转归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这一结果说明,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的效果优于常规治疗。
在外贸知识和电商技能方面，目前高校的主流做法存在两个弊端：一是停留在校内理论课程阶段，学生缺乏岗位技能实践带来的能力提升；二是高校专业设置跟不上跨境电商发展，缺乏既懂外贸知识又精通跨境电商运营实操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浙江省政府相关部门要引导地方高校改革人才培养方案，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切实为高校提供实践教学的企业施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主动接纳高校相关专业的实习生，降低企业因实习生可能跳槽而产生的人才培养沉没成本。政府应从跨境电商行业人才的市场整体需求角度出发考虑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相关配套政策。
邹：旅游人类学理论话语的本土建构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学术工程，现在国家从政策层面大力支持旅游业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保障措施也为学院内部旅游学科或旅游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从课程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除了旅游专业需要开设系统的旅游文化、旅游产业课程，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可能也面临着课程体系的再造，2018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各本科学科大类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作了整体上的规范，因此专业基础课、核心课必须跟国家标准保持一致，这就需要我们在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上努力，增加一些与旅游产业挂钩的课程。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的中文系、历史系教师在科研方向上可能也需要作出一些调整。您能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建议吗？
彭：我以厦门大学为例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我们以前对刚考进去的学生，一进去就规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要么是中文系，要么是哲学系或者历史系。但是我们在大概十年前开始改变了，本科生刚入学的时候并没有规定明确的专业，也不属于哪一个具体的系，前两年时间主要是通识教育，学生在学校给定的课程群中任意选择，修满必需的学分。这其中关系到生源竞争的问题，因为两年通识教育完成后，学生面临着选择专业，所以各专业都会把最优质的师资派到一线去讲授通识课程。如果某个学科的老师教得不好，学生就不选这个方向了。人类学系就把这个重要的工作派给我(笑)，我就去给本科新生上课，以这种方式吸引学生选择人类学专业。
通识教育有一个好处，它能从一开始就引导本科新生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符合他们兴趣的教育过程中来，通过这种模式打下了比较“博”的基础(我们讲“渊”“博”嘛)。我们除了让学生接受广博的人文社科知识，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就业需求，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也是如此，所以学生要想在毕业后找到满意的工作，自我知识就一定要扩张，可行的路径就是通识教育。所以我们讲“渊”、“博”，我们可能有“渊”，但不够“博”，那么就需要去做“博”的事情。通识教育表面上是对学生，其实是对我们老师的要求，要求“两翼”用“两个翅膀”做学问。学科本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现代社会科层制管理体系导致的必然结果，今天的系、学科，其实都是分析时代的产物。19世纪西方开始出现分析化趋势，此前是没有这么细致的区分的，比如18世纪法国有百科全书派，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不仅仅是戏剧学家，也是教育学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到了19世纪，随着科学的细化，人的寿命并没有随着科学的细化而增长，所以人不得已去选择某一个专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专业的细化是客观选择的结果，而并非是天然的神圣的。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能认识到自己只是做某一辆车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工作，但是最终要成为一部可以运作的车，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忠诚于我们自己的学术和学问，另外一方面要到不同的学科中间去寻找学术的增长点。
对于教师的科研方向来说，我认为绝不应该关起门来做学问，一定要跟社会结合，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提炼问题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将你自己的经验和思考不断提升，凝练成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如果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通识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
MobileBoundaries：OnTourismCultureandTourismAnthropology：AnInterviewwithProfessorPENGZhao-rong
PENG Zhaorong1，ZOU Zan2
(1.TheInstituteofAnthropology，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FujianChina；2.CenterforStudiesofEthnicMinoritiesinNorthWestChina，XinjiangUniversity，Urumqi830046，China)
名家简介：彭兆荣，男，博士，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遴选草案特别会议”中方专家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项目主持人、首席专家，联合国“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巴黎大学(十大)讲座教授，巴黎大学(索邦)高级访问学者、柏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及项目合作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学与旅游、文学人类学、文化遗产、艺术遗产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文学与仪式》《饮食人类学》《旅游人类学》《遗产：反思与阐释》《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艺术遗产论纲》《重建中国乡土景观》等专著20余部(含合著)；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在2016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位列民族学排名第2位，社会学排名第29位。2016《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中，位列民族学图书学术影响力第1位。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3-0006-07
基金项目：新疆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天山英才”项目(新人社函[2017]711号)
*通信作者：邹 赞，男，博士，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8-11-18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3.002
(责任编辑：粟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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