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清代汉学和宋学壁垒森严的情况下，郭嵩焘“调和汉宋”的经学思想主要是立足于对汉学、宋学的客观评价，通过对汉学、宋学优劣的具体分析，从而提出“调和汉宋”的理论依据，对清代学术“调和汉宋”的倾向有着重要价值。
关键词：郭嵩焘；调和汉宋；经学思想
清朝乾嘉年间，汉、宋两家学问泾渭分明，相互批驳。之后，在嘉庆后期出现了一种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而湖湘学者治学，本来门户之见就不深，陶澎和后来的曾国藩，尤以调和汉宋为其治学宗旨。郭嵩焘虽以宋学为基本立场，但不废汉学家的考据之功。郭嵩焘对于治经，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正是根据这种见解，去评断汉学与宋学两家长短得失的。
一、调和汉、宋的理论根据
郭嵩焘认为，治经离不开训诂，但训诂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治经的目的在于“立身制行”。“训诂考订”是清代汉学家们据以名家的绝技。可是，在郭嵩焘看来，汉学家们这些据以名家的绝技，不过是学中之一艺罢了，这就将训诂、考证以及雠校等均下放到治学、治经手段的层次。“学问本原，必由于此”［1］（P204），正是此意。要通经，非有训诂考订之功不可，但训诂考订却非本原，“其本原在立身制行”。
郭嵩焘认为“为学先立乎其大”，他治学、治经的基本立场是宋学。“大其心”“以尽天下之理”，是宋学家治学的宗旨。但是，在他看来，要“尽理”首先必须通经，而“读经书必自训诂始”。在治经的过程中，“尽理”与训诂、考订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郭嵩焘不满于历代治经的派别门户之见，因而反复强调君子为学不应随波逐流，而要“求得于心”以自立。
郭嵩焘将学派的变迁说成“风会”。“风会”，实为思潮，风会之起，天下“靡然从之”，便容易出现片面性。“一不由此，谓之杂学”和“以是为实学”，即是其例。郭嵩焘反对“各据其一端以相胜”的门户之见，认为“考求名物象数”的汉学和“言性理者”的宋学都有其自身价值，为他调和汉、宋奠立了理论基础。
其最终定位，是北曲在地位排序方面应与南曲等量齐观，“譬之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惟其差异在于“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17](P25)，南、北曲拥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这样，就从艺术审美角度审视了南、北曲的品格特征，也对长期以来“尊元”思维下形成的北曲正音观念形成了有力纠偏。
二、调和汉、宋的实际行动
郭嵩焘反对经学上的门户主义，不但有理论，而且有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切实做好工会对口援疆工作，确保“互联网+服务职工平台”援疆项目的顺利推进，9月18日-20日，河南省总工会一行六人来十三师考察对接“互联网+工会”普惠服务工作。兵团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李玉庆陪同协调对接工会网络建设工作。
其次，他充分肯定能平允对待各派的著作或学者。例如：成符卿的《禹贡班义述》，既涉及汉代的今文经学，又涉及古文经学，郭嵩焘肯定此书“于今文古文同异，缕析条分，即郑注与班义必一一为之辨证，而班义与经文不合者，亦不曲护其非”［1］（P121）。
The case is interesting, well written and easy to read. References are new and adequate.
最后，对于坚持门户之见的人则多有批评。例如，张星鉴在《赠何愿船（秋涛）序》中谈到清代汉学宋学源流时说：“乾隆中，朱彝尊以许郑之学命令海内，汉学始有专门。桐城姚鼐矫之，以宋学为多士倡，桐城之学盈天下。江藩悯汉学之不振，撰著《国朝汉学师承记》，而桐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显与江氏为敌。”郭嵩焘指出：“国朝专门之学固不始于大兴，惜抱（姚鼐）先生亦未尝尽废汉学，张氏亦以臆断之而已。”［4］（P77）这一批评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姚鼐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主张义理、考据和词章并重。
三、评论汉学与宋学的得失
从总体上来说，郭嵩焘充分肯定汉学“讨论研习之深”。“国朝乾、嘉以来，标立汉学、宋学之名，以所得训诂古义寻求义理之所归，其言深当经旨，多所发明”［2］（P27）说明，汉学家的训诂、考订，对人们准确、深入地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进而“寻求义理之所归”很有助益。显然，这些话还是从他把训诂、考订视为通经的手段角度立论的。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不仅肯定了汉学家们治经的成就，而且肯定了其治诸子学的成就。例如：他“偶读《潜夫论》，得萧山汪氏（继培）笺本，多所订正，盖其学出自高邮王怀祖（念孙）先生，而博学多通，引证颇详。乾嘉间人文之盛，古未有也”［1］（P131）。王念孙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汉学家，与其子王引之开高邮一派。郭嵩焘对“乾嘉间人文之盛”的推崇，表明了他对汉学的充分肯定。
首先，他自己治经不立门户，“一准之经以校注之”［2］（P23）。例如：他所著的《礼记质疑》，就是对郑玄注释的质疑；他的《大学章句质疑》和《中庸章句质疑》的对象，就是宋学家的代表人物朱熹。他曾记一友人“谓‘质疑’字有意设难，启后生轻议儒先之心，属改为‘补注’等字”，但他自己又认为“‘补注’二字不合，须再筹之”［3］（P33）。前面所提到的书公开出版时还是用了“质疑”的字样，说明他不怕“启后生轻议儒先之心”，而是继续坚持“一准之（经）以校注之”的实事求是态度。
（一）对汉学家得失的评论
既然郭嵩焘治经强调要“一准之经”和“其本原在立身制行”，所以他对汉学与宋学的评论也是按这一准则进行的。
但是，郭嵩焘认为汉学也存在若干严重的缺点。其一，能为其精而不能为其通。他曾言：“自汉以来，治经者多能为其精，而不能为其通。”［2］（P129）又说：“是故汉儒传经之功，惟《易》多失其义。”［2］（P1-2）这里讲的“汉儒”指汉代的古文经学家，被清代汉学家们崇为治经的楷模。但是，郭嵩焘认为汉代古文经学家治经不能通其变。又说：“本朝经学，旷越前代，独于《周易》一书，无能有所发明，以自汉以来传《易》者皆术数小学，本朝专主虞氏《易》，所明消息之说与错综取象之义，曾何当于《易》之高深哉。君子于此，辍而不事焉可也。《禹贡》，舆地征实之学。言汉学者以征实为义，《周易》广大，非所及也。”［3］（P915）这里讲的“虞氏”指三国时吴国的谋士虞翻，他治今文《孟氏易》，将八卦与天干、五行、方位相配合，推论象数，但郭嵩焘认为虞氏“所明消息之说与错综取象之义”无当于《易》之高深。他还说：“蒙尝疑虞氏之《易》，凡文与字皆依象而立，疑若矜心作意于其间，而于圣人情见乎辞之旨，反有所不达。”［2］（P40）正因为汉学家们过于征实，拘泥于象数，因此难以理解《易》之广大与变通。所以，郭嵩焘说：“吾于《周易》不乐汉说。”［1］（P190）其二，汉学家们虽以“征实”相标榜，但有时又十分主观武断。郭嵩焘在《〈礼记质疑〉自序》中肯定汉学家“讨论研习之深，精义之发于人心，亦足上掩前贤”之后，接着指出“而援引附会，屈《经》以从其说者，盖亦多也”［2］（P22），是在说汉学家治经有时主观武断。由此，郭嵩焘主张治经时应“以经纂经”。他以治《易》为例，认为应“以例从《易》”。这样做可能“无当于《易》之高深，而以经释经，由象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义，亦期不以己意为歧说以乱经而已矣”［2］（P253）。其三，汉学流弊之极，可能导致越礼犯义。郭嵩焘尝记思贤讲舍一学生行为之荒唐，“几于脱尽范围，越礼犯义”，认为原因在于此人生平崇事汉学，排击宋儒。
（二）对宋学得失的评论
总的来说，郭嵩焘认为宋儒治经的长处在于能通其理。他曾言“宋儒出而言理独精”［2］（P253），是对宋儒义理之学的充分肯定。但是，郭嵩焘认为宋儒治经也存在一些弊端。其一，不善于由文以通志。郭嵩焘认为，孔子的《易传》是阐发文王、周公演《易》之微旨的，而宋儒却因为反对孟氏《易》和京房《易》，而将文、周《易》与孔子之《易》割裂开来，无法通《易》之文，更不能通“圣人之志”。其二，对经义的分析有支解、割裂之嫌。他在谈到朱熹的《中庸章句》时指出：“窃疑《章句》之书，求之过密，析之过纷。”［2］（P125）
综上，郭嵩焘对汉学与宋学的优劣评论是较为公允的。他之所以主张调和汉宋，目的是要扬长避短，而决非不加区别地调和与折衷。
“养成性的实践教学”对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师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例如，无论是师范生学习还是教师在职培训，都需要培养教师关键素质中的情智结构：促进师生和谐交流的心理品质——“热情和同情心”；在充满心理冲突与情感碰撞的教育情境中，摆脱失败的阴影，淡化成功与荣耀的虚妄，保持平和朴实的职业心境的自我力量——“情感成熟品性”；互换心理位置，敞开心扉走进学生心理世界的移情能力；衣着得体、语言健康幽默、举止文明礼貌的仪表仪容等。这些品性，是支撑优质教学的重要基础，需要教师用一生去涵养。
参考文献
［1］郭嵩焘.郭嵩焘日记：4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4.
［3］郭嵩焘.郭嵩焘日记：3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郭嵩焘.郭嵩焘日记：2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中图分类号：K0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5-0012-02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5.006
收稿日期：2019-05-08
作者简介：马旭垚（1992—），男，山西运城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中国史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易学。
（责任编辑：梁士奇）
标签：汉学论文; 经学论文; 汉学家论文; 桐城论文; 清代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清代哲学(1644~1840年)论文;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