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是伴随着党的创立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早在党创立之初，就确立起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言论、政治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原则，并由二大党章首次确定为政治纪律，成为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在反对党内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这一政治纪律受到检验而更为坚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制定了一系列运行规则和纪律，约束与规范“关键少数”，初步实现了这一政治纪律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在延安整风中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政治纪律教育，使这一政治纪律日益深入人心，增强了全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意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政治纪律
党的政治纪律的核心，就是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既是在党的创立、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党内斗争和教育过程中得以深入人心的，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强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的根本保证。
1.2.1 观察子宫收缩通过触诊法或胎儿电子监护仪,对子宫收缩进行观察。其中触诊法指的是在产妇腹壁的宫底部直接用手检查,宫缩时子宫体部隆起变硬、间歇期则松弛变软,应注意观察,并将子宫收缩的持续时间、强度及间歇时间记录下来,其方法为持续时间/间歇时间,如宫缩持续时间50 s,间隔约3~4 min时,记为50 s/3~4 min[2]。采用胎儿电子监护仪监测时,可清晰的记录下宫缩曲线,明确宫缩强度、频率及持续时间,并可客观且全面的展现宫缩情况,其方法为在宫体接近宫底部置入压力探头,在孕妇腹壁固定窄腹带,连续描记曲线20~30 min。
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在创党建党中得以确立、逐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诞生于风雨如磐岁月的革命党，缔造一个有着强大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力量之所系，其缘由在于：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1]。因此，效仿列宁式“中央集权制”布尔什维克党，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始就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建党的政治原则。这一点，在建党之前就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如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2]。李大钊在1921年3月也表示要建立起来的政党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而是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3]。1921年2月间，在陈独秀与李汉俊之间曾发生过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争论，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而陈独秀则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和纪律[4]。最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建立一个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结构的政党，其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等文件都明确了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党的各级组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等规定[5]3。这些表述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政治原则的雏形，要求党员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言论、政治行为等方面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显示了党的政治规范的“初心”。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正式发端于1922年7月党的二大，并首次载入党章。在“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5]4的组织原则下，党的二大专门列了“纪律”一章，在政治纪律上明确规定，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策略，不得自定政策，地方党组织所发表的一切言论不得与党的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决相抵触；党员之言论行动有违背党的宣言章程和党组织决议者“必须开除”[5]6。这是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政治纪律的最初表达，也表明它从一开始就是党内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党的三大、四大党章均延续和强调了这一条，保证了全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的五大则不仅首次明确了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政治纪律”的概念，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要求“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6]88。也就是说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党的五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创设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专司党内纪律检查，其目的是“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6]151，保障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危急关头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与健康发展。党的五大之后的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党的历史上唯一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以是否坚定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作为衡量标准。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把严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四管制温控器面板的接线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需要从温控面板连接7芯控制线（二管制为6芯）到对应的风机盘管上，以实现高中低及阀门的开启控制。
与东北部不同，西南部的各县市总体表现为较高的耕地增加率。常山耕地面积增加的最多，变化率为7.8%；武义次之，变化率为5.9%；桐庐和兰溪的增长率也较高，分别为3.7%和3.5%；浦江的耕地增长率最低，为0.1%。衢州盆地为浙江省主要的粮食基地，政府实施了较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使得衢州及其周边县市耕地面积有所增加。此外，近年来土地整理的强度越来越大，产生了大量新平整的耕地，因此磐安、武义、浦江等县市的跟耕地面积呈增长态势。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在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受到检验、彰显威力
其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全党的政治行为规范，是党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新时代，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胜利。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纪律教育是党内教育的重要内容。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建党经验，以思想教育增强党性修养，唤起内心自觉，与制度的刚性要求相得益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纪律教育始终是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纪律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13]毛泽东对此强调，党的纪律“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绝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12]646，从实际看，党内存在着党员对党的纪律不知道不懂得的情况，由此造成如张国焘之流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知纪律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一起遵守纪律[14]528。因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不但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而且也能监督党的领袖使服从纪律。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还专门论述了执行党的纪律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教育的一致性，要求上级对下级多采用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刘少奇亦要求以党规党法去教育党内同志。
在处理这类事件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进一步得到彰显，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得到张扬。对于张国焘，“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号召全党以张国焘“破坏纪律”为鉴，要求全党防止和克服“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加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同一切个人野心的派别的无原则的破坏纪律的行动以及同生活上的腐化现象做坚决的斗争”，巩固党的统一与团结[8]496。皖南事变后，中央更是从党性原则的高度来进行总结，提出要“加强干部的政治认识，阶级立场与党性……相信党中央。一切自以为是，轻视上级与漠视中央的观念都应纠正”[10]35。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对违反政治纪律的思想和行为倾向进行集中性清理，从思想上绷紧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纪律之弦。《决定》指出了党内所存在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错误倾向及其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意识上的主要表现，其实质与症结就在于违背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任其发展，就会走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活动的歧路上去，一直到公开反党，由此便破坏了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对党与革命造成极大损害。解决上述问题，《决定》要求“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并加强对执行中央决议决定的督促检查，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现象；加强纪律教育，提高党性修养，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不断增强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自觉性[11]31。
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在制度化过程中实现程序化、规范化
从1937年起，中央开始考虑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转化为一些明文规定和办事程序，于12月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两个文件，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对政治局、书记处的运行规程，对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提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纪律要求施以条文制度规定。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将这两个草案文件合并、修订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另行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这些制度既是办事规程，又是纪律规范，着重强调了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各级党的委员会及其委员，尤其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和分局委员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服从中央指令，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和行动[8]492。为促进这些制度顺利、切实执行，刘少奇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阐明了制定这些制度的意义在于，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12]749-750。总的看，这些制度的侧重点在于抓住“关键少数”，要求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在执行此党规党法上应表现为模范，发挥“头雁效应”。
有纪可依是严明纪律的前提，即需要将纪律条文化，实现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政治纪律的规定，不仅体现在党章中，也需要依照现实情况的需要作出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这一点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首次变为现实。正如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所言：“我们党章是很早规定出的，现在有许多新的情况发生，所以需要六中有一决定。”[12]749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党的政治任务处于历史性转折关头，特别需要在党中央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引下迎接抗日民族战争的到来；党内张国焘、王明等人错误行为的出现，也提出了作出具体而明细制度性规定的需要，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具体化、程序化、规范化。对此，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指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12]646。可以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走上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轨道的开端。
请示报告制度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又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这项制度的建立是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为了及时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组织无纪律倾向，把权力集中于党中央，毛泽东代表中央于1948年1月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并在3月再次发出《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的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这要作为一项制度严格执行。之后，中央又相继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决议》等文件，从而建立起严格的党内请示报告制度，是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又一项制度保障。
在实践过程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进一步发展，并由毛泽东高度提炼、概括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中，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萌芽于党的二大，党章中有着类似的规定，如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完全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5]91。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面对着党和红军中所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少数不服从多数等非组织观点，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了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7]等纪律要求。抗战初期，针对王明擅自作主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精辟而完整地概括出“四个服从”并赋予其纪律的严肃性，强调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不能有任何丝毫的损害[8]651-652张闻天在会上明确表示这“四个服从”就是党的政治纪律[8]721。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政治决议案》强调，党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全党须要认真实行“四个服从”，以党的严格纪律保证全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8]758。这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赢得抗战胜利最基本的前提和最关键的条件。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正式将“四个服从”写进党章。对此，刘少奇曾解释说：“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性和全国性所必需的。我们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而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对于全国性问题，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而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9]从此，以“四个服从”为主要内容和要求的政治纪律成为了全党的行为规范，保证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APS-C传感器源于20世纪90年代短暂出现的先进摄影系统胶片。各家厂商的APS-C传感器尺寸略有区别，例如佳能的APS-C传感器就比其他厂家的更小。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也是党的政治纪律要求，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体现。为此，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建构了“一元化”领导格局：在抗日根据地中，党政军民，党是领导一切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而为了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必须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不向中央请示，都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11]146。党的一元化领导格局为维护党中央领导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夯实了体制基础。
四、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在纪律教育中深入人心、成为自觉
最受考验的一次是1935年长征途中发生的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自立伪中央事件。严重之处在于张国焘挟兵自重，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甚至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张国焘事件之后，1937年12月又出现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闹独立的倾向，擅自改变中央的决定，甚至发展到否认延安中央领导地位、要求延安不再用中央书记处名义的地步。1941年还发生了项英、袁国平“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10]69而导致的皖南事变。这段时间内集中地出现冲击或破坏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恶劣事例，使党的政治纪律遭到严重威胁。因此，及时揭露他们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的原因、实质及危害，运用党的政治纪律防止和纠正破坏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行为，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中央及时指出了张国焘的行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严重丧失政治理想、政治追求、政治品质、政治纪律的结果，是严重地背离党中央路线的结果。其党性不纯，理想信念动摇，对革命事业缺乏忠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持怀疑与不满态度，长期以两面派手段掩盖其机会主义的政治面目；他野心膨胀，热衷于“小组织派别活动”“拉拢私党，别有企图”，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违反一切党纪军纪[8]650。皖南事变后，中央同样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突出地表现为“不服从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指挥”[11]33。近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11]33。虽然中央多次“严厉批评”，但他们“依然未改”，最终酿成大错，给党造成重大损失。
1941年7月，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正式提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要求全党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从而实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贯彻这一精神，延安整风中把纪律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消除党内宗派主义残余。宗派主义的要害在于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部，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而向党向中央闹独立性，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因而是亟需整顿的“三风”之一。正是在整顿宗派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看齐”意识。一方面是“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15]825；另一方面，要使落后分子、平常分子向积极前进分子看齐，要使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比较差的、不正确的同志向正确的积极的同志看齐，使平常状态的同志向积极的同志看齐[14]4119。提出看齐意识，在党内倡导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丰富了纪律教育的内涵，进一步夯实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政治纪律的思想基础。到党的七大，毛泽东又两次谈到看齐意识，而且凝聚为“向中央看齐”。如七大预备会议上，他提出“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在七大口头报告中，他再次强调“看齐”就是要恪守“统一纪律”和“民主集中制”[15]297-298。这样，看齐意识也成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原则，增强了全党同志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
五、经验与启示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和行动。这是政治纪律的严格要求。但是，在党的革命史上，就曾出现过挑战中央权威、破坏集中统一领导、甚至搞分裂的典型事例，使党的政治纪律面临严峻考验。而党的政治纪律正是在与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坚挺竖立，展示了纪律的强劲力量。如1923年陈公博投靠军阀陈炯明，1927年谭平山另组第三党，1929年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党内搞托派活动，1931年罗章龙在党内搞分裂活动，这些人均被开除党籍；1929年因江苏省委不执行中央决定并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而被改组，等等，类似的事件都会受到纪律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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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纪律自创党之时确立起来，并在革命斗争历程中不断完善起来，其间几经重大政治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这表明，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的社会革命历程中，需要时时防止和反对各种形式的违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同破坏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
其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需要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统一起来，既要从党性锻炼、纪律教育等方面增强“四个意识”，养成一种优良传统和作风，形成自觉性和坚定性；更要从制度建设方面实现程序化、规范化，构建与完善良好体制机制，以制度的刚性力量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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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9）05-0061-05
收稿日期：2019-06-20
基金项目：2018年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课题《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历史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启春，男，博士，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专家，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岳 坛，女，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责任编辑 何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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