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宽恕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之一，西方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占据宽恕研究的支配性和权威性位置，而国内对于宽恕的研究却相对较为匮乏。宽恕，这一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是否依然适用？笔者在对宽恕进行语义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中国儒释道家宽恕思想的文化蕴涵，并对中西方宽恕思想差异的根源进行了比较。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儒释道哲学观为基础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宽恕内涵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宗教思想为基础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宽恕内涵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二者殊途同归，都指向了以爱为核心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
[关键词] 宽恕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 儒释道； 语义学分析； 差异比较
人有八苦，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及五取蕴(《法苑珠林·八苦部》)。其中，“怨憎会”谈到的就是如何面对伤害、如何处理怨恨和愤怒情绪的问题，这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苦难之一。面对伤害，个体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人选择报复，藉发泄愤怒和痛苦来获得心中的平衡，结果却形成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恶性循环；有人选择逃避，将自己拘禁在自我营造的樊笼之中，由于紧握伤痛而无法摆脱负面情绪的困扰；还有人选择宽恕，在伤痛中找寻生命的意义，从情绪的桎梏中得以解脱，最终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得以转化。虽然报复和宽恕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1]，但相比较而言，宽恕却是一种超越公正之上的更高的道德追求。大量研究表明，宽恕更有利于个体实现内在心理的平复、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也更有利于人际间良好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促进人类的合作与利他[2]。
人类对宽恕的探索经历了从宗教到哲学，再到心理学的变化过程。
有关宽恕的词汇最早出现于西方宗教典籍——《希伯来圣经》和《新约》之中。《希伯来圣经》中的宽恕意指上帝对罪人所犯罪恶的监视、保密、净化或消除，这里的宽恕是有条件的，只有罪人在神面前进行了真诚忏悔才可以得到神的宽恕。《新约》中的宽恕意为上帝消除、放弃、赦免对罪人的惩罚，原谅罪人，恢复罪人同自己的和谐关系并且对罪人施以无条件的爱，由于耶稣承担了世人犯下的所有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宽恕了一切有罪之人[3]344-357。事实上，宽恕既是各大宗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各大宗教道德实践的具体内容，基督教倡导的“爱人如己”、伊斯兰教倡导的“以德报怨”以及佛教倡导的“慈悲为怀”都包含有宽恕的成分。
哲学之所以对宽恕产生兴趣，主要是考虑到宽恕在人际交往中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作为一种美德，宽恕可以使人发生意志上的改变，驱使人们把坏的想法变成好的想法，将苦涩及愤怒变成同情及怜爱，最终使已遭破坏的人际关系得到修复[4]499-508。哲学领域对于宽恕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宽恕是否需要条件”这一问题上，20世纪欧洲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列维那斯、德里达等)与启蒙时代哲学家(如伏尔泰)的宽恕观一脉相传，都认为宽恕是无条件的。其中，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宽恕定义的“解构”最具代表性，他将“宽恕”概念拆解成语义学的理想状态与现实性的实践状态的两端，然后不断去拷问彼此相互接近、相互渗透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操作。他认为，侵犯、错误、过失都是宽恕存在的必要前提，但不是充分条件；要使宽恕成为可能，首先必须存在某种不可宽恕的东西，即宽恕是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宽恕是一种绝对的，超越一切计算、刑罚计量、司法的赦免，即使犯罪者不曾悔过，也不曾请求饶恕[5]15-24。
5）调压井和平洞贯通后，严禁调压井和平洞同时施工。调压井施工时，底部严禁站人，并在调压井底部设置防护网或防护棚，避免坠物砸伤。
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流——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也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释、道三家思想体系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中国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儒、释、道思想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甚至思维方式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关系和事务的指导原则。宽恕，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和道德修养，在儒、释、道三家思想中都有体现，儒家倡导的“忠恕”与“仁爱”、道家倡导的“包容”与“无为”、佛家倡导的“平等”与“慈悲”等都表明了宽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道家在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始终作为儒家的对立补充物，即儒家的补结构，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科技、哲学、道德等产生过深刻影响，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心理结构和价值取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李约瑟所言，“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源于道家思想”[7]，“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7]。道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宽恕成分：道家倡导“包容”，认为天地万物皆来源于“道”，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道”最具包容性，“广广乎其无不容也”(《庄子·天道》)，人通过尽心、觉解、心性修养即可体认“道”的存在，进而可以达到“利而不害”、“为而不争”(《道德经》第81章)的境界；道家倡导“自然无为”，这里的“自然”意指保持和顺应人原有的朴素的自然本性，“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指“不妄为”，即摒弃世俗的我执与我见，消除有悖于自然的主观妄为。只要做到“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到的，此即老子所言之“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37章)；道家倡导“贵柔守弱”，主张人际交往中要“以柔弱胜刚强”(《道德经》第36章)，这里的“胜”并非你死我活地消灭或战胜对方，而是一种凭借柔性的力量化解矛盾和冲突的生命智慧，是一种“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道德经》第49章)的包容和接纳，是一种人我互利、共同成长的“双赢”策略。西晋名臣杜预更是将宽恕视作守弱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守弱学·恕人篇》中明确指出，“君子可恕，其心善焉。小人可恕，其情殆焉，不恕者惟事也”。又指出，“人不恕吾，非人过也。吾不恕人，乃吾罪矣”；道家倡导“报怨以德”(《道德经》第63章)，主张以道德行为或方式对待仇敌和化解仇怨，在面对伤害、冲突时，不会怪罪他人，而是超越世间的一切是非恩怨，以一种宽恕包容之心来处理和化解冲突，世人要以圣人为楷模，做到“执左契而不责于人”(《道德经》第79章)，包容他人有助于达到自我和谐的境界。
纵观宽恕研究的发展历程，西方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占据研究的支配性和权威性位置，引领研究的发展方向并取得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国内对于宽恕的研究却相对较为匮乏。宽恕，这一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是否依然适用？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儒、释、道哲学观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恕思想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宗教思想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中的宽恕思想有何异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宽恕”的语义学分析
宽恕(Forgiveness)一词来源且盛行于西方，原本带有浓厚宗教色彩，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宽恕含义的准确定位，但我们却可以找到一些与宽恕相关联的概念和术语，如“宽”、“恕”、“仁”、“善”、“忠”、“忍”等，汉语中的“宽恕”一词与英文的forgiveness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它却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字眼。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宽恕思想并未缺席，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儒、释、道哲学观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宽恕思想和理念，中国人对于宽恕内涵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阐释。
综合上述对“宽”和“恕”的语义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恕包括宽大、仁慈、宽容、体谅、饶恕和原谅等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宽恕的解释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forgiveness已经非常接近，意为“宽容，饶恕”，其中宽容指心胸宽广、能容人、有气量，饶恕则指免予惩罚或责备。《在线汉典》对宽恕的解释与《现代汉语词典》基本相同，将其解释为：(1)宽大，仁恕，如《汉书·酷吏传·严延年》中所言，“时黄霸在潁川，以宽恕为治，郡中亦平，娄蒙丰年，凤皇下，上贤焉，下詔称扬其行，加金爵之赏。” (2)饶恕，原谅。如《隋书·东夷传·高丽》中所言，“盖当由朕训导不明，王之愆违，一已宽恕，今日以后，必须改革”。又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所言，“不如你看日前夫妻之面，宽恕了我，放了这官人罢”。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恕”更多的是被视为一种美德和品质，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修养，更强调宽恕主体的宽厚、仁慈、理解和包容，中国民间留存的大量与宽恕相关的格言警句(如，“吃亏是福”、“能忍自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得饶人处且饶人”等)和名人轶事(如，“将相和”、“六尺巷”等)都说明了“宽恕”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客观存在的现实性与真实性。
在大坝下游空地上建200 m3的泥浆储备池、泥浆回浆池各一座。搭建400 m2泥浆搅拌工棚，配置4台1.5 m3泥浆搅拌机，4台泥浆泵24小时不停地向坝顶槽孔供应泥浆。造孔泥浆供应管路为3寸钢管，沿坝轴线铺设，每20 m设一泥浆供应阀门，以及时满足各施工槽孔所需泥浆。
第一，朗读属于“阅读”的目标和内容范畴。因此，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朗读”要求，必须将“朗读”置于整个阅读语境和情境中加以把握。
二、儒、释、道家的宽恕思想
本文所述，敏捷型BIM团队实施的方式有其局限性。原因在于其成员来源于特定企业，并依托集团、公司、事业部、产品组四级培训体系，跨专业能力近乎不断养成。然而即由敏捷方式培育的BIM团队，撇去各自“业务母体”定义的实施特性，在普适BIM开展的范畴内，仍具有一般性。敏捷团队开展基本模式，依旧有其推广的价值，敏捷管理方式是提升团队创造力和项目效率的高效协作模式。[3]
佛教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虽不像儒家、道家那样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但在传入中国后即与中国文化汇通融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不仅对中国的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也被视为对中国人的世俗生活影响最大的学派。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尊重包容，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倡导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于净化人心、利益人群，乃至增进人类福祉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佛家思想学说体系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宽恕思想。佛家倡导“慈悲为怀”，将“慈悲”视为佛教伦理的根本精神、佛家文化的精髓要义、佛家弟子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众多佛家典籍都对慈悲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如“佛以慈为首”(《大智度论》)、“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故”(《华严经》)、“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力，弘益众生”(《增壹阿含经》)等，这里的“大悲心”指的是一种“普度众生”的悲悯之心，即使对方曾经伤害过自己，也应当包容对方，给对方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佛家主张“众生平等”，认为世上的众生万物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皆由“因缘”和合而成，世间万物本质上都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平日里我们所见或所思的“诸相”皆为虚空，世人只有认识到事物“空性”的一面，才不会被各种名相所迷惑，此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个体倘若能够认识到“伤害”的“空性”本质，自然也会对之泰然处之，以慈悲之心化解贪欲、嗔恨，消除由于贪、嗔、痴带来的种种业报；佛家倡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反对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认为世间万物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善”与“恶”两种类型，二者本身都没有自性。“恶”的产生完全是由于一时的贪(贪婪自私)、嗔(愤怒怨恨)、痴(过于专注自己所做之事)所致，而作恶者的本性未必为“恶”。人人皆有佛性，作恶者仍有可能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邪恶性，并为自己的行为赎罪，作恶之人只要能够弃恶从善，即可成佛，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于此，佛家思想主张，当个体面对伤害、暴力和冲突时，应采取慈悲、同情和宽恕的态度，用善良的本性去化解仇恨，用理性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反对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只有这样才能斩断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的链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破除“无明”、脱离“苦海”，使心灵得以彻底释放，到达回归自性或本心的根本觉悟。
直至上世纪80年代，宽恕研究才真正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受到包括心理学和教育学在内的多学科的普遍重视，特别是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将宽恕研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344-357。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Robert Enright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心理学家开展了大量的宽恕研究，并在世界各地(如北爱尔兰、希腊、以色列和菲律宾)针对不同受伤害(如战乱、家暴、乱伦等)人群进行了大量的宽恕干预与宽恕教育活动，Robert Enright教授由于常年致力于宽恕研究、致力于人类伤痛的治愈而获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东方文化精神的典型代表，对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等领域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纵览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与西方文化中的forgiveness含义完全一致的概念，相比较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忠恕之道”与之最为接近，它表达了一种既利他又利己的含义，它不仅是儒学“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还是维系自我和谐、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处事之道。儒家文化中的“恕”所包含的互惠含义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心理学中的forgiveness含义极其相似，均含有“移情、利他、不求回报、不再报复”之意，但单一个“恕”字还不足以清晰表达forgiveness的全部含义，它常与其他概念关联使用，如“忠、仁、善、礼、义”等。其中，“忠”和“恕”与宽恕的概念最为接近，“善”和“仁”是宽恕的基础，而“礼”和“义”则可以看作中国人社会行为(包括宽恕行为)的道德调节器[6]57-62。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以“仁”、“善”作为道德的主体，希望透过“礼”、“义”的制约，来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建立和谐社会秩序，完成个人生命的转化和超越，实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而“忠恕”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要途径。实践“忠恕”的过程本身就是实践“仁”的过程，因为“忠”和“恕”的要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等同于“仁”的。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宽恕思想。儒家思想对人的设计造就了中国人宽恕的生命场域；道家思想扩展了中国人宽恕的心理空间，其“正言若反”的素朴辩证法，大大增加了中国人宽恕的能力；佛教思想通过对“苦、集、灭、道”四圣谛的精细论证阐释了“人生即苦”的道理，主张通过“无我无欲”来求得“涅槃”，这种以“慈悲为怀”为核心的忍辱哲学让更多的中国人找到了宽恕的法门。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将宽恕视作一种智慧，不仅强调其在解决人际伤害中的价值与功能，更将其作为一种美德和修养，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个体只有通过不断“修身”才能实现“内外和谐”。
三、中西方宽恕思想比较
宽恕是一个极具文化差异的概念，中西方文化中的宽恕有着契合自身文化的独特内涵，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儒、释、道哲学观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宗教思想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中蕴含的宽恕思想不尽相同。
中西方宽恕思想的差异根源于对人性的不同假设。西方的宽恕思想体现的是“原罪”的价值维度，而中国的宽恕思想体现的却是“原善”的价值维度。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假定“人之初，性本恶”，人类从“天真状态”即堕入“原罪”。“原罪”是人类与生俱来洗脱不掉的“罪行”，是人类屈从自己的欲望而又不承担后果的结果。因为“原罪”，没有谁在上帝面前可以称自己是无罪的，人人都需要得到上帝的宽恕。为了避免人类因为推诿责任而罪上加罪，上帝无条件宽恕了所有人类之罪；因为“原罪”，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恶的驱使, 因而也都需要宽恕与被宽恕。面对来自他人的伤害，当被冒犯者准备指责别人的恶与不义的时候，他们应首先检讨自己，以反省的姿态对待冲突和伤害，因为他们自己也身在罪过之中。“原罪说”使得人性的“恶”被绝对化、先天化，每个人都应当无条件的宽恕别人，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上帝和他人的宽恕。与之相对应，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假定“人之初，性本善”，人的天生本性自然为善，自性完全可以依靠。只要“反身而诚”，即可“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孔子十分重视“仁”，并严格区分“义”与“利”。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行义而不谋利，就是要“推己及人”；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四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四端”充分发展即可成为孔子强调的“四德”。在儒家看来，人性是一种境界，一种永不变化的天真状态，人性的一切成长、发育、变化都属于道德的堕落。“原善说”使得人性的“善”被绝对化、先天化,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救主，人性高于神性，罪恶只是外来的污染，因而不存在共同责任，只存在道德责任[8]28-33。儒家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本质上是一种人性的觉悟和回归，是个人德行修为的表征，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修己达人的实践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宽恕他人，就是因为人性之善，但中国人的宽恕并非无条件的宽恕，孔子从修身养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对待冒犯的理性方式(《论语·宪问》)，即用公正、率直、磊落、高尚的人格去正确面对有过失的和行为不端的人，也就是说，讲道德要有一个标准，一不能冤冤相报，互相残杀；二不能姑息养奸，纵容犯罪。所以，当中国人面对来自他人的伤害时，常会选择有条件的宽恕，只宽恕可宽恕之人和可宽恕之事，而对于那些未能坚守和养护“善性”而堕落的坏人是不需要宽恕的，因为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当电池工作时，外电路中的电子不再是自由电子，而是承担着输送电荷的“重任”，只有在停止工作时，才能恢复其自由状态，内电路无电子通过，靠离子的定向移动形成了内电流。综上分析可总结出原电池的构成要素：1.电极材料（正极和负极）；2.电解质溶液或熔融状态离子化合物；3.自发进行的氧化还原反应；4.内外电路必须闭合（外电路用导线或用电器连接，内电路用盐桥沟通）。
从字面结构和意义上来看，宽恕由“宽”与“恕”组合而成，理解宽恕应当分别对“宽”与“恕”的内在含义进行语义学分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宽”具有“爱也”、“裕也”、“舒也”、“缓也”等含义。《说文解字》将“宽”解释为“屋宽大也”，引申为心胸宽广、仁慈；《书经·皋陶谟》将“宽而栗”注为“度量宽宏”；《汉语大词典》将“宽”解释为“宽厚”、“饶恕”、“肚量大”等；《菜根谭》则强调，“士君子涉世当求一‘宽’字”。但是，汉语中的“宽”本身并不能表达forgiveness的本质和特征，“恕”才是唯一可与forgiveness含义相比较的概念， “宽”乃是“恕”的前提或预备状态[6]57-62。也就是说，“宽”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宽恕行为的发生，被冒犯者只有具备了“宽”的品质(如宽容、忍让、慈善之心等)，才可能对冒犯者施以宽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恕”者，从心，如声，有“恕道，体谅”之意。《说文解字》将“恕”释为“仁也”；《声类》将“以心度物”谓之恕；《贾子道术》将“以己量人”谓之恕：《礼中庸疏》将“恕”注为“忖也，忖度其义于人也”；《论语·卫灵公篇》将“恕”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汉语大词典》将古人对“恕”的解释进行了总结：一者将“恕”释为“推己及人，仁爱”，如朱熹所言，“恕非宽假之谓，又曰推己及物为恕”；二者将“恕”释为“宽宏，原谅”，如《战国策·赵策》中所言，“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
中西方宽恕思想的差异根源于不同的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强调自我与个人成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独立的人格、思想、权利和自由。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强调和谐、合作、公共利益和保护面子。个人主义文化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宽恕是个体为了维护自尊或促进心理健康而进行的个人选择。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会联系和集体规范，宽恕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更是一种维护社会、人际和谐的责任，是一种受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素养；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的宽恕更可能与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因素(如自尊和焦虑)密切相关，而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宽恕更可能与维护集团稳定性的因素(如人和、人情和面子等)密切相关[9]58-63。
中西方宽恕思想的差异还根源于不同的哲学文化。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因生存环境、社会状况、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 形成了两种显然不同的个性。中国哲学历来推崇人性，注重强调“是什么”，但不注重知识论和逻辑方法论；而西方哲学却是以“认识论”为核心，注重强调“为什么”，对各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及确定性更加关注。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畏天命”乃是“三畏”之首，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荀子则提出，“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而西方哲学则强调“天人对立”，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把人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苏格拉底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与人世相对立的神世安排的。中国哲学是世俗的、非超越的现世哲学，这种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主张通过经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并实现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正如《易经》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哲学是“道”不离“形”、“形”不离“器”的，只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结合的“万物合一”才是哲学的最高境界。而对于宗教，中国哲学是不感兴趣的，正如德克·布德教授(Derk Bodde)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一文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组织形式)，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10]；而西方哲学却是纯粹的、超越的彼岸哲学，这种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对于康德所言的超越人们的认识界限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尤为关注，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辨的过程，正如德国作家莱辛在《哲学的魅力》一文中所言，“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这种哲学文化的差异体现在宽恕上就表现为：中国文化中的宽恕通常更具功利性，宽恕他人的目的或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或是为了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对“宽恕”的理解常局限在纲常伦理的范围之内，只对可宽恕之事或可宽恕之人表示宽恕；而西方文化中的宽恕通常更具超越性，宽恕他人的目的是为了与上帝修好，在宽恕他人的过程中剔除内心的罪与过，获得生命的“重生”，对“宽恕”的理解常与宗教和自由意志等联系在一起，主张跳出时间之外，以超然的态度看待伤害，甚至去宽恕那些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不可宽恕之事或不可宽恕之人。
综上所述，由于人性假设、价值观和哲学文化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场域中的宽恕的内涵亦有所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将“宽恕”视作一种美德和品质、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修养，侧重于从“伦理道德”、“修己安人”、“回归本真”的视角来审视和彰显宽恕，更强调宽恕主体的“宽厚、仁慈、理解和包容”等特质；而西方文化却更多地将“宽恕”与宗教教义相联系，以博爱为基础，以神对人的宽恕为榜样，崇尚无条件的宽恕，侧重于强调宽恕在解决人际伤害中的价值与功能，强调宽恕主体对不良情绪的主动放弃。
四、启示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宽恕一直以来都是宗教、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所共同推崇的理念，虽然西方的宽恕研究大行其道，但中国文化中的宽恕思想并未缺席，儒释道宽恕思想同样大放异彩。本研究对中国儒释道宽恕思想的文化蕴涵进行了深入探索，对中西方宽恕思想差异的根源进行了系统比较，这对于处理本土化研究与国际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处理人与人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苏珊·桑塔格的新感受力美学思想是多元化的，是一种接纳一切艺术的开放心态，传统偏重阐释作品内容的批评方式显然该结束了，应主张关注作品形式、排除等级划分，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审美欣赏迫在眉睫。
首先，宽恕思想文化差异性的理解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宽恕本土心理学研究。文化是生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跟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经验，使其适应自然或周围的环境，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及经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潜意识的外在表现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人性假设，进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国家和民族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既然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宗教思想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儒释道哲学观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大相径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又岂可千篇一律？近年来，我国的宽恕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西方的研究套路、基于西方的理论模型、使用西方的测量工具开展研究。很明显，这样的研究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盲目地追随西方的研究，也不能抛开西方的研究而只专注于自己的问题，而应在国际化的同时进行本土化。国际化(虚心学习西方)是本土化的前提，本土化是真正国际化(以自己的方式为全球社会心理学作贡献)的保证，要以本土化带动国际化[11]136-144。中国未来的宽恕心理学研究同样也需要走本土化的道路，无论是宽恕的内涵、机制、功能研究，还是宽恕的量表编制，无论是宽恕教育还是宽恕治疗，都需要充分考虑其与自身文化的契合性。
其次，宽恕思想文化共通性的理解有助于解决人际冲突、促进国际和平。基于东方文化背景的儒释道三教虽然与西方文化背景的基督教在教义上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当我们对其去伪存真之后却发现，他们的精神内核中有着相同的东西，那就是“爱”。爱是人类共同的需要和追求，东西方概莫能例外。无论是基督教的博爱、儒家的仁爱、佛教的慈爱、墨家的兼爱还是道家的无为之爱，其首要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世界万物(小至个人大至自然、宇宙)的普世之爱。宽恕，作为一种人类共通的经验和美德，已经超越了语言、历史、文化等界限，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冲突和心理创伤的有效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科技与文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 “911事件”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报复与逃避并不是应对伤害的良方，人们希望用更高的智慧、更小的代价去解决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与纷争，而宽恕正是这样一种符合现代社会人们预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如习近平在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所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弱肉强食有违时代潮流，穷兵黩武缔造不了和平，互谅互让才能带来稳定，坚守道义才能赢得持久安全。”
近年来，扬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成功查处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5次受到国家总局表彰，8次受到省局表彰，稽查工作在全国位居前列。央视《焦点访谈》先后2次进行专题报道，该处被群众赞誉为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钢刀利剑”。
注释：
① 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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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ImplicationofConfucianism,BuddhismandTaoism’sForgivenessThought
YANG Xiaofeng1, 2, LI Wei3, ZHENG Xue4
(1.SchoolofPsychology,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 010022; 2. 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Madison,WI,USA 53705; 3. CollegeofBasicMedicine,InnerMongoliaMedicalCollege,Hohhot,InnerMongolia 010059； 4. SchoolofPsychology,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30631)
Abstract: Forgivenes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irtues of human beings. Western philosophers, educators and psychologists have always occupied the dominant and authoritative 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forgiveness, while domestic research on forgiveness is relatively scarce.Forgiveness, is this concept with strong religious color still applicabl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Based on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forgiveness,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s forgiveness thoughts, and compares the root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forgiveness thoughts.Although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notations of forgivenes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with collectivism as the core and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philosophy as the basis and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background with individualism as the core and religion as the basis, both of them have the same purpose in different ways, which pursue human common values centered on love.
Keywords: the forgiveness though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semantic analysis; difference comparison
[中图分类号]:B 84-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9)02--0089--06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9.02.013
[收稿日期]2018-12-20
[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2016YJRC002)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杨晓峰，男，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人格心理学、积极心理学、道德心理研究；李 玮，女，内蒙古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情绪与社会认知； 郑 雪，男，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人格心理学、积极心理学。
【责任编辑张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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