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华的老外一度很喜欢北京。他们来北京，不住使馆区，就在城里找个四合院住下，生活得很惬意。他们最满意北京的一点，是这里的人情味。买东西不用现付账，年节一块儿算，保准一点不差。出门满胡同都是跟他们打招呼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老外住着舒坦，穷书生在这儿，也没人看不起，即使催房租，也相当的委婉客气。这点儿跟上海大不一样，上海的机会多，但是，人情却冷。陌生人之间打交道，一看口音，二看穿着，三看住在什么地方。如果苏北人不把自己的乡音改了，那么没人会把你当人。同样，即使住在亭子间喂臭虫，一套洋装必须每天压在枕头底下，出门穿上，像个人似的，否则，同样没人把你当人。住在上只角的是上等人，住在下只角的，就只能是下等人。
现在的北京，也最大限度地靠近上海了。相亲的时候，不仅讲究房子在南城北城，还要分清楚是在三环以内还是四环以内。开的车，戴的表，女孩子的包、手机，以及身上散发的香水味道，都成为身份的象征。然后根据身份，展示人情冷暖，人面高低。
现代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人情味的消失。现代化程度越高，消失得越快。好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了，人们通过外表，迅速对一个人做出估值判断，然后按这个判断跟你打交道，万一错了，一个衣裳破旧的人原来是个富翁，那么他们也会迅速加以调整，按你的实际价值跟你打交道。这样的社会冷漠、残酷，但规则简单，所有人都被明码标价，所有的事儿也明码标价，干什么事儿，干到什么程度，你按这个付费就完了，没有那么多啰唆。
毕业后我到了一个距离D市很远的城市，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忘却那个恐怖的夜晚，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鹏”。但天地良心，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里我从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几乎每天都要问自己，“录像厅里给我纸条的那个人是谁呢？”
当然，现在的北京和上海，人的价格，除了金钱的尺度，还有一个权力的尺度。掺和了权力的市场，权力的大小，自然也是有价格的。人际关系，当然也是如此，这一点，相信相亲市场上，也是能分得清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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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样简单化的社会，在给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提供了烦恼。随着人情味的消失，人与人之间的正义感似乎也在消失。一个单位，多年的同事，明明有人明显遭遇到了不公，但是没有人出来讲话，你冤出大天来，人们就当没看见。熟人之间都如此，陌生人之间就更可以闭上眼睛了。一个单位，人们都知道谁的价格是多少，其中金钱和权力的含量都是不含糊的。得罪一个人，因此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同时讨好另一个有权势的人作为抵充，是没有人乐意支付的。
估计现在有吊抚叛徒的勇气的人不会太多了，但能够给落难者一杯水，也许也会让这个冰冷的世界多一点温暖，让人有活下去的希望。人情味也许是中世纪的东西，但中世纪的东西，不见得都要丢干净。与其捡拾《弟子规》，不如回味人情之美。
（摘自《特别文摘》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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