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展开理论批判，但却借助“拜物教”概念在理论逻辑、批判方法和伦理批判三个维度纵深发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具体而言，在理论逻辑上，马克思立足于“资本逻辑”，发现物与物交换的表面合理性实际上掩盖了人对人、物对人支配的不合理性，并由此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行机制的分析；在分析方法上，马克思具体深入到对生产关系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及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在伦理批判上，马克思揭穿了“辩护经济学”的依附性和虚伪性，找到了人们在主观维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认同产生的外在条件。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拜物教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遮蔽性与操控性产生的经济根源，解开了意识形态的身世之谜。
关键词：意识形态批判 拜物教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
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理论维度。在其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国家、法律、宗教、道德等具体形态的批判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欺骗性与剥削性，并由此立足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逐渐创立了唯物史观。然而，在马克思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意识形态批判似乎在其理论视野中逐渐消失。在学界，关于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中是否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也未达成一致。就此问题，本文认为，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并未放弃意识形态批判，而是立足于新的逻辑对意识形态批判进行了理论发展与创新。正如巴利巴尔所言，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消失“并不是说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所有问题都消失了，只不过换了个名称，因为‘资本’的发展而取名‘拜物教’。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术语替换，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哲学角度上也有实实在在的变化”[注]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可以说，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马克思得以深入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见物不见人”的属性，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更多地由“认识论”维度转变为“存在论”维度，即由对主观文化的批判发展为对客观经济关系的批判。由此，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的经济根源，解开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身世之谜。基于此，本文认为，拜物教批判是马克思晚期意识形态批判的独特视阈，它在理论逻辑、批判方法和伦理批判三个维度纵深发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一、基于“资本分析”对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纵深
“异化分析”是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逻辑范式。立足于此，马克思认为，异化是私有财产的前提，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第11页。在异化逻辑支配下，工人不仅不能通过对象性活动确证自身，反而被其对象化产物所奴役，由此从对象化的主体变为被对象物统治的客体。与此同时，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的国家、法律、政治、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也失去了其独立性，成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并呈现为一种非现实性的虚幻存在。面对这一现实，马克思立足于“异化分析”逻辑，借助于从“实然”到“应然”的价值回归预设，展开了对统治阶级人本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第11页。然而，马克思基于异化分析逻辑的意识形批判还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道德令式的谴责显然并不能和盘托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唯物史观创立后，马克思开始更多地立足于物质基础来展开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的展开方式和运行机理逐渐被揭露。
然而，当马克思转入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后，意识形态批判似乎在他的理论视野当中消失了。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是批判的革命理论，其重要理论任务就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性和剥削性，指导工人阶级终结资产阶级统治。不论是基于理论延续性还是基于革命现实性，马克思都没有理由放弃意识形态批判。问题在于，依旧按照以往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般性考察，已不能呈现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也必定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时陷入解释困境。而破题的关键在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现实。马克思实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超越，即立足于基于“资本分析”逻辑的拜物教批判来继续其意识形态批判。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体现人的主体本质的对象化活动被异化所支配，生产逻辑意义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分工变成了这种异化的现实根源。协作与机器的意义也同样被资本逻辑所改变，生产力发展所节约的时间本该成为人的自由发展的时间，却成为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条件。”[注]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在新的逻辑维度上，马克思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参照物“由‘自我意识’变成了‘生产’，意识形态也因此从一种自我意识的异化形式转变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注]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理解史》，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页。。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功能体现为通过遮蔽性来欺骗工人阶级，通过操纵性来控制工人阶级以维护阶级统治，那么，作为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拜物教亦具有以上两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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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性体现在其遮蔽性上。拜物教用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了人与人的关系，使由社会关系决定的物的属性呈现为物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商品拜物教是拜物教的最初表现形式，它来源于价值的形式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价值采取了商品的形式。换言之，商品将“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第112页。，从而遮蔽了劳动产品背后的社会关系。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和延伸。以金、银等为呈现形式的货币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外化形式。然而在流通领域，“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货币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消失不见了。资本拜物教是拜物教的最高形态。它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然结果。由于在生产过程中预付资本呈现为生产资料等物的形式，它的增值让人产生了错觉，似乎这些物就是资本的天然形式，并具有自我增值的能力。然而，资本是被物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抽象社会关系。虽然资本增值以资本流通为基础，但资本自身在流通中并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就是劳动力。随着生息资本(G—G′)的出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被彻底割裂，资本的实际运行过程被彻底遮蔽。在拜物教遮蔽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0页。。
第一，在方法论上，“辩护经济学”将“孤立的个人”视为物质生产研究的起点。马克思指出，“孤立的个人”是“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实际上，“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第5页，第6页，第179-180页，第180页，第180-181页。。可以说，不论是在古代氏族社会还是在公社社会，个人都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然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孤立的个人”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在社会关系之外考察物质生产，必然无视生产的社会性，从而掩盖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了理论自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常常借用抽象原则去解释经济问题。比如：他们将利润追逐及市场竞争视为“个人”的天性，并将这种“个人”视为历史的起点。实际上，他们口中的“个人”就是资产阶级，而所谓天性就是资产阶级追逐利益的阶级本性。对人的考察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口中的“个人”实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特定阶段经济关系的外在表现。我们不难推断，政治经济学家在具有发达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人抽象化为“孤立的个人”并将其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实则是为了回避对现实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考察，以掩盖资产阶级对工人剥削、压迫的事实。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家们将“孤立的个人”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实际上是将“起点”与“结果”颠倒了，“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第5页，第6页，第179-180页，第180页，第180-181页。。
姓名：李彩霞，性别：女，出生年月：1967，12，民族：汉，籍贯：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学历：硕士研究生，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
二、基于“生产关系”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纵深
实际上，使用积累平均背景相消法在理论上是准确度最高的背景均值估计算法，但是按照式(3)分析，该算法只能事后处理，不具有在线实时处理的能力，同时也对雷达数据处理设备的存储容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使该算法具有实时处理能力，同时减小其对存储容量的要求，改写式(2)，使得兼顾实时性的同时解决存储数据大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拜物教产生的根源。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外化为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流通过程，呈现出物与物间的平等交换关系，掩盖了其背后资本家在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领域中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与此同时，在拜物教遮蔽下，人们将物在社会关系中呈现的社会属性理解为物本身固有的自然属性，从而，这种误认和掩饰使整个社会产生陷入了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疯狂崇拜、追逐的“拜物教意识”中。在“物神”统摄下，资产阶级也陷入了由自身社会关系决定的意识形态操控当中，他们疯狂追逐并占有资本以扩大再生产，最终，“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之间的对立”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造成生产过剩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拜物教批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象由“理论抽象”上升为“关系实在”，即马克思批判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反映’现实的一个‘幻想’，而是在社会生产的实际过程中心起作用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谜”[注]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页。，这个迷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而言之，拜物教批判之所以深刻，就在于它不仅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更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具体深入分析，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及其基本矛盾，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诸环节及其内在机制的考察，马克思最终得以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正如有学者指出，“拜物教是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础性的、普遍的表现形式”[注]俞吾金：《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哲学研究》2009年第12期。，基于“异化分析”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基于“资本分析”的拜物教批判实乃一脉相承，后者并非对前者的否定，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呼应。虽然马克思在拜物教批判中并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意识形态批判看似隐遁，但“从本质上看，这种隐遁实际上是一种由外向内的‘侵入’或‘浸润’”[注]戈士国：《拜物教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正是立足于新的理论逻辑，马克思发现物与物交换的表面合理性实际上掩盖了人对人、物对人支配的不合理性，并由此深入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行机制的分析中。具体而言，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工人在劳动活动中并不能确证自身、实现人的本质，反而成为了自身对象化产物(商品)的奴隶；人由生产的“主体”颠倒为“客体”，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也由此被颠倒。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马克思从客观的资本主义生产入手，探讨了拜物教对人类真实社会关系的遮蔽、颠倒和歪曲的根源，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对人剥削的社会关系，找到了资本主义在生产结构层面(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交换层面(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真正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之路，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在早期意识形态批判中马克思便指出，意识形态家是统治阶级的“辩护士”，他们对国家、法律、哲学、宗教等具体意识形态进行合理性论证，以此掩盖社会矛盾，从而为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文化和伦理依据。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谎言很容易被社会现实戳穿，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直接残酷剥削很容易使意识形态陷入解释困境。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逐渐“内化”，即由“对工人的直接残酷剥削”转变为“商品生产与社会剥削相互贯通”，使得资本家在平等、自由的虚伪面纱下完成了对工人的剥削。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化，一方面源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源自“辩护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具体而言，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斯密、李嘉图、蒲鲁东、马尔萨斯、巴师夏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从封建国家机器的批判者变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捍卫者，他们通过经济理论论证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永续性，论证国家官吏、法官、律师等寄生阶层的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对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加以
在早期意识形态批判中，马克思遇到的最大理论问题就是具体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能通过其自身得到说明。这主要源于其非现实性，即掌控意识形态的个人和群体将从社会现实中得出的原则固定为一般的、抽象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达到目的，以至于这些原则看似缺少现实根基。然而，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意识形态非现实性背后的现实支撑，从而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奥秘。早在唯物史观创立前，马克思就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法律、道德、科学等具体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归结为私有制及其造成的异化现象，并企图通过“异化的复归”来对这种虚假性祛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面论述了“市民社会”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551页。。可以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一开始就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分析上，而是将之与具体的物质利益相联系。
第二，资本主义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是剩余价值瓜分过程。首先，在分配领域，工人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决定了其同劳动产品的分离，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不归其所有，他们生产得越多被剥削得就越多；而资本家则凭借其资本所有权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占有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由此，资本主义分配将社会分为两极：一极是不断积累财富并实现了对资本的垄断的资本家，另一极则是不断遭受贫穷和劳动奴役的工人。为了掩饰对工人剩余价值瓜分的事实，资本家企图将“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9页，第269-270页，第660页。，以掩盖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其次，在交换领域，工人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从而沦为资本家的牟利工具。为了充分占有工人的劳动力，资本家逼迫工人从事更多的劳动，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9页，第269-270页，第660页。。最后，在消费领域，工人的消费过程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正如“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要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9页，第269-270页，第660页。。具体而言，通过消费工人完成了生产力的再生产，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劳动力基础，而消费之后产生的新需求也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了内在前提。然而，资本家并不希望工人过多占有消费资料，而是希望在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的工资以更多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然而，仅仅从一般社会存在的层面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复杂性及其决定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不够的。乍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自由、平等的属性，并使人们误以为它是历史上最为合理的生产关系。然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即所谓自由、平等的生产关系下掩盖的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在拜物教批判中，马克思深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分析中，从而将意识形态批判推进到具体生产关系领域。
三、基于“辩护经济学”对意识形态批判的伦理纵深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页，第373页。资本流通不同于商品流通，它的流通目的在于实现货币增值。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资本家将攫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这导致资本增值的同时也使工人逐渐“贬值”，并最终沦落为一种物化存在。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仅再生产出自身的劳动力价值，还生产了超出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而这是资本家实现资本增值的唯一手段。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实际上并不在意产品的使用价值和特殊属性，而只在乎无偿占有工人劳动以发财致富。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能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在不断恶化的生产条件下无限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加重工人工作强度。可以说，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残酷压榨严重摧残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导致工人未老先衰，甚至过劳死亡。此外，资本家还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新技术的使用看似减轻了工人的劳动负荷，但它却是在“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4页，第373页。。与此同时，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必然减少，这导致了劳动人口的相对过剩，工人大量失业并陷入贫困。
不为人所知的是，在两航起义前，1949年8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即将派往香港进行“两航起义”策反工作的吕明和查夷平。吕明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的安排下投考国民党空军，并被派往美国学习，起义时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的刘敬宜，便是吕明在美学习时的老师。而查夷平曾在中央航空公司担任过副总经理。吕明、查夷平曾在1946年到过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聆听了周恩来的教诲。他们在起义前秘密到香港开展工作，并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参与组织了两航起义。
推崇，认为“这些领域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它们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第5页，第6页，第179-180页，第180页，第180-181页。。由此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美化成为自由、平等、公正的生产关系。总体来看，“辩护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集中体现在方法论、自由观和历史观三个方面。
第二，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性继而体现在其操控性上。在商品拜物教中，交换价值逐渐被构建为一种具有独立的发展逻辑的东西，商品的成功交换成为生产者确证自身的唯一标准。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得交换价值，而非追求使用价值。在此逻辑下，价值本身逐渐从属于交换价值，商品在交换中成为人们盲目迷信和崇拜的对象，人们由此陷入对交换价值的“物神”崇拜。在货币拜物教中，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拥有了直接交换任何商品的能力。尤其是随着商品价值转化为价格(成为一种观念上的价格存在)，实体货币在流通中消失，它对世界的操纵性进一步增强。货币的强大控制力使其成为“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6页，第458页。。因此，货币成为衡量整个世界一切交往和存在的唯一的和基本的标准，“一切资产阶级关系都镀上了金或银，表现为货币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6页，第458页。。在资本拜物教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更加隐蔽。资本的增值并非拜物教掩饰下的资本固有属性，而是货币持有者(资本家)对劳动者(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掠夺。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劳动成为资本的从属要素，工人成为资本生产机器中的一部分。资本的实现和积累成为资本家的唯一目标，这造就了大量无业劳动者，造成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尤其是随着生息资本的出现，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现了统一，资本发展到了拜物教的极端形式，并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的摆布。
第二，在自由观上，“辩护经济学”，或者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自由竞争”断言为生产力发展及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对此，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而“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表现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第5页，第6页，第179-180页，第180页，第180-181页。自由竞争实为“资本竞争”的外化形式，而工人只是作为资本的“载体”被迫参与到竞争中去。在自由竞争中，工人的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剥夺，并不得不将仅存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获取生存资料；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不断采用新技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引发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工人之间为了竞争生存机会而不得不接受资本家更为苛刻的要求。为了给自由竞争提供理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将自由竞争视为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第5页，第6页，第179-180页，第180页，第180-181页。。 然而，所谓的自由发展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第5页，第6页，第179-180页，第180页，第180-181页。。概言之，自由竞争实际上指的是资本竞争的自由，在此过程中，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丧失了自由并沦落为资本家实现资本增值的工具。
第三，在历史观上，“辩护经济学”企图论证资本主义存在样态的永恒性及其分配方式的历史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4页。， 因此，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具有暂时性，从而决定了资本主义存在样态的历史性。然而，政治经济学家们却将“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视为一种存在于所有历史阶段的一般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定性，从而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为存在于各历史时期必然、自然、合理的关系。此外，他们还借助“生产一般”回避了对具体生产中生产资料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分析。然而，生产资料分配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意义重大，“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第11页。，生产背后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具体剥削也被掩盖。可以说，通过将资本主义生产描绘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第11页。，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永恒性得以论证。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家们在将生产关系永恒化的同时却将分配关系历史化，认为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是最为完善的、最终的形式，忽略了生产关系对分配关系的决定作用，从而进一步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存在样态绝对化了。
可以说，马克思在“方法论”“自由观”“历史观”等方面对“辩护经济学”本质的论证，直接揭穿了资本主义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通过讨论不难发现，仅仅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讨论并不能完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物关系人格化的过程，也即人们是如何从主观方面认同这种关系并是指内化为自身的生存方式。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马克思发现，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并发挥作用，除了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决定作用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其“辩护经济学”在主观方面的意识形态宣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宣传，才使人们在主观维度上逐渐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产生认同感，并将资本主义生产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合理途径，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
在拜物教批判中，马克思不仅撕破了笼罩在“自由”“平等”“民主”等具体意识形态的神秘面纱，在对导致拜物教神秘性和操纵性的社会现实分析的同时，也在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理论论争中揭示了他们的阶级本质，宣布了“辩护经济学”的理论局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根据加藤回想，他必须研究世代传承的祖业即兵学，但“世上喜好西洋兵学的人增多了，并且比起兵学我更喜欢研究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了……认为对社会也有些益处，故遂改志，决定要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注]加藤弘之：《加藤弘之自叙传》，收入《传记丛书》88，东京：大空社，1991年，第26—27页。此书复刻加藤弘之先生八十岁祝贺会编：《加藤弘之自叙传：附-金婚式记事该略·追远碑建设始末》，东京：编者，1915年。 。1864(元治元)年，29岁时由幕府拔擢为直属家臣，就任开成所教授职并一职。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论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本论》的危机理论研究” (编号：19XNH07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04-22
[作者简介]薛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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