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字仲淹，隋末大儒，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人，生于儒学世宦之家，自小受儒学熏陶。据《文中子世家》记载，王通18岁便有四方之志。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王通中秀才，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但最终未能被重用。其后，王通虽担任过一些地方官吏，但不久便辞官归乡。回乡之后的王通，研究了孔子的《六经》，并确立了续写《六经》的计划，又利用八九年时间写成了《续六经》。《续六经》既成，王通名声鹊起，开始聚徒讲学，《文中子世家》载：“（大业）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多年后，其弟王绩在回忆其讲学时的情景时写下了《游北山赋》，有言“北冈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碑石宛然”。王绩又有《负苓者传》写道：“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捧书北面，环堂成列。”由此可以窥见当时讲学之盛况。王通死后，门人私谥其为“文中子”。众弟子用讲授记录的形式，记述了王通与其弟子的对话，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著《中说》一书，凡十篇。这本书既是王通教学的实录，也是研究王通思想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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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明王道”；在哲学思想上，他针对西汉以来的天人感应学说进行了批判，提出“明天人之事”的思想，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人观；在伦理思想方面，他提出了穷理尽性的思想，并将人心与道心逐渐对立，对后来的宋明理学具有重要启发。这些思想在王通的教学实践中都有体现。
一、贯乎道、济于义的教学目的
王通的教育目的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家一样，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王通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明王道”的思想。处于隋末时期的王通，感叹于东汉末年以来的时局动荡，王道不明，他多次有感于王道难行，在《王道篇》开篇他就说到“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可见，当时世家都致力于恢复王道，却一直没有成功。但王通表现出了不畏艰难的心态、坚持恢复王道的信心。阮逸在《中说校注》中阐述道：“君子之于道也，死而后已。天不为人怨咨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无论外界环境多么险恶，王通恢复王道的志向将会一直坚持下去，直至死而后已。于是在教学方面，他主张“君子之学进于道”的思想，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仕途的利达，也不是为了辞章的出众，而是要“贯乎道”“济于义”。
王通所要明的王道具体是指什么呢？在王通看来，王道即周孔之道。王通极力推崇周公和孔子，他说：“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者有所持循。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周晓红曾在《教师学与教学论》中将王通的王道思想总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即周公之道，周公之道的重心在为政，能够为为政者提供遵循的标准，周公的为政之道即仁政的思想。王通认为，三代时期虽然在政治上都有所成就，但是唐虞之道“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而夏商之道“亦旷，不可制于下”。所以王通在认为前两者都不能成为后世所遵循的为政标准之后，提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可见王通推崇周公，周公之道在于“行仁政”。另一方面，王通在学术方面又推崇孔子，尤其是孔子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思想。王通赞扬孔子思想时说：“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推崇孔子主要是在社会教化方面，在于“正人心”。
由此不难看出，王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能推行王道思想的人。一方面，这种人是能够遵循孔子学说，做到仁义礼智信的“君子”；另外一方面，这种人也是能够推行周公之道，做到“行仁政”的为政者。
二、居近识远、处今知古的教学作用
在人性论方面，王通抛弃了之前儒家教育家提出的“生而知之”的观点。一方面，他提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天下未有不劳而成者也”；另一方面，他较早地看到了认识具有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肯定了人是具有认识能力的。王通充分肯定了人后天学习与努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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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教学作用的论述方面，他主要通过教学对个人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王通的教学目的在于“明王道”，他的这一教学目的决定了他的教学内容必须体现“贯乎道”的特点。他提出了学习必须“贯乎道”“济于义”，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又提出“不杂学”的观点，即与明王道的教学目的不相关的内容不去学习。具体说来，他的教学内容对孔子有所继承和发展，在孔子《六经》的基础上进行了续写，将《续六经》作为其主要的教学内容。《续六经》在宋朝时基本上就已亡佚，现在只能通过《中说》及零星记载这些书籍的辑录了解其大概内容。
周晓红在《教师学与教学论》中阐述道：“教学原则是根据教育目的，遵循教学过程的规律而制定的指导教学活动的基本要求；是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教学规律的反映并且受教育目的的制约。”通过对王通的教育实践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惟精惟一”的教学原则是其教学思想的一大创新，另外，王通也继承了前代儒家的重要教学原则并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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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杂学，以《续六经》为主体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对个人的作用方面，王通认为在知识视野层面，学习可以使人“居近识远，处今知古”；在人的心态方面，学习可以使人坦然面对困境，王通以自己为例，他在讲到自己学习《赞易》的感受时说道：“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即使处于困境之中，自己也不会感到担忧；在把握天地规律方面，王通认为，通过学习，从而可以知人修事，以达到“天地之理得”的程度。
王通的学生姚义谈论王通的教学顺序时说道：“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可以看出，王通认为先学习礼乐可以使人远离暴躁与傲慢，端正容貌从而树立威严，只有先学习礼乐，才能使人“志定”，进而学习其他四经的知识。在谈到其他四经的学习时，王通也认为每一经的学习都有前提条件，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心理基础和知识基础。“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只有以一定的基础为前提去学习四经，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以志定为基础学习春秋，才能达到断而能变的效果；只有以德全为基础学习《乐经》，才能达到和而知节的目的；只有以可从事为基础学习《书》，才能达到可以立制的效果；只有以知命为前提学习易经，才能达到可与尽性的目的。那么，如果不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王通说道：“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易》，则玩神。”可以看出，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学习基础就去学习一定的知识，不但不能学到，反而还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王通得出结论：“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可见，王通认为学习要遵循一定的顺序，这是教学规律的必然，在具体的顺序上，王通又提出先近后远、推己及人的为学顺序。
在谈到《元经》时，王通将《元经》与孔子的《春秋》做了比拟，认为两者一样，都是在圣人不得志时所作的褒贬之作。周晓红和曲铁华在《教师学与教学论》中总结到：《元经》的主要内容在于记录史事，但是其主题思想在于说明天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在说到《元经》作为教学内容的作用时，王通说：“《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可见在王通心中，《元经》对于“明王道”的教学目的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元经》的学习可以说是衡量王道的标准，一旦失去则会导致失去标准，无所取衷。在谈到《元经》对于个人修养方面，王通也说道：“《书》作，君子不荣禄矣。”可见，《元经》可以使学生不谈荣耀富贵，忘却功名利禄，从而专心志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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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书》的内容主要分为天子之义和大臣之养。天子之义在于通过对古代贤明君王的文书的具体学习，以了解王者之志；大臣之养主要是指大臣上奏的言语，大概用来学习为臣之道。王通在谈到《续书》中所包含的道理时说道：“其有君臣经略当其地乎？其有成败于其间，天下悬之不得已而临之乎？进退消息不失其几乎！”可见，学习《续书》可以了解君臣经世的方略，了解成败规律，从而可以达到前进后退消逝止息皆无偏差的地步。
在提到《易》与《赞易》时，王通认为，学习《易》可以让人见微知著。他在给学生薛收讲《易》时说道：“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薛收在听完王通的教导后也感叹：“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后来，学生窦威在赞叹《易》时也说道：“大哉，《易》之尽性也。”可见，《易》是一部关于人的书，通过学习《易》，可以全面了解人的本性，并且通过修习人事可以进一步了解天地之间的规律。
通变的思想是王通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以通变的思想为基础，王通在政治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他认为“通变之谓道”，也就是说，只有学会变通，才能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只有通晓事物变化的规律，才能实现天下无弊法，也只有运用通变的的思想，才能够很好地实现社会教化。他认为，只有掌握了通变的思想，才可以谈教化。他说：“斯人也，旁行而不流，安知教意哉？”可以看出，他把通变思想作为进行教学的基础。
王通认为，《六经》之中蕴含着先王正道的一切道理，六者各有其作用，“《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那么不学习《六经》又会有什么后果呢？“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可见，《六经》之间具有不可偏废的关系，都是必须加以研习的。
四、注重通变与身教的教学方法
通过对王通教学实践的分析，也不难发现王通的教学方法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他的教学方法大概可以总结为四点：“问答”“言志”多为前人教学方法的继承，“变通”“身教”更多地体现了王通自己的创新。
（一）问答
《中说》全书可谓是王通与弟子之间的对话集，全书基本上都是按照问答的形式编辑而成，可以说是王通教学实践的实录，无处不体现着问答法这一教学方法。此外，王通也充分论证了问答法的作用。“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非明君孰能广问，非达臣孰能专对乎？”“问”可以使人扩大仁义增加智慧，而“对”可以使人驾驭事物推演道理。此外，问答还是衡量明君达臣的一个标准。
（二）言志
王通的教育目的是“明王道”，因此他的教学一直是围绕这一目的展开的。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教学内容中，在教学方法中也可以看出。他常常让学生言志，通过言志不断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端正学习志向。如《中说》中提到的例子：“子观田。魏征，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征曰：‘愿事明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淹曰：‘愿执明王之法，使天下无冤人。’常曰：‘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子曰：‘吾与常也。’”可见，王通先让学生畅所欲言，然后再对学生加以引导。通过让学生言志，使学生树立起“圣人之道行于时”的志向。王通自己也言志，例如在叔恬问志的时候，王通说道：“铜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废。”可以看出，王通也是以身作则，常常不忘自己的志向在于先王之道。
（三）通变
王通也是较为注重《礼》的学习的，他要求学生“既冠读冠礼，将婚读婚礼，居丧读丧礼，既葬读祭礼，朝廷读宾礼，军旅读军礼，故君子终身不违礼”。他把礼作为终身修习的一个内容，要求学生在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的礼。王通在修习《礼》方面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的，《中说》中记载：“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王通认为，先师王道的道理都蕴含在《周礼》里面了，并且他还将《周礼》提到了治理国家的高度。
“风”是形声字，它的繁体字形是“風”，由“凡”（中间的一点变成一撇）和“虫”组成。形旁是“虫”，读音从“凡”。本义是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古人认为由于风的吹动，很多虫子就孵化出来了，所以中间有个“虫”字。
在教学实践中，王通的通变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他不拘泥于前人的观点，而是变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在对霍光的评价方面，房玄龄感到困惑，问王通：“书云霍光废帝举帝，何谓也？”而王通则改变前人对霍光的负面评价，提出：“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废昏举明，所以康天下也。”他认为霍光的做法是废昏举明，是使天下安康的做法，值得赞扬。在对苻坚、王猛的评价中，他改变了以往以东晋为正统的观点：“或曰：‘符秦逆。’子曰：‘晋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之。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可见，王通认为苻坚、王猛并不是逆贼，苻坚、王猛之所以与东晋为敌错在晋，苻坚、王猛的做法是应天顺命，安国济民的做法。此外，在《元经》中，他尊元魏为帝，弟子不解，王通解释到：“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在这里，他也打破了前人的华夷观念，并不认为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就不应该得到承认，并且他还高度赞扬了北魏政权。在提到孝文帝时，他说：“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他认为孝文对王道的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王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充分体现了其思想中通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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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具体的学习内容中，他不主张学生拘泥于以往的知识，而是倡导与时俱进。例如，房玄龄想要学习《太平十二策》，这是王通早年时呈给隋文帝的治国方略，房玄龄请求学习时已经是隋炀帝时期，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王通说：“时异时变，不足习也。”可见，在学习内容方面，他并不一味要求学生死读书，而是要让学生根据时代的要求更新学习内容。
在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上，王通根据学生的不足因材施教。例如，他评价学生李靖的智慧胜于仁义，因此在李靖问王通“任智如何”时，王通却回答：“仁以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背仁为乱。”针对学生智有余而仁不足的情况，王通有意地劝说李靖将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以弥补不足。再如，越公杨素喜好奢侈，贪图享乐，当他问王通为政之道时，王通回答“恭以俭”；安平公李德林喜欢争强好胜，当他问王通从政之道时，王通却回答“无斗人以名”。尽管两人都问的是从政之道，但是王通针对他们自身不同的特点，灵活地予以回答，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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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教
王通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擅长使用问答法，通过言语交流的方式教导学生，同时，王通也较为擅长使用不言之教，即以自身为标杆，通过自身的行为影响学生，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王通关于不言之教的论述中提到：“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王通对于不言之教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认为行不言之教可以使万物各安其位，欣欣向荣。在具体的教学实例中也有王通行不言之教的体现，韦鼎在向王通请教的时候，王通运用的就是身教的教学方法：“韦鼎请见，子三见而不语，恭恭若不足。鼎出谓门人曰：‘夫子得志于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杀之严也。’”可见在这次教学实践中，王通并没有通过语言教化的方式直接教导韦鼎，而是通过自己的神态举止影响着韦鼎，以至于韦鼎赞叹王通有不言之化的气质。此外，王通的学生陈淑达担任太守时，境内强盗不止，感到困惑，问薛生：“吾行令于郡县而盗不止，夫子居于乡里而争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陈守曰：“吾过矣。”退而静居，三月盗贼出境。子闻之曰：“收善言，叔达善德。”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实行身教的核心在于“心化”，重在让受教者内心受到影响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教学目的。
《中说》是其弟子对其教学实践的实录，其中有大量关于王通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的例子。“子闲居俨然。其动也徐，若有所虑；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长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子之服俭以洁，无长物焉，绮罗锦绣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妇人则有青碧’。子宴宾，无贰馔，食必去生，味必适。果蔬非其时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王通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严格要求自己，从而影响学生的。他在衣食住行方面坚持朴素，对待他人一视同仁，不会因为其地位年龄而有所区别，另外，注重遵循自然规律，不符合天道和地道的事情不去做。从弟子对这些细节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王通对弟子的影响还是有成效的。
五、以“惟精惟一”为特色的教学原则
在谈到教学对国家的作用方面，王通提到舜、禹、成汤、汉文武、汉文景等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实现盛世辉煌，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之所以使国家衰败都是有理由可循的。在谈及理由时，王通提出“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可见，在王通看来，教学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甚至关系着国家的兴亡。他进一步提出，“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王通所处的时代已是隋朝末期，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他认为太古时期的理想社会之所以不能恢复，是因为统治者不了解先王的教化。
（一）惟精惟一
针对“明王道”的教育目的，王通在教学内容上提出了“不杂学”的观点，这一观点在王通的教学原则中就体现为“惟精惟一”。在谈到这一原则时，王通说道：“惟精惟一，诞先登于岸。”他认为学生只要诚心诚意，精专于道，就一定会达到仁的境界。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有诸多关于王通要求学生惟精惟一，精专于道的例子。当李密要与王通谈论用兵之道时，王通回答说：“礼、信、仁、义，则吾论之；孤虚诈力，吾不与也。”他认为用兵之道的知识是“孤虚诈力”，是与实现王道的教学目的相违背的，所以他不与李密谈论关于兵事的知识内容。又如，当越公杨素送给王通一本《食经》，王通也是予以拒绝，并且用《酒诰》和《洪范》三德回赠了越公，由此也可以看出王通对于知识的选择是以德为重要标准的。当贺若弼向王通展示自己的射箭技术时，王通认为“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可见王通认为“艺”的学习必须是以道、德和仁为前提的。此外，在对于经学和史学的学习中，王通反对过分的注疏和广记，他认为“史、传兴而经道废矣，记注兴而史道诬矣，是故恶夫异端者”。过分讲求记注之学容易使人迷失，把握不到经学的精髓，从而导致异端学说的产生。可见，他在诸方面的教学中都强调为“明王道”的目的服务。
（二）因材施教
与孔子一样，王通对于学生也是注重因材施教的。他主张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学生，至于如何去了解学生，他提出“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的观点。王通对学生的了解是通过多个方面的，不仅仅考查学生的外在表现，还考查学生的内在志向与品德。正是通过这种考查方式，他充分了解了自己的学生。在谈及学生的特点时，王通说：“义也，清而庄；靖也，惠而断；威也，和而博；收也，旷而肃；琼也，明而毅；淹也，诚而厉；玄龄，志而密；征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达，简而正。”从这些对学生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很好地把握了学生最突出的特点。
王通所提倡的通变的教学方法并不是没有任何标准的，而是要遵循着儒家的基本伦理思想以及王通所提倡的王道理想。他在论及通变思想所应坚持的根本原则时说道：“千变万化，五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动乎。”尽管王通主张在教学中体现变通的思想，但是这些变通都不能以损失五常为代价，五常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从王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霍光、苻坚、王猛等人物之所以得到王通的高度赞扬，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体现出了王道的思想，他们废昏举明、顺天应命的行为是仁政的体现。尽管元魏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元魏政权“天地有奉，生民有庇”，所以他们的为政理念是“受先王之道”的，能够“予先王之民”。
（三）循序渐进
在教学内容上王通以《六经》为主，但是在具体学习的顺序上，王通则主张礼乐为先，然后四经的顺序，遵循着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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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在谈到《续诗》的内容时，将其分为“四名”“五志”。“四名”是指化、政、颂、叹四个部分：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风化天下，政的主要作用在于改变风俗，颂的主要作用在于歌颂功德，叹的主要作用在于告诫家人。“五志”是指美、勉、伤、恶、戒五种情感意志。提到《续诗》作为教学内容的作用时，《中说》记载：“子谓《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可见，《续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既可以培养学生的情感，提升学生的道德，也可以让学生通过学习《续诗》了解社会的治乱情况。
（四）知而行之
在知行观上，学习的知识必须要落在行动上，并且认为“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在这里，“安之”是顺自然而行的意思，可见王通认为不仅学习的知识要落实到实践，而且实践要顺应自然，即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去实践。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王通也劝导学生进行实践，而不仅仅是反复记诵所学的知识。例如，学生贾琼在将要为官时问王通事人之道，王通给贾琼提了诸多意见，贾琼回答“终身颂之”，而王通对这种方法提出了批评，并且告诫贾琼“终身行之可也”。
王通不仅提出了知识落于实践的观点，也提出了对学生要“考其行”的观点。他认为对行动的评价不能仅仅通过结果进行评价，而要依据德的标准。“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如果仅仅通过行动的最终结果来考察学生的行动，则很难看出其本质区别，而应该从其行动背后的动机观念来看。可见，王通已经初步把握了效果与动机的关系。
2.2.3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的画面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左边是当前使用的工艺组的选择，右边是对应工艺组的每个工艺参数设置。
（五）智德并重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自先秦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这一话题初步讨论了思想道德的养成与掌握文化知识之间的辩证关系。王通在谈论到这一关系时，首先肯定了智和德都有作用：“智者乐，其存物之所为乎？仁者寿，其忘我之所为乎？”智者的心中包含万物，所以智者快乐；仁者具有忘记私欲的品质，所以仁者长寿。这两者是不可替代的。在谈到两者的具体关系时，王通认为道德是学问的统帅，没有道德，学问就很难独行。学生薛收问：“智可独行乎？”王通回答：“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没有仁义作为统帅的话，智慧就显不出来了，更别提行动了。王通将道德已经放在了比智慧较高的位置，至于没有仁义支撑的智慧将会造成什么后果，王通在与学生李靖的谈话中谈道：“小人任智而背仁则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则为乱。”王通认为，有智无德的人是危险的，甚至知识越多越危险。在王通的教学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他在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尤其是道德方面，甚至将道德的完善作为学习某些知识的基础，“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
（六）量力而行
王通的思想带有明显的辩证色彩，他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许多事物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当事物的发展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向其对立面转化。“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因此在日常的修养中，他主张要把握度，不能过。他的这一思想反映在教学实践中就体现为量力性原则。他教导自己的学生房玄龄说：“好成者，败之本也。愿广者，狭之道也。”他不主张学生太急功近利，急于成功，也不主张学生太过于广博的追求知识，而是要量力而为。当房玄龄问其“立功立言何如”时，王通则认为“必也量力乎”。可见，他一方面注重学生要有志向抱负，另外一方面也主张要量力而行。
六、唯道所存、度德而师的教师观
在人性论上，王通认为人都是要学而知之的，肯定了认识能力，在这一人性论的基础上，他也把教师的作用提高了，认为“虽天子必有师”，教师具有使人成才的作用。另外，他也提到了教师在传道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学生贾琼问王通《六经》的传承可否没有老师时，王通指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传又不可废也。”道是不能自己传扬的，教师是道传承的一个重要媒介。
王通主张学生从师无常，能够灵活地选择教师。他把从师无常作为学生修治“道”的一个重要方法，至于选择教师的标准，王通提出了“唯道所存”和“度德而师”的观点。他认为，“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只有以学无常师、唯道所存的标准，才能接受万众的训诫，明晓天下的规律，尤其对于统治者来说，学无常师可以“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度德而师”即要求学生把德作为择师的标准，并且强调“德不在年，道不在位”，年龄、地位都不应该成为教师的标准。此外，王通还提出了“易子而教”的主张，认为如果让父母教育孩子容易导致溺爱，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可以看出他认为师教应该要严。
在对教师的要求方面，除了上述的“德”的要求和“严”的要求外，他还要求教师要诲人不倦，只有教师诲人不倦，才有可能使先王之道续而不坠。王通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也注重对自己严格要求，让自己做到诲人不倦。程元评价自己的老师王通时说：“游夫子之门者，未有问而不知，求而不给者也。”可知王通对待学生一视同仁，作为教师诲人不倦的卓越品质。
结语
总之，王通是我国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后世诸多思想家都对王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例如，唐代思想家皮日休认为，“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将文中子王通视为除了孟子、荀子之外，真正传承孔道的人。到了宋明理学时期，有的理学家又将王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例如，二程之一的程颐就认为王通是“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殆非荀、扬所及也”。他将王通的地位放在了荀子和扬雄之上。朱熹甚至认为王通才是真正弘扬了儒家传统思想的人：“荀卿之学杂于申商，子云之学本于黄老，其著书之意盖亦姑托空文以自见耳，非如仲淹之学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也。”无论是杂于申商的荀子，还是本于黄老的杨雄，在朱熹看来，他们都是“不正”的，而王通的学问才是“近于正”并且是“可用”的。明代对王通的推崇达到了一个高峰，到嘉靖九年，王通从祀孔子庙。这也可以看出，王通在对于儒家文化的传承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得到了后世承认的。
王通的教学思想上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优秀思想，如注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主张教师要有诲人不倦的教师品质等。他的教学思想也对秦汉以来的儒家教学思想有一定的突破，如他主张通变的教育思想，对秦汉以来经学教育流于训诂、不注重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有所突破，他提出的“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的人性论，对“生而知之”的人性论提出了挑战；他主张的“学无常师”的师道观也是对秦汉以来注重家法和师法而使学术交流逐渐闭塞的教学方法的一大革新。最后，他的师道观为韩愈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其“知而行之”的知行观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从明清时期的教育家们提出的“力行”的教育思想中也可以看到王通的影子。
[作者简介]罗述善，河北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责任编辑：祝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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