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延安时期是我党对其纪念与评价的高峰时期。为了推动国共合作、阐明中共政权合法性及扩大政治影响等,中共重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并于1938年正式开始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借助纪念活动及相关理论阐释,我党形成了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基本评价,特别是关于三民主义的阐释及辛亥革命的性质、历史意义的总结,发展了大革命时期中共的相关理论及评价,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与中共党史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辛亥革命;孙中山;三民主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纪念
延安时期,为了促进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赢得外界对于中共的支持与认同,鼓励民众积极抗战,表达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及与国民党进行较量,中共正式开始纪念辛亥革命与孙中山。1938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的大会上做了重要演讲。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了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的通知。1941年,中央做出了纪念双十节的决定。从中共中央、边区党委到政府都高度重视,通过颁布一些文件来规定纪念办法及要求,然后由各地去落实执行。中共之所以高度重视,是由中共当时面临的历史背景与政治任务决定的。
(一)纪念目的
1937年,在日寇的进攻下,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谋求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它不仅改变了大革命失败后对于三民主义所持的消极态度,而且通过纪念双十节和孙中山,来表明其政治立场与诉求。
1.推动国共合作深入发展。延安时期中共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推动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向前发展。而积极阐释三民主义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对中共的屠戮与迫害,加之国民党戴季陶、蒋介石大肆利用三民主义,中共党内“左”倾思想比较严重,中共一度对三民主义进行批判,如192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双十”宣传纲要》提出:“三民主义曾经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口号,现在完全变成为反辛亥革命的旗帜。”[1]华北事变爆发后,中共重新开始寻求与国民党合作,推动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中共在政策与宣传中,表明自己对于三民主义的拥护,作为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石。193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大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继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精神”。[2]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3]217中共不仅在政策上改变了对三民主义的态度,而且在纪念活动中,不断进行积极阐释。比如,1939年3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1940年3月12日,发表《实行三民主义纪念孙中山先生》等。中共积极阐释三民主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推动国共合作。正如吴玉章在《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所呼吁:“我希望继承中山先生创造民国事业的国民党,利用团结抗战之良机,国际援助之势力,本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团结合作的精神,与我党及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勇猛精进,完成抗战建国的伟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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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阐释中共政权的合法性。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了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的通知:“陕甘宁边区在基本上已完全实行了三民主义,它是抗日的民主的先进地区,它的存在对于抗战、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谁要反对边区,他不仅在实际上违背了抗战与民族利益,而且违背了三民主义,反对了孙中山先生。”[5]205-206“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应告诉广大群众及全国同胞,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相容的。”[5]2051941年,中共在发布的纪念双十节的决定中宣称:共产党人是辛亥革命忠实的继承者,我们将与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完成辛亥革命未完的事业,使三民主义得以在中国实现。[6]208
3.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1941年,中共在纪念双十节的决定中指出:在今天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之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唤起人民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在世界,今天是法西斯德国、意国、日本三个强盗国家,向全世界一切自由民族举行最野蛮最黑暗的侵略战争的时候,而同时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苏联、英国、美国已经组织好了一个联合战线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时候”,“应号召人民把纪念当作对日寇发动新进攻的伟大的民族示威”。[6]208-2091942年,《解放日报》报道:军区各部队除召开纪念会外,还组织流动宣传队,深入附近各村庄做广泛宣传,“某些地区我宣传机关,向伪军伪组织人员发出大批书信,劝其早日觉悟,反正来归,共同杀敌”。[7]动员民众积极抗战是当时纪念活动的又一重要目的。
(2)纪念文章及评论。每年3月12日或双十节前后,中共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开设专栏,发表一些纪念文章与评论。比如,1938年,《新华日报》刊载了周恩来的《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凯丰的《在抗战中纪念孙中山先生》、董必武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等文章。1941年,《解放日报》刊登了林伯渠的《荏苒三十年》、董必武的《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吴玉章的《以三大希望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周年》等。
4.与国民党进行政治较量。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始终遭到其限制与排斥,在此情况下,利用纪念日对国民党进行批判是必要的。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了《如何解决》的国庆演讲,提出了为挽救目前危机,配合盟邦作战,我们共产党要求国民政府召集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8]364胡乔木在1945年3月12日发表的《纪念孙中山,批判蒋介石》一文中指出:由于反对共产党和人民,国民党日益变得孤立,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编造的谎言,“蒋介石不得不再三承认自己的罪恶,承认他和国民党当局在民国十六年以后就一直违反了孙先生的主义”。[9]
1.纪念内容
(二)纪念内容与形式
3.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与经验教训的总结。1942年,吴玉章在《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除‘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所指出:‘一、革命统一战线分裂……’我认为没有统一集中的党来领导革命是革命失败最基本的原因”。[4]他认为孙中山创立的党在思想上缺乏统一的意志,在行动上缺乏统一的计划,在组织上没有民主和集中。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派别之争等非常严重,这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范文澜分析:“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应该领导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身软弱无能,它们主观上要求革命,客观上又要求与反动势力谋得妥协。”[20]他概括了辛亥革命留给中国革命事业几点经验教训,即“必须首先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国资产阶级本身软弱无力”、“中国资产阶级大体带有官僚性买办性”、“中国资产阶级反封建是有限度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是辛亥革命的发展者,是统一战线的主持者”。[20]朱德在1942年回忆云南起义的情况时总结:云南在民国时期的重要经验有两个,“一是坚持统一战线。蔡松坡将军是进步党人,但他对同盟会同志及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都是一秉至公,决无偏见……二是依赖民众。滇军两次入川,都得到民众很大的助力”。[25]这一时期,中共特别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统一战线的分裂、缺乏革命的政党组织,这与中共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中共这时期极为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所以,在阐释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也特别突出了这一点。
5.扩大中共自身政治影响。无论是在抗战初期,还是抗战取得胜利,中共在声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一直表示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护与执行。比如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共产党的责任在于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377在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1945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时说过,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中共将竭诚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11]同时,中共利用纪念活动,联系各界人士,阐明中共的政策,扩大共产党的影响,“边府于五日下午三时在办公厅召集延安各界代表商讨纪念双十节国庆”,[12]“边府于双十节上午十时在边府招待外宾与各界代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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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共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纪念重点是双十节纪念与总理忌辰纪念。这与国民党方面相区别,国民党于1942年修订了国定纪念,规定之后的总理纪念以诞辰纪念为主。而且国民党很早就开始纪念黄花岗起义,之后定为“青年节”。而中共1939年把“五四”定为“青年节”。所以,因历史渊源关系,中共对于黄花岗起义的纪念较少。以下对延安时期中共的纪念活动内容做一简要介绍。
(1)双十节纪念。延安时期,中共对于双十节的纪念最为隆重,每年10月10日前后,中共中央、边区党委、政府都非常重视,同时会下达一些决定、通知,提出纪念的主旨、要求、办法,有时也颁布一些纪念口号,然后由各地各部门去贯彻落实。同时,《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会于双十节前后开设“国庆纪念”专栏,刊发一些纪念文章予以纪念。比如,1938年,《新中华报》刊登了《国庆纪念》的评论,《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辛亥、北伐与抗战》的文章。同时,各地召开纪念会、座谈会,或举办秧歌、话剧、晚会等形式进行纪念。
(2)黄花岗起义纪念。这一时期,中共对黄花岗起义的纪念较少,这与国民党相反。国民党一直把它作为“辛亥首义”来歌颂,很早就开始隆重纪念“三·二九”,孙中山曾多次主持公祭典礼。1942年,国民党修订了国定纪念日,“三·二九”仍被作为“革命先烈纪念日”来纪念,之后正式定为“青年节”。而中共于1939年正式把“五四”定为青年节。所以,中共较少纪念黄花节。但在抗战艰难的时期,延安有时也会隆重纪念黄花岗起义。如1943年,《解放日报》报道:“本市各界青年二千五百余人于上午十时齐聚八路军大礼堂举行隆重的纪念会……会场满贴各色标语,至为庄严隆重。”[13]同时,《解放日报》刊登了吴玉章的《纪念黄花岗》、温纪泽的《黄花岗的故事》、凯丰的《纪念黄花岗与中国青年当前的任务》等纪念文章。
2.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评价。1939年,毛泽东评价:“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10]564他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把皇帝赶跑了,它的失败之处是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依旧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1941年,董必武在《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一文中评价:辛亥革命伟大的成绩,“不仅在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且葬埋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形式——帝制,而建立起中华民国”。[21]650同年,林伯渠在《荏苒三十年》中总结:“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21]646同时,因为民国的建立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所以,人们常常低估了它的重要意义。但不能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忽视了它本身的光芒。1942年,《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是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统治于中国的专制政治,而确立了民主共和的国家政体。”[22]它掘开了封建制度的根基,铲除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的君权思想,唤醒了千百万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热情。范文澜分析:“辛亥革命时代的革命力量根本不可能一下推翻旧统治势力,君主制度的根绝,民主国家的建立,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确是跃进了一大步,所以辛亥革命的成就部分也许比失败部分要大些。”[20]延安时期,中共对于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评价较高,改变了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其的评价。大革命时期,中共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民主革命。如陈独秀1924年10月所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23]瞿秋白评价:“这次革命的唯一胜利只是推倒一腐朽不堪的满清政府。”[24]延安时期,中共虽然也承认辛亥革命的失败,但更看到了它的历史贡献与价值,即对于帝制的终结及民主思想的传播等。诚然,延安时期中共对辛亥革命较高的评价,除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利用这一政治遗产,也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认识更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剔除了许多消极与负面的情绪,更能坚持宏观的视野而“不以成败论英雄”。
(4)总理诞辰纪念。这一时期,中共对于孙中山诞辰纪念比较少,没有附和国民党政府的相关规定。1942年,国民党修订了国定纪念日,规定之后对孙中山的纪念由忌辰纪念转为诞辰纪念。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及根据地还是坚持以忌辰纪念为主。不过,中共有时也会于11月12日前后发表一些纪念文章,比如1941年11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三民主义与实践——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同日,郭沫若、潘梓年、史明操发表了相关纪念文章。1942年11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反省缺点,力求进步——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诞辰》《追忆三十年前国父的信徒》等纪念文章。
3.2.3 稳态的调节机制 机体是如何来维持稳态的呢?通过学生的讨论,总结出: 要维持内环境的稳定,动物体必须能及时感知内外环境的变化,并及时作出反应加以调整,这些活动都依靠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活动来完成的。
2.纪念形式
(4)话剧、晚会。1942年10月8日,《解放日报》报道:为纪念国庆,西北文艺工作团于当日晚在延安参议会礼堂举行晚会,公演话剧“生活在召唤”。[16]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召集会议筹备纪念双十节,“会议决定:边府于双十节上午十时在边府招待外宾与各界代表。全市分东西南北四个区从上午起表演秧歌及活报,下午一时在某地举行各界代表庆祝大会,晚上分别在参议会大礼堂与大众剧院等地举行晚会并演剧助兴。各机关团体亦应各自举行小型晚会以资庆祝”。[12]
(1)纪念大会、座谈会。如1941年10月,《解放日报》报道:延安举行了国庆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下午四时在青年体育场举行,到会的有延安大学等六十多个单位,共三万余人参加大会,周围群众也赶来参加,大会洋溢着热烈的气氛。[15]1942年,《解放日报》报道:朱德总司令邀请了林伯渠、吴玉章、范文澜等辛亥革命的元老及相关人士,在桃林举行辛亥革命座谈会。会上诸老畅谈了辛亥革命的情况。[16]延安时期,中共经常举行国庆纪念大会及座谈会,对于辛亥革命进行纪念。
通常来讲,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情绪,因此,创造温馨的分娩环境,可以使孕妇放松下来。鼓励孕妇产在生产时选择家属陪产、自然分娩。改变之前孕产妇在分明过程中完全被动的状态,采取一些方法为孕产妇及家属主动参与到分娩过程中提供条件。通过导乐球和音乐等方式为产妇创造温馨的分娩环境,给予孕产妇心理上的支持和安慰,提供人性化的孕产服务。
(3)标语、口号。1944年,中共召开了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的纪念大会,大会标语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17]“三民主义一贯的道理,便是在打不平,民族主义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权主义是对内打不平的,民生主义是对富人打不平的。”[17]“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
延安时期,中共所开展的纪念活动形式较为灵活多样,特别是双十节纪念,一般都召开纪念大会、座谈会,或采用歌剧、晚会、节假日等形式。同时,双十节前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还会刊发纪念文章。而对于总理忌辰纪念,也召开纪念大会,但一般是通过发表一些文章、评论、标语等对于中山先生的伟大业绩、革命精神进行歌颂,包括对于他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进行宣传与阐释。
(5)节假日等。1941年10月,《新华日报》报道:“明日为国庆三十周年纪念,延安各界人士正在筹备热烈隆重的纪念。中共西北局已通知本市各机关、部队、学校、支部除讨论与执行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决定外,并举行如下的纪念办法:(一)九、十、十一,放假三日。”[18]1942年,《解放日报》报道:“边府通知,为纪念民国卅一年度国庆节,全市各机关学校放假一日,全市市民,均须悬挂国旗,各机关学校团体并分别举行纪念会,以资庆祝。”[16]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
延安时期,中共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首先是对于三民主义的阐释。如1937年,《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中列举出了“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节;1937年,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1938年,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专列一节“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提出:共产党员要“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19]6281939年,周恩来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都对三民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中共在双十节前后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比如林伯渠的《荏苒三十年》、董必武的《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吴玉章的《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徐特立的《辛亥革命之始末》、田家英的《从旧的专制到新的民主》、范文澜的《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朱德的《辛亥回忆》等。同时,毛泽东还发表了一些著述,比如《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历史地位、经验教训等进行了总结。
对于孙中山的评价,中共在总理忌日或诞辰,发表一系列重要演讲或纪念文章,比如毛泽东在1938年所发表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的演讲,周恩来的《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凯丰的《在抗战中纪念孙中山先生》、胡乔木的《纪念孙中山,批判蒋介石》、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续范亭的《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八周年感言》等,对孙中山的历史贡献、三民主义学说,包括孙中山的不足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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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延安时期,中共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主要包括对于辛亥革命性质、历史地位、失败原因的认识,以下分别介绍之。
1.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概括。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道:“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10]667他认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这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这之后,则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942年,范文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以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20]他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直到辛亥革命,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20]延安时期,中共已经明确指出辛亥革命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发展了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即大革命时期,中共虽然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还没有提出新旧民主革命这一划分,而且对于革命动力、领导者、前途等的分析还处于探索阶段。
最后,着眼于洞穴比喻中对人之本质的回转进行引导的Paideia,真之本质的转变还关系到人的自由:“对人之存在以及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的努力关注,贯穿并且支配着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柏拉图思想中的开始同时就是‘人道主义’的开始。”[5]236在海德格尔返回无蔽的道路上,对真之本质的追问必然涉及到对人的自由之本质的追问,也就是对人与存在的关系的追问。[注] 就此而言,我们也就更加能够理解为何后来在1947年“人道主义书信”是与“柏拉图的真之学说”一并出版。这样的安排绝非任意之举,而是出自海德格尔存在-历史之思的要求。
(3)总理忌辰纪念。延安时期,中共对于孙中山的纪念正式开始于1938年,主要集中于忌辰纪念。1938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讲。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了纪念孙中山的通知,规定纪念办法为:“在各县城召集群众纪念大会,各区乡以行政村为单位召集纪念会,如遇有集市、庙会,可利用集市庙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5]204宣传要点为:“应该学习他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用这种精神来坚持抗日的持久战争。”[5]204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定于三月十二日下午一时在边区礼堂举行纪念会,希望延安市各机关、学校派代表准时参加。”[14]而且,每年3月12日前后,中共在《解放日报》或《新华日报》均会刊发一些纪念文章,予以纪念。
延安时期,中共对于辛亥革命的纪念包括双十节纪念(也称“国庆纪念”,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纪念日)、黄花岗起义纪念,对于孙中山的纪念包括总理忌辰与诞辰纪念。其中重点为双十节纪念和总理忌辰纪念,而双十节纪念又最为隆重,纪念形式也最为多样。
首先,要想使学生真正学到英语,而不是在伪学习,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学情来设计教学活动。学生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和性格特点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教师应适当地进行分层教学,给每一个学生必要的自主表现和发展的空间、时间,促使有差异的学生共同发展。分层有很多内容,因为学生的基础不一致,所以学生需要分层;因为知识的难易程度有别,所以教学目标也要分层;学生和知识有差别,所以施教、作业和评价都需要分层。教师要根据情况的不同,在教学中采取不一样的教学策略,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从英语教学中体会英语学习的乐趣,曾强学习英语的自信,从而提升英语教学的水平,促进学生发展。
(二)对孙中山的评价
延安时期,中共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包括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三民主义学说及他的不足的分析,特别是对于三民主义学说,一改大革命失败后所持的否定与批判态度,对其进行了积极阐释,表明中共的最低纲领与三民主义基本相同,又说明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不同,从而使中共的政治纲领更加明确、系统。
1.对孙中山历史地位的评价。首先,肯定了孙中山对于革命的贡献。1937年,董必武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中指出:“伟大的国民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不仅创造了三民主义,创建了民国,而且定下了保证中国革命现阶段彻底胜利的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8]3061938年,毛泽东评价:“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19]849同年,周恩来在《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中概括了孙中山的伟大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指出:“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政党及革命行动,造成了孙先生不朽的伟大事业。”[26]凯丰《在抗战中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评价: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行动家”,他的伟大主要有:创立了救中国的方针,即三民主义;找到了实现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即三大政策;留下了不屈不挠的革命奋斗精神。[27]其次,认为孙中山的革命贡献主要集中在晚年。胡乔木评价:“孙中山先生晚年的革命方向,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唯一方向。”[28]1943年,《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指出:“他晚年的革命政策和革命实际是他生平的革命高点,”“中山先生是我们民族的伟人,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患难之交。”[29]这一时期,中共对于孙中山历史地位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包括他对于革命的贡献、三民主义学说,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等。并特别指出了孙中山的最大贡献在于对于国共第一次合作及统一战线的贡献。
综上所述,做好大数据时代城乡规划学走向计量化的机遇和挑战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利于实现对该学科发展中产生海量数据的科学分析及利用,从而为城乡规划及建设工作开展提供科学指导。因此,需要在实践中全面了解大数据时代城乡规划学走向计量化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开展相应的分析及研究工作,不断提高城乡规划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实践应用水平,进而保持该学科良好的发展状况,提升我国在城乡规划及建设方面的整体水平,并实现对城乡规划学的高效利用。
2.对三民主义学说的评价。董必武在1937年评价三民主义“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他分析了民族、民权、民生的理论缺陷,指出“三民主义是伟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8]310-311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19]6251939年,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中分析: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30]545同年,周恩来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提纲)》中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30]562这一时期,中共对于三民主义进行了积极阐释,提出中共拥护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所阐释的新三民主义,而不是旧三民主义。分析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指出中共当前的任务及最低纲领就是为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时,也指出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使得中共的政治纲领更加明确。
3.对孙中山不足的概括。吴玉章评价孙中山没有一个正确的政党组织原则,即“不是中山组党的企图不对,而是组党的原则不尽妥善。他强调党的统一集中,党员要有愿牺牲性命、自由、权利为革命奋斗到底,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但他没有认清党要集中,还要民主。他没有想到铁的纪律是建立在党员自觉的基础上,而这种自觉又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性”。[4]徐特立认为孙中山在理论上有所不足:“中山是同盟会中最有理论之一人,但在理论上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如同盟会公开的政纲,其中有实行种族同化一条,显系大汉族主义……中华革命党的党纲中有革命时期庶政悉归本党一条,在第十二条又规定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无公民资格。”[31]1943年,《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分析:孙中山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因为他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和阶层是矛盾的;他的民族解放事业还远未完成,而改善民生、实现民主,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才取得了成绩。[29]这一时期,中共对于孙中山不足的分析,既涉及到他的理论、政党组织原则,也认识到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身的缺点,这些评价都是准确的。
三、结语
延安时期是中共由弱小到强大的发展时期,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胜利,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原因,也与其思想政治教育与舆论宣传密不可分。其中国庆纪念与孙中山纪念又是最为重要的纪念日。这一时期,中共重新举起三民主义的旗帜,积极阐释三民主义,并于1938年正式开始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通过纪念和宣传,向人民普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从理论上解释中共的最低纲领与三民主义的相似点,从而努力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推动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同时,不断声明,中共将继承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未完的事业,努力为建设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而奋斗。而且,随着抗战事业取得胜利,国民党推行专制与独裁,中共借助于纪念活动,批判国民党的专制,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不断申明“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仅使得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得到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也使中共的政治纲领更为明确与完善。同时,也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为我党赢得了一定的舆论支持与民众基础。研究延安时期中共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纪念,为研究中共纪念活动史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史料,也为新时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示。
推荐理由:作者王君不仅是“百年中国语文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青春语文创始人”,更是一位在教育上亲力亲为的母亲。每一封信都是王君在日常中遇到的一个困惑,也是你我可能会遇到或曾经遇到的,她以自身实例进行讲述,每一个字都坦诚而真切,既有借鉴的意义,又有教育的温度。该书给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原来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和父母的双向教育。爱,耐心和温情应该是家庭的主题。
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延安时期是中共辛亥革命观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借助纪念活动和相关理论阐释,形成了我党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重要认识。首先,中共对于三民主义进行了积极阐释,改变了大革命失败后对其采取的否定与批判态度,这固然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中共需要利用辛亥革命这一重要的历史遗产,来推动国共合作及实现中共相关的政治诉求,也与中共能够坚持科学地历史观有着重要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3]406他提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该首先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研究一下,这是重要前提。在对三民主义的阐释及中国民主革命思考的过程中,中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指出“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10]692-693同时,这一时期我党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特别是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历史意义的评价,发展了大革命时期中共的相关理论及评价,奠定了建国后我党对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评价的基本基调。所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研究中共辛亥革命观的形成与发展,及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中共党史观的确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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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memorationandEvaluationofthe1911RevolutionandSunYat-senby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nYan′anPeriod
JIN Yan-ling
(School of Marxism,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
Abstract:The commemo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Sun Yat-se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the Yan′an period is the height for the commemo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Party.In order to promote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to clarify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xpan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aised the banner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gain and officially commemorated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Sun Yat-sen in 1938.With the help of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and relate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the Party′s basic evaluation of them has been formed,especiall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and the summary of the natur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1911 Revolution.It has developed the relevant theory and evaluation of the CPC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putting forward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historical outlook.
KeyWords:Yan′an period; the 1911 Revolution; Sun Yat-sen;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5-0073-07
收稿日期:2019-05-15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陈云干部教育与管理思想研究”(2015B002);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研究”(15JK1817)
作者简介:靳燕凌(1977—),女,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齐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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