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批判理论”是一种包括各种社会思潮中具有批判倾向的理论群集，其产生既是社会批判理论自身的逻辑延续，也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发展的结果。“新批判理论”致力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进行深入批判分析，努力探索一个更加合理、自由、公正的社会。它继承了传统批判理论的基本精髓，又结合当代社会的新病症扩展了批判的视阈。新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征之一是在社会批判中具体运用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
[关键词]批判理论；新批判理论；社会建构主义
自从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30年代开创了“社会批判理论”之后，批判理论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直到70、80年代，“批判理论已死”的声音就一直不绝于耳。[1]尤其是9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等因素的影响，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怀疑更是日益加重。因此，批判理论还有没有生命力和其存在的价值？批判理论何为？这些便成为理论界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当代西方的“新批判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种理论探索。
一、什么是“新批判理论”？
(一)“新批判理论”概念的缘起和界定
目前关于何谓“新批判理论”(new critical theory，NCT)国际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界定。美国学者马克·福斯特(Mark A.Foster)在《批判理论和新批判理论——源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CriticalTheoryandNewCriticalTheory——OutoftheCulturalMarxismoftheFrankfurtSchool)一文中指出：“新批判理论(New critical theory，NCT)是第三代批判的社会理论(批判社会学)，它类似于后现代批判理论(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拉克劳和默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如同之前的第一、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一样，各种新批判理论(NCTs)肇始于马克思的主题并接着增加了其他架构。”[2]由此看来，福斯特是从“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界定“新批判理论”的，他把源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分为三代，“新批判理论”则是其中的第三代。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属于第二代，之前的社会批判理论属于第一代，之后的则是第三代，即“新批判理论”。此外，他从时间、代表人物维度划分社会批判理论发展阶段的时候，其中也考虑到了“新批判理论”中“新”的“文化”视阈和因素及其“转向”在构建“新”的批判理论中的作用。
威廉·S·威尔克森(William S·Wilkerson)和杰弗里·帕里斯(Jeffrey Paris)在其主编的《新批判理论：关于解放的论文》(NewCriticalTheory：EssaysonLiberation)一书的导言《新批判理论何为》(WhyaNewCriticalTheory)一文中指出：由于进步的和左翼的理论处于混乱和分裂的状态之中，所以需要把今天正在脱颖而出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家的多种声音汇聚成一种一致的(却是多重意义的)解放运动。因此，“(它)汇集了当代理论的各种流派，把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种族和酷儿理论等的最新见解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第一、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更早的观念结合起来。我们称这种新的社会理论为‘新批判理论’(New Critical Theory)”。[3]1
据称最早明确界定“新批判理论”(NCT)这一概念的是马丁·贝克·马图斯提克(Martin Beck Matustik)。他于2001年出版的《于尔根·哈贝马斯：哲学-政治层面》(JürgenHabermas：APhilosophical-PoliticalProfile)一书的第9章，标题为《处于十字路口的新批判理论》(AttheCrossroadsofaNewCriticalTheory)。他在此章节的注释中指出：“新批判理论一词，当大写的时候，指由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作为一般的概念，它与各种新社会运动有同样的外延，它涵盖了一系列的作者、主题，以及新的批判理论家和活动家的实践。这一泛指的概念涉及的是现有社会运动和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趋势在其中所展示的范围，并且有助于使两者彼此统一。这种研究不仅以这种思考开始，也以此结束。”[4]
因此，“新批判理论”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从狭义上讲，即马图斯提克所说的“新批判理论”(NCT)研究丛书及相关理论。[注]自2000年起，由帕特丽夏·享廷顿(Patricia Huntington)和马图斯提克任主编、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出版的“新批判理论”(NCT，New Critical Theory)丛书已经出版专著达10多种。此外，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系列丛书《十字路口：哲学和批判理论》(Intersections:PhilosophyandCriticalTheor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批判理论新方向》(NewDirectionsinCriticalTheory)丛书。而本文所称的“新批判理论”(new critical theories，NCTs)则是广义的，指20世纪末(尤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社会运动和思潮中所展示的社会批判思想，以及“社会批判理论”进展中出现的“新”的趋势和思潮。从内涵上讲，我们把西方“新批判理论”界定为第一、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之后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当代(尤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各种社会运动和思潮中凸显的具有社会批判特质的理论群集(a theory cluster)[5]或“星丛”。“新批判理论”就是当代的“社会批判理论”，从理论类型上讲，它与以往的理论类型是一致的。从外延上讲，我们把符合上述理论类型和特征的理论和思潮都可以包括在“新批判理论”范围之内，因此，“新批判理论”的外延可以比较宽泛，可以包括传媒批判理论、法律批判理论、种族批判理论、教育批判理论、后殖民批判理论、文化批判理论、技术批判理论、管理批判理论、全球化批判理论、发展批判理论等等。
(二)“新批判理论”的宗旨和目标
“新批判理论”家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同样需要新的社会批判理论。放弃社会与文化批判只会导致屈从、非理性主义。而“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以规范的方式牢固地依托于那些差异化的历史主体，后者能使他们自己融入公众之中(通过他们的交往能力和自我组织活动)，而不是融入解放的主体性的同质的意志之中。对集体解放观念的任何重建都应当对多元性、差异性和异质性等后现代主题保持敏感。为了获得在后工业的启蒙辩证法和后现代主义思想中遗失的更深刻的历史视角，批判的理论家们应当在社会文化发展的长时段的语境中解读当前局势的种种事件。”[7]181
第一，激活“早期”批判理论的活力。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演变的时代划分，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前文提到，美国学者马克·福斯特是以哈贝马斯为界划分为之“前”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之“后”的“新批判理论”(亦称“第三代”批判理论)。也有学者把哈贝马斯之前的批判理论称之为“老”的批判理论，而哈贝马斯的则是“批判理论的新版本”。[注]参见亚历克斯·德米罗维奇(Alex Demirovic)：《极权主义的经验和理性和理性的现实政治——批判理论的各种现实性角度》，[德]格·施威蓬豪依塞尔等著：《多元视角与社会批判——今日批判理论》(下卷)，张红山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311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连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都可以称之为“新”批判理论。但我们认为，划分思想流派的时间段也与划分者所处的时间有关，在今天来看，“新批判理论”阶段的划分以“后”哈贝马斯社会批判思想为界应该说是合理的。中国学者王凤才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发展：第一期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为代表，批判理论出现并完成了‘政治伦理转向’。”[6]
我们认为，赞同不赞同后现代主义是一回事，而后现代主义是否作为“新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又是另一回事。但从整体情况看，后现代主义对“新批判理论”的影响和是其理论来源之一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第六，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我们在各种“新批判理论”类型中看到，“民主”的理念是它们共同的追求。理论家们发现当代社会各种形态的现实中，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弊端，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构建”现实形态过程中的不民主。因此，尽管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事物形态，但在朝着更合理社会形态的过程中，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或路径。如技术批判理论、教育批判理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等中，都体现了构建民主社会的诉求，从而达到技术民主、教育民主、社会民主、法律民主、国际民主等等。正如阿明所言：“毋庸多言，在此重建的初始阶段，所关切的问题不是立刻夺取政权。相反，首要任务是重新整合被正在发生的危机已经削弱了普通大众阶层的社会力量。”[9]135
第三，深刻理解当前种种事件的本质。当代世界和社会，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新批判理论”家们认为有必要形成一种新的批判理论“范式”来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社会变革。威廉·S·威尔克森和杰弗里·帕里斯指出：“新批判理论试图理解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相互关系、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危机、后现代社会中的多重压迫力量，以及由此而需要的相应的多重解放道路。”[3]1在新批判理论家们看来，这种类型的知识可以预防对可能再次重演的过去社会的种种趋势的健忘症，可以创造与现在的直接性之间的距离，还可以在历史事件的不确定过程中，对我们理解其中的关联有所助益。如“东欧和前苏联的动荡和剧变证明了，即使是40年的独裁主义控制也没有摧毁反抗的思想或民族、种族和宗教共同体的历史联系。仍然存在一个从属于批判考察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有利于民主政治重新觉醒、更新和扩大的文化和人力资源是否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之内？”“揭示和重新阐述共同记忆、同一性和文化的历史资源，显现的或可能的团结的源泉，以及未满足的需要和苦难，这些都可以被转化成批判的规范性语言，服务于社会公正的利益和更广泛的民主。”[7]181-182在这些过程中，批判理论都可大显身手。
第四，扩大社会批判的广度。众所周知，对社会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不管形没形成理论形态)一直贯穿在人类思想史中。[8]10-17现代和当代社会思想中更是具有一些完整体系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社会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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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新批判理论”视为一种理论探索和努力，是一种试图理解当代世界和社会的理智分析过程和社会实践。因此，尽管“新批判理论”流派众多，观点繁杂，人们对它的界定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其理论意向还是有一个大致的“家族相似”。“新批判理论”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动力和意图，我们可以从批判理论的历史、新批判理论的现实社会境遇和理论旨趣(方向)等几个维度来认识“新批判理论”的目标和宗旨。
第五，寻求解放的潜力和基础。吉登斯在谈到“作为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时总结道：“在理解那些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各种社会形式之后，在认识了那些迥然有别于由于当前社会变迁而塑造出来的各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实现社会学作为一项批判事业的任务。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社会学不把任何社会世界看作是既定的事物，而是提出如下问题：什么样的社会变迁才是可行的和值得追求的？我们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8]120
显然，“新批判理论”具有批判理论的这一使命，因此，它的任务不仅在于批判社会现实，更要寻求和论证当代社会的各种解放道路。“新批判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从种族到性别、从技术到传播、从国内到国际，等等，都进行了批判性思考，目的都是找寻当代受压迫的各种力量和反抗源泉。“(无论哪代)的所有批判理论都强调统治(或压抑)和解放(或摆脱压抑)的辩证法。也就是说，批判理论发展成一种实践(理论上反思的社会实践)，把解放置于理论自身之上。而实践本身也是马克思自己激进理论的中心特征。”[2]
第二，拓展现代各种批判理论的视阈。正如“新批判理论”丛书总编帕特丽夏·享廷顿和马图斯提克所指出的：“新批判理论”(丛书)的目的就是扩展批判理论的视域，超越其两种主流谱系，一是由于尔根·哈贝马斯及其学生所创造的研究规划，另一是由后现代文化研究所形成的谱系。丛书从更明确的后殖民和后父权制(post-patriarchal)的优势视角，赋予(由阿道尔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其他人所开创的)早期批判理论以新的活力。“新批判理论”体现了对阶级、性属和种族等理论上和行动上的关注，努力促进各种社会解放运动并从中获益。因此我们看到的如此众多的新批判理论形态就是这一特征的明显表现。
二、“新批判理论”产生的社会现实背景
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有其时代和历史的现实背景，同样，我们认为，“新批判理论”的出现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审视其产生的背景：
(一)当今世界的“混乱”现状
各种“新批判理论”家们都认为，当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的社会现象，而对此进行解释的各种进步的、左翼的理论工作却处于混乱和分裂的状态之中。在“新批判理论”家的眼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世界：“在国际范围内，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贪得无厌的、恶毒的资本主义将其意愿极具破坏性地强加在诸如巴拿马、海地、伊拉克、南斯拉夫和东帝汶这些地方的人民的头上。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饥饿在蔓延，每年超过两千万人死于饥饿，数百万人由于贫困、无家可归、疾病、恐怖活动、监禁和战争等原因而死亡。因此，用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的语言把国际资本主义描述为‘国际奥茨维辛’则不为过。”[3]49就美国国内而言，人们看到的景象是对福利国家的抨击，贫困人口、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饥饿人群的日益增长，财富从穷人向富人、从劳工向资本、从中层阶级向上层阶级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对二战后及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况，具有批判意识的国外学者也多有描述：战后“自由主义者们也曾经预言过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教育的扩大、不断增加的知识精英、新兴信息技术、服务部门的增长、社会和政治的多元主义、消费主义、国家福利措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以及阶级冲突的减少等趋势曾被解释为构成了一种在性质上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决裂。美国似乎已经揭开了持久经济增长的秘密，以及有效的专家统治对其残存的社会划分和社会问题进行管理的秘密。不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会跟随这个‘领先’国家进入‘后工业的’新领域，那里实现了全社会的富裕，有一个普遍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也终结了。大多数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家都曾宣称，陈旧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已经消磨殆尽。”[7]178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与这幅美好的图画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有洞察力的理论来对此进行反思，“新批判理论”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也正是在这样现实条件，出现了“新批判理论”家所认为的批判理论的“困境”，即一方面现实需要批判，而另一方面已有的批判理论却没有或不能够对此加以批判性的反思，这种现状被他们称之为“处于十字路口的(新)批判理论”。
(二)“历史终结”论的困境
辛西娅·韦伯(Cynthia Weber)指出：“历史终结”论不再可行。人们发现，“在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仅仅十年之后，政治不满席卷全球，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西雅图的抗议活动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很少有人质疑西雅图标志着‘历史终结’的终结这种断言。但这在思想上带给我们一些问题。这些抗议者为什么抗议？我们对福山神话批判性的解读所表明的一种回答是，开始于西雅图的运动只是为政治而政治。由于厌倦了历史的终结，富裕的、享有特权的北方人抗议其自己的体制，以此作为填补他们自身自由主义的空洞内核的一条途径。由此看来，反全球化的抗议表明了自由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然而，也存在着解释西雅图事件的其他方式。与其说西雅图标志着由自由主义自身矛盾造成的一个新的历史开端，不如说它是像马克思那样的人曾经预言的那种积极的政治抗议活动的再现。”[10]
当代西方与“历史终结”论相关的另一论调是“别无选择”论，它认为当今的世界除了资本主义模式和世界体系外，人们再也想像不出有什么比这种社会模式更好的类型和选择。“‘别无选择’。这句话已经被概括成为它的首字母组合，即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可以预见，他们患了TINA综合征。我们必须同这种荒谬而有罪的综合征作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替代性的方案，这是人类自由概念的应有之义。”[9]134
(3) 液压振动：利用液压力作为振动的能量来源，相比于机械振动和超声波振动，液压振动的振幅可以更大，振动的精度更加精确。
(三)“批判理论的终结”
有一种观点认为，尽管批判理论有着自己的传统，但对当代社会批判而言，这些形形色色的批判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其批判的力量。“由于缺少现代传统的资源，后现代主义者们提供了一幅当今时代的悲观图景，过早地宣告解放运动和批判理论的终结。”[7]158相反，在传统批判理论失去其批判力的同时，各种“后现代”理论却发挥了当代社会批判的主角作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新批判理论”的出现也是后现代主义社会批判的“刺激”，后现代理论家们对现代传统提出了尖锐的理论批判和文化批判，刺激社会理论家们重新思考他们的种种假定、方法和历史。
(五)当代知识分子的“坠落”和“失落”
任何事物的起源往往存在着多种动因，同样，除了上面大致总结的“新批判理论”产生的背景之外，各种具体的“新批判理论”还有其自身独特的产生、演变背景和轨迹。概括起来说，一是因为当代社会各领域出现了各种不合理现象，而另一方面人们尚未对此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从而“新”批判理论应运而生。
阿明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格局下。统治阶级被错误地称为精英阶层，它们将自己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的合谋行为合理化了。从‘非洲悲观主义’——他们同世界体系的管理官员一同采用的一系列消极态度——的角度来看，他们这种行为使他们的人民成为受害者。割断与这些虚伪的精英阶层的联系后，普通阶层在他们争取生存的日常斗争中竭尽全力，有时也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但是，在这场斗争中，知识分子好像缺席了。应该是知识分子回到自己应处位置上的时候了。”[9]134因此，知识分子在创制这些工具的任务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他们的使命就是：在自己卓有成效的思考与普通大众阶层的意愿和行动之间建立起联系，使大众成为自己在社会中的伙伴。如果不这样做，每一位知识分子就注定要遭受被社会隔离的痛苦。
还有学者曾经分析过“批判知识分子”社会批判的动因。美国学者保罗·霍兰德在《疏离与社会批判的根源》一文中指出，要想理解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原因，就必须理解“疏离”(estrangement)这一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是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动因的基石。他总结了当代知识分子(被)“疏离”的6个方面的表现。[11]从这一思路出发，霍兰德还考察了“疏离”的不同方面及其与“社会批判”的关系。“新批判理论”家们注意到，甚至有些经典的批判理论家在对当代世界和社会的分析中，出现了“右倾”的倾向，他们所分析的主要对象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或哈贝马斯式的批判理论。
(六)“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英国学者卡利尼科斯指出：“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自由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政权瓦解后的10年间又恢复了生机。弗朗西斯·福山当时提出了著名论断，称这种资本主义复兴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的失败表明，除了自由资本主义，任何其他所谓的进步制度都是不可行的。”“更重要的是，同样的思想倾向也已经反映到公共政策中。1990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杜撰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一词来指世界范围内的执政者们在至少10个政策领域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安排，包括：财政制度，公共支出优先权，税务改革，金融自由化，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私有化，放松管制，知识产权等。”[12]1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思想主流，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种方面，并且由此带来的一些“繁荣”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
当然，有学者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当代社会批判，如阿明认为，“这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洞见或许会使那些先前深受资产阶级思想中本质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目的论假设影响的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但是，对于那些从来就没有接受这些假设的读者来说，这些洞见仅仅代表了沿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外围所做的一次思想之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新东西。而我认为，在这一旅途上，马克思是真正的开拓者。”[9]121-122但也有学者坚持后现代主义对新批判理论的价值和影响。如著名的管理批判理论家博克斯认为：“一些最优秀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已经为有志于将历史分析发展成体制拒绝者的学者铺平了道路。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动摇或拆解‘伟大故事’的历史研究方法，重新定义了历史观念。他想表明，由‘伟大故事’或‘伟人’所定义的历史知识是怎样努力去控制生活的中断和抑制变革的。”[14]
知识分子历来是以“批判”“独立”的社会立场公示于众人，然而，有些知识分子在当代情境下，却失去了其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马尔库塞曾经分析过当代“知识分子”的同化现象，因而其思考变成了只与现实妥协、失去批判性的“单向度”意识形态和思想。
秀容川说：“然后我就查访，你有三个可疑之处：其一，你经常外出。我想，贩卖药材只是你的幌子，你是个绝顶高手，是个刺客，你装得很好，所有人都被瞒过了。其二，过了半年，或过了三五年，你就会去钱葱街米店买米。我花了点钱，米店的伙计就把账簿拿给我看了，你哪年去买米，买了多少米，上面都记得一清二楚。据我所知，每当你买了米之后，就会有人死亡，死者中有太子，有手握重兵的武将。其三，你有个怪癖，只要你去买米，那天就亲自下厨，不干别的，就煮米饭，淘米、烧锅，也自己来，家人、佣人，一个都不许进来。你对家人说，你不会炒什么菜，只会煮米饭，你喜欢闻米饭刚煮熟时那种香喷喷的味道。”
三、“新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和批判方法论
“新批判理论”之“新”单指其时间维度的“新”或“后”，其“新”主要在于理论内容上和方法(论)上的扩展。但是，任何一种现(当)代理论总是建立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之上并有所发展的，“新批判理论”自然也有其自身的理论来源，有其自身的理论脉络和逻辑，是以往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延续。研究“新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理论特征和主要内容。
红琴忽然紧张地朝四周睃了一回，什么人也没有，便顾自笑了起来。她在水潭中站定，抻了抻头发，把沾在头发上与肌肤上的水珠轻轻地抹掉。她的头发真的是很亮、很黑的，肌肤却是很亮、很白的，她有一身好肉，这是上苍对她的厚赐，也是她自己修了千年才修来的。在清水中泡了大半天，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一)“新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通过对“批判理论”和“新批判理论”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我们看到，“新批判理论”受到多种批判理论的影响，它的思想中包含了各种社会批判理论和观点的因素。其中主要有：
1.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思想
推荐理由:在中国改革开放报告文学创作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作家杨黎光，以罗湖为样本，揭示政府在社会治理机制上如何打破陈规，走出不一样的城市更新道路。这是一部满盈着客观沉静的历史叙述与独特理性思辨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视野开阔，文思飞扬，剖析独到。
[例 10]He turned to look at her.He said sourly:“You look such aneat littlethingand look at what you write.”
阿东心里一阵疼，眼泪哗哗，顿时便流得满脸。他忙了一天丧事，责任重大，甚至连哭的机会都没给他。这一刻，他却隐忍不住了。邻居一走，他也号啕出声。
大多数“新批判理论”家们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谈到其理论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如《反资本主义宣言》的作者就认为：“本书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启发。当然，试图改进或更新这样的经典著作是愚蠢的。可是《宣言》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著名的论述。也许很多反资本主义者不愿意被看作‘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却在理论和实践上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12]18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之一无疑是“批判性”。在对资本主义以及当今学者所说的“现代性”的批判上，马克思主义都表现出特有的尖锐性、全面性和根本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在表现出全面发展的繁荣景象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在肯定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批判了其各种的不合理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特征不仅仅是揭示其种种苦难和困境，更在于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层根源。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发展规律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将走向灭亡，而由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种批判超越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仅仅出于道德义愤和理性评价，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从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结构运行的角度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点上，即使或许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包含社会批判的思想，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运动的过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恰恰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区别于其他社会批判理论的方面之一。也正是可以从这个方面说，尽管“新批判理论”从时间上讲要晚于早先的马克思主义，但得不出思想深刻性上就“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比特币的本质和大多数虚拟货币一样，由一堆代码组成，但同时它也具有许多传统虚拟货币不具备的优点[21-23]。
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无疑是各种“新批判理论”思想的直接思想和理论来源。我们可以从上述“新批判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各种“新批判理论”中都有所体现。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相关“新批判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其身影。如霍克海黙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霍克海黙和阿道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阿尔都塞的“多元结构论”和“意识形态国家论”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等等，不一而论。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诸如学者的思想。我们这里单以马尔库塞为例。
“新批判理论”家特别关注马尔库塞思想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马尔库塞在理解晚期资本主义中有特别贡献。威尔克逊和帕里斯甚至指出，“新批判理论”有时看起来像是“后马尔库塞理论”(“post-Marcusean” theory)。这种向马尔库塞的“回归”说明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力依然存在，“马尔库塞集革命的热情、严缜的智慧、对社会变革和理论化的新可能性的敏感于一身，这使他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批判理论的一个完美人物”。[3]2马尔库塞对“新批判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持坚决的不妥协态度，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美国学者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也被认为是“新批判理论”家成员中的一个)在评价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时指出：“今天，他所抨击的许多矛盾现象被如此彻底地证实了，以至于他会对当代关于技术的讨论毫不生疏，比在60年代的环境中还要自在”。[13]这说明马尔库塞对“新批判理论”的重要性。其次，马尔库塞分析了现代社会病症的根源。再者，马尔库塞在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思想中为人类指出了一条解放之路。因此，我们仅仅通过马尔库塞这一典型而能够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新批判理论”影响的大体情况，此外，像哈贝马斯、阿道尔诺、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批判理论”的影响也十分显著。
3.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关于当代后现代主义与“新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前面在论述“新批判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是，两者之间的理论关联实际上是“新批判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其困难在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因为“新批判理论”家们声称其理论之所以“新”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超越”了后现代理论和以前的(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因此从表征上看应该是与后现代社会批判的“断裂”。但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正如“新批判理论”家也声称“超越”了传统批判理论那样，实际上在他们对当代社会的各种批判中，也有运用后现代理论的大量案例，甚至可以说是后现代理论的延续。比如，许多“新批判理论”在分析当代社会的各种困境和矛盾时正是运用了诸如福柯等的“权力”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方法在分析批判对象时也多有运用。因此，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也是“新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和基础之一。
她凝视着我半微笑着。这样好久。她是在估量我这种举止的动机，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她也许是正在自己委决不下，雨真的在短时期内不会止吗？人力车真的不会来一辆吗？要不要借着他的伞姑且走起来呢？也许转一个弯就可以有人力车，也许就让他送到了。那不妨事吗？……不妨事。遇见了认识人不会猜疑吗？……但天太晚了，雨并不觉得小一些。
从理论脉络和谱系上看，“新批判理论”延续了一般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和精神，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其对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但是，由于时代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有人认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失去了其解释力和批判力。而“新批判理论”表明，尽管它们与传统的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维持着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实质，这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分析。因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早期)批判理论依然可以作为当代社会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一定意义上讲，“新批判理论”就是在激活传统批判理论的精神活力。
除此之外，“新批判理论”家们为了达到“拓展”社会批判的领域和激活批判理论的活力，可以说几乎运用了所有可以运用的理论，如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文学)批评理论、政治经济学、后殖民理论、性别理论、酷儿理论、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学批判(批评)理论、技术批判理论、心理批判理论、教育批判理论等等。只要这些理论具有分析和批判性，都被“新批判理论”家直接或间接地拿来运用到所批判的各种社会现象之中，他们几乎动员了思想学术界一切可以用来作为当代社会批判的理论资源。
(二)“新批判理论”的批判方法论
理论问题与方法问题紧密相关。如何在现有批判理论和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批判理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新”的批判方法论。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批判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都需要批判方法论上的创新。从前述我们看到，思想史上，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以降的各种社会批判理论都为“新批判理论”提供了批判方法论，如否定的辩证法、批判的分析法等等。但是，在理解“新批判理论”之“新”时，我们不仅要关注其时间维度之“新”、批判对象之“新”、理论形态之“新”，更要关注的是其批判理论方法论之“新”，即“新批判理论”作为批判理论谱系中一种新的延续，它突出地表现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贯穿着社会“建构主义(论)”的思想和方法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判断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是否属于“新批判理论”，就是看它是否蕴含着“社会建构主义(论)”的思想特征。
“新批判理论”就其批判的基础、批判对象和批判模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潮，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具有大致相同的方法论基础，这就是“社会建构主义(论)”(social constructivism，亦译社会构成论)思想。吉登斯认为，社会建构论是“一种认为社会现实是个体与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的理论。”[15]事实上，“社会”的建构论视角来自于一般的“建构”概念或“构造”“构成”概念。《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表明，建构或构造的意思是：“对于一个被认为在现实中没有和它相符合的用语或概念所取的名称，因而它只不过是一个有用处的虚构。”[16]
因此，就“社会建构”论而言，它有以下基本内容和特征：反本质主义和客观“实在论”、反决定论、反“唯意志”主义和唯心主义。由上述前提出发，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主客体互动的“实践”活动在形成事物、环境和知识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技术批判理论为例，安德鲁·芬伯格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存在着一种对现代性的“技术性理解”，它设想了一种决定论的技术哲学，根据这种哲学，社会是由技术进步来构造的。而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老一代理论家则对技术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哲学是批判性的，但对技术的理解依然是“决定论”的，即把技术发展看作是一件既定的事实。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则发展出一种深入各种技术系统生活内部的批判理路。他的观点是，技术既然不是一种决定论式的过程，那我们如何来构建新的技术前景呢？他通过诸如环境保护运动、计算机网络发展和医疗领域等的例子，发现了“技术进程中民主参与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新批判理论”用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应该说在某些方面两者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方面。如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主客体关系、分析人的活动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等问题时，是用历史观、社会观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加以解决的，即在考察历史主体活动与客观规律性时，认为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
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被认为是“新批判理论”的最基本的方法，主要原因就是在“新批判理论”中这种“社会建构主义(论)”思想方法得以大体一致的体现。第一，在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方面，“新批判理论”认为，历史形成的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人们主体构建的结果，所谓的“客观”现实，因此许多看似当然的社会现实其实都存在着可以加以分析和批判的空间。第二，在对各种批判对象和社会“负面”现象的分析方面，由上述前提出发，“新批判理论”认为，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首要或基本地不是“自然”形成的，实际上都是人们的错误“构造”。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认识产生不合理社会现象的真正原因，不要把它们归结为纯粹的自然和生物原因，而是要进行“社会”批判，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和社会方面的原因。第三，在对“理想”社会及前景的展望和“建设”方面，“新批判理论”认为，既然社会是一种建构，是一种“编码”，那改变其现状就不是不可能的，“解码”的钥匙恰恰掌握在造成这种现实的人类手中。建立更加合理和美好的社会就需要人们的共同努力。
因此，我们在考察“新批判理论”的社会建构论方法论时，可以看到“社会建构论”思想具有两种主要的功能：分析批判功能和解放建设功能。前一种功能能够发现现实社会中各种具体现象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本质以及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从而找出批判对象“不合理”的根源和实质；而后一种功能在于提高人们社会行为的自觉性，发现现实中“人为”构造和能动性的空间，从而论证解放的可能性和方向。
LONG Jun-rui, SHAN Chan-juan, YANG Qun-di, LIU Xin-ying, WANG Jiu-sheng, MEI Chang-lin, XIONG Lin-ping
当然，在“新批判理论”者看来，“原则上”的、“一般性”的、“笼统”的“社会建构论”为我们理解社会现象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基础，但是，许多社会现象的“建构”机制、过程、细节人们至今对此却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因此，把“社会建构论”的原则运用到具体现象的分析上就是“新批判理论”的重要任务，这种分析可以称之为“微观政治学”。教育批判理论者阿普尔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引用怀蒂(Whitty)的话说：“过分强调现实是社会建构的观点似乎已导致了人们不去思考现实怎样和为什么被以某些特殊的方式建构而成，以及现实的特定建构怎样和为什么有力量抵制颠覆。”[17]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新批判理论”是“社会建构论”在当今社会批判中的具体运用和扩展。
结语
我们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批判理论和“新批判理论”的历史分析、方法论分析和内容分析，而且(或者更重要的)是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批判理论范式，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实践辩证理性的批判理论”。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其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大多数“新批判理论”也都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但很难说新批判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延续。因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病症的诊断既可以从“左”的(激进的)立场进行，也可以从维护现有体制的“右”的立场展开，关键是能否把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病症归结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和矛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刻性正在于此。其二，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从对各种“新批判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传统批判理论也好，“新批判理论”也好，它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理论的特征之一就是其“解放”旨趣，“解放”不仅是(或主要不是)一种“理论”反叛或颠覆，更重要的是一种实际改造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由于科学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抓住了资本主义病症的根本病灶，所以能够提出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和道路。各种“新批判理论”尽管也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病症，也相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设想，但总体上只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设想，许多论证缺乏实践基础。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之一是唯物辩证法，辩证方法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它对“整体性”和主体“能动性”的关注上。应该说“新批判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各个具体方面还是比较细致和深入的，但还缺少把各个具体领域整合起来的理论范式，这也是今后对“新批判理论”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探索的方向。而“新批判理论”中体现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主体的能动作用，这一点是在构建新的批判理论范式时可以加以借鉴的方面。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这里的“自身解放”也是强调了人民主体能动作用的方面。总之，提出“实践辩证理性的批判理论”的研究设想，既是从“新批判理论”的理论优缺点出发的，更主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角度考虑的，“实践性”“辩证性”(整体性和主体能动性)应该是“新批判理论”进一步探索的一个研究方向。
研究组患者血糖达标时间短于对照组，且胰岛素用量与对照组相比更低，两组数据互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当然，无论我们在研究一般的“批判理论”还是“新批判理论”时，都会遇到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即，批判理论之“批判”和“超越”，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标准”或“基础”。批判者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的“合理性”标准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他们在批判现实和构建未来合理性社会时，他们会不会跳不出时代给予他们的“框架”，如果是这样，他们批判的理由就值得加以“再反思”，就会陷入一种其批判能够加以再批判的“悖论”或“循环”，我们也可以仿效解释学理论称之为“批判的循环”(critical circle)。
“新批判理论”是一种正在运行的思想理论现象，并且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批判理论形态和批判论域。尽管批判“理论”在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和作用方面“收效”不一，有的甚至没有影响，或者存在着理论上的“过度解释”和“误读”，但理论方面的分析批判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人们对社会现实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这对世界上遇到相似问题的其他民族和国家也有一定的批判借鉴作用。
榜单中较为明显的变化是，美国页岩油气独立生产商有8 家进入榜单。加拿大两家油砂开采商排名也有所提高。榜单中，国家石油公司有30家，占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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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转引自[美]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黄忠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TowardaNewCriticalSocialTheory:AReviewoftheContemporaryWesternNewCriticalTheory
LU Jun
(School of Marxism a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New Critical Theory”(NCT)is a theory cluster that refers to critical opinion in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It is the logical self-continuity of the social critical theory, and is also the 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ocial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last 90’s. NCT devotes itself to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makes an effort to explore a more reasonable, freer and fairer society. It carries on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traditional critical theory, and expands the critical fiel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new social symptom. In methods, NCT applies the constructivism to social criticism.
Keywords: critical theory; new critical theory; social constructivism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1-0007-09
[收稿日期]2018-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新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1BKS055)。
[作者简介]陆俊(1961—)，男，江苏兴化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永俊)
标签：理论论文; 社会论文; 法兰克福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论文;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新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1BKS055)论文;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