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公共性”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核心议题的背景下，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进路与理论逻辑转换中提炼出公共性范式变革的维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马克思在公共性基本范式上的变革包括：在公共性内涵上，实现从理性公共性、自然公共性到社会公共性的转换；在公共性历程上，实现从思辨历程到现实历程的转换；在公共性载体上，实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换；在公共性动力上，实现从神学动力、理性动力、自然动力到生产动力的转换；在公共性标准上，实现从抽象标准到现实标准的转换。深刻把握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变革，对于新时代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公共性建设来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公共性，范式变革，当代启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在效率和公正的现代性内在张力中，人们对后者的追求不断增加。当前，“公共性”已经成为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基础性范畴。但不难发现，一方面，国内公共性研究的主导话语依然被西方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存在失语危险；另一方面，公共性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各种抽象的理解和阐释方式大量存在，亟需阐明马克思主义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为其提供唯物史观支撑。在此背景下，重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进路与理论逻辑转换，从中提炼出马克思在公共性基本范式上的变革，对于新时代公共性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性内涵：从理性公共性、自然公共性到社会公共性
在思想史上，对公共性内涵的探讨始终伴随着对理性的追问。理性公共性是指理性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单个人的活动本来是私人性的，单个人的活动领域本来是私人领域，正是因为人具有理性，私人性才能形成公共性，私人领域才能形成公共领域。这一思想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共性作为与家庭私人领域相对应的政治公共领域（城邦）的基本属性，其本质前提是城邦理性或德性。城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是为了要维护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1〕113。在这个集团中，公民的德性是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承担调节公共关系、维护统治和保家卫国的职责。
近代哲学开始将人的活动区分为自然状态、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进而对公共性的考察也超越了政治公共领域视界。卢梭认为，与政治公共领域相比，社会领域是缺乏公共性的，社会领域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结构导致了人的堕落，只有在契约关系所构筑的政治公共领域中，人才能告别堕落，实现自由。卢梭指出，一旦进入政治公共领域，“每个缔约者立刻就不再是单个的个人了；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在全体会议上有多少成员就有多少张票的有道德的共同体”〔2〕20。可见，在卢梭看来，实践理性的公共性仍然是公共性的最主要形式。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实践理性的必要性及其功用的探索，可以看作是对理性公共性的系统追问，尤其是关于实践理性绝对命令的表述——“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3〕39，更是明确将理性作为公共性的基础。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出发试图克服康德理性公共性的普遍性限度，把“物自体”也纳入了理性公共性范围，将理性公共性发展成包罗万象的体系。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理论问题域和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传统理性公共性的进路，但在理论出发点上依然将理性作为公共性的前提条件。斯密认为，尽管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都从利己心出发，但在市场理性作用下，每个人对私利的追求都会构建出公共利益，市场理性这一“看不见的手”是私人性和公共性的桥梁，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斯密视野中的公共性除了依赖于市场理性之外，还依赖于实践理性（道德情操）。“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备的条件”〔4〕2。正是这种以对他人的同情或怜悯为表现形式的道德情操，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市场理性的调节机制和辅助手段，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统一起来。因此，斯密学说中的公共性仍然是一种理性公共性。
老师根据学生知识基础，均衡分组（强弱学生搭配在一组）。课前布置任务，根据不同专业的班级，要求学生进行符合本专业特色的资料收集（若出现某组成员专业知识非常薄弱的，可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产品，不至于打击学生积极性）。如本人之前上的校内公开课班级是2016级电商高职1班，24人，分成4组，每组选一名组长。课前布置任务，分小组预习，寻找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产品，了解产品基本情况及用途，用于课上进行讲解分享。这样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下一步的教学打下基础。
在思想史上与理性公共性范式相对应的是自然公共性。自然公共性强调，个人总属于共同的物种或者“类”，个体在物种意识或“类”意识的作用下可以结合成共同体并形成公共性，公共性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的自然存在。古希腊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将万物的本源视作某种物质存在，本质上是对人的公共存在的探寻，但囿于探寻方式的朴素性、初级性，并不能解释复杂的人类社会共同体。自然公共性范式在近代唯物主义中达到了较高水平，在经验科学发展和反对宗教神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将公共性从天国拉入人间并赋予其客观基础，是自然公共性范式的进步意义。它的问题在于：其一，对人类共同体只能采取直观的分析方法。这样，共同体公共性的能动性、复杂性、过程性被遮蔽了。其二，在自然公共性范式中，“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5〕158。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该范式就会暴露出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
随着市场形势变化和业务转型需要，2017年以来，国际大石油公司对销售终端的布局策略正在转变，2017年共新增1800座加油站，同比增长1.6%。此外一些公司2018年还宣布了宏大的扩增计划，例如：壳牌提出计划在2025年前将加油站数量增加1/4达到5.5万座，重点在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地发展；BP也宣布将通过大力发展终端，快速抢占墨西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燃油业务的零售份额，未来5年将在中国新增1000座加油站。国际大石油公司对销售终端发展战略的转变，除了要抢占新兴市场的零售业务，也在为油、电、氢综合服务站的中长期业务转型提前布局。
青年马克思曾先后持有过理性公共性、自然公共性的看法。马克思在大学初期以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为基础进行的法哲学研究、在《莱茵报》时期以黑格尔理念论为基础进行的公共舆论和公共利益批判、在《德法年鉴》时期以费尔巴哈哲学为基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以及以异化劳动为切入点对公共生活的分析，都表明了这一点。通过对理性公共性和自然公共性的清算，马克思实现了公共性内涵的彻底转换。公共性不是抽象的理性公共性，也不是机械的自然公共性，个体之所以能够结合成共同体，并在共同体中呈现出不被单个人所支配的公共性，不是因为人具有理性或人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存在，而是因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生成了公共性。这种意义上的公共性是社会公共性。
社会公共性是复杂多元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属性。首先，不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属性都可以被称为公共性，公共性是指社会关系中那种“为公”的属性，或者说是指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那种惠及范围大、领域广、主体多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客观的，我们不能从单个人的主体性或者少数人的共同性来理解，必须在社会发展进程和发展趋势的宏观视野中对其进行把握。其次，社会公共性不是主体性的简单相加，其生成和发展是主体公共活动的有机结果，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在原理上是一样的。
在阐释公共性发展动力方面，马克思的“生产动力说”实现了重大范式革命。这种范式革命是在一般历史观意义上实现的，当马克思聚焦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时，“生产动力说”为其研究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基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发展动力是资本。正是在资本的推动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5〕404
二、公共性历程：从思辨历程到现实历程
另外，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能够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翻转课堂在教学中的应用，课堂的策划以及微视频的制作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小组之间的合作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小组之间相互帮助，以便更快地解决其中的问题，提升其学习的效果，个人的英语学习能力也在小组合作中得到提升。
在备案审查制度方面，要加快在国家层面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工作进行统一立法的步伐，进一步完善备案审查启动机制，充分发挥好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的整体合力。同时，强化对于规章备案审查主体的监督，健全公众的参与保障机制，强化公众的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健全备案审查公开机制。
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虽然在一般世界观层面转向了唯物主义，并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但在阐释公共性发展的问题上依然受黑格尔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性缺失是由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的水平和结构取决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具体性质。因此，要提高社会公共性水平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推动人类历史迈向共产主义。马克思在这里描绘了公共性的未来发展方向，但论证公共性发展的逻辑进路却与黑格尔基本一致。首先，马克思预设了一个类本质的存在，这个类本质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其次，类本质在一定阶段发生了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这与黑格尔语境中精神的外化是一样的。最后，随着类本质的复归，人完全占有了自己的本质，人类社会便进入了共产主义阶段。这与黑格尔阐述精神复归的方式相一致。可见，依照当时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公共性发展依然是一种思辨过程。
1845年后，马克思在公共性发展问题上实现了从思辨到现实的转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述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历史上依次出现的所有制形式，社会公共性的发展伴随着所有制演变过程。同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不再遵循类本质“三段式”演化逻辑，而是从生产力发展、普遍交往等现实性维度来展开论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现实过程出发，历史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的危机与不足，并诉诸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这种公共性的危机与不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五大社会形态理论。在五大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公共性也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呈现从低级向高级提升的趋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三大社会形态是以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为划分标准的，三大社会形态的发展历程即是公共性的发展历程。这些论述和观点表明，公共性发展是一个客观现实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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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性载体：从国家到市民社会
在思想史上，人们对公共性载体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领域分为家庭和国家两个部分，前者是私人领域，后者是政治领域或公共领域，因而作为公共领域基本属性的公共性只存在于国家之中。近代启蒙思想家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处于一种相互“战争”的状态，因而没有公共性，而国家作为主体根据契约关系让渡出的公共权力的代表，能够限制和规范自然状态下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赋予社会生活以秩序性，保障最大程度的公共利益。显然，这依然是一种将国家视作公共性载体的观点。康德继承了契约论国家观，主张公共性的实现除了需要诉诸实践理性构建伦理共同体之外，还要在政治层面构建“法律的公民社会”，并认为这是“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6〕8。
黑格尔基于伦理精神发展过程对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性的最高载体进行了论证。他认为，伦理精神的发展分为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家庭、分化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通过分化和中介而完成统一的伦理精神等三个阶段。与市民社会不同，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伦理理念的现实”“实体性意志的现实”〔7〕288-299，因而具有绝对普遍性。私人性或个体性只有在国家中才能真正走向普遍性、公共性（单个人将自己成为国家成员看作最高义务）。
相对于将国家作为公共性载体的阐释路径，另一种阐释路径——将市民社会作为公共性载体——在思想史上出现得晚很多。这是因为，近代以前，市民社会并没有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那时的“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8〕90。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市民社会才逐渐成为独立的社会领域。将公共性的载体置于市民社会，肇始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斯密看来，分工和交换是人的基本取向，人们可以在交换中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同时满足别人的需要。这种以交换为基础和纽带的社会共同体就是商业社会，即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交换对于双方来说是互通有无的活动，在不同主体间，“哪怕是极不相类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9〕12。通过交换活动，具有不同才能的主体生产出的不同产品可以“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9〕12。依照斯密的逻辑，市民社会本身就蕴含着公共性，公共性是个体在追求私人利益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虽然个体优先考虑的总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但当他从事谋取个人利益的活动时，必然会采取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方式。这是个体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这样，斯密告别了将国家作为公共性载体的看法，将公共性从国家拉入了市民社会。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告别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彰显，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们开始构建系统的公平正义原则。洛克明确提出两条具体的公平正义原则：其一，“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其二，“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11〕27每个人都应得到其应得的，每个人的权利都不应受到别人的侵害或侵占，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些内容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符合上述原则的社会是公共性水平较高的社会，反之则是公共性水平较低的社会。
“理性动力说”是在否定和超越“神学动力说”基础上提出的。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进，人类开始自觉意识到上帝是人创造的，推动公共性发展的动力在于人本身。由此，“理性动力说”在近代出场了。它认为，人具有理性和主体性，人可以按照自身的理性创造理想的生活。在经济发展上，理性的人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可以创造精细化、合理化的分工制度，可以发明代替手工劳动的机器，进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政治生活上，理性的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生活方式，一切政治制度都是以人的理性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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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市民社会概念是有所变化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指人本主义语境中人的自然需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商业社会是同义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科学界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5〕211这里的市民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市民社会是指一切时代中的一切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或一切物质交往关系，狭义的市民社会是指资本主义全部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领域。二者是一般和具体的关系。
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关于公共性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道德主义的“幸福”程度，二是宗教神学的心灵慰藉，三是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
四、公共性动力：从神学动力、理性动力、自然动力到生产动力
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关于公共性动力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神学动力说、理性动力说、自然动力说。“神学动力说”起源于古希腊。囿于当时科学知识匮乏，人们在探寻公共性发展动力时，总会诉诸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四因说”中认为“神”才是“第一动力”。在中世纪，阿奎那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系统论证了上帝存在的前提性和必要性，“神学动力说”得到了全面阐发。“神学动力说”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世上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按上帝意志进行的。世上出现的一切违背和破坏公共性的现象和问题，原因都在于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相反，人只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活动，就会走向理想的生活。
时空观念是高中学生在参与历史知识学习过程中所必须掌握的一大支柱素养，也是学生进行历史学习的一大有利武器。只有在对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合理的将知识联系起来，针对不同的时空将知识点带入带相应的历史清静之中填充事件细节，学生的历史时空观念才能够得以养成，对知识的学习才能够更加深入。
与“神学动力说”“理性动力说”不同，“自然动力说”既不承认上帝的超现实力量，也不承认理性的决定作用，而强调公共性发展与自然界发展的一致性。人类不能将公共性发展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不能将自然界单向度地当作公共性发展的条件。自然界有其发展规律，遵循这种规律开展活动，公共性的发展和提升是顺其自然的，反之公共性则会衰落。可见，“自然动力说”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主义或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说。
不难发现，作为诠释公共性发展动力的学说，“神学动力说”“理性动力说”“自然动力说”尽管理论侧重点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诠释方式。青年马克思也曾站在启蒙哲学立场上，利用“理性动力说”反对“神学动力说”，后来又受到“自然动力说”影响，试图将“理性动力说”与“自然动力说”相融合。直到创立唯物史观之后，马克思才对公共性发展动力进行了科学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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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公共性发展动力可以概括为实践、生产力、阶级斗争、现实的人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这些概念是不矛盾的。将实践看作动力，强调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推动公共性发展的能动方面；将生产力看作动力，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的客观性；将阶级斗争看作动力，强调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将现实的人的需要看作动力，强调公共性发展的主体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这些概念虽然在表达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本质观点是一致的。其中，将生产力看作公共性发展动力可以将其他概念统摄起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公共性的提升也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可以将马克思的观点称为“生产动力说”。
对于公共性发展历程的探讨，需要从黑格尔谈起。尽管古希腊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已闪现出一些火花，但总体上是朴素的、不成体系的。真正有浓厚历史感并为公共性发展提供历史视野的思想家是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历史的前提和主体，精神按照一定规律运动发展，这种运行规律是精神本身固有的属性。精神按照这种运行规律外化为自然界，然后再回复到本身。在此过程中，精神会经历从主观精神（灵魂、意识、心灵）到客观精神（法、道德、伦理）再到绝对精神（艺术、天启宗教、哲学）的发展过程。这构成了黑格尔哲学语境中的全部历史进程。历史发展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精神每一次回归自身，都较之以往呈现出更高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经历“否定之否定”之后的精神都会呈现出更高的公共性。
将公共性理解为社会公共性，是马克思在公共性内涵上实现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是在宏观意义上完成的。面对资本主义这一具体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的公共性研究就以对资本逻辑的公共性效应的批判性分析呈现出来。资本的本性是私人性，但其私人性的实现离不开公共性，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矛盾构成了资本的内在矛盾。资本越是要提升其私人性，就必然要创造更高程度的公共性，也就是说，资本要实现自身，就必须创造使自身灭亡的条件，这构成资本发展的历史宿命。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的分析，马克思对社会公共性内涵作出了更加深刻的澄清。
五、公共性标准：从抽象标准到现实标准
马克思在公共性载体上实现的转换，既有一般历史观意义，也有现实指向性意义。从国家到市民社会，说明作为一种具体社会关系属性的公共性不在国家中，而在人的物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中。因此，拯救社会公共性危机，构建合理的社会公共性结构，不能仅诉诸抽象的国家理念的现实化，而要切实改变人们的物质生产关系。同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否具有公共性，公共性的结构、样态、水平如何，不在人的观念或国家的观念之中，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因此，改变和提升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拯救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危机，不应诉诸伦理精神从家庭、市民社会上升到国家，而要现实地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
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便将人的“幸福”程度看作公共性的判断标准。苏格拉底在其著名的“美德即知识”命题中指出，每个人都向往着美好幸福的生活，当人们通过理性方式实现幸福时，社会就能呈现出更加“善”的状态。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善”或“至善”是最高层级的理念，人运用理性来认知和追求“至善”，便是走向“幸福”。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幸福”程度的提升代表公共性的提升，“只有幸福才能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绝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10〕11。当然在这里，生活的“幸福”程度依赖于道德伦理水平，也就是说，判断公共性的标准其实是人的道德水平和社会的伦理高度。
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原罪，天生的私欲会导致人在世间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在自然状态下，由于这种原罪痕迹的存在，社会的公共性水平很低。人的原罪需要在信仰上帝的过程中被赦免。信仰上帝后，人在上帝的指引下逐渐产生理性、道德、良知，进而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以及社会的稳定秩序，促进了社会公共性水平的提升。
马克思对公共性载体的认识也有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将国家看作是公共性的载体，认为市民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非正义的现象，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家公共性进行很好的贯彻。在《莱茵报》后期，马克思逐渐发现这一观点存在逻辑矛盾。如果国家是公共性的载体，国家的存在可以对公共性提供保障，那么国家就不应是私人利益的维护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却总是为私人利益服务，成为市民社会中财产占有者的工具。在费尔巴哈哲学启发下，马克思发现在公共性载体上原有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看法是倒立着的，只有将其颠倒过来，现实中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这样，马克思开始将市民社会视作公共性的载体。
上述三种公共性判断标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基于抽象的道德判断立场来审视社会公共性。不论是幸福程度还是心灵慰藉程度，都强调主体的体验，而体验总是主观的、相对性的。这些标准一旦引申到现实社会生活就会显现出矛盾。比如，古希腊时期奴隶主追求的幸福生活对于奴隶来说恰恰是一种悲惨的生活。第三种判断标准也是如此。在具体生活中，人们面对物质利益时总将个体利益放在首位，而将公平正义原则搁置一边。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也相继存在过第一、第三种判断标准，这可以从其中学毕业论文和博士毕业论文中看出。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后便扬弃了这两种判断标准，并在反对蒲鲁东、拉萨尔等人时对第三种判断标准给予了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判断社会公共性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公共性是一种具体社会关系的属性，如果符合生产力发展，那么其水平则较高，如果不符合生产力发展，那么就需要改变和提升。换言之，公共性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性水平是不断提升的，尽管在原始社会末期之前，社会并没有出现雇佣劳动和剥削，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其公共性水平依然落后于后来的阶级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在公共物品、交往程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提升。正是在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视域中，马克思阐明了正义的判断标准：“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2〕379正义是公共性的主要维度，这句话也体现出马克思下述立场：是否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相一致，是检验公共性的根本标准。基于这一根本标准，可以在以下方面对公共性水平进行判断。
一是社会产品的总量及其分配关系。社会产品总量是公共性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创造出足够多的产品，相互分享才有可能，否则“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166。社会产品总量基础上的分配同样重要。这里需要把握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维度，同一时段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是否相对公正；二是纵向维度，相对于以前的社会分配，个人分配到的产品量是否有纵向上的增加。
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人化自然程度越高，创造的社会产品数量就越多。在历史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一个从崇拜到利用、从破坏性开发到可持续开发的过程。对自然的崇拜表现出人类的愚昧和未开化、半开化状态，对自然的支配和利用则表现出人类的一种文明状态，后者公共性水平比前者高。人类对自然支配和利用长期呈现为破坏性的开发和征服，这虽然比崇拜自然时的公共性水平高，但由于破坏了同时代和历时代的主体分享自然的平等性，因而仍然不是公共性水平很高的阶段。这是工业社会的公共性。对自然的可持续利用则体现出一种绿色文明追求，它强调开发利用的合理性，一部分人、一代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不影响另一部分人、下一代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这显然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公共性。
三是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5〕147交往范围越广、程度越高，公共性水平就越高。古代社会交往程度相对低下，一是范围较小，局限于部落氏族内部或区域内部；二是主体有限，区域性交往主体多为成年男性，范围大一点的交往主体多为首领、商人等；三是层次较低，局限于一般的通婚和宗法活动，或者是极其简单的产品交换活动。这种情况下的公共性水平是较低的。近代以来，人类交往的深度、广度显著提升。交往的发展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逐渐从松散走向依赖，在此过程中，自由贸易的施行、国内市场的统一、全球化的推进等都是交往提升的表现，也是公共性提升的表现。
四是自由时间、非强制性分工和非强制性劳动的程度。所谓自由时间就是“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13〕107-108，可以被个人自由支配的那部分时间。自由时间与强制劳动时间相反，强调人对时间的支配性和在时间维度中的主体性。一个人的自由时间越多，则越能从事自由的活动，一个社会总体的自由时间越多，则公共性水平也就会越高。与自由时间相对应的是非强制性分工和非强制性劳动的程度。自由时间增多则意味着非强制性分工、非强制劳动程度的减少，进而意味着异化力量对人的控制的减小。这显然也是公共性提升的表现。从历史发展来看，随着生产力由低到高发展，自由时间不断增加，非强制性分工和非强制性劳动程度不断降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按其本性总是试图无限度地压缩人的自由时间，但其客观趋势和结果却是“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14〕286。这表明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时间、非强制性分工和非强制性劳动也是呈逐渐增加趋势的，社会公共性也是不断提升的，提升到一定程度时就将告别资本主义社会。
葡萄酒的质量七分决定于原料，三分才是工艺。松原栽植的双优山葡萄与一些主栽区比突出的优点有：无“小青粒”、“绿红粒”，果穗紧凑，果粒整齐；无病腐穗、破损粒，果色深，果粉厚。在松原栽培的双优山葡萄品种，施用本然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出汁率、果梗率等多项酿造品质性状上都优于施用化肥的。其中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手持折光仪测量）高出2.3°，相当于高出12.2%，详见表5。
六、马克思公共性范式变革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15〕公共性是马克思主义观察、解读、引领时代发展的重要维度。在实现公共性转向、公共性建设成为重要时代任务的背景下，深刻把握马克思在公共性基本范式上实现的变革，对于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公共性建设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看，当代公共性研究要始终立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原则。当今时代，不论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还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新时代，都鲜明昭示着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换的趋势，需要建立公共性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总体把握。新时代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为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开辟了新路径，但其内在公共性本质并没有得到深度阐明，因而遭到西方部分学者的误读和批评，这需要系统的公共性理论给予论证和回应。新时代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需要理论界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方面深入研究予以引领。公共性是上述理论的基础范畴，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公共性基础问题进行全面清理和阐释。因此，大力推进公共性基础问题研究，已经构成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理论任务。但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中的公共性思想、如何应对西方公共性思潮的影响和牵引，是始终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公共性思想，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这些论述无疑是当代公共性研究的重要资源。但也正如有关论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公的道路就是官家所有的道路，或者皇帝所有的道路，而现代西方围绕私人领域展开的公共与国家的抗衡意义的公，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16〕165-166。同样，在西方理论界，李普曼、阿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罗尔斯等人的公共性思想也有很多可取之处，特别是其将公共性视作公共领域即“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17〕126的属性，有助于我们在理论研究中跳出传统“国家—市场”或“权力逻辑—资本逻辑”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但必须看到，西方公共性思潮的相关研究更多地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展开论证的，这种脱离现实实践的理论进路基本上又回到了当年马克思批判和清算对象的立场，正如哈贝马斯自我反思的那样：“我们依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当代同人。”〔18〕61因此，在当代研究用于指导实践的公共性理论，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深刻把握马克思在公共性基本范式上实现的变革。
从实践上看，马克思在公共性基本范式上的变革为新时代公共性建设指明了基本立场和原则。新时代一系列新战略、新部署，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等，无不将社会公共性的提升和发展置于核心位置。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如下立场和原则：其一，我们要提升和发展的公共性是具有最终现实性的社会公共性，理性公共性、自然公共性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根本，营造良好精神文化、打造美丽生态环境的最终着眼点都是现实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二，公共性的提升和发展不是单个人观念的产物，而是真正的现实过程，在其中精神的引领作用不可忽视，但最终还要落实到生产力发展的维度上。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的社会公共性水平才能稳步提升。其三，公共性的载体是市民社会，尽管政府在行政和管理方面也追求公共性，但这并不是主要目的，其真正价值指向是服务人民群众。因此，政府公职人员仅有廉政是不够的，不仅工作要公开透明，还必须要切实改善和提升社会关系。其四，在以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共性提升的过程中，社会产品的总量及其分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自由时间、非强制性分工、非强制性劳动的程度也是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把握并处理好效率与公正、人的发展与生态发展之间的张力，不断推动人的交往水平和自由时间的提升，也就构成了新时代社会公共性建设的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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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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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5-0062-07
〔收稿日期〕2019-06-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18VSJ032），负责人陈进华。
〔作者简介〕桑明旭（1984-），男，江苏东海人，苏州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责任编辑 苏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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