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虽然同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重要代表，但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也是明显的。列斐伏尔在20世纪上半叶规模化、机械化的福特制商品生产广泛普及的社会现实下积极思考消费问题，以“消费被控的官僚制社会”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新的统治特征。鲍德里亚则从关注日常生活消费的异化状况转向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放弃了列斐伏尔的消费社会批判分析逻辑，走向后马克思批判理论之路。对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比较，成为了我们今天全面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列斐伏尔；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次体系；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性的加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迎来短暂复兴，进入后来所谓的黄金30年，从以自由竞争为主导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特别是“福特制”规模化、机械化商品生产的广泛普及，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充斥着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商品。根据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与生产方式已经从狭隘的工厂和生产领域转移到日常生活与消费的公共领域，真正的消费社会来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直面这一社会现实，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与压迫的全新形式，并揭露其中的主要矛盾，试图为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建立新的革命策略。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奠基者卢卡奇率先指出物化成为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法则。他在垄断资本主义形式之下，借助于马克思与韦伯的理论，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物化日益转向生产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强化了对人类的剥削和奴役，直至灵魂层面。卢卡奇误解但是却激活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随后列斐伏尔、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德波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描述了日常生活逐渐科层化、理想化与商品化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描绘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与娱乐工业”是如何缓和阶级对抗意识，掩盖阶级的对立和矛盾，并逐渐使工人阶级变得麻木，从而丧失革命意识的全新手段。这些或许可以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关于消费社会的理论诠释。然而在真正意义上提出并深化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应该是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他们二人同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迄今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列斐伏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聚焦于对资本主义商品的垄断生产与消费控制的问题研究，他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左派社会理论史上具有奠基性地位。而作为列斐伏尔学生的鲍德里亚，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就社会现实层面而言，他处于20世纪下半叶专业化、审美化的“后福特制”商品生产模式所主导的历史时期；就理论发展而言，70年代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拉康、居伊·德波、范内格姆、巴塔耶、罗兰·巴特的理论中介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向的关键时期。这就导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与列斐伏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但以往学术界一般都将他们二者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等而视之，而忽视对二者理论差异的比较研究，由此导致诸多问题。首先，对列斐伏尔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文本分析及其内在逻辑研究还不够。其次，对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经典消费社会批判逻辑如何转换到鲍德里亚与后现代社会批判形态的思想发展过程研究还不够。最后，研究者大都把目光停留于日常消费实践中所建构起来的价值观念、符号世界、生活方式的研究，视野比较狭窄。本文试图对以上薄弱环节加以补充完善，从他们二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所面临的不同时代主题，以及思想上的继承和跨越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进一步拓清列斐伏尔和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深层思路,从而呈现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及演变轨迹。
一、日常生活的商品化与消费社会的降临
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过战后的灾后重建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与财富商品的堆积，在劳动生产时间之外，人们开始享有大量闲暇、娱乐、消遣和休息的时间，但这种时间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而是对资本主义越发沉重的劳动生产活动之外的补偿机制。早在1947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批判：概论》中，列斐伏尔就已经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不仅创造了劳动的更加精细化的分工，而且也创造出了“对闲暇的一般需要”：“闲暇是具有自动生成特征的新的社会需要的一个明显例证，社会组织通过给这种新的社会需要提供多种满足手段，从而指导、影响、改变和调节着这种新的社会需要。”[1]不过此时，列斐伏尔还仅仅是将闲暇时间作为与劳动生产性时间相对立的补充和附属角色，而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种闲暇时间出现的根本性意义所在。但在写于1967年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列斐伏尔则着重反驳了所谓的 “闲暇社会”、“（后）工业社会”、“丰裕社会”、“技术社会”等林林种种有关社会性质的新定义，正式提出了其消费社会批判的关键问题：消费被控的官僚制社会，意指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心地位的不再是劳动与物质生产过程，而是交换与消费过程。换言之，现代日常生活并非是由劳动生产过程所主导的完全一体化的统治体系，也并非是由政治经济制度与物质生活过程截然而分的二元结构，而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次体系的消费被组织化的社会。列斐伏尔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就是由以下三方面构成的：“（1）经济基础：劳动、生产物质客体和财富，以及劳动的分工和组织；（2）结构：社会关系，既是被结构了的又是结构的，被基础和所有制的决定关系所支配；（3）上层建筑：法律的（契约和法律），制度（国家中的其他方面）和意识形态。”[2]（P31-32）而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指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层面，它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商品化，并且消费不再是一个次要的附属的分支，而成为资本主义用来组织新型控制与剥削压迫的最为严重的场域。
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深刻指认了控制现代日常生活与消费过程的根本力量就是“次体系”。“次体系”这一概念是列斐伏尔对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的改造。巴特借助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了一种超语言学的文化符号学分析方法，用以说明身体装饰物是如何作为一种语言被组合起来的，尤为重要的是他指出时尚系统是为了控制外表而由时尚行业和广告媒介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促进商品的消费和销售。但在列斐伏尔这里，次体系不再仅仅指代一种商品堆积物，而是指各种各样的工具理性化与功能化的诸体系，它是资本主义消费体制精心设计组织起来的“技术-消费体制”，例如服装、时装杂志、烹饪、旅游、摄影、媒介以及都市规划等等被肢解的社会现实的碎片物。无所不在的各种次体系对日常生活进行渗透与隐性统治，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消费的结构以及他们因消费而被剥削的结构；交换的意识形态，‘为了工资而工作’，遮掩着真实的生产条件、正在构成的-已经构成的关系（出卖工作力、所有权和被一个阶级控制生产方式的管理权）。这种关系已经变得模糊了，消费意识形态仅仅增加了这种模糊性。消费是生产的替代物，作为剥削它被加剧了，它按比例地产生了较少的强迫性。”[2]（P91-92）据此可以看出，列斐伏尔颠倒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从而确立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性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
作为列斐伏尔学生与同事的鲍德里亚，他继承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商品化与消费社会来临的一般性理论前提，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人们通过对消费物的获取来确证自身的阶段。被消费的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使用价值的物，而是符号-物，人们对符号-物进行消费的真相不再是获取物的功用性使用功能，而是潜在地成为维护符号秩序与组织社会控制的生产力系统和符码体系。尤其在《物体系》一书中，鲍德里亚重点发挥了列斐伏尔关于“次体系”这一概念的相关论述，并指出“次体系”是当代社会身份地位的结构性象征符码，这种符码是极权的，没有人能够逃脱它的统治。在《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重要著作中，鲍德里亚还通过对微观家庭装修以及现代家庭精巧的技术装置的符号学分析，得出重要论题：现代技术秩序通过对家庭等微观生活的设计、管理从而深化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统治。日常生活商品化的发生过程与机制就在于时尚系统、商品化和现代装置技术革新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后者通过深层次所指功能的编码以及表象系统从而将人们的消费行为转变为操纵客体的技术行为；对符号-物的消费成为资本渗透到微观社会层面乃至人的灵魂现代性设计出来的能指系统，被标志为现代世界的最高物神。以至于“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与所有的关系，都被抽象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购买和消费。”[3]
二、欲望的操纵与需求的意识形态批判
毕淑敏毫不怀疑在 “此岸”的对面有一个光明的 “彼岸”,在那里存在着“公正、合理、秩序、规范”,也许途中荆棘密布,但只要用心寻找总能到达。因此，她的文章洋溢着一种类似西方19世纪文学所特有的乐观，[13]体现出温暖柔和的风格。
记者查阅《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发现，该条例明确界定了“工作态度恶劣”的范畴：“在工作中态度冷漠、生硬、蛮横、粗暴、语言粗俗，刁难、训斥行政相对人或者与行政相对人发生争吵，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对照之下，一些公务人员在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时，表现出的不耐烦或冷淡甚至嘲讽的语气，虽然被个别人认为是其“性格”问题，但其实正是漠视群众利益的表现。
目前乌当樱桃种植仍是以散户为主，种植户对樱桃种植“只有先投入，才能有产出”的认识不到位，科学管理意识淡薄，相关栽培技术知识有限，农事操作能力较差，科学合理用肥、拉枝整形修剪、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在樱桃园的应用相对较少，并且栽培管理很难形成统一的操作技术规范，导致区域内各地产出的樱桃果品在大小、风味口感、可溶性固形物、外观色泽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果实品质参差不齐。
消费之所以能够控制日常生活，在列斐伏尔看来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操纵需要的过时性。消费社会操控着物品的使用寿命以及持久性，从而破坏人们真实的社会生活需要，加快物品及其样式的更新周期，并通过精密地计算组织控制着消费系统，让新的需要迅速替代旧的需要，这其实是一种欲望的策略。第二，流动性与停滞性之间发生冲突，停滞性成为资本主义剥削日常生活的手段，而瞬间性则成为了对消费的操控。“当瞬间不再是痛苦而是欲望、意志、质量和要求时，这就是阶级的垄断，这个阶级控制着时尚和品味，使世界成为他的舞台；在另一方面，物体的破损（量、数目以及时间、耐性、非意求和想要的）也是阶级策略的一部分，这种策略（通过前面论述的非合理化）直接走向对日常生活的合理拓殖。对瞬间的崇拜，反映了现代性的本质——但它把自己表现为阶级策略，作为阶级策略在总体上与对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崇拜和要求相对立”[2]（P82）。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继承了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消费之所以无法克制，其最终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制造新的匮乏之上的。在发表于1969年的《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一文中，鲍德里亚又深化了这一认识，并且反驳了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加尔布雷斯“需要实际上是生产的结果”的观点，认为单个的需要并不存在，存在着的是整个需要体系，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结果”。需要体系与消费体系超出了一般人类学的生存假设而成为了被异化、被操纵以及被神秘化的东西，需要体系与消费体系披着“丰裕”、“自由选择”的外衣，而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组织化发展的生产力。“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是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瞬间性且全面的集体功能。”[4]（P60）鲍德里亚反对日常生活的各种心理学与实证主义的说辞，并且极其尖锐地指出：消费社会制造了一种需求和享乐主义的幻象，“需要—愉悦”这一对范畴掩盖了“需要—生产力”的客观事实，需要与劳动成为生产力发挥作用的两种模式。
消费不仅在结构的意义上是交换和符号体系，同时也成为新的阶级权力机制。所谓增加了自由、民主的社会功能的消费社会其实是一种伪装，它成为社会区隔与阶级对抗新的掩体，从而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不自由。鲍德里亚以一段话高度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4]（P63）在虚假的社会外衣之下，虚假需求掩盖了真实的政治策略，这就是消费社会满足人们需求的最为深层的无意识的“欲望策略”。那么，消费社会贯彻与操持这种欲望策略的无意识的社会机制是什么呢？鲍德里亚通过阐发与引申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而得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以妇女的时尚杂志、模特的微笑以及流行服装款式作为例子，指认了现代消费社会其实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流行体系“书写出来”的“假装（make-believe）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商品因为语言的作用而变成了各种诱人的符号，符号-物越来越脱离真实的商品物，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指涉物与参考系消失了，人们因此而生活于一个由符号建构起来的虚拟伪装的世界中。
3.2 巡回护士 ①协助麻醉准备，与医师共同摆放体位，配合消毒铺单，确保静脉通路畅通。②放疗时根据术中放疗要求将手术床移至合适位置，协助对接放疗系统;放疗前需撤离时应再次检查输液通路和麻醉通气系统及监护设备，请房间内所有人有序撤进观察室，关闭前后门并切换成手动状态，避免放射过程中门意外打开;前后门摆放明显的放射标志。③放疗后将手术床移回原位，更换敷料，连接电刀等仪器，整理房间物品，核对清点;手术结束后和放疗科人员一起整理加速器，登记签字;配合放疗科人员做好仪器的维护，环境温度保持在18～22℃，湿度在35% ～40%。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歧见与延宕
更为关键的是，鲍德里亚试图动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否认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客观优先性地位，他指责马克思没有意识到使用价值本身也只是交换价值系统的一个产物而已，也即是说使用价值并非是无辜的自然有用性，而成为交换价值系统生产出来的一个被操纵的理性化的虚假需求与客体系统，因此比马克思商品拜物教逻辑更神秘的是使用价值拜物教，后者增强和加深了前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使用价值的神秘性“植根于人类学之中，根植于一个自然化的过程之中，被视为一个无法超越的原初指涉物。在此，我们在目的的秩序性之中发现了真正的价值的‘神学’——由有用性的概念所暗含的一种‘理想化的’平等、‘和谐’、经济以及平衡的关系。”[7]（P183）也就是说使用价值通过需求、满足和有用性将人整合进商品交换的结构之中。使用价值甚至比交换价值更为隐蔽，因为正是它“将生产和交换的体系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遮蔽起来，使用价值和需要借助于唯心主义的人类学逃离了历史的逻辑，并将自身以形式的永恒性被铭记：这是物的有用性的永恒性，拥有需要的人对物的占有的永恒性”[7]（P182）。鲍德里亚将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的客观性与自然性指认为最大的人类学幻象与意识形态，所以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成为了一种“神话”[7]（P176），必须被改造升级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进一步发挥列斐伏尔有关消费社会符号价值的重要论点，并且模仿马克思对商品与价值形式的分析而提出一种符号形式的分析，也即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四重逻辑：（1）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2）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3）符号价值的差异逻辑；（4）象征交换的逻辑。鲍德里亚在马克思所区分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之外，增加了符号价值和象征交换两种形式。他认为在前现代的古代社会，交换并不遵循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规律，而是由莫斯和巴塔耶所描绘的原始部落象征性的礼物交换所主导，资本主义社会被政治经济学中交换价值的抽象性所笼罩，他因此而批判马克思没有将符号政治经济学考虑在内。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价值不再是由其交换价值来衡量，取而代之的衡量标准是符号价值。符号价值由它所带来的社会等级、文化特权以及垄断性权力来界定。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商品形式向符号形式的转变。
鲍德里亚以列斐伏尔的观点作为出发点，断言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与象征价值所支配，从而走向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决定论”立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的相同之处不过在于他们对整个消费欲望操控机制的分析维度上，但鲍德里亚已然超出了其导师的理论场域，开始建构自己独创性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如理查德·J.莱恩所指出的那样：“鲍德里亚并不满足于列斐伏尔从主体异化的角度对消费社会进行的分析，而是将他对日常生活的最新批判同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结合在一起，创建出自成一体的消费理论”[5]。
通过列斐伏尔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第一，能指与所指之间并非古典语言学意义上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非固定的、非对应性的关系，指涉物的消失使这种非对应性普遍化了；第二，符号，后来是信号代替了传统的象征和象征主义；第三，由普遍的意义虚无感所导致的苦恼，符号的繁殖以及所指无法弥补意义的普遍丧失；第四，当参照物缺乏时，能指被大量地、无区别地以符号消费的方式消费着，信号和符码对人与物的操控提供了实践的体系，这样一个特殊的“体系”使自己同无关的能指勾连在一起。列斐伏尔指认了随着资本与交换价值的世界性扩张和普遍化，在消费被控的官僚制社会中，文化与符号的价值与意识形态地位日益凸显，并且成为了日常生活中恐怖统治的消极性领域和场所。换言之，在列斐伏尔看来，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并且将商品的价值形式和消费物当作其理论的基石，当作这种生产方式理论和历史的基础，那么他恰恰没有预见到文化与符号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政治统治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列斐伏尔认为在1905年至1910年间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指涉物消失了（Chute des referentiels）。以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言说都依赖于可靠的参照系，这些参照系具有统一的逻辑性，这种统一性或者是来源于对物质的感觉，或者是某种一般性的主体或者基本的价值与精神观念。例如，随着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的消失，感性的现实丧失了它的固定参照系，点消失了，几何空间也消失了。在音乐中也是如此，曾经依赖于一种永久性的、普遍的和绝对规则的理性化体系性的音乐也走向了碎片化的“无调音乐”。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6]资本的普遍统治与扩张摧毁了一切固有的、传统地理的、民族的、阶级的、宗教的、伦理的、国籍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从而使人们陷入一个更加混乱与冲突的现代世界之中。由此列斐伏尔认为“第二自然”附加于第一自然，符号物体或物体符号附加于现实物之上。也就是说，在实践中，物变成了符号以及符号物体，由社会建构的第二自然替代了第一自然。
独角兽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南京、苏州，其中南京拥有独角兽企业最多（3家），苏州拥有潜在独角兽企业最多（19家），其次为南京（10家），占苏南自创区总数87.9%；瞪羚企业主要集中在苏州，达218家，占苏南自创区总数62.11%，下面依次为常州（53家）、南京和无锡（均为36家）、镇江（8家）。这与南京、苏州、苏州工业园区关注并启动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培育工作密切相关［3］。
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都直接指认了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欲望躁动的世界（列斐伏尔语），或者是某种“全面歇斯底里的世界”[4]（P59）（鲍德里亚语）。列斐伏尔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工业与消费理性化组织机构的批判，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对消费关系与需求的意识形态性展开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消费被控的官僚制社会成为了一个充分满足人们需要的社会：“满足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和目的，也是其真正合法性的根据；每种已知的和想象到的需要都会——或将会——被满足。就需要被尽可能地满足而言，这种满足存在于过度的获得中。当需要被那些导向满足的认同装置所诱惑时，需要就被看作界限清晰的裂缝，被掏空了内容，并被消费和消费品所填充着，直到饱足为止……”[2]（P79）。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在于商品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生产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怎样生产。但在列斐伏尔看来，如今正好颠倒过来，消费与需求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中心，成为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与实施社会控制的主要环节。换言之，如果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需求是满足生存与生产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与商品，那么在消费社会里，需求不再仅仅是指某种物质性的商品了，消费本身成为了新的需求。消费作为不断让人满足而又不断制造新的匮乏的一种欲望，“‘饱足’不能提供一个结果，所提供的也只是一种空虚的结局和意义的匮乏。”[2]（P80）相应地，社会的统治形式与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意义上的政治与暴力压制，而变成一种消费的组织控制与心理的幻象操纵。
鲍德里亚继续发挥列斐伏尔有关指涉物衰落的观念，并进一步将使用价值指认为一种大写形式的指涉物，其中物的功能性以及有用性的道德符码被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等价逻辑所控制，从而走向衰落。于是鲍德里亚试图取消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将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同于能指/所指，“交换价值和能指处于明显的支配地位，而使用价值与所指不过是交换价值的一种实现而已。……最终它们不过是被交换价值和能指的游戏所生产出来的拟真模型。”[7]（P180）这里，索绪尔的语言学成了鲍德里亚的靶子，鲍德里亚指出能指与所指并非处于一种平等性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隐含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同构性，其中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调控，成为了后者的“自然主义的保障”，能指与所指和指涉物也具有相似的形而上学的结构，后者成为能指的实体性保障。正是在这里鲍德里亚真正与马克思和列斐伏尔分道扬镳了，鲍德里亚认为所指与指涉物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指涉物并非是现实中实体性的存在物，而成为了抽象中的存在，即由符号建构出来的一种“拟像”。
20世纪70年代初期，鲍德里亚梦想着一种革命性的回归，由资本主义的符号社会回归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象征交换的理想社会状态。象征交换代表着与同质化的拟像社会的异质性样态，包括示意问好、礼品往来、炫耀性挥霍、节日与非功用性的耗费。鲍德里亚深信，真正的革命性出路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逻辑无关，而是那种摆脱了一切功用性价值逻辑和生产主义道德律令的狄奥尼索斯式的游戏与狂欢中的象征交换。这将会比马克思所倡导的革命实践更能彻底地颠覆资本主义的价值与逻辑[8]。以至于在《生产之镜》与《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直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革命生产实践不过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同构的“生产之镜”而已[9]。在鲍德里亚最后的学术生涯，他放弃了列斐伏尔的消费社会批判分析逻辑，他所使用的理论范畴也完全脱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最终走向后马克思批判理论之路。
四、结 语
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列斐伏尔的确对鲍德里亚的理论起步产生巨大影响，他们共享着相同的社会现实背景与理论前提，那就是日常生活的商品化与消费社会的崛起，消费逐渐取代生产而成为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中心。同时，索绪尔的语言学与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是他们共同分享的学术前提，他们都意识到了广告与符号价值对人们的心理控制与意识形态神秘化的统治机制，能指变成了自指，指涉物消失了。尽管如此，他们师徒二人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还存在着重要差异。第一，在名称上列斐伏尔诉诸于“消费被控的官僚制社会”，其核心不仅仅在于批判消费异化超越了劳动生产异化而居于核心地位，而在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化与操纵系统的政治意味。国家与暴力性的官僚系统这个显性维度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仍旧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在其1976～1978年出版的四卷本《论国家》中得到了详细而新颖的阐释。而在鲍德里亚那里，消费社会批判畸变为纯粹心理学意义上无主体的不可见的符号统治，他在凸显与高扬对消费社会批判的同时，完全无视资本主义政治暴力的权力支柱，从而走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彻底抛弃而沦为一种心理异化批判逻辑。第二，列斐伏尔所言的主宰社会的隐性次体系并非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所言的社会结构同质化的统一体，实际上他并不认为存在这样完整的日常生活体系，“存在的仅仅是一些不可被化约的部分、分离的次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缝隙和横沟并被漂浮的碎片所填补着”[2]（P88），每种体系的影响是相对的，日常生活与都市边缘存在着各种偶然的反抗的可能性。而鲍德里亚则承袭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客体系统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同质化的普遍性符码，生产结构与社会关系完全被符码所笼罩，一切真实都消失了，最终以仿真的消费逻辑走向一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论调。第三，在辩证法方面，列斐伏尔仍旧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的总体性与基础性地位，同时试图以一种差异性的总体观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鲍德里亚却将差异性的符号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统治剥削的新型方式而予以抛弃，进而提出了没有差异的拟像社会批判与伪象征交换批判理论。第四，在革命主体与最终的解放议程方面，列斐伏尔在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立场的同时，认为消费社会产生了诸多次级的无产阶级，从而主张一种泛无产阶级主体的城市革命与空间自治的解放策略，而鲍德里亚则最终走向了拉康意义上空无之反主体立场的诱惑策略。
对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差异比较，有助于我们勾勒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从初创伊始到发展变化过程的全景图示。之所以出现了理论上的转向，第一，有着客观的社会历史与政治经济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从19世纪的商品与私有财产的支配地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客体的管理和操纵，预示着资本的实现问题即消费的过程在整个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第二，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一旦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抽象力量超越了工厂的范围，渗透到所有的社会场域与文化领域，它就具有了一种深远而又难以逆转的影响力，这也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并非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政治、文化、观念与日常生活都无法逃脱资本这一普遍的权力统摄。第三，马克思当年预言的无产阶级集体性的革命主体发生了多层次的分裂和增生，于是同质化的集体主体理论假设遭受严重怀疑，差异、边缘与他者等等非同一性范畴成为核心关注课题。进而边缘性的身份与主体，例如种族、肤色、性别、生态保护以及各种边缘性的群体日益在左翼革命斗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上述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必然会从20世纪60年代那种冉冉升起的革命乐观主义一下子转变到八九十年代那种嘲讽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本身甚至“别无选择”的、极端相反的革命失败主义。不过，由于对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持续关注，消费问题逐渐演变为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身份认同与各种各样的差异政治战略问题的关注，例如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被压迫、被剥削的问题，消费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消费品的分配问题以及就业、医疗、教育的机会均等化等等。随着西方从凯恩斯-福特主义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社会领域及其斗争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化了，拉克劳与墨菲就率先对这种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理论概括，并提出了激进多元的民主路线，反对经济还原主义而主张开放性、偶然性的话语霸权分析，虽然为激进左翼打开了政治斗争的多元空间与差异联合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也放弃了马克思总体性的革命立场，这就必然导致片面、偏狭以及政治组织和实践上的无能，无法找到革命的有效途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革命之火似乎死灰复燃，以安东尼奥·奈格里与哈特、大卫·哈维、斯蒂格勒、巴迪欧等等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哲学家、理论家更新了我们对所谓的信息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批判，消费问题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化、信息化、金融化以及都市化的发展而展现出新的面貌，当资本与技术发生新的综合、资本再次全球化以及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组织模式转型来临，并且深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必须对此种社会经济状况做出新的理论回应并提出新的革命策略，正如大卫·哈维所说，我们必须重新拿起批判的武器，争取一个可能性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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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and Aberration of Western Consumer Society Theory:Comparison of Lefebvre and Baudrillard
WU Qiong
（College of Marxism,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Zhejiang,325035）
Abstract:Lefebvre and Baudrillard were both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amous critical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in France in the 20th century,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Lefebvre actively thought about the consumption problem when large-scale mechanized commodity production of Ford model was widespread in society,and identified the“bureaucrat society where consumption is controlled”as the new dominant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Baudrillard shifted his attention from alienation of daily consumption to “critique of semiotic political economics”,and eventually gave up Lefebvre’s critical analysis logic of consumer society,and embrace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post-Marxism,which is a clean break with Marxism.The comparison of Lefebvre’s and Baudrillard’s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provides us a mirror to examine how people’s attitude toward Marxism in the West changed from adherence to deviation.
Key words:Lefebvre; Baudrillard; consumer society; subordinate system; critique of semiotic political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B 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9）03-0145-08
收稿日期：2019-01-20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比较研究”（RZ1703028P01）
作者简介：吴琼，哲学博士，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来小乔】
标签：德里论文; 社会论文; 马克思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符号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法国哲学论文;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比较研究”(RZ1703028P01)论文;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