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货币在洛克的财产理论中起着转折作用。金银虽然自身毫无价值，但作为自然稀缺品，它凭人们对它们的欲望进入了交换领域，并在交换过程中逐渐被人们默认赋予“想象的价值”而成为货币。货币的出现取消了对财产的使用限制，人们可以进行储藏，所以积极劳动具有了意义。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将远超自然所提供的价值，于是自然被改造成人的世界，人们对财产也从使用过渡到了拥有所有权。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占有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积极劳动。因此货币的到来意味着劳动时代的到来，宣告了劳动的解放。
关键词：洛克；货币；政治哲学；财产理论
一、未完成的财产理论？
洛克将他的财产理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洛克继承了托马斯主义的财产框架，将世界归为上帝的财产，只有上帝对世界拥有严格意义上排他性的自然支配权（dominium），人类对其他自然造物所拥有的支配权“只是上帝允许的使用它们的自由”（TG1.39）(1)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Peter Lasslett ed.，student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中译文在参考商务版本的基础上有所修改，参见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翟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以下简称TG，引文注明篇目和节数。，由此明确了物的共有（communitas rerum）。每个人都有权利凭劳动将自然状态中的共有物“拨归私用”，但“拨归私用”是有限度的，必须要依据“每个人可以使用多少就拥有多少”的规则进行，否则人们就“侵犯他的邻居的份额”。（TG2.37）然而，这种对共有物的使用权并不会一直保持下去，它会让位于一种排除他人且不以使用为基础的财产权。货币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将剩余的产品换成不易腐坏的金银，从而“可以公正地占有其产品超过他个人消费量的更多的土地”（TG2.50）。从此，人们不再是以使用为基础和限度拥有共有物，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财产权，拥有对更广大土地和产品的财产权。由此以使用限度为基础的原初平等状态自然消解，“土地的不平等和不相称的占有”（TG2.50）的时代开始了。
当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建筑有着更高的和多样化的需求，大多数建筑物出现了体型立面设计高差悬殊的状况，同时还有很多单体过长、平面结构复杂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交叉位置由于受力复杂，极易发生地面沉降现象，一旦建筑结构基础不均匀就会对建筑框架造成很大的伤害。
从表中可以看出，美国记者多用一些具有攻击性的词汇来描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所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竞争关系，从“一带一路”中受益的中国会威胁到这些国家；相反，中国记者则采用一些积极的词汇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是盟友、合作伙伴，大家共同受益，实现双赢。
正是在这个两阶段的财产理论的基础上，洛克构筑了一套崭新的政治社会理论。他以财产的原则取代古典的政治权力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定者，从而以货币的引入分割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货币之前，处在使用的限制之下的人们没有任何多得的欲望，此时的世界是丰裕的，它“有较好的统治者和不甚恶劣的臣民”（TG2.111），人们贫穷而有德性，这是一个“黄金时代”。而随着货币的出现，“虚荣的野心、邪恶的占有欲和恶劣的性欲腐蚀人心，使得权力和荣誉的真正意义被曲解”（TG2.111），人们的欲望增长，彼此相互猜忌，纠纷不断，世界变得贫乏，自然状态不再是当初一片祥和的乐土，人们“对财产的享有很不安全、也不稳妥”（TG2.123）。于是为了安全地享有自己的财产，人们与统治者建立一种信托（Trust）关系，将自己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权利转让给他，由他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虽然洛克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货币出现前后两个阶段的“财产”状态、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衍生的政府理论，但他却没有说清楚这两种状态的过渡究竟是如何实现的，特别是没有讲清原有的使用限度如何被取消，又如何转化为货币出现之后的财产权模式。他只是轻轻地将这个问题一笔带过：“既然金银……的价值只是从人们的同意而来，而且大部分还取决于劳动的尺度，这就很明显，人们已经同意对于土地可以有不平均和不相称的占有。”（TG2.50）如此若隐若现的桥梁未免让人心生疑虑，怀疑洛克的财产理论就真的缺少这个部分，甚至怀疑奠基于此的政府理论。但幸运的是，在这轻描淡写中，洛克已经为我们奠基了这座桥梁的根基——货币。货币的出现完成了使用权到财产权的转变，促成了社会从丰裕到贫乏的堕落，它是毋庸置疑地理解洛克财产和政治理论的枢纽。因此，正是顺着洛克勾勒货币的笔锋，本文将追溯金银成为货币的过程，理解货币价值的本质，从而看清洛克所搭建的桥梁。
由此，本文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不会随意放弃货币：人们对金银本身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使得金银即使没有价值也会被人们所需求；然而，金银是稀缺的自然产品，人们只能交换生活必需品获得它们，所以金银在欲望的基础之上又由于交换而拥有了“想象的价值”，如此人们更不会轻易放弃它们；因此，“默会同意”并不为货币的价值提供稳定性的基础，它的作用只是对“想象的价值”的出现以及货币具有这种特殊价值作出确认。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金子以货币形式面对其他商品只有因为金子曾经以商品的形式面对其他商品才有可能”(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页。，洛克虽然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将金银本身视为有使用价值的商品(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批评洛克将金银的价值视为想象的是忽视了“货币价值的二重性”，然而马克思相比于洛克明显扩大了使用价值的含义，他认为，货币“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这些显然对于生命的维持不是根本性上的，因而也不是洛克所指的“内在价值”。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09-110页。，但是他将金银视为是人们欲望的对象，并结合金银自身的稀缺性，使得它们拥有作为商品进入价值交换的基础。
二、“货币天然是金银”
洛克在多处指出，金银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价值，相比于衣食车马等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它们对我们的生活用处非常小。即便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金银，它们“一般以交换的方式，几乎从来没有以消费的方式”为我们所用（SC 248）(1)John Locke，“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in Locke on Money，Patrick Hyde Kelly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以下引用简写 SC 和页码。，仍旧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甚至，即使与同样不可被消费的土地相比，金银作为“一种不结果实的东西，产生不了任何东西”（SC 250），它们的实用价值也要低于土地。总之，金银是自然状态中最缺少价值的一类东西。然而，这样一种毫无实用价值的东西又是如何拥有“比它们的实际用处和能对生命必需的支持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并进一步成为货币呢？洛克解释为“人们的爱好和同意”（TG2.46），人们不需要任何契约，也不需要政治力量的保障，只是通过“默会和自愿同意”就能赋予金银以一种“想象的价值”。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默会同意让金银的使用变得广泛起来，从而使得金银成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因此，默会同意在金银成为货币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默会同意是什么意思呢？洛克在讨论政治义务时解释说，不同于明示同意要有明白的表态，默会同意某种程度上由“身处在那个政府的领土范围内”构成，它甚至可以由“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表达出来。（TG2.119）事实上，“只要一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表示了他的默会同意”（TG2.119）。更重要的是，与明示同意一旦表达就不可放弃不同，默会同意是可以随时放弃的。只要这些默会同意的人将他在某个国家的所有财产脱手出去，他“就可以随意去加入其他任何国家”，或者再“创建一个新的国家”。（TG2.121）既然对政府的默会同意是可以随意放弃的，那么，同样基于默会同意的金银的价值与使用就也是可以放弃的。然而，如果所有人都能随意放弃自己对金银的价值和使用的同意，我们又如何能保证自己手中的金银会一直具有价值呢？只要交易的另一方不再同意银的这种“想象的价值”，我就没法进行交换，最终我剩下的就只有一些毫无实用价值的银。因此，出于对银的价值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与我一样的其他人就不应该再接受银的价值存在和使用。所以，默会同意并非是金银具有价值并成为货币的完备性解释，我们需要为金银的价值和成为货币的过程寻找一个更为坚实稳定的基础，从而解释清楚货币为什么“天然”就是金银。
提高自我觉察的能力，是在人际关系上强化精神激励的重要方面。美国人本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斯洛指出：“真正让一个人改变的是对自我的觉察”，是“对自己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自我觉察能力的体现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和生活目标。例如在生活目标上，重要的表现是“为”和“乐”。“为”的能力有大有小，为团队、为企业、为社会、为别人、为自己做有益的事情，都是“为”。“乐”是悦心健体，陶冶感情，交友增益。提高自我觉察能力，了解自己，全面看问题，增强价值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造就高效、健康、愉悦和昂扬向上的职业状态的重要前提。
（一）物物交换中的金银：“为颜色而感到快乐”
施特劳斯将金银成为货币的过程归结于金银自身所带有的不易腐坏性。自然法要求人们只能占有那些在腐坏之前就被使用掉的东西，但是自然法却不限制人们将那些用不完的东西交易出去换回来他所想要的东西，“倘若某一类东西（a）是他用不完的，而另一类东西（b）不敷使用，他就可以通过用a交换回来b，这样a也算是对他有用”(1)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237.中译文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242页。。因此，人们可以用“一星期内就会烂掉”的李子换来“一整年内吃起来都会是完好的”干果，保存时间的延长促成了储藏数量的突破，“他可以蓄积很少量容易烂掉而又有用的东西，可以蓄积很多持久而又有用的东西”。(2)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p.237.而如果将这些会腐坏的东西交换成金银的话，因为金银永远不会腐坏，所以“他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堆积’”(3)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p.237.，完全不用担心任何的自然法限制。因此虽然金银并没有什么“真正用途”，但是它们的出场为人们打开了永久储藏的大门，人们把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必需品交换成金银，并在之后凭借这些金银换回生活必需品，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将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保存下来，因而不难推断，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金银成为了货币。施特劳斯从储藏和交换的角度来理解金银成为货币的过程非常具有启发性，然而问题在于，人们怎么会接受将有实用价值的生活必需品换成没有什么真正用途的金银呢？如果说这个交换行为需要被理解为价值的储藏过程，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他们会认为在把生活必需品交换成金银的时候是在保存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呢？
在这一点上，塔利的分析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在他看来，人们收集金银并非是为了将金银作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不是为了将它们使用掉，更不是为了将它们消费掉，而就是为了金银本身，人们只是为了把它们储藏起来，“因为它们令人快乐（pleasing）”(1)James Tully，A Discourse of Property：John Locke and His Adversa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47.。为了达到这种储藏的目的，人们要设想出各种手段，耗费大量劳动制作和出售产品以收集金银。正是在这样一种“固执”的“对没有用处但耐久的金属的持续储存”的过程中，金银最终才转变为货币。(2)Tully，A Discourse of Property：John Locke and His Adversaries，pp.147-148.
的确，在金银还没有成为货币之时，人们获取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纯地想要将这些金银“终身加以收藏”。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土地可以被不平等占有的原因也就是货币之上，理解货币交换为什么能够确立对交换来的东西的财产权。货币的出现带来了一个以交换为特征的人为世界。在这个交换的世界中，由于货币就是劳动的储藏，因此，贸易交换背后就有着劳动的坚实基础，人们用货币获得的财产也可以视为劳动所得。同时，贸易交换包含着同意的基础，交换双方都必须给出对对方占有自己的财产的同意，否则交易无法进行。这一点一直都是洛克的经济论述中核心的要点之一：包括地租、利息和商品价格等在内的价格问题，政府都不应该去规定或者人为改动它，而是应该让商品们“找到自己的价格”。而如何让商品们“找到自己的价格”就建立在交易时候双方同意的基础之上，政府强行颁布政策规定这些价格只会导致交易一方退出，从而使得交易难以达成。洛克在1691年利息争论中反驳降低利息的一方时指出，利息在市场中自然有自己的“额度”，政府利用法律去规定一个低于市场利率的“额度”，“可以合理地预测，哪里风险很高但收益却小，就如英格兰贷款利率（被规定得）如此之低一般，许多人就会选择藏起他们的钱，而不是拿出去冒险”（SC 221）。由此，塔利对货币所蕴含的对财产原则的破坏性理解就是不必要的。塔利一直忽视货币的主要功能除了储藏价值之外，还有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每一次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出场，都意味着交易双方已经给予了对方占有自己财产的同意，因此财产权的本质——“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拿走任何人的财产”（TG2.193）——也就没有被违背，从而也就不必担心“抢劫”现象的存在。换言之，交换中所带有的双方的同意并不会造成财产占有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的出现另有其他的原因。
一种可能的解释来自于对继承权的分析。洛克指出，“上帝又在人类心中扎下了繁殖自己种类和延续后代的强烈的要求，这种要求就给予儿子们以分享父母的‘财产权’和承袭他的财产的权利”（TG1.88），所以子女们拥有继承父母的财产的权利。因此，出现一个人所继承的遗产超过了这个人的劳动能力范围的事情也并非没有可能性。然而，一方面，对洛克而言，世界的趋势是人口不断增加，人们所能占有的土地也将越来越少，因此继承超出自己劳动能力范围的土地不太可能是一件普遍的事情（参见TG2.38，45）；另一方面，依靠继承取得如此之多的土地的解释不可能是洛克认为的最中心的环节，否则洛克在第五章分析财产时应该多少有所涉及，并且，对继承权的分析所要实现的是另外的目的——反驳菲尔默的父权君主制。所以，对继承权的分析不可能是超出劳动范围的土地占有的普遍原因。
因此，借助交换与储藏这两种功能，货币成功消解了腐坏和丰足这两种限制，这不仅使得劳动成为财产获取的唯一条件，同时也为劳动解除了限制，这标志着劳动时代的真正到来。洛克指出，财产的绝大部分价值都是来自于劳动，而非自然，“在绝大多数东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归之于劳动”（TG2.40，亦参见TG 2.37，43）。只是由于前货币状态中劳动始终面临着限制，所以此时的世界仍然是带着浓厚的自然色彩。一旦货币解除劳动的所有限制，人性中多得的欲望将成为创造财富的巨大动力，这导致世界财富在自然基础之上极大地增长，是自然基础的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作为劳动储藏的货币就表现为财富的最主要形式，“世界的财富不再像之前一样在于拥有大量的好的土地——它能提供大量可供食用和饮用的自然便利品[native conveniencys（sic）]，比如大量的谷物和大群的牲畜，而是在于贸易，它能带来货币，而随货币而来的就是所有的货物”(1)John Locke，“For a Generall［ sic］ Naturalization，”in Locke on Money，p.488.Houghton MS，Locke p.2.（此为哈佛大学图书馆洛克文稿编码）。因此，货币作为第一个人造物，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脱离，人们将自然转变成人的世界。(2)参见Zuckert，Natural Rights and the New Republicanism，pp.263-272；S.Adam Seagrave，“How Old Are Modern Rights？On the Lockean Roots of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Discours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72，No.2，2011，pp.305-327。在这种“人的世界”中，人取代上帝成为了事实上的制作者，所以劳动所带给人们的不再是使用权，而是所有权。换言之，货币的出现所带来的劳动解放完成了洛克财产理论从使用权到所有权的过渡。
那么，人们为什么愿意以生活必需品去交换金银呢？洛克将快乐和痛苦分为身心两种，虽然身心二者正确来说都只是“人心中的不同组织（constitution），只是这些组织有时为身体的失序所引起，有时为人心的思想所引起罢了”（ECHUII.xx.2）。洛克还将快乐和痛苦区分了等级，不同等级的快乐和痛苦使人们拥有不同等级的欲望。那些维持我们生命的生活必需品自然是我们最基本的身体的欲望对象，“人生因为受了日常必需的支配，以致大部分都充满了各种不安；就如饥、渴、热、冷、疲劳、倦睡，都轮流着来侵犯我们”（ECHU II.xxi.45）。这些满足了生命维持的生活必需品，在《政府论》中被认为是具有“对人们生命的有用性”的东西，它们拥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但欲望可以转移，在“日常必需”被满足后，它就不再是“幸福的一个必需部分”和我们的欲望对象，欲望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随后立刻就另有一种不安出来使我们继续工作”。（ECHUII.xxi.45）在对人生“日常需要”的欲望之外，“还有偶然的伤害，以及风尚、榜样和教育三者养成习惯后所引起的狂想的不安，如希求尊荣，权力、财富等，以及其他习惯养成自然的千万种不正常的欲望”。（ECHUII.xxi.45）因此，人们对金银的欲望也应当被视为对“日常需要”的身体欲望之外的一种欲望或者不安。这种欲望一直存在于人类之中，它可以追溯到亚当生活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金银第一次被发现和命名。在那个时候，“亚当的一个孩子在山中漫游时，看到一个闪耀的令他快乐的实体”，这个实体被亚当称为“黄金”（Zahab）。（ECHUIII.vi.46）当人们满足了生命的“日常需要”，那种让我们“对其颜色感到快乐”的贵金属就会被人们当成幸福的一部分，它们的缺失让我们产生了不安和欲望，因此人们就会将已经不再有欲望的生活必需品拿出来交换这些贵金属。
选取2017年1月～2018年3月在蛟河市天岗镇中心卫生院接受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108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4例。其中，观察组男29例，女25例，年龄60～75岁，平均年龄（67.9±5.1）岁，病程6～23年，平均（13.8±2.4）年；对照组男30例，女24例，年龄60.5～73岁，平均年龄（67.5±5.3）岁，病程5～24年，平均（13.6±2.5）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所以，交换的过程实际上只是我们欲望对象转移的过程。人们之所以会将生活必需品与颜色让人感到快乐的金银交换，正是因为人们的欲望对象从“日常需要”转移到了有令人感到快乐的有颜色的金银之上。事实上，在“论财产”一章中，洛克刻画了两类物物交换，用李子交换干果，用干果交换金银，这些交换的前提条件都是“使它不致在他的占有下没有使用就腐坏了”（TG2.46），也就是说，这些拿来交换的生活必需品都是满足生活必需后的剩余品，于是人们才拿出来与欲望的新对象——金银——进行交换。由此可以回应施特劳斯，生活必需品与金银的交换关系所指向的对象不是它们各自的价值，而是欲望的转移，人们在满足完身体的“日常需要”的欲望之后，自然就开始寻求对金银颜色喜悦的欲望的满足。(1)此时，这种对金银的欲望就体现为一种简单得多的欲望，仅仅限于人们想要满足对金银颜色的喜悦的欲望而已。换言之，此时金银虽然出现了，但金银仍然停留在物物交换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被人们赋予价值因而也没有带领人们突破至货币交换的新领域中，因此，人们对金银的欲望仍然是有限的，仅仅指向金银本身。真正意义上的多得的欲望只有等到金银成为货币之后才有可能，此时的多得的欲望不仅表现在对金银强烈的渴望，还表现在人们开始“扩大他们的土地占有”（TG2.48-49）。
（二）“想象的价值”
然而，金银的获得为什么需要通过交换？虽然人们可以凭借劳动将他所能充分利用的自然界物品拨归私用，“但这不会是很多的，也不致损及别人，因为那时还剩下同样丰富的东西，留给肯花费同样勤劳的人们”（TG2.37），因此，处于货币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总是会有“足够多且好”的东西留给他们。只要他们付出一定的劳动，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完全可以不需要进行物物交换，或者说物物交换从来就不是一个获取的主要方式。那么，为什么金银的获得就不能满足这个逻辑呢？洛克指出，即使在金银成为货币之前的自然状态中，金银也不同于大部分其他东西，它是一种“不仅耐久而且稀少”的东西。（TG 2.48）这与金银在地球上的现实储量有关系，金银的矿产资源并不丰富而且分布极不均匀，但更重要的是，金银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产品，它在地球上存在多少就只能是多少，人们不可能像培育李子那样去培育和增多地球上的金银存量，“所有人都知道矿产是唯一能提供这些（金银）的”（SC 221）。既然劳动不能培育和增多金银，那么金银就成为了货币出现之前的丰裕的自然状态中一个“突兀的”稀缺品，因此对于它们来说，“留给他人足够多且好”的前提条件就不可能是一直得到满足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大部分人获得金银的方式也就不可能与生活必需品的获取方式一致，相反，他们往往只能从其他人身上获得金银，因此获取金银最普遍的方式也就只能是通过交换。
人们将生活必需品与金银进行交换的初衷是满足对金银的欲望，因此人们更乐意于将生活必需品交换出去换回金银。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交换是相互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换来金银也意味着金银可以换来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交换畅通的时候，拥有金银实际上与拥有生活必需品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于是，金银与生活必需品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也就以“默会同意”的形式赋予了金银一种跟生活必需品一样的价值。然而赋予金银的并非是生活必需品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因为人们仍能清楚地意识到金银对维持他们的生命并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它们所被赋予的只是一种类比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想象的价值”。洛克补充道，金银“拥有一个价值，因为它能够通过交换让我们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拥有跟商品一样的本质，只是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它一般通过交换，而从来不是以消费（实现这个本质）”（SC 248）。因此，这种“想象的价值”实际上就体现在它所能交换来的真正有实用价值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上。所以，在生活必需品与金银之间欲望转移之中发展出了价值交换的一面。而这为塔利所忽视的一面正是最重要的一面。事实上，货币是一种“通过人们的互相同意，人们将以之交换真正有用但容易腐坏的生活必需品”的东西（TG 2.47），任何收到货币的人心中常常也会期望着“在任何他高兴的时候，能获得与货币价值等同的他所要的其他东西”（SC 233）。
那么，“想象的价值”大小该怎么计算呢？既然金银本身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有用性”也就不可能作为计算标准。于是洛克引入“交换价值”（marketable value）的概念，以金银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稀缺性作为衡量“想象的价值”的标准。每一次交易的达成，人们不仅需要考虑金银供给和“需求”数量的对比，也需要考虑生活必需品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对比，而由于金银相对于生活必需品的稀缺性，这往往意味着金银所能交换到的生活必需品是非常之多的，“一小块不会耗损或者败坏的黄色金属值一大块肉或一大堆粮食”（TG 2.37）。当人们意识到金银价值较高的特点之后，结合金银自身所具有的不易腐坏的特性，于是他们就将金银当成了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的手段。而这必定是广泛的，“在所有的文明和有贸易的那部分世界中，银是贸易的工具和尺度”（FC 410）(1)John Locke，“Further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in Locke on Money，以下引用简写FC和页码。，金银由此成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2)洛克总结了金银成为货币的三个基本要素：不易腐坏性、价值与质量比例稳定性以及稀缺性。其他金属（容易腐坏而且数量众多）和珠宝钻石（价值往往随着质量增大而不成比例地增大）等都因为无法全部满足这三种基本要素而退出一般等价物行列。参见FC 424。因此，金银成为货币并不仅仅是偶然，而是具有一种“注定性”，货币天然就是金银。
时光荏苒，二十二岁时，青瓷简直美得惊心动魄！可是这美并未给她带来半点的好运，总有男人说喜欢她，总有男人想打她的主意，却没有一个男人上门提亲说要娶她。是母亲，连征得她同意都没有，就擅自作了主，将她嫁给一个不知情的外地人。
那么，是否欲望与稀缺性的存在就为货币的价值提供了必然性，从而使得货币可以一直处于流通状态？事实上，货币远非是必然有价值的，金银的价值不仅建立在它能顺利地与有实用价值的商品进行交换，而且还依赖于人们对它们本身有一种欲望，因为洛克将货币的出现归结为金银在物物交换中的频繁使用（参见TG 2.46，47），而这就意味着金银必须本身被人们欲望，而不能是作为手段被人们欲望。换句话说，人们是在使用金银的过程中发现它可以充当货币，而不是因为想要寻找一种货币而选定了金银。但这种欲望是一种“想象的不安”（fantastical uneasiness），是在“审美的”意义上的，并非人性中最基础和稳固的欲望。因此，一旦交易的可能性不再存在，或者人们对金银不再有欲望，那么金银就将重新回归到“几乎没有价值”的境地，人们也就退出货币体系了。然而这样的情况将极少出现，货币的“内在价值虽然不是自然的，只是在人们都同意它（金银作为货币）的意见之中，却是普遍的。这种普遍性在一般情况下，虽然不是所有情况（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围城时，银的价值就比枪炮价值小，在饥荒时，黄金比糠还不值钱），拥有与自然一样的效果”(1)John Locke，“Early Writing on Interest，”in Locke on Money，p.172.MS，Locke e.8，f.IIr.（此为牛津大学图书馆洛克文稿编码）。在围城和饥荒的情况下，不仅交易受阻，而且满足生命“日常需要”一直是人们“幸福”最重要的一部分，欲望将停留在这些“日常需要”之上，银的“想象的价值”将不复存在。而在一般情况下，交易是可以正常进行的，因此发生在交易过程中的人们对银的价值的“同意”就是“普遍的”，“拥有与自然一样的效果”，所以，金银就一直拥有价值，并将仍是货币。
三、货币革命
（一）“储藏”劳动
在前货币状态中，洛克将劳动和使用两个因素一起作为“财产”的限制性原则基础，“财产的限度是自然根据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所需的范围而很好地规定的”（TG2.36）。然而，洛克在“论财产”这一章中所反复担心的问题并不是劳动会满足不了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是担心劳动的产出会超出使用的范围从而造成产品的腐坏和浪费，因此此时“财产”的标准体现为限度更低的使用，人们的劳动也要为使用所限制。（参见TG2.30，36，38）但是上帝将世界给予全人类所共有，“他是把世界给予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利用的（而劳动使人取得对它的权利）”（TG2.34），他鼓励和命令人们去劳动，去“开拓和耕种土地”（TG2.35）。所以洛克的自然状态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对张力：鼓励劳动就会打破使用的限度造成腐坏，避免腐坏就限制了劳动。
金银的出现就为这对张力的解决提供了出路。洛克实际上在两个意义上理解“使用”的含义。一方面，“使用”被理解为消耗，这所针对的是消费品和耗用品，它们必须在腐坏之前要被消费，如李子要在腐烂前被吃掉，羊毛所织就的衣服必须在坏之前被穿用。另一方面，洛克也将“使用”拓展地理解为“交换”，“假如他把一部分送给旁人，使它不致在他的占有下一无用处地毁坏掉，这也算是他把它使用了”（TG2.46）。金银的出现就是要促使交换的含义取代消耗的含义。在金银出现之前，由于不存在可长久储藏的交换品，交换的方式无法取代消耗的方式，因此人们并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占有其产量超过他个人消费量的更多的土地”（TG2.50），只有在金银出现之后，才有了避免腐坏从而无限度使用的可能性，人们才能占有超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东西。因此，使用或腐坏限度从交换的角度上被金银的出现所突破，它再也不能被合理地称为是“限度”。
由此，洛克才认为货币虽然有商品的本质，但是它“一般通过交换，而从来不是以消费”来实现这个本质。（SC 248）金银虽是商品，但又不是消耗品，所以腐坏或使用限度才不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财产的使用限度的突破既要依赖于货币的无实用价值性，又要依赖于货币要具有“价值”，于是洛克将货币的价值称为一种“想象的价值”。这种“想象的价值”让货币得以游走在无价值和有价值两者之中：一方面使得使用限度变得毫无意义，劳动由此成为财产的唯一限制；另一方面则将劳动的价值固化储藏起来，劳动可以毫无限制地进行了。
旅游休闲是人的普遍需求，然而这种需求很多时候受到了社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限制[1].城市公园是人们外出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公园其本质是服务于市民的城市公共场所，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文化性[2].其公益性应该体现在服务人群的多样性和公平性上.然而现有城市公园却较少考虑到残障人士的需求.据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接近一亿，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3].庞大的残障人士群体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特殊群体的休闲需求，关注城市公园中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然而，无限制的劳动的证成还需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如何克服“留给其他人足够多且好”（TG2.27，32，33，37）的限制。这一点一直都是洛克财产权理论争论的关键所在。塔利将这条丰足原则视为洛克自然法对财产理论限制的核心要件，货币的引入突破了这条原则，导致“任何的私占都不能被证成”，由此市民法才登上历史舞台。(1)Tully，A Discourse of Property：John Locke and His Adversaries，pp.152-153.扎克特也将这条原则视为自然法“禁止伤害原则”的体现，但洛克放弃了这条丰足原则，由此洛克的财产理论决定性地偏离了“超验自然法”，转向自然权利。(2)参见Michael Zuckert，Natural Rights and the New Republican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266-267。显然他们二人都没能充分认识到货币的性质，因此误解了货币所带来的后果。既然货币只能被以交换的方式使用，而不能以消费的方式被使用，那么，它就永远不会被使用完，因为任何人一旦使用了货币，货币就从他的手中到了别人那里。这不同于土地或者食物，使用就是占据或消耗，货币的使用是给予其他人，让他们拥有货币。因此，货币也就永远可以满足“留给其他人足够多且好”的原则，所以这条限制原则实际上也失去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洛克一直强烈抨击所有阻碍货币交换的人，懒散的经纪人（broker）往往“在他们的手中留有国家的大量货币”，他们简直“比赌徒还坏”。（SC 241-242）因此，虽然金银在自然存量上根本不可能满足“留给其他人足够多且好”的原则，但是通过交换，金银却能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满足这个原则。
但货币的出现总会使得部分人的土地不足以为自己和家人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这样货币不是仍然违反“留给他人足够多且好的”吗？并非如此，货币对劳动的解放带来的是一个丰裕而非贫乏的世界，“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了人类的共同积累”（TG 2.37），这里有充分的劳动机会，人们可以通过成为雇佣工人或者佃农而获得货币。因此，洛克在《论济贫法》中讨论这些“贫民”的出现原因时指出，“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项恶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它既不是因为供应品的稀少，也同样不是因为贫民雇佣机会的缺失，因为上帝的仁慈保佑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少于之前时代的丰裕，以及长时间的和平，而这为我们的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依靠他人劳动过活的“贫民”主要就是因为“纪律的丧失和风尚的腐坏”（the relaxation of discipline and corruption of manners），他们养成了好逸恶劳的恶习，因此只想依靠他人劳动过活。(1)John Locke，“An Essay on the Poor Law，”inLocke：Political Essay，Mark Goldie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84.洛克对这些人无疑是严厉的，然而这却更能表明货币足以充分满足“留给他们足够多且好”这条原则。
在洛克看来，不安（uneasiness）是人们行动的原因，它促动人们的意志（will），使人们不断地做出各种“自愿动作”来达到目的，由此构成了人生的大部分。（参见ECHUII.xxi.33）(1)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Peter H.Nidditch 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中译文参见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引文有所改动。以下简称ECHU，引用标注卷数、章目和节数。这种不安又可以叫作“欲望”（desire），“欲望就是人心对一种不存在的好事所感到的一种不安”，它们都是幸福的一种缺失状态，“只要有不安，就有欲望，因为我们恒常地要希望幸福。我们感到多大不安，就缺乏多大幸福，即使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状况如何优越”。（ECHUII.xxi.31）因此，欲望和不安背后的动力“是幸福（happiness），也只有幸福”，“各种好事，只有被他认为是他幸福的一个必需部分，才能触发他的欲望”。（ECHU II.xxi.31，41，43）而其他所有的好事情，如果不被人们认为是“当下在自己思想中所能满足自己的那种幸福的一部分”，那么不论这些好事有多大，都不可能触发他的欲望。幸福与幸福的缺乏，或者说幸福与苦难，“是两个极端的名称，它们的最终界限我们是不能了解的”，但我们“对它们的某些程度，却有非常活泼的印象”，我们将这些印象统称为“快乐和痛苦”（pleasure and pain）。（ECHUII.xxi.41）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洛克说人们会因为“对颜色感到快乐”而愿意去储藏这些金银。当人们对金银的颜色感到快乐之后，就将它们当成了自己幸福的一个必需部分，在缺少它们的时候，“产生快乐的那些物象和观念，亦往往是产生痛苦的”（ECHUII.vii.4），人们就会感到不安，有了获得这些金银的欲望。这种不安和欲望转而决定了人们的意志，意志使人们行动起来去收集这些金银。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体内胰岛素增多，血糖升高，导致胎儿体内胰岛素增多，血糖升高，胎儿新陈代谢增多，发育加快，容易形成巨大儿，并且胰岛素还可以降低糖皮质激素对肺泡Ⅱ型细胞表面活性物质的激活作用，延缓肺部成熟，同时，胰岛素分泌增多还可以降低胎儿体内血糖，导致呼吸窘迫综合征以及低血糖发生，严重者可以引起胎儿死亡。由于糖尿病患者体内无氧酵解增多，酮体等酸性代谢物增多，容易导致胎儿酸中毒，严重影响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给患者及胎儿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麦克弗森从雇佣劳动的角度触及到了上述问题。在他看来，雇佣劳动的存在正意味着洛克从来没有主张过“所谓的劳动限制”，人们所拥有的财产从来就不是完全建立在自己的劳动之上的，即使在货币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中也是如此。“劳动和使得人们有能力去劳动的‘人格’都是商品”(1)C.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Hobbes to Lock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220.，人们可以出卖它们，也可以购买它们，这样人们就可以用货币去购买他人的劳动来为自己确立对某一块土地和其产品的财产权。需要承认的是，麦克弗森所关注的问题焦点仍然与我们的问题有些许不同，他希图通过将劳动和人格视为商品从而证成一种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关系。但就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说，麦克弗森仍然是从劳动来解释我们对土地和产品的财产权，即使劳动不一定是我的。也就是说，麦克弗森认为先有雇佣关系，然后才有对土地和产品的财产权。因此，麦克弗森也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本质困难，如果不先有对超出劳动能力范围的土地的财产权，人们怎么会需要雇佣他人呢？如果土地仍然没有被占有完毕，人们怎么会答应被雇佣呢？(2)扎克特的解释面临着与麦克弗森同样的问题。他认为，洛克“论财产”这一章的目的就是想要“解释主仆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和相对于政治关系，主仆关系是什么”，虽然他没有采用麦克弗森资本主义式的解读方式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里所说的困难。参见Zuckert，Natural Rights and the New Republicanism，pp.247-289。只有在土地已经被占有完毕，同时有人占有超出劳动能力范围的土地且有人在耕作完自己的土地之后仍有余力，雇佣劳动和租用土地才有可能出现。因此，地主们总是先拥有土地，缺少土地的佃农才会去租赁地主的土地，但是地主又是怎么拥有这些超出自己劳动能力范围的土地呢？
同时，货币的出现以及它所带来的贸易或交换也将重新塑造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货币出现之前的采集狩猎和土地农业时期，物物交换并不频繁，人们维持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明了，人们各自尽情地享有自己的财产，而不会有“对权利的怀疑，也不可能有争执的余地”（TG2.39）。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有较好的统治者和不甚恶劣的臣民”（TG2.111），“在这个贫乏但有德性的时代天真和真诚使得人们彼此有深厚的信赖”（TG 2.110）。然而，货币的出现使得人们之间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必须相互依赖，每个人都是其他人货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参见SC 240），因此，人们走出了之前血缘关系所维系的家庭和家族（参见TG2.105-107，110），第一次在更广泛的范围上被相互联结在一起，不论他们的交往是冲突还是和谐，但这都表明了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群体，一个被交换所规定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上，人们才结合成人民共同体，最终得以进入政治社会。
（二）剩余土地问题
在《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这本小册子中，洛克向我们说明了利息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利息实际上与地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既然地租是合理的，那么利息也就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地租为什么合理呢？洛克分析了地租出现的原因：“土地不平等的分布——你拥有超过你所能或者愿意培育（的土地），而另外一个人则拥有少于（自己所能或者愿意培育的土地）——为你带来了你的土地的租客。”（SC 250）也就是说，地租的出现根源于有些人占有了超过他的劳动能力范围的土地，而有人在耕作完自己所占有的土地后仍有余力，因此他们通过订立契约确定土地租金从而将“对作为（佃农）的劳动的奖励的利润转移到（地主）的口袋里”（SC 250）。所以，地租的合理性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剩余土地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可以对超出自己劳动能力范围的土地拥有财产权；第二个则是地租问题，为什么收取地租是合理的。我将在这一部分处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留待下一部分处理。
对超出自己劳动能力范围的土地拥有财产权，这为什么是个问题呢？剩余土地的存在表明货币状态中的人们还可以拥有超出自己劳动能力范围之外的土地。这似乎就意味着劳动不再是人们占有财产的唯一限度和基础，人们并不需要自己的劳动就能建立起对某一片土地的财产权。然而货币的出现并没有突破劳动的限制，因此我们就需要对此进行解释。
一旦货币成为人们所认为的财富的最主要存在形式，它将使得人们对价值的理解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货币成为财富的最主要存在形式后，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会被交换为货币或者从与货币的交换中得来，货币由此成为交换的中心，这一点使得货币与生活必需品之间在价值衡量上的地位发生颠倒，以往以生活必需品为基准，货币的价值以所能交换来的生活必需品而定，现在则以货币为基准，生活必需品的价值由它所能交换来的货币而定，由此货币具有了价值尺度的功能。（参见TG2.37）当然，货币的价值大小衡量标准是稀缺性，而非有用性，同样也不可能是劳动价值论所主张的劳动量。因此，虽然我们说货币将劳动的价值固化了起来，但这并不是指劳动量，而是在货币的获得必须由劳动来完成的意义上说的。
因此，塔利正确地指出了人们在最开始储藏金银时的原因是“对颜色感到快乐”。但问题并没有结束，为什么人们愿意收藏这些本身没有价值的金银呢？人们热衷于用生活必需品换来自身无价值的金银不是非常离奇的吗？这背后蕴含着什么人性论根基呢？塔利对此并没有进行深究，事实上也就忽略了对快乐、默会同意与价值三者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假如他愿意将他的干果换取一块为它的颜色感到快乐的金属，将他的绵羊换取一些贝壳，或将羊毛换取一块闪耀的水晶或一块钻石，终身加以收藏，他并不曾侵犯他人的权利。他可以随心所欲收藏这些耐久的东西。（TG2.46）
在企业集团战略性成本管理中，为了将成本管理工作作为重点,结合成本工作的特点，进行管理方案的创设，优化成本控制的内容，为成本管理工作的完善提供支持。在成本管理控制体系确定中，应该结合成本管理的特点，进行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使企业各项经营活动得到整合，优化成本管理流程，为财务工作的创新提供支持，降低企业成本支出，为企业运营成本以及定量工作的分析提供参考，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4]。
因此，货币的出现使得这个世界的共有物被人们用劳动拨归私用完毕，“大块的土地……荒芜不治，比居住在上面的人们所能开垦或利用的还要多，所以依然处于在共有状态中”的状况已经不再可能出现（TG2.45），但劳动并非就只能到此为止，这样不仅有悖于上帝对我们的命令和鼓励，更重要的是也有悖于人们被激发的多得的欲望（参见TG2.49）。事实上，货币与生活必需品之间的交换为人们的劳动提供了无限的延伸，他们仍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以劳动来确立对土地或者货物的财产权。因此积极劳动在这个财产权划分的交换世界中并没有丧失任何重要性，相反，在交换的刺激下，劳动将被激发出更强大的内在创造力。（参见TG2.48）(1)参见 Zuckert，Natural Rights and the New Republicanism，pp.270-272。
（三）地租问题
延续《政府论》中的观点，洛克在讨论地租的时候也同样指出，“土地只会给（佃农）非常少或者根本没有的利润”，绝大部分的价值都是来自于人们的劳动，因此，地租问题的困难就在于这些佃农为什么要“通过契约把对作为（佃农的）劳动的奖励的利润转移到（地主的）口袋里”呢，这些“利润”不应该就是佃农自己的吗，地主收取的地租不就侵占了“看起来是其他人劳动的成果”了吗？（SC 250）
然而，货币的引入所产生的革命解放的不仅是劳动，同时还有多得的欲望。这种多得的欲望的释放为继续劳动提供了动力(2)参见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p.243。，人们在这种多得的欲望催动下越来越勤劳，由此世界上的土地很快就被圈占完毕（参见TG2.36，45，48，49），世界由此从丰裕状态变成了贫乏状态。这种贫乏状态并非指货物生产上的贫乏，而是指生产资料已经被占用完毕，不再是丰裕的。作为一种生产资料的土地变得稀缺，并“因此具有了价值”（TG2.45），由此，前货币自然状态中总是找得到土地进行劳动生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随时进行劳动生产，只有那些事先付出一定成本拥有了土地的人才有机会。事实上，在土地被占有完毕的货币时代，人们的劳动不再单单只是在土地上进行的劳动这一方面，而是还要包括进一个新的方面：为自己获得土地等劳动资料所付出的劳动。因此，土地所出产的产品就不能单单理解为完全是佃农自己的劳动成果，准确而言，那些产品应该是地主过去的劳动和佃农当下的劳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他们需要通过明确的“协议”来确定劳动双方对产品利润的分配。因此，雇佣劳动也可以以同样的理由得到解释。雇佣劳动的存在同样是因为人们拥有了超出自己劳动范围的土地，然而这些地主们并不选择以租赁的方式将土地给予佃农耕种，而是选择雇佣工人来耕种这些剩余的土地。因此，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也应该理解为地主和工人共同劳动的结果，并且双方通过“协议”分享产品的利润。
或许，地主阶层也参与了租赁给佃农或者雇佣了工人的土地上的生产的观点有些不符合时下的观念，但是洛克从来不认为地主就是不劳动的，相反，地主们靠辛勤劳动和勤俭节约才慢慢积攒起足够的财富而购得土地成为地主。洛克举过一个农民的例子，他每年通过辛勤劳动卖出1，000英镑自己农场的产品，并且节衣缩食只购买回900磅的货物，因此他每年积攒下100英镑，10年就攒下1，000英镑。他甚至有可能更加勤俭节约，每年只花费500英镑，那么10年他就可以积攒下5，000英镑了。（参见SC 230）这个农民的发家史实际上就是诸多辛辛苦苦成为地主的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在成为地主之后，他们也要去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避免土地变得贫瘠，从而产品减少，导致从这些产品所获得货币减少”（SC 289），并且，地主也要“承担起国家最大部分的负担”（SC 280），“不论税负怎么安排，也不论是从谁的手中直接拿到，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资产的国家中，它的大部分最后都会落在土地上”（SC 272）。因此，洛克笔下的地主远非“社会的蛀虫”，而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他发信息给方晓倩:她怀孕了。方晓倩打来电话，他犹豫了一下，接起来:“恭喜你呀，要当爸爸了。”没有明显的喜和悲，他听不出她的情绪。她说:“再见。”
由此，地租实际上为人们找到了一种继续劳动的方式。那么，不同于麦克弗森和施特劳斯等人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式无限占有者的形象，我们从洛克对货币和财产的讨论中所看到的是一个勤勤恳恳、不辞劳累的劳动者形象。上帝命令和鼓励人们去劳动，然而前货币状态中自然法的限制使得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限制在使用的范围之内。货币的到来使得劳动最终被解放，洛克鼓励人们主动凭借自己的劳动去圈占土地，不仅因为劳动所能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土地，而且那些圈占了土地的人通过辛勤劳动实际上为其他人省出了大块的土地。在这些圈占中，洛克所看到的不是无限的占有，而是无限的劳动。也正是因为如此，洛克才会对那些不想自己劳动而只想“抢劫”别人劳动成果的人深恶痛绝，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杀死他。（参见TG2.18）
四、结语：劳动的解放
货币的出现激发了人性中潜藏的多得的欲望，虽然这本身并非是坏事，然而这种欲望极容易堕落成“邪恶的占有欲”（amor sceleratus habendi），人们想要获得财产，但又不想付出辛勤的劳动，“只想白占别人的便宜”（TG 2.34）。而加重这种“邪恶占有欲”的是货币所带来的新的财产模式，通过货币交换建立财产权，终究不如前货币状态时人们凭使用来划定财产范围那么清楚明了，作为最主要的财富形式的货币也比从前的土地牲畜等来得更加复杂，令人疑惑（参见SC 330，FC416-417），而这些就给了那些“好事吵闹和纷争的”（TG2.34）“窃贼”可乘之机。他们企图用强力剥夺他人自由，侵吞财产，从而引发广泛的猜疑，由此人们进入战争状态之中。为了能够让“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什么是属于他自己的”（TG2.136），并且安全享有自己的财产，人们将自己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权利委托给立法机构和君主，由他们来保全人们的财产。因此，虽然货币的价值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但是只有作为外部强力的政府存在，才能保障货币不受层出不穷的白占便宜的窃贼所威胁，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证劳动作为最主要的获取财富的正当手段。由此，洛克完成了对劳动所有限制因素的清除工作，劳动真正地被解放了。
劳动的解放所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使得洛克财产理论完成了从使用权到所有权的过渡。由此，洛克在确立排他性财产权上开辟了不同于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第三条道路。他不再依赖于一个约习性的阶段，而是直接诉诸货币和劳动二者。一方面，这意味着人们基于财产的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凭借约习性的过程来建立其规则和秩序，而是依赖于自由的个人在前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生活”和劳动，所以政府的建立只是为了进一步确保这种基于财产的生活方式的实现，而非重新以政治权力来规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1)参见李猛：《自然社会》，三联书店，2015年，第467-468页。；另一方面，货币在洛克这里第一次具有了政治哲学上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最开始的使用权意义上的财产只有通过货币转化为所有权意义上的财产，才会最终引发人们多得的欲望，促使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政治状态之中，所以货币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财产权成为政治哲学的枢纽因素。
在文检课教学中引入PBL教学法也会遇到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他们已经养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习惯，因此一开始很难适应PBL教学模式，甚至会对PBL教学产生反感，不参与、不合作、不积极思考，过分依赖其他小组成员或教师，达不到预期目的。课程学时的限制也会制约PBL教学法的应用。文检课的学时一般为16～32学时。受学时数的限制，学生对问题的界定和分析往往不够深入，这样就会影响教学效果。此外，PBL教学法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PBL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讲授理论知识外，还需要结合社会生活实际，设定恰当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时推动多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作者简介：陈灿普，巴黎第八大学博士候选人。
感谢李猛老师的指导。
（责任编辑 郭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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