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主革命”作为界定了长达百年历史时期的概念，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关键主题。“民主革命”概念的生成、意蕴转换及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思想建构过程。“民主革命”概念以“民主”和“革命”概念的近代义形成与结合为语义基础，并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成熟而生成。在革命实践中，“民主革命”概念又经由“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复合性质的民主革命”“苏维埃式的民主革命”“新式的、特殊的民主革命”四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历经了一个由一般意义到特殊意义、由旧到新的意蕴转化过程，最终定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键词]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
知识是社会思想文化的载体、要素和产物，具有文化性、境域性、生长性。理解知识，必须从构筑知识的基本概念入手，通过深入了解知识产生与衍化的社会文化情境，在情境之中理解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影响概念语义的社会文化因素。在长达百年的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的关键主题，其概念生成、意蕴转换及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思想建构过程。它以“民主”和“革命”的近代义形成和结合为语义基础，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成熟而生成，并历经了一个由一般意义到特殊意义、由旧到新的意蕴转化过程，最终定型于今人所熟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民主革命”概念的语义基础
从词源上讲，“民主革命”一词来自“民主”与“革命”这两个原本互不相干而又古已有之的词语在近代的词义转换和词语组合。在19世纪末，作为“民主革命”语义载体的“民主”与“革命”概念相继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词义转化，为“民主革命”概念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语义基础。
一是“革命”词义的近代转化。近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是中国传统“革命”概念与现代西方“革命”概念相结合的产物。在古汉语中，“革命”一词意即“帝王的更替”“改朝换代”，如《易经》记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显然，这与近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不同，却并不能说与之毫无关联。尽管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革命”一词作为一种儒家政治话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与之相关的“造反”“起义”等语词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合法性传统，这是在近代语境中赋予其新意涵的语义积淀。
近代中国的“革命”概念最早于19世纪末由维新派思想家推介和传播而来，开始发生向近代义的转化。1890年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使用了“革命”一词。1899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首次使用了由日语转译来的英文“revolution”的新义，提出“诗界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口号。受当时主流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他将“革命”“进化”“变革”视为同义词。按照他所理解的广义的“革命”概念，改良应该也属于革命的范畴，这说明他在思想深处仍在为改良寻找理论依据。但他“改朝换代谈不上是革命，革命本身又不必然要求改朝换代”的主张，确实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革命的理解，所以才被认为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革命’概念并使之在中土普及的第一人”[1]。问题在于，他对狭义的政治革命持反对态度，认为“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2]。出于这样的认识，这一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大多从否定的意义上去理解狭义层面的暴力革命，谈之色变，对革命和最早的革命党人普遍持拒斥态度。譬如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王韬将法国大革命等同于“暴乱”，梁启超更是在1903年宣布放弃“革命”观点。显然，这与后来通常认为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的革命观相差甚远。随着改良派的思想日益保守甚至走向反动，其思想的“革命性”越来越稀薄，“革命”概念也无法在他们的传导之下固定到政治革命的一般性理解上来。但是，在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革命”概念还是迅速地传播开来，革命话语在知识界和民间社会渐起，诸如“社会革命”“种族革命”“伦理革命”“小说革命”等口号渐趋流行。这种现象的深层社会心理即“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求变求新的强烈愿望”[3]。革命由此成为时代风潮，一场围绕革命主题进行的思想论战已不可避免，而作为论战的直接结果，“革命”概念距最终生成其现代意涵也已为时不远。
目前研究中，关于降解正丙醇的报道非常少，罗惠波等[5]通过在大曲中添加糖化酶，结果正丙醇含量随糖化酶增加有小幅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糖化酶能把淀粉从非还原性末端水解断裂α-1,4葡萄糖苷键产生葡萄糖，也能缓慢水解α-1,6葡萄糖苷键产生葡萄糖，而添加糖化酶后，加速了淀粉水解速度，使可被酵母直接利用的葡萄糖浓度增加，酵母会加速对糖分的代谢，而减少了对氨基酸的降解代谢，降低了正丙醇的产生量。而关于正丙醇降解菌的筛选还未见报道。
二是“民主”词义的近代转化。近现代中国的“民主”概念，来源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对外来西方民主思想的铺垫和嫁接。在古汉语中，“民主”一词的含义是作为“民之主”的“统治者”，如《尚书》云“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左传》云“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东汉名臣蔡邕甚至直接将民主看作天子。显然，这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大相径庭，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仍然是衔接和承载西方民主思想的语义载体，之后“民主”概念逐渐摆脱了民本主义的思想躯壳，实现了向现代“民主”概念的词义转化。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思想来源，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力量和思想的生长和成熟为基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于15至16世纪就已经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并经受了17到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实践检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之前最先进和成熟的思想体系。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西学东渐”的步伐加快，但对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接受却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思想历程。其根本原因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变革进度对先进思想理论的需求息息相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甲午战争之前，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很低，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接受程度有限，而中国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尚未激化到足以爆发革命的地步。尽管如此，民主革命思想的萌芽已经产生，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逐渐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并登上历史舞台。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他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以及最早发动的反清“起义”中，已经显现革命的影子。但在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早期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没有与改良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占据社会变革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反对革命的改良民主主义，“民主革命”概念还不具备被提炼出来的社会思想条件。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毕竟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及“民主革命”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最重要的主体条件。
二、“民主革命”概念的近代生成
具体而言，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既是民主革命运动，也是民族自强和解放运动。中国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存亡危机，由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催生的。在孙中山看来，民族革命是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基础。“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10]他还将革命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后来更是把民族主义直接解释为反对帝国主义，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二是超前的政治革命理念。革命的目标是通过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成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家。在民主共和的方案上，超越了西方启蒙思想家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创造性地提出“五权宪法”的构想，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增设了考试权和纠察权。“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11]331后来，面对革命没有带来民主的挫折，孙中山又实现了由代议向直接民权的民主观念的转变。尽管这种观念尚不成熟，且没有实现的可能，却在思想上引导了后人对民主政治道路的探求。三是开放的社会革命思路。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单纯进行政治革命不同，孙中山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2]。通过民生主义，“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11]339，抑制可能出现的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现象，避免西方列强“国强民困”的弊病，最终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主观社会主义”“十足的资本主义”，但仍显示出开放的社会革命视野，之后的社会革命走的也正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之路。
尽管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早传介了“民主”和“革命”概念，但在他们那里，还无法生成“民主”和“革命”概念的完整现代意涵，这是由改良主义者民主性和革命性先天不足的思想本性决定的。一方面，只有具备十足的民主性，才能形成坚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也只有具备充分的革命性，才能形成坚定的民主性。这些都是改良主义者所不具备的，这也是“民主革命”概念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无法真正生成的根本原因。
较之于“革命”概念，近代意义上“民主”概念从西方的传入和传播要早很多。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开明封建士大夫在对鸦片战争的震愕中“开眼看世界”，“民主”概念在“西学”加速“东渐”的浪潮中被引入。1864年清政府资助出版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译著《万国公法》，构筑了“权利”“民主”“主权”等民主话语体系。在该书中，“democracy”一词首次被译为“民主”(“民为主”)并被多次使用，标志着传统话语的民主概念向现代民主概念的转变。这一时期，林、魏、徐等人在其著作中，运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话语引入和介绍了西方民主价值体系。但是，他们自身作为开明政府官员却没有多少民主思想，至多是有了朦胧的民主观念。19世纪7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以民权思想为核心，首次提出设议院、行立宪、用“君民共主”变革专制制度的主张，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在中国的真正产生。他们在著述中用传统的民本主义话语初步表述了西方民主思想，但对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作了简单化的理解，没有将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民主的核心观念纳入论域之中；就其思想倾向而言，对封建专制主义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对近代民主概念的认知尚未完全成型。直到八九十年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出于变革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拓展和深化了对民主的认识。尽管他们使用的仍是儒家传统的表述话语，但西方民主主义关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出现在他们对民主的论述之中。他们通过兴新学，运用民约论、民权论、进化论等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旧学，而且还将民主思想融入变法理论中，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方案，并将其发展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这表明此时维新派的民主思想已经超越了传统民本主义的范畴，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已经基本接受了西方“民主”概念。但是，他们的反专制思想并不彻底。由于缺乏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他们追求的仍是“君民共主”的“半民主”，没有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主张，致使他们心中的“民主”概念并没有生成十足的民主意蕴。变法的失败悲壮地证明，改良民主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革命民主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变革思想主题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为“民主革命”概念的最终生成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思想环境。
在辛亥革命之后，国民革命掀起了又一次民主革命运动高潮，是一次具有复合性质的民主革命。一方面，它扩大了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组建了各革命阶级在内的联合战线，不仅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努力进行着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也加入革命队伍并在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充实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另一方面，在各革命阶级的关系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作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双方的关系不是从属、附庸关系，而是建立在独立性基础上的联合、互助关系。当然，国民革命的“复合”革命性质为“民主革命”概念增添了新的意涵。
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真正将“革命”理解为“民主主义的革命”，将“民主”理解为“革命主义的民主”。由此，“民主革命”的概念和口号便呼之欲出了。在《民报》《申报》等报刊的文章中，多次出现“民主”“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的字样，其语义与当时国内外的通常理解已经没有区别。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革命准备期，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取得胜利之后，人们对“民主革命”一词的认知终达到了“推翻封建专政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的共识，这样的认知显然已经与当时世界的一般性、普遍性认识相一致，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概念已经生成。也是从这时起，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一步步推动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三、“民主革命”概念的意蕴转化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民主革命逐步转变为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苏维埃革命。苏维埃源自俄国，是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模式师法俄国，但具有中国民主革命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工农民主专政。这是国民革命之后民主革命形式的又一创举，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新道路，以丰富的革命实践进一步扩充了“民主革命”概念的意涵。
1． 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在这一时期写道:“随着1905年的俄国运动，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9]后来，毛泽东也对此有过专门论述，指出辛亥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8]667。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辛亥革命止步于一场形式上的政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因此，更准确地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式民主革命的特殊性，辛亥革命还是以其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创造性的革命实践，为“民主革命”概念注入了具有中国国情特质的思想意蕴。
知识从来不是孤立存在和一成不变的，任何新知识的产生都是认知主体与外在世界进行社会互动即个体与社会思想文化价值互动的自然结果，新知识推动着思想的更新和文化的进步。“民主革命”概念的最终提出和大行其道，源于近代中国社会及思想环境的急遽变革，在于当时思想进步的中国人对于社会变革必然性的思想认识的深化。20世纪初，在民主主义思潮与激进革命思潮的共同作用下，近代“革命”与“民主”的语义结合最终完成，生成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这一界定了中国近代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的中坚概念。
2． 复合性质的民主革命
随着戊戌变法与甲午战争的失败、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急遽激化，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由改良转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取代改良派，在进步政治思潮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其标志性事件是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被确立为革命派的奋斗目标。在传播革命思想和与保皇派的激烈论战中，革命派逐渐划清了与改良派的界限，形成了稳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形态，由此厘清了“民主革命”概念的含义。邹容、章炳麟、陈天华、孙中山等人的著作在革命和民主话语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联性，将革命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较为完整和彻底的民主革命观。一方面，得益于强烈革命思想的激励，他们完全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家诠释的“民主”理念，对民主的理解达到了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程度。通过大量译介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经典著作，他们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极强的革命热情表达了对建立完全自由、平等之民主共和国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世界各国的新政都必然是由革命而且是流血革命获得的，革命作为“世界之公理”是实现民主的必然手段，是“由奴隶而进主人、由野蛮而进文明”[5]7的唯一正途。另一方面，得益于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革命派对革命的认知也达到了全新的思想境界。孙中山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历代农民革命区别开来，认为后者是“英雄革命”，而前者是“一国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6]的革命。“所谓政治革命者，鼎革其政体之谓也”[7]，这就使“革命”概念从广狭义的滥用中解脱出来，最终实现了其在“政治革命”层面上的普遍意义。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作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成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派运用现代民主话语体系论述了革命的正当性，民主既是革命之追求，也是革命的力量之源，革命作为国民之天职，为“人人应有之义务”“日日不可缺之饮食”[5]52。由此，革命思想广为传播，成为风潮甚至政治信仰，革命党人也摆脱了之前相对消极的公众印象，获得了崇高的政治形象。
第一，国民革命创造了新的民主革命样式。国民革命通过创建“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民主革命样式。通过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民主派与“彻底的革命民主派”的合作，凝聚和整合了既有革命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力量分散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不仅在组织上把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还在思想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重新具有了革命指导思想的地位，延续了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日渐衰微的革命生命力。第二，国民革命提升了民族革命在革命中的地位。国民革命口号的提出，说明已经认识到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虽然统治中国的是名为独立政府的封建军阀，但要想反对封建军阀，必须首先反对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要想对抗强大的敌人，除了集合全体国民之力，别无他途。这就提升了民主革命的民族性因素，抑制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因素，扩大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基础。第三，国民革命提升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国共合作使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中国近代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民主革命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宝贵的锻炼和经验教训，逐渐走向成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广大工农群众被发动起来成为革命运动的主体力量，工农革命运动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内容。群众性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既使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主张、扩大了自己的组织、扩展了自己的政治影响，也使党的先进分子看到了群众运动的伟力，为之后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开辟革命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王：ICME-14的会标（LOGO）充分结合了会议性质与中国古代数学文化，基本思想来自河图．河图与洛书一起一般认为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后世的太极、八卦、风水等皆可追源至此．
元素及其化合物是中学化学基础知识之一,是解决化学反应过程中思维活动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就如同漏水的水桶,在解决问题时就会千疮百孔,漏洞百出。
3． 苏维埃式的民主革命
知识具有生长性，知识生长的过程离不开社会境域中人的文化性社会活动，正是社会群体具有文化创造性的活动赋予知识客观性意义，并经过生活和历史的沉淀最终实现语义的定型。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革命”概念界定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其间，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界又划分成两个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之前的70多年属于民主革命准备期，这一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活动，都只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8]559。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8]563-564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变革环境，使“民主革命”概念经历了一个由一般意义到特殊意义、由旧到新的意蕴转化过程，最终实现了语义的定型。
两组患者术后均于24 h内控制排便，术后5～7 d常规应用抗生素抗感染，观察切口变化，进行对症、支持治疗，同时保持切口干净、干燥，每天换药1次，术后7～10 d拆线。
第一，无产阶级开始独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随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建立，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发生了转变，由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由革命政党转变为反革命政党，失去了民主革命领导者的资格。尽管国民党仍以革命党自居并想独占革命领导权，但三民主义的“儒化”使之丧失了指导民主革命的先进性，而沦为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与此同时，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逐渐加深了对民主革命的理性认识，萌发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作为最先进的革命政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承担起独立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实现了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性转化。第二，开辟了中国式的革命新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民主革命逐步走上了土地革命道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土地革命必须走苏维埃革命道路，并克服了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教条束缚，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新道路。中国革命走的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之路，而是以农村为中心，依托革命根据地，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工农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中国革命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第三，土地革命运动具有初始社会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必然要走由政治革命通往社会革命之路，但在进行政治革命的过程中开展具有初始性质的社会变革，又必然能起到促进政治革命的作用。如毛泽东所说，朱德、毛泽东、方志敏式的革命新道路，必然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的“三位一体”。其中，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具有初始社会革命的性质。开展土地革命，破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动摇了支撑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触及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个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获得了推动革命进程不断向前的深厚群众力量。
4． 新式的、特殊的民主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因素终累积到了最高程度，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形成了完整、系统和成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引领并顺利推进了民主革命进程。具体而言，“新民主主义”的“新”在于其社会性质和范畴“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8]665。第一，从国际的角度看，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使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阵线。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在性质上也便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范畴。第二，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重任务，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使中国革命成为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相统一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双重革命的领导者，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以工农联盟为主要依靠力量和根本动力，同时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一切革命阶级组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共同敌人。第三，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经由民主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任务。如毛泽东所言，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13]。作为中国革命第一步的民主革命，其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保证。这些特点，无疑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根本不具备的。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程的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延安时期走向成熟，形成了系统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及理论体系，指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最终胜利。
教师在针对现阶段初中生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应全面利用音乐产生情感共鸣的特性对学生进行相关的引导教育，确保学生在接受音乐知识的基础上保证学生综合素质的建设。
总之，中国的民主革命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它随着实际革命运动进程有一个从概念生成到意蕴转换的过程，最终生成“民主革命”概念的独特、完整意涵，定型于我们熟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概念本身的生成、演进及定型而言，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思想建构过程。这意味着不能以静态、固定的观点去认识“民主革命”概念，而是应该以宽广的知识观视角，将其置于动态化的历史变革的现实境遇中加以考察和理解。唯有如此，才能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民主革命”这一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主题。
针对冒名顶替他人上学的案件至少有三个，除了齐玉苓案，还有齐玉苓案的湖北版“黎良珍与陈朝阳等侵害受教育权纠纷上诉案”[注]参见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咸民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和河南版张某被冒名顶替上学案[注]该案没有找到判决书原文，但是在有的学者的研究中提到。参见范履冰：《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3页。，后两个案件的裁判均受到前述案件所涉司法批复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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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
[作者简介]张健彪，法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编辑：李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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