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基本的人性与实践，会通重要的哲学流派之精义来建构，从而起到长期和普适的指导作用，“进入新时代”为此提供了契机与自信。中华文明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本原性特质，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以“理性”追求普遍“自由”，马克思主义或可抽绎为逐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三者会通之处就在追寻民众的“全面自由发展”。“自由人联合体”也应是全球在“失序”中所期待的“共同体”与“共同价值”，在文明交流和进步中内生性建构是其必由之路。
关键词：“人能弘道”；自由人联合体；现代性；哲学会通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①换言之，这种核心价值观也必须具有最大的涵容性，从而起到长期和普适的指导作用。这就需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契机和指导，超越那种纠缠整个20世纪的激进道路与主义之争，直接立足基本的人性与实践，对重要哲学流派之精义进行会通，从而构建核心价值与多元文化，为世界贡献新的“哲学突破”。相比哲学会通的高下主次、最终结论以及“中国模式”“普世道路”等争议，以人本务实、互鉴执中的态度改善现实，各自而共同地建构“美好生活”，才是解决现实和思想问题的根本之道。
取少量梯度稀释藻液接种于BG11固体培养基中划线培养，待平板中长出不同形态单菌落后将其分别接种于新的固体平板中培养，直至平板中长出单一稳定的菌落，后挑取单菌落接种于液体培养基中培养用于后续实验。
式中，γ，s分别为动目标的幅度和导引矢量，c为杂波分量，n为噪声分量。根据MVDR准则，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法求解可得使输出信杂噪比(SCNR)最大的最优权矢量为
一、“人能弘道”传统及其自新
推原中华文明发轫时期，特定的自然条件和人的应对（主要是生产方式）造就了能动性天人亲合和多维广大联合体，孕育着以人为本、有序共存、中道圆融
①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2版。等文化观念。这种社会存在历经各种社会形态而延续，使文明进程表现出高度的延续性，上述文化观念也由孔子等圣哲阐扬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价值建构方式。相比其他文明对外在超越的追求，相比儒、法、道、佛等学派的各种观念和中华文明的内向性、重伦理等特点，“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才是中华文明的本原性特质①参见冷成金：《论语的精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绪论”。。
多层切片HE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法对早期乳腺癌前哨淋巴结的阳性检出率为41.37%(151/365)，单一层面切片HE染色法阳性检出率为27.67%(101/3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52，P=0.031)。
中国文化以孔门仁学为典范，尽管在复杂的派别和演进中附着了沉重的负面因素，但“人能弘道”要义的发展与充实始终起到重要作用。其独特的高度在于，它契合基本的人性与实践，具有普适性和开放性，长期来看最能保证人的生存、安顿、和合、发展；它是建构并净化价值观的永恒保障，既能起到扬弃、融会各种哲学宗教的职能，又能避免包括正统政教在内各种价值观的独断与僵化。“人能弘道”是把握中国文化必然的起点与归旨，许多看似零碎或间接的不同提法实则都是围绕于此，却无需也难以通过概念体系来把握和穷尽，这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不言而喻的。这一基本普适道理产生于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与中华文明的稳定强大相因相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且具有超越时空的能量，并无现代化、全球化的根本障碍，反而正得更始、发扬之时。
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华文明以实用理性为特质，尽管修身治世高度成熟，具有应对基本实务的综合能力，富于自强不息、开放学习、与时因革之精神，但在把握到现实需要之外，相对缺乏执著追求外在世界的兴趣，故而既不会走上在“血与火”中扩张发展的道路，改变经济社会结构，也未能主动在科技、制度、思想上分科跃进，诞生现代文明体系。据李伯重先生研究，明清中国深刻参与了沛然兴起的全球化、现代化浪潮，经济、科技、军事上仍有实力和进步，19世纪中期以来一败涂地是列强寇略引发内忧外患所致。①参见李伯重：《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145页。从内因来看，在经济社会结构没有根本动摇的前提下，统治阶级未能洞察世界形势巨变，进而升级出迎接新纪元的能力，直到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一旦认识到西学之优势，“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线贯穿始终。随着积重难返的经济社会结构轰然崩塌，传统文化失去了整体转型的机会，日益加深的亡国灭种危机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与抗争，颠覆传统、进入现代成为迫切使命。
刺眼的实力悬殊使追赶西方、反思传统从物质、制度深入到文化，一些“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人物在仓惶中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信心与反省》），进而发展为推翻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彻底革命。他们引进各种西学来“弘人”，迸发出真理在握、舍我其谁的自信，神化“德先生与赛先生”，对传统必欲除之，这种观念几乎成为不容讨论的“政治正确”，立场对立、激进革命也使社会失去过渡与缓冲。但历史是建设现实和文化的基础，文明的某些底盘不以人力为转移地延续下来，颟顸反传统难免造成文化的混乱反复，民族凝聚与文明更新失去重要的根基与保护。从此后的历史教训来看，张之洞《劝学篇》对“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忧虑不为无见。
在民国的“科玄之争”中，认为科学能解决所有问题，打倒了“玄学鬼”。但社会建设涉及客观与主观两面性，科学、物质的发展并不必然解决经济社会其他问题，现代社会反而带来深刻的危机，这一困境牵动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秩序之关系的大讨论。“人能弘道”思想和很多古典经验是突破制度与观念固化的有力理据，与“自由人联合体”等普适思想相通，需要在国内国际秩序及相应理论的现代化中高度发扬出来，也是建构现代人格的重要资源；中国传统以人文化成来包容法治与权利，追求礼法情理的统一与平衡，实现整体文明、与时中庸、义利得宜、情性和正，是与现代社会运行方式相互配合补充的重要借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②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19世纪以来中西学者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是把某些方面一时落后归咎于整个文明，而国人“开眼看世界”后坚苦卓绝的省思和学习，终将促成重新“站起来”“开眼看自己”。回顾历史，应该报以客观理性且带有“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挣脱在古今中西之间制造对立的思维。相比停滞于“传统文化有无现代意义、能否现代转型”这种伪命题，社会文化上古为今用、知常明变的具体实践才是真问题。今人对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往往流于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人能弘道”才是能断金刚般的扬弃原则：违背“人能弘道”的等级观念必须逐渐消除，很多缺乏鲜活意义的内容未必有继承的必要；“人能弘道”的历史展开是重要资源，特定阶段的内容（如适应于农耕文明的内向性、伦理型）应该辩证扬弃地对待；现代化、全球化问题上都应该重新阐扬“人能弘道”，建构圆融普适的文明体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强本自新是漫长繁难的过程，需以战略定力来推进新的会通与突破。
二、在会通中重构“道统”
在现代化浪潮和民族危亡之际，农业时代具有优势的自然资源、科技水平、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等条件暴露了根本的不足，旧的联合体遭受严重冲击，传统文化的积极与消极因素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救亡与启蒙”所要面对的基本国情。这就需要一种代表民族利益与优秀传统、全面改造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的先进强大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哲学两度影响西方、欧洲现代文明辉煌与危机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有着深刻的扬弃，其否定外在超越、立足生存实践的特性与中国文化具备深层的一致和互补，此时极大地促进了对中国内忧外患的剖析，契合了中国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迫切使命。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以圆融运化的“人能弘道”、人的自证、仁道理想为要义，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应的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的人化”、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其间异同既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中国化的深层内因，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立场变化埋下了伏笔。
这年学期毕业典礼上，我赢得了一个意外的奖章。校长图什曼在颁奖时说：“这枚奖章将颁给对学校做出了特殊服务和重要贡献的学生。该奖本学期的获得者具有善良的本性和友情的力量、勇气的力量，并以此激励了大部分同学，他的名字叫奥古斯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进步是站在任何立场上都不能无视的，但特定的斗争环境也使这一现代化进程曾经偏离正轨。改革开放涵容了意识形态争论，以系统有序的战略布局提高了国家硬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市场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变化和问题，随之出现了试图解决现实困境的各种思潮。在古今中西哲学会通中调整发展道路确乎势在必行，“新时代”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契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蕴涵的更加坚实而包容的道义性是真正“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还应进一步落实其人本、仁义、和谐、文明之发展宗旨，铺展为一种融通并超越古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这就必须切实正视历史与现实、尊重人性与文化，以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既个体又共通的“美好生活需要”为起点，发扬马克思主义追求“自由人联合体”的精义，在与古今全球优秀文化的相互涵容中建立圆融体系，“极高明而道中庸”地展开叙事和实践，系统地发展出美好的文明状态。唯有理性而渐进地落实这一目标，才能充分与道义、传统、民心合一，为国民提供长期稳定的价值基础，以先进性、普适性应对西方文明与现代社会的挑战。
第一，把社会主义发展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先进文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具备全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科技和物质条件发达而平衡，科学发展、共同富裕、全面善治、生态文明，以民众“全面自由发展”为动力；二是人道基础，主导思想更鲜活包容，国家彰显尊个体、施仁道之意义，全民在诉求、参与、协调、监督中主体性地共建共享，促进价值观和人格的内在建构；三是传统基础，代表全民根本利益，重塑人口结构，吸纳并超越古今各国优秀文化，建立与时因革的历史观；四是文明基础，建设美好的社会、生活、人性、文化，具体彰显普适性、开放性，在推进文明互鉴共赢中提升解释力与影响力，建构深层系统的文明形态与思想话语。
第二，在对科学、社科、人文的圆融追求中重构叙事与实践。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以回应现代科学对“实在论”的冲击，以人文精神推进科技崛起、实证研究、物质文明，以更加恰当的指导思想来安顿宗教，从宇宙科学、科学发展、生态文明、人文主义等维度综合重构圆融的世界观；以实现民众“全面自由”来内化革命理论、共产主义，致力于发展和治理及相关理论的全面现代化，保证“人/民”在五大文明建设中鲜活在场，在人际关系市场化、契约化的形势下重塑利益—文化共同体①参见祝东力：《反传统、革命与文化共同体的重建》，《文化纵横》2015年第6期。；将“中国梦”从国家目标落实到个人的福祉与信仰，立足“自由人联合体”来系统推进观念、文化的现代化，以契合基本人性与实践的方式建构有关人格境界与心灵归宿的话语，全面培育现代化的思想、学术、文艺体系。
中国的现代化是保持自己文明连续性的“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社会主义工业化融合市场经济与全球化②张颐武：《“强国”的核心价值与多元文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仍需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认同性。这种现代化应汲取大一统、人本、天行健、因时损益、节欲爱物、大同等观念的力量和方向，与儒家“庶”（人口、劳动力）—“富”—“教”的建设顺序一致，在摒弃专制、贪欲、扩张的前提下发扬法家的变法图强精神。现代化还回应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关系问题：从“师夷长技以自强”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正是认识到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但仍需结构性内化于文化与心理，以开放和创新来始终推进，同时发扬中正圆融之品格，端正科学伦理和人文精神。
2.在总体布局上协同推进文化发展。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使中国的国内市场变成全方位开放的国际市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同时也面临如何适应国际化发展的严峻挑战。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建设和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更是首当其冲。为了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广州把城市发展定位为国际主要大都会并从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战略考虑来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文化建设也开始按照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来布局。
三、圆融的“现代性”道路
论及“现代”往往落入片面的歌颂，并且以西方为唯一标准。西方中世纪晚期以来经济基础发生巨变，人文主义和外向追寻的精神高度觉醒，几百年间发展出璀璨的现代文明，并在“血与火”中飞速前进、掌控全球。现代化和“启蒙”是符合普遍人性的，但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基本矛盾的作用下，“现代性”有着深刻的问题。无论是以“文明”“半野蛮”“野蛮”划分世界，还是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切分历史，既彰显了西方现代化的先进性、普适性，也暴露了西方文明缺乏圆融稳定的特点。从根本上讲，二元分殊、否定式发展使文明爆发与深层矛盾一时俱在：人文主义解构了专制、宗教，现代科学冲击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现代世界处在迅猛的变化和竞争中，要求以理性（科学、制度）来实现人的普遍自由①“如果用一些西方学者流行的说法来表述的话，西方现代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导言”第3页。，这就需要建构情理、物我、体用相圆融之“道”；但二元论容易把某种诉求和观念绝对化，具体表现如基本矛盾造成生态、经济、秩序、精神之危机，在社会、民族、国际、天人等关系上信仰、理性、自由、博爱不相洽，新旧价值观无法弥合“后现代”虚诞感。
现代化是全球文明偕行之进程，也应有不同形态。中国的现代化有其独特的起点：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某种永恒普适的意义，实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资源，其现代化起源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反封建”焕发了“人能弘道”的精义，有望建构一种开放日新而又圆融稳定的现代文明体系。20世纪以来经济社会根本转型、快速发展，民国时引入“德先生与赛先生”等各种“主义”来谋求救亡与启蒙，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迅速变化伴以先锋思潮纷然兴起，片面的发展也带来深刻的“现代性”危机。直面国情与目标的矛盾，须有任重道远之准备。如何抓住以理性保障普遍自由这一关键，调适古今中西的充沛资源，共同探索并开创新的“现代性”道路与理论，是“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第四，核心价值观落实于民众人格及思维的内生性建构。以家庭为起点、以仁道为原则来塑造多个维度与层级相贯的联合体，培育热爱生命、推己及人、情理融合的心理结构，全面涵养仁义礼智、自由民主等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对国家、人类、万物、世界的热爱；以唯物—人文史观来把握历史，以现代形式激活各类优秀文化（文艺、故事、礼乐、习俗、场所、名物等）的感化功能，在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理解中涵养和凝聚民族精神，重建天地人道、家国天下、历史文明、祖先圣贤等信仰；培育科学与人文、继承与创造相贯的精神世界，基于本真内心对应然选择的体认来建构与物质、现实、他人的关系，以圆融自证的人格境界来把握负面现象、命运偶然，积极而自然地提升人格和能力以认识并改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固然与古代帝国、近代民族国家、西方主导世界秩序不同，相比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也具有直面人类总体、多强和多元、高度竞争与合作、诉求对等原则等特点，但在各大文明中都有共通的文化因素。它适应人类日益冲突加剧而命运联结（一体两面）的现实，在现实推动下不断激发共同的内驱力，从而可能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生成，有不可强行顺逆之“大势”。以此为背景，如何对待原有民族文化便有某种张力，中华文明“人能弘道”“和而不同”等观念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坚持其普适性与尊重其他文明、推动文明交流恰是一致的，正应走在新的“哲学突破”的前列。以超越具体价值观的鲜活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本，为人类和谐生存来重新阐扬各文明，是文明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弘扬中国文化，在交流融合中与其他文明取长互鉴，是现代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曾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封建礼法，缺乏科学、理性、法治、自由。事实上中国确需汲取西方的理性思辨、外向追寻、启蒙精神、现代制度，更要中道圆融，化解“现代病”，知行合一地建构文明体系。一是消弭现代科学人文对实在论的冲击，不把价值观建基于“知也无涯”的认识论上，以“人能弘道”作为价值观的坚实起点；二是以日新精神和分析思维对现代化科学、物质、制度、文化极尽追求和内化，同时避免二元与绝对，把自强不息的发展纳入统一圆融的价值观中；三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充分汲取和融通，扬弃具体形式、消除负面因素，立足传统、国情与人道来开放地自我建构。
SI4133芯片拥有射频锁相环1(RF1)、射频锁相环2(RF2)、中频锁相环(IF)。芯片内部各锁相环输出频率变化幅度是压控振荡器(Voltage Control Oscillator，VCO)中心频率的±5%。VCO中心频率由外部电感决定。设置输出频率与中心频率的电感值误差，可由芯片内部的自调谐算法来补偿，但电感值的最大误差不能超过 ±10%。当上电或输出频率被修改时，该算法即被使能[21-22]。
第三，在接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共同的现代化决定了全球生存基础、日常生活和人生观上的相似性，中国模式及其自信与认同来源于优秀传统与现代观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高度的创造与超越。应该充分阐扬“人能弘道”的基本普适道理，从道路、理论的高度切实确立对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认同与继承，融入人类文明的巨大时空实体和永恒实践过程而获得能量之源，把全球古今融通为连贯统一的文明进程；尤其是高度重视古今全球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从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中获取能够推进并解释当下文明发展的本原性因素，以“天下大同”“自由人联合体”的虚灵理想来积极引导奋斗方向，务实规划更具实践性、普适性的未来图景。
在实践场景中，教师所用的理论、策略、方法等具有情境的特殊性，此时，具有普适性的公共理论难以为教师工作提出具体的指导，只能成为教师探究的一种相对可靠的前提假设。[9]作为反思性实践者，教师不再完全依赖现有的理论和技术，而是针对特定的教学情境建构新的理论。反思活动使得教师能够应对复杂的、不确定的教学情境，使其教学策略具有独特性。[10]
价值观必须基于生命亲证来建构内在归宿。“心理感觉对人的行为和意识有着比其他因素均大的作用，越是现代化的社会可能越是如此……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越快，人们的心理越敏感，越脆弱。”①王沪宁：《政治的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事实上“现代性”精神危机不尽是“现代性”必然带来精神困境，恰是追求“现代性”而遮蔽本真情感的人们自造了精神危机，裹挟于变幻和分争而找不到“度”“共在”和“存在感”。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通过善治、教育、共同富裕、社会自治等途径重建各种联合体，也应复常道而更化之，展望一种圆融的现代心灵：热爱生命和自由，把握人道—天道的永恒运行，追求内心圆融、内在超越，达至自然而自足的境界。
“人能弘道”的基本理路在于：“道”以自然而必然的生命亲证、历史实践为起点，跳出不可靠的实在论、认识论，无待于外在与他者，在“纯”现象之悲剧性和多维广大等联合体中永恒追寻人之应然，培养情理交融的人道、人性，其极致即建立起有利于人类总体这一根本原则；该原则是以礼法合治保证和合秩序、万物自化，与片面强调个人、家庭、阶级、族群、国家、天下等都不同，是在全面实践中始终“极高明而道中庸”，突破固化的观念与理想，从而生成着稳定完备、圆融中正的文明体系，固本日新、可久可大；在“人能弘道”中会通人事和自然，建构起“生生之谓易”的宇宙与天道，以虚灵无限的“天”为形上依托，又兼容“圣人以神道设教”“敬鬼神而远之”，统摄“天神，地祇，人鬼”正信体系，以及各种宗教和民间信仰；个体“为仁由己”地建构全面人格，永远在执著而超越中自证和提升，并与社会相互积极影响，生命的意义在于这自然而自足、现象即本体的审美过程，最高境界是达到与天道同在的自由意志，以心理本体为归宿。
立足生命亲证与历史实践，以理性来实现普遍自由，融入传统与联合体，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前提。这一进程需要文明的平等交流与开放建构，以体用圆融来涵容“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争论：“人能弘道”传统全面自我更新，为“新征程”提供理论和实践之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务实和开放，道路、理论与价值落实于逐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充分吸纳西方文明、自由主义并为之注入更合理的属性，作为建构文明的重要资源。然则这种“现代性”道路的实质是，积极规划并创造“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在迅猛变化和竞争中前进，又涵容于稳定圆融的发展观、价值观；追求美好的物质经济基础、政治社会条件、人文自然环境，逐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价值建构提供现实保障；打破对本真心灵的各种束缚与遮蔽，真切而圆融地把握生命、历史和世界，归宿于心理本体。
四、全球“共同体”与“共同价值”
相比中华文明，两河、埃及、印度、希腊等古文明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侧重外在超越（超验的神或“Being”）或外向追寻（客观真理或物质世界），文明体系难以圆融稳定。外向追寻的精神促使“两希”传统合流，更刺激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诞生，但资本主义模式也造成或面临很多全球性问题。经过丛林法则、西方中心、全面冷战等国际秩序“试错”，文明冲突、历史终结、普世伦理等意识形态亦未指明前路，全球在“失序”中期待某种共识。“新轴心时代”的应然愿景是，现代化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不同文明所孕育的认同意识逐渐增强，在平等对话中谋求和平与发展。①关于“新轴心时代”，参见杜维明、汤一介等学者的论著。中华文明、西方现代文明及各种宗教文化相对话，化利益冲突、文明冲突为竞争交流，是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内容。
从2016年随州市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情况来看，在随州市的几大高职院校中第三产业有着最高的专业设置率，国际贸易实务专业这一专业的设置率最高，除此之外就是计算机、商务英语、物流管理等专业。数控技术是在随州市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中服务第二产业专业中设置率最高的专业。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州市高职院校内服务第三产业的专业数量达到了所有专业数量的一半左右，主要包含有应用日语、动漫设计与制作、旅游管理、投资与理财、电子商务等。
第一，以“人能弘道”启发新的思想探讨。
宗教文化（尤其一神教）存在着以神为本和本真情感的矛盾，西方现代文明也有理性、自由、博爱的内在张力，以至于始终不能稳定圆融，需要重新立足生命亲证和历史实践这一起点。“人能弘道”的建构方式符合人的普遍需要和感受，与其他文明必然存在对话的基础，条件成熟时可以充分阐扬出来，促进不同文明在互鉴中逐步反思调整，共同建构更合理、更普适的观念与文明。古希腊、现代、后现代的多种思潮都具有与之会通的可能，宗教文化也始终从正反两面孕育着“人能弘道”的觉醒。
从整体而言，“师傅型”师资的职业职责有：①了解学徒的发展规律；②熟悉合作企业的典型职业工作和企业实际操作流程；③开发、设计、制定以工作过程行动导向的培训计划；④从事培训准备、培训实施、培训考核指导等工作；⑤促进学徒学习，引领学徒职业素养形成，传承企业文化；⑥为学徒提供职业发展咨询、服务。具体需要具备以下素质：
人在理性思考中必然指向互利、友善，确立起有利于人类总体这一根本原则。人类总体原则并非固定、强制的观念，而是虚灵自证的；它在各文明也必然普遍存在，如“博爱”等表述即与之相通；所需推进的是达成共同遵守这一原则的共识，在利益和观念冲突时优先奉行这一原则；在此前提下对具体规则可以有不同理解和良性竞争，从而充分体现这一原则。在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中，文化的接触、理解与宽容远比政治的输出、干预重要，建构“普世伦理”要比推行“普世伦理”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称作全世界都公认的“道德黄金律”，而“施”的方式只能是在交流融通中达成共识、加以发展。②参见冷成金：《论原始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于建构普遍伦理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第二，以“道德黄金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对待国内外不同民族和文明时，应扬弃仁道、天下、大同和多元、平等、博爱之观念，建构圆融的文明秩序。中国应该全面看待历史与现实，避免全面赶超、领导世界等心态，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永远保持理性务实的发展观、世界观；对内对外塑造良好的国家能力与形象，以世界视野系统深入地学习其他国家与文明，在全面发展、平等交流中“修文德以来之”；从官方、团体、民间等主体和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整体提升交流共建之能力与效果，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对等、共进；以仁道精神促进世界文明史、国际关系史的反思与重写，适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和平与发展贡献新的思想和力量。
在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上，在人权、资源环境及动物保护、科学伦理等问题上，全世界都可达成共识。应该以倡议、投资等方式吸引自由加入，在联合体的增多、扩大、融会中一起引导物质文明的共赢与均衡，实现有利于人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愿景；在公正原则下不断深化共识与联合，建立民主的国际关系和密切的国际合作，共同遵守基本的国际规则、人类原则；在此前提下互不干涉内政，通过平等交流、相互影响，不断推进良好关系、共同价值与命运共同体。
第三，以各文明的互鉴互融推动共同价值。
无论建构社会还是个体，“自由人联合体”是中华文明、西方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旨归。西方世界高扬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抽象观念具有普适意义和积极影响，但其具体制度不能作为普世伦理来强行推动，必须通过榜样和交流的力量，由其他文明自主汲取；并且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未必全面，需要在文明的交流融合中，建构更高境界的人道、人格，提供圆足的价值归宿。“人能弘道”的价值理路在全球都有通约，由其统摄的很多观念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更好地建构社会与心性；这些观念同样不能自恃为普世伦理，而只有在树立榜样、发扬共性和共同需要中，激发内生性的共同价值。
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而言，共同价值即实现普遍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文明的交流与进步中，可以促进自主性的反思与借鉴，如中华文明强化其外向追寻，全球文明共同提升其圆融性，从而更好地实现普遍自由；更应该共同摆脱外在超越、权力、工具理性、资本拜物教、流行文化、虚无主义等造成的异化，追寻本真而充实的自由，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以及执著而超越的人格境界。这种建构方式是内生的、普适的，可以从各个方面共同发扬，作为建设共同体与共同价值的必由之路。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9）01-0187-09
收稿日期：2018 - 07 - 19
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委托课题“中华文明的信仰‘自证’”（K20170242）
作者简介：董宇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
责任编辑：朱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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