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工的环保行为直接关系新时代城乡绿色发展。本文利用CGSS 2013数据考察了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环保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农民工的环保行为参与频率显著高于农民，但低于本地城市居民；私域环保行为参与显著高于公域环保行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既能直接提升农民工总体环保行为，又会通过媒介接触、环境知识、环境污染认知等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提升农民工环保行为，不仅需要加强环境知识宣传教育，减少媒介信息鸿沟，增强居民环境风险认知，更重要的是促进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
[关键词]城市融入；农民工环保行为；城乡绿色发展；绿色生活方式
中国的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8年的59.58%，庞大的农业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聚集，在促进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城乡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城市的能源消费和环境产生较大压力。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党和国家提出了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生活方式的健康化和绿色化，也即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的环保行为将有助于缓解城镇化进程中的环保压力。那么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其环保行为现状如何？何种融入因素会影响其环保行为？不同融入状况对其环保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厘清农民工环保行为的现状、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而培育农民工绿色生活方式，不仅有助于降低城镇化对城市环境造成的压力，而且“回流”农民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提升，对于改善农村环境问题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人口迁移与环保行为
国内外学者较少直接关注城市融入与环保行为的关系，但国外学者从人口迁移视角研究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环保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类是环保行为趋同论，该类研究认为，随着融入时间的增长，移民通过与本地居民的接触，习得本土主流生态价值观，获得更多环境知识，环保行为逐渐与主流群体保持一致，形成本土绿色生活方式[1]，甚至在能源消耗、碳排放方面要低于本地居民[2-4]；另一类是环保行为差异论，该类研究认为，出生地和社会融入是影响环保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外来移民比本地居民的环保参与程度更低[5-6]，但是不同移民的环保行为并非完全一致，不同融入状况的移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与融合型移民相比，边缘型移民被排斥在主流价值观之外，环保意识差，环保行为相对少[7-8]；经济融入程度低的移民，其环保行为更少，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贫穷落后地区的移民，在发达国家中的环保表现更差[9]；越认同流出地身份的移民，流入地归属感越弱，相应地更少实施环保行为[10]。我国学者也发现城市融入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进城农民比留守农民的私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高[11]，遗憾的是该研究只是简单以是否进城作为城市融入的标志，并未有效区分不同融入因素的独特影响。国外研究主要探讨本土居民与国外移民环保行为的趋同或差异，他们的研究发现是否适用于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2. 城市融入影响环保行为的路径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概念，反映的是农民在城市确立经济地位、适应城市的互动规范并获取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最终实现城市舒适生活的动态过程[12]，一般包含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3个由低到高的层次。环保行为是指人们意图通过各种途径保护环境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有利于环境的行为。
虽然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快节奏起来，可是网络的虚拟性特点似乎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难度。在网络世界里，虽然扩大了人与人交往的空间，但是却不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只是通过不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进行交流难免会使感情交流变得越来越淡，直至消失。也会由于网络电影中的虚拟情节，使高校大学生产生一些冷漠、暴力等社会性问题，不利于高校大学生接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其难度。
(1) 直接作用机制
标准英语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音要准确、地道。中国学生由于在校学习的是普通话，在家看电视，平时与人交流主要也是普通话，所以学习和表达英语时非常容易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比较普通话和英语语音差异，并进行针对性教学，对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大有裨益。
经济融入衡量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居住与消费等方面的融入情况，其中收入和职业稳定性是核心基础，只有拥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农民工才能在城市立足和发展。在融入过程中，农民工只有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才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如要求良好的环境，进而采取有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13]；职业稳定性越高的群体，收入越高，更可能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加关注环境治理，采取更多环保行为[14]。社会融入反映农民工在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等方面的融入状况，衡量其在城市交往的广度。根据社会互动理论，公众行为(包括环保行为)会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一方面，居民对互动个体环保行为的观察和学习，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个体的私域环保行为[15]；另一方面，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会增加公众被社会关系动员参与公共环保行为的概率[16]。心理融入反映农民工在心理上对城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认同和接纳，衡量其融入的深度，主要通过身份认同等方面测量外来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移民更加关注迁入地的环境，促进移民环保行为逐渐向本地居民靠拢[2]。基于此，本文认为城市融入(经济、社会、心理)会直接提升农民工环保行为，提出第一个假设。
此外，结合以往研究，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变量。所有变量的特征描述，见表1。
(2) 间接作用机制
第一，环保知识，农民工获取更多的环保知识进而提升其环保行为。较高水平的稳定收入和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有助于拓展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社会交往，而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环保知识[2]。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拥有环保知识优势[17]，相互之间的频繁交流更容易共享环境知识，促进环境知识的传递[11,18]。环境知识是环保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19]。就私域环保行为而言，个体掌握的环境知识越多，越明白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就越倾向于实施更多环保行为[20]。就公域环保行为而言，个体只有具备相应的环境信息和知识，才有机会参与到公共活动中，尤其是在公共环保抗争中[21]。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广度更宽，越容易获取更多环境知识，如碳排放对大气和人体的影响、垃圾可以分类回收再利用、物种消失会破坏生态系统、PX、垃圾焚烧，等等，这些环境知识可能提升农民工环保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由图4的(a)、(b)、(c)对比可看出，气相介质中腐蚀产物堆积较少，气液交界相的腐蚀产物堆积较为密集，以立方体为主，并附着少量圆形小颗粒:气液交界相的气相部分较液相部分腐蚀产物堆积密集;液相的腐蚀产物堆积密集，腐蚀最严重。由图4的(a1)、(b1)、(c1)对比可看出，添加缓蚀阻垢剂后，N80钢表面形成一层连续致密的保护膜，对基体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其气、液、气液交界相的腐蚀产物堆积较空白组均减少，说明该缓蚀阻垢剂对N80有较好的防护作用，且有保护膜形成，能有效地减小腐蚀速率。
H2城市融入有助于增进农民工的环境知识，进而间接提升其环保行为。
第二，媒介接触，农民工因接触到更多环境媒体信息而提升其环保行为。农民工的媒介使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消费活动，受到城市融入的影响。从媒介资源来看，城市的传统媒介(电视、报纸)和新媒介(网络)均比农村丰富，其中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使用环境更佳。随着职业稳定性、阶层地位和收入的提高，公众的媒介使用频率显著提升[22]。伴随经济融入不断深入，农民工会使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与居民进行社会交往，提高新媒介的使用频率。市民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越是认同市民身份的进城农民，越可能积极融入到城市生活方式中，更多使用新媒体。传统媒介(报纸、电视、广播等)的环境宣传教育，潜移默化地培育公众环境意识，激发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进而引导公众参与环保行为；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赋予公众搜索环境信息和参与议题讨论的主动权，也能引发更多的公共环保行为参与[23]。媒介接触还通过传播环境知识来促进公众投入环境友好行为，披露环境问题严重性信息，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24]。因此，随着城市融入度提高，农民工媒介接触面会更广，有机会获取更多环境信息，环境意识也得以提升，这些都能够促进其积极参与环保。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城市融入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媒介接触，进而间接提升其环保行为。
第三，环境认知，农民工增强环境认知而改善环保行为。与农村相比，城市面临的空气、噪声、水污染等环境问题更为突出，农民工暴露在相对较为严重的环境危害中，会触发更多的环境关心[25]。职业越稳定、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对环境的敏感度更高，对居住质量诉求也会更高，越可能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关注环境。本地城市居民的环境认知程度高于农村居民[26]；农民工通过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会形成正确的环境风险认知，增加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了解。城市身份认同强化城市环境关心，增强环境认知[27]。若个体意识到环境问题可能会带来健康、物理和社会风险，就可能更加关注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实施更多亲环保行为[28]，尤其是当地环境污染严重性认知、环境衰退认知、气候变化认知等会显著影响成员的环保行为[29-30]。因此，本文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环境风险认知水平越高，实施环保行为越多，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模型1结果显示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环保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力。经济融入方面，收入对数每增加1标准差单位，农民工总体环保行为得分增加0.18分；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环保行为参与频率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高出0.572分。从社会融入来看，邻居交往和朋友交往频率每提升1个等级，农民工总体环保行为提升0.107分和0.218分。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农民工，其环保行为比不认同者高1.2分；城市身份认同将增强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关注和保护其所居留的城市生活环境是合乎自身的理性社会行为，如通过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社区邻避环境运动等，创造和谐社区环境。上述研究结果基本支持H1。
二、 数据、变量与模型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数据库(以下简称CGSS 2013)，该调查采取4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的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抽取100个县(区)，在每个县(区)随机抽取4个社区，每个社区随机抽取25户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1人进行访问，共获得11 438个样本，具有较强的全国代表性。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以目前从事非农工作、农业户口为筛选条件，得到农民工样本1 969个。
2. 变量
(1) 因变量：环保行为
大肠杆菌是一种自然界的常在菌，且分布的地点较多，且能够在动物的体表、口腔、粪便等处存在，大肠杆菌的形状为两端钝圆，且不同的种类周身生长着鞭毛，促使其自行运动，这使得动物感染大肠杆菌病的几率增大。春季与冬季为该病的高发季节，春季与冬季的青菜、绿色植物资料严重缺乏，导致母羊的奶水质量下降，从而影响了羔羊的身体素质，导致大肠杆菌病的发生，另外，由于大肠杆菌存在于羊圈、养身体中，一些羔羊在刚出生时，还没来得及吃到母乳，便感染了大肠杆菌病，对羔羊的健康情况造成严重影响。
(2) 自变量：城市融入
再者，中国新型经济体系的构架已经明晰，“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对于经济体系的主角——企业，特别是新时代中国企业经营者而言，有符合中国新时代要求的新的营销理念的指引显得由为重要。
(1) 环境知识机制
(3) 中介变量
环境知识通过10个环境问题认知指标测量[注]题目为：① 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②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③ 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④ 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⑤ 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⑥ 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⑦ 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⑧ 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⑨ 水体污染报告中，V(5)类水质意味着要比Ⅰ(1)类水质好；⑩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回答正确计1分，错误计0分。Alpha信度系数为0.773，累加得到环境知识综合分值。媒介接触频率主要通过询问农民工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信息等媒体使用情况获得，分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5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5，Alpha信度系数为0.66，处于勉强可接受范围内，由累加得到媒介接触综合分值。环境认知主要指农民工对环境污染的认知，询问农民工对空气、噪声、水、工业垃圾、生活垃圾污染严重程度的认知，按严重程度分别赋值为0～5，Alpha信度系数为0.856，由累加得到环境污染认知综合值。
H1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环保行为参与频率越高。
3. 模型
环境知识、媒介接触、环境认知、环保行为均是定距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及机制。本研究依次通过检验回归系数来判定中介效应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基本模型包括：
CGSS 2013通过表2中的10道题目测量居民的环保行为，并设置“从不”“偶尔”“经常”选项，分别赋值为0、1、2。经信度检验，Alpha系数为0.721，表明量表具有较好内部一致性，可以累加，由累加得到环保行为总分。
[12]邢悦，詹奕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3页.
Y=X+e1
(1)
M=aX+e2
(2)
Y=c1X+bM+e3
(3)
其中，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M为中介变量，若系数a、b、c均显著，且c1小于c，表示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系数a、b显著，c由显著变为不显著的c1，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c显著，a、b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通过Sobel中介检验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检验公式[31]为：
(4)
加入媒介接触中介变量后，模型5的媒介接触影响显著，系数为0.237，表明农民工的媒介接触频率每提升1分，其总体环保行为得分提升0.237分。收入水平越高、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媒介接触频率越高；加入媒介接触后，收入对农民工总体环保行为的效应不显著，签订劳动合同系数显著，且由0.572下降到0.402，表明收入、签订合同对农民工环保行为影响分别存在媒介接触的完全中介效应和部分中介效应，即随着经济融入程度提升，农民工的媒介接触频率大幅提升，进而实施更多环保行为。邻居交往频率对媒介接触不具有显著影响，但直接影响模型中邻居交往频率系数显著，中介模型媒介接触系数显著；进一步，Sobel检验表明中介效应不存在(z=1.37，p=0.166)。朋友交往频率每提升1个等级，媒介接触频率提升0.637分，加入媒介接触后，朋友交往频率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表明朋友交往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媒介接触的完全中介效应，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能够提升其环境媒介信息接触频率，进而间接提升其环保行为。认同城市身份的农民工，媒介接触频率越高，相应地提升其总体环保行为。总体结果基本支持H3。
上古介见纽月韵，丯溪纽月韵，叠韵旁纽。结合字形分析，可以得出“介”借“丯”契刻的意义，由契刻可引申出画的意义，所以许慎用“画”来解释“介”。典籍中也常用此义，例如：
表1 变量描述统计(N=1 969)
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环保行为综合得分14.793.101029性别(男=0)0.380.4801年龄39.6711.861781受教育年限9.083.36019婚姻(已婚=0)0.130.3301收入对数9.801.63013.59合同签订(否=0)0.230.4201邻居交往频率2.911.2215朋友交往频率2.520.8615认同城里人(否=0)0.0780.26801环境知识4.872.57010媒介接触13.953.84626环境认知13.824.36025
三、 结果分析
1. 农民工环保行为的现状比较
为了更好地展现农民工的环保行为参与情况，本文采取交互分类分析比较，初步检验城市融入对环保行为的影响。根据表2可知，农民工、城市居民、农民3类群体的10项环保行为存在显著差异；除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之外，城市居民的其他9项环保行为参与频率最高，农民工次之，农民最低，这一结果支持环保行为差异论，初步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对促进环境保护具有正向效应，但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处于“半融入”状态，总体环保行为参与频率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从农民工参与的环保行为来看，私域环保行为(1～5项)参与频率显著高于公域环保行为(6～10项)，私域环保行为接近或超过50%，而公域环保行为均未超过20%。
2. 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环保行为的直接影响
为进一步厘清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环保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以环保行为综合得分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见表3)。
H4城市融入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环境认知，进而间接提升其环保行为。
3. 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环保行为的间接影响
参考以往研究及数据可得性，主要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3个方面进行测量。经济融入通过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月收入两项指标进行测量，其中签订劳动合同赋值为1，没有签订赋值为0，月收入取对数后纳入分析模型。社会融入通过与邻居、朋友的交往频率两项指标测量，邻居交往主要是考察与邻居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分为从来不、1年1次或更少、1年几次(含1月1次)、1月几次(含1周1～2次)、几乎每天，分别赋值1～5；与朋友的交往通过与朋友聚会的频率来测量，分为从不、1年1次或更少、1月数次、1周数次、每天，分别赋值为1～5。心理融入通过是否认同自己是城里人来测量，将“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
加入环境知识中介变量后，模型3的环境知识系数为0.201，且影响显著，表明环境知识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环保行为。经济融入对环境知识具有显著影响，收入对数越高、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环境知识得分显著较高；加入环境知识变量之后，收入对数变得不显著了，由原来的0.180下降到0.152，这表明收入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环境知识完全中介效应。签订劳动合同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仍然显著，但系数由0.572下降到0.512，这表明签订劳动合同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环境知识的部分中介效应。总体表明，经济融入会增加农民工的环境知识而间接提升其环保行为。邻居交往频率对环境知识影响不显著，但加入环境知识后，交往频率对环保行为影响显著，Sobel检验表明中介效应不存在(z=-0.43，p=0.668)。朋友交往频率每提升1个等级，环境知识得分增加0.266分，加入环境知识变量后，朋友交往频率由0.218下降到0.164，表明朋友交往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部分环境知识中介效应，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越多，获取的环境知识越多，从而提升其总体环保行为。心理融入程度越高，环境知识水平越高，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农民工环境知识得分显著高0.440分。加入环境知识中介变量后，身份认同变量依然显著，且系数变小，表明身份认同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研究结果基本支持H2。
表2 3类不同群体环保行为参与差异比较
环保行为参与频率 /%农民工城市居民农民Χ2检验1. 垃圾分类投放45.258.726.8P=0.0002. 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47.563.531.7P=0.0003. 采购日用品时候,自己带购物篮(袋)69.750.667.5P=0.0004. 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81.387.673.7P=0.0005. 主动关注媒体报道的环境问题和信息48.764.631.6P=0.0006. 为环境保护捐款16.027.06.7P=0.0007. 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18.334.410.9P=0.0008. 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14.824.97.6P=0.0009. 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16.113.816.4P=0.00010. 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和上诉9.7613.24.3P=0.000N1 9694 8253 347
注：表格中显示的为偶尔和经常的累加(“有”)比例。
(2) 媒介接触机制
其中，sa、sb分别为a、b的标准误差。
5.名牌效应，大集团道路。要做大做强我们的中药产业，除充分发挥的资源优势、政府重视、重视研发工作、加强新技术推广利用、做好销售工作等，还应重视信息技术的推广利用，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把培育名牌“企业”和“产品”当作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来抓，而且要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促进产业不断升级进步。更重要的还要联合、组成集团，抱团发展，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使我们的“秦药”、“陇药”、“宁药”、“蒙药”和“藏药”真正享誉全国，走出国外，参与国际竞争，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3) 环境认知机制
食用盐中的含量对生产指标要求高，对产品质量影响大，关系着人体用盐的品质和安全，因此，快速准确地分析食盐中的含量对指导生产生活、保证食盐入口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国家标准中食盐中的测定方法有EDTA滴定法[1]、铬酸钡分光光度法[2]；另外还有荧光法[3]、硫酸钡比浊法[4]、离子色谱法[5]、ICP-AES 法[6]、容量法[7,8]等仪器改进方法。其中，分光光度法适用于大批量样品的实验检测，但操作繁琐、分析时间长；大型仪器检测方法虽然手段先进，但常因受经济条件限制而难以在基层单位普及。因此，简捷、灵敏、准确度高的测定硫酸根分析技术方法亟待开发、完善、推广和普及。
加入环境污染认知中介变量后，模型7的环境污染认知系数显著，环境污染认知水平越高，越能驱动农民工实施更多环保行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越高，其环境污染认知水平越高，加入环境污染认知中介变量后，收入对数系数不再显著，表明收入水平通过环境污染认知影响环保行为的中介效应完全成立，但签订合同对环境污染认知不具有显著影响，Sobel检验表明中介效应不存在(z=-0.187，p=0.849 4)。邻居交往虽对环境污染认知有显著影响，但呈现负向，且加入环境污染认知后系数由0.107变为0.117，表明邻居交往通过环境污染认知影响环保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成立。朋友交往频率每提升1个等级，环境污染认知得分提升0.229分，模型7结果显示朋友交往系数依然显著，且系数变小，表明存在环境认知的部分中介效应，即农民工与城市朋友交往越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越发增加，对环境污染越发关心，驱动农民工实施更多环保行为。心理融入对环境污染认知具有显著影响，与不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农民工相比，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农民工的环境污染认知得分高0.648分；身份认同系数由原来的1.199下降到1.158，表明身份认同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存在环境污染认知的部分中介效应。综合结果基本支持H4。
四、 结论与讨论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影响因素，忽略了其城市融入的后果研究，少数关注农民工城市融入环境后果的研究，大多认为大量农民工融入城市将会对生活环境带来巨大隐忧[32]，少有从迁移者角度考察通过城市融入对个体环保行为方式的改变来促进城镇环境保护可能性的研究。本研究基于CGSS 2013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环保行为参与现状上，农民工的私域环保行为显著多于公域环保行为，公共环保行为有待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环保行为参与频率总体高于留守农民，但是显著低于本地城市居民，初步支持城市融入对环保行为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的假设。当然，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日益分化，不同的城市融入状况会对农民工的环保行为产生迥异的影响。
第二，农民工的环保行为随着城市融入进程的深入不断提升。无论是经济融入、社会融入还是心理融入，均显著改善农民工的环保行为。伴随着签订就业合同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民工总体环保行为参与频率也不断提高。与邻居、朋友的社交互动越多，农民工环保行为参与频率越高。农民工通过社会互动，能够扩大城市社会网络，接触更多环境新闻事件，掌握环境保护技能，强化环境保护价值观；社会网络还提升了个体被动员参与的概率，尤其在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企业和组织中，社会网络有助于激发农民工的环保参与动机[16]。农民工心理融入水平越高，对城市的认同感越强，越积极实施环保行为。在农民工形成“城里人”身份的认同过程中，必须努力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消磨“本地市民”与“新市民”的行为方式差异(包含绿色环保行为)，才可能形成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城市身份认同将增进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关注和保护未来城市生活环境是合乎自身的理性社会行为，如通过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社区邻避环境运动等，创造和谐社区环境。另外，农民工对城市越具有情感和认同，越可能通过保护环境回馈城市[33]。
第三，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环保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环境知识、媒介接触、环境认知机制实现的。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不只是单纯地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更意味着环境意识(环境知识和认知)、媒介接触等方面的转变，这些改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民工的环保行为。随着收入水平和职业稳定性的提升，农民工个体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职业“充电”和社会交往，提升媒介接触几率，有助于其获取更多环境知识和环境问题信息，强化环境风险感知。农民工与本地城市居民交往，能够获取更多环境知识，其通过习得媒介化生存方式，提升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接受度，掌握更多环境资讯，更加关注和重视环境，形成正确的环境风险认知。农民工在心理上越是认同城市，在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越需要在媒介接触、环境知识、环境认知等方面努力缩小差距，如此才能进一步认可自身的“城市人”身份，故融入型的身份认同的农民工比边缘、排斥型的身份认同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环境知识，媒介接触频率更高，环境保护意识更强烈。
在日常生活中，知识指导实践，即农民工在实施具体环保行为前，需要对环境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尤其是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需要习得更多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具体知识，促使农民工产生更多绿色环境保护行为，这符合环境素养和负责任的环保行为模式假说[34]。大众传媒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尤其是传统的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介，经过把关人层层过滤后，将环境信息传递给农民工，对农民工参与环保行为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35]。同时，大众传媒还通过“议程设置”对某个特定环境议题着重宣传，以形成特定环境公共舆论[36]，激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进而产生更多积极环保行为。与农村相比，城市的环境风险暴露程度更高，直接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当农民工反思自身所处的环境后，会强化环境污染风险认知，进一步反思自身的环境观念和行为，驱动更多环保行为，这符合环境污染驱动假说。
本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民工迁移与环保行为的关系支持西方的环保行为差异论[5]，否定趋同论[4]，其深层原因在于，农民工总体呈现“半融入”和“不融入”状态[37]，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屏蔽农民工的合法资源和权益，构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体制障碍，迫使农民工更多地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收入低、稳定性差的工作，收入、社保、休息时间等劳动权益难以与城市居民保持平等，经济融入程度低。较低的收入和较长劳动时间压缩农民工的交往机会，使其社会交往呈现“内卷化”和“孤岛化”，与城市居民缺乏交流互动，形成区隔型融入。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排斥，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低，难以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由于这种区隔型融入状态，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存在环境知识、媒介接触、环境认知鸿沟，造成农民工重视经济生存轻视环境生态，进而导致环保行为实践的差异。与此同时，我国农民工的融入因素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也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农民工的本地邻居交往对环保行为的影响不具有间接效应[2]，这可能主要源于居住隔离效应，即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空间往往与城市居民隔离，多数集中于城中村、城郊村及工作场所等，交往对象主要是环境知识、信息、认知等同质化程度高的老乡或工友，难以提升环境意识，进而改变自身的环保行为。
尹宁[28]基于CFD-DEM软球模型，对比分析了立式和卧式振动流化床内振动参数和风速对颗粒运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立式振动流化床内颗粒呈周期性上下运动，小颗粒受流体的影响较大，逐渐向物料层上部移动，形成分层；卧式振动流化床内颗粒不断与床体碰撞弹起，不同粒径颗粒的运行速度不同；振幅对床层膨胀影响较大，频率对颗粒分层影响较大，随着风速加大，床层膨胀和物料分层变得更明显。
本研究结论蕴含如下政策启示：提升农民工的环保行为，不仅需要加强环境知识的宣传教育，减少媒介信息鸿沟，增强居民的环境风险认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首先，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劳动报酬、合同签订、劳动休息等制度供给和针对性服务，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质量，缩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促进农民工经济融入纵向延伸，提高农民工物质生活水平，促使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生成，提高他们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其次，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体系，引导农民工参与本地居民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组织，拓展农民工异质性的社会交往网络，促进环境知识和信息等方面的人际传播，促进农民工的自我反思，实践更多绿色环保行为方式。再次，大众传媒在进行重大环境问题议程设置的同时，需要营造包容和谐氛围，帮助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贡献形成正确认知，减少身份歧视，增强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和归属感，进而实施更多环保行为以回馈城市。
合肥至淮南，两个半小时车程。妻子下午两点多钟走进家门，一屁股坐在客厅沙发上，“哇哇啦啦”，失声哭起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她是在合肥跟大姐发生了争吵，或是半路上遇见了不良路人？妻子一边哭一边说，我在家待一个好好的，干吗要去合肥自找不自在。我好不容易听明白缘由，心里轻松地笑起来说，不是红斑狼疮不好吗？花一点钱算什么！妻子说，这是花钱的事吗？明明就是一个坑害人的骗局！我说，或许医生怀疑红斑狼疮，自有他的道理。妻子说，你不知道我上午半天是怎么过来的，那一刻我跳楼去死的心都有了。妻子不是心疼钱，是受到了大惊吓。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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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聂伟，梁婷婷.城市融入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环保行为吗？——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0-50.
[收稿日期]2019-03-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16YJC840015)；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度重点课题“深圳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走在全国最前列研究”(SZ2018A007)
[作者简介]聂伟(1986-)，男，湖南衡山人，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9)04-0040-11
[责任编辑章 诚]
标签：农民工论文; 环境论文; 城市论文; 媒介论文; 认知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16YJC840015) 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度重点课题“深圳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走在全国最前列研究”(SZ2018A007)论文;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