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溯源论文

陈霞: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溯源论文

摘 要: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的产生绝非晚近的“发明”,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的物质生产”的论述到列宁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理论,再到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内部包含了历史唯物论的空间问题,只不过这一传统被现代主义的言说方式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教条主义所遮蔽。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的当代激活却是在马克思主义外部完成的。列斐伏尔、福柯等人开启了激进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哈维与苏贾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升级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的新发展。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问题;溯源

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是当前比较重要的理论课题。在20世纪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被指出应改变“时间优于空间的偏好”。面对批判者所指责的马克思思想体系空间理论的缺失,有些学者认为空间问题内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论述中,应该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考察来恢复长期被遮蔽的空间视角。但显然,简单地从“时间(历史)”走向“空间(地理)”,或者以空间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主义来替代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对问题自身的梳理,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空间化问题是如何被联系在一起的。梳理历史唯物主义和空间化问题产生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个问题首先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即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都有或隐或显的阐述。但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的当代激活是在马克思主义外部完成的,以哈维为代表的地理学家引导地理学与后现代主义相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的理论化。

一、空间化问题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一)空间的回归:“空间”如何成为一个问题

长久以来,相对于空间而言,时间在人类文明语境中都处于主导地位。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时间被认为是丰富多产、有生命力且辩证的,相应地,历史则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空间则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和静止的东西,堙没在历史决定论解读的“时间偏好”中。随着20世纪空间时代的到来,空间相对于时间的重要性及其本身都需要被重新认识。仿佛是对长期被漠视的幽默回应,空间问题在20世纪一经提出便被思想家加倍留意:空间变得重要,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深刻地影响人类生活,不管是国土纷争、宗教冲突、日常居住、生态问题、城市规划,还是网络异化、传媒污染等现实或虚拟的问题,空间都以领土、家园、场所、环境、景观等不同面貌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人们或争夺、或关怀;空间变得复杂,应接不暇的空间实践催生出形形色色的空间理论;空间令人困惑,从商品拜物到空间拜物,从资本生产到空间生产,空间被污染、被殖民,以至于人们赋予其正义的乌托邦想象,而空间化问题也在这一希望中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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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的“越界”:空间化问题如何走出自身视域的局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关于空间的哲学从原来知识聚集的形态,逐渐演变为以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为对象的学问,进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学科把握对象的空间在意涵上经历了客观空间、主观空间到社会空间的日益细化,客观空间对应的是数学、物理空间以及自然地理空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关于空间形式的学科;主观空间主要表现为心理空间等,搭建于其上的学科有心理学等;社会空间对应的则是实践空间、关系空间,催生了社会学、文化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

Research on corresponding views in Qingdao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梳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问题发展历史的论述中存在解构和建构两种立场,前者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绝对对立,试图以历史的说明来消解历史决定论在空间出场的当代解释力,后者则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挖掘空间化问题的历史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张力,在具体的理论实践上体现为前者侧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化历史的梳理,后者则更愿意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空间问题,梳理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走向空间化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内含了空间向度,如果有的话又为何在长时期的主流解释中被压抑?

(三)空间化问题转向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能量在随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中得到了极大释放,苏贾在《后现代地理学》中给了这样的赞誉:“一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贯穿向本世纪转变时期的一场最成功的现代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并对其进行了先锋派的重构:一种现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意义深刻地改变了世界。”[5](P6)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构成了苏贾所说的现代运动的核心,二者不平衡发展的理论内核第一次将空间视角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狭义层面,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批判。卢森堡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角度出发,得出了资本统治的扩大正是通过不断排挤落后的生产形态而得以发展、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存在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存在的前提条件的结论。资本扩张进程的总趋势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世界性的绝对统治,但是,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达到这种普遍性的全球统治。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之间经济、政治跳跃式的不平衡发展,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斗争的客观规律,并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学说。在此基础上,马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理论超越出狭隘的欧洲视野,开创了新的全球地理空间。

马克思政治经济论述中的空间向度是被普遍认可的,比较而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空间话语则是相对隐蔽、晦涩的,被遮蔽的程度也更深。实际上,马克思唯物史观论述的前提是“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物质生产”,其中,关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后来发展的“社会空间”“空间实践”等概念是高度契合的,在运用唯物史观描述社会形态的变迁时,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分工与私有制深入的历史立体化引入城乡空间的变迁中,呈现出“历史矛盾空间化”的叙事冲动,这些都说明了广义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确实隐含了空间问题[3]。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表达偏向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将时间性置放在了空间之前。

二、历史唯物主义走向空间化问题

学科分化时期的空间内涵局限于客观空间与主观空间。社会空间概念在学科分化与交叉并行时期出现,当代社会的知识爆炸与人类思维的非至上性矛盾,使传统哲学封闭、一元、绝对、体系化的思维方式失去了作用,同时,近现代哲学单一、怀疑、相对、情感化的思维方式也不再有吸引力。当代知识分化与综合的并行、学科细分与交叉的并行,当代社会独立与共存的并行、动荡与平衡的并行,使得任何一种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绝对化,都无法再满足时代需求。在空间问题上表现为:空间实践的复杂性逐渐溢出各专门学科,呼吁整体性理解的复归,然而,在以往的专业主义论域中,不同学科间的范式差异导致人们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空间的本质,这就催生了空间研究的“越界”需求。

(一)被遮蔽的空间

回归与越界的空间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更深层的解放:“后现代主义被诠释为对社会理论的批判,因为后者赋予时间和历史优先性,而后现代主义则表达了地理学和空间性的恢复……如果说在大部分的社会理论里,整体性倾向的源头,被追溯到了时间的单向度性和单向性。那么,相对地,空间则鼓励脱离普遍原则,转而对差别、地方性话语等非常敏感。因此,空间化被认为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理论发展的内在倾向”[2](P315)。对受后现代主义驱动的空间化问题如何化解自身论域的限制,庞蒂做出了这样的说明:“这种对空间的强调,激发了一种做法,就是把关于元叙事和宏达理论的后现代批判,加以地理学式的重铸。”[2](P315)在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转向中,一部分理论家指向了马克思唯物史观。

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学说,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各时期的政治运动影响。第二国际时期教条主义的结果是卢森堡积累理论的误读,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教条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的新发展没有获得同时代人足够的重视,并再次被压抑了。

关于这一点,要回到马克思当时的语境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19世纪,而马克思认为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而现代主义的言说方式主要是历史-时间向度的。因此,“尽管它的落点在于社会空间生产的控制权,但它却首要地选择了时间的偏好。至少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以生成为内容的客观性时间乃是对抗物化的有效的利器。在这一点上,后来的福柯是正确的,在反对权力话语的过程中,包括马克思在内,哲学首要地把时间作为对抗空间政治学的利器”[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初马克思语境中的空间话语被遮蔽了。

(二)被抑制的发展

大卫·哈维在马克思主义外部将空间问题转向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60年代,社会激进思潮云涌,英语国家地理学领域发起了左翼运动,列斐伏尔在学生运动中十分活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非主流思想又被反复提起,一些地理学家开始寻求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空间化”的方法,哈维的地理学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要逆转”:“这一变化发生在1973年,是年,他公开发表《社会主义和城市》,逆转其早期实证主义倾向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这一逆转使得“空间研究溢出严格的地理学科,并使之从属于更宏大的社会理论”[1](P73)。哈维正是通过转向晚期马克思的文本考察找到了摆脱其早期学说中过度的知识传统,引导他的文本主要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论》。哈维承袭了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化的学术路线,从地理学家的视角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地理学知识的元理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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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挑战中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从而引发了空间转向与当代激进社会理论的复兴。列斐伏尔将空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元理论层面,创造出三重性辩证法。列斐伏尔发表《空间的生产》不久后,福柯也发表了《不同的正文与上下文》,随后在各种访谈与演讲中,福柯进一步表明了他对空间问题与历史决定论的思考,主要表现在其将空间、知识与权力的理解融入到了历史决定论中。虽然福柯与列斐伏尔空间观存在宏观/微观视角的差别,但随后的空间理论转向共同走向了激进。空间辩证法成为许多试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激进分子的理论武器,列斐伏尔的学生苏贾就试图用空间化辩证法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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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以降,后现代主义思潮、空间转向运动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之间的联系:1981年吉登斯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这是本与空间有关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判的论著;1983年,城市理论三剑客之一的卡斯特公开告别马克思主义;还有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里试图用一种偏离的地理唯物主义来替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这些都说明当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叛路径之一就是以空间瓦解时间,而这些来自外部的挑战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这一时期,狭义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内涵被极大释放,并得以发展。

从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化问题的产生发展可以看出,空间化问题在历史层面是人类空间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逻辑上是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不断深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的精华,始终对空间问题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只是不同阶段对于空间问题的叙事方式有着显性和隐性的差别,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激进社会理论对于当代空间化问题建设的推动作用,但也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空间化问题方面的缺席是一以贯之并应该持续下去的。

参考文献

[1]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尤金.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隐性空间话语——空间视域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3):37-44.

[4]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J].哲学动态,2011(11):5-11.

[5]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中图分类号:B016.9;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3-0015-03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3.006

收稿日期:2019-03-02

作者简介:陈霞(1990—),女,福建福州人,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德育。

(责任编辑:张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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