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浙江省委和浙西南党组织创造性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战初期浙西南大后方建设中，周恩来同志、中共浙江省委和浙西南各级党组织积极做国民党进步力量工作，团结各阶层进步力量；在建设政工队、县政革新、经济建设、发展文教事业等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取得了很大成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和浙西南大后方建设取得的成就，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红色基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浙西南 大后方建设 党的建设
浙西南地区革命精神源远流长。习近平同志曾指出粟裕、刘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曾长期在此战斗，并称赞畲族同胞革命性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江作为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日寇的进攻下不堪一击，12月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南迁，最后迁至浙西南。但浙西南地区自然条件贫瘠，交通不便，“处州十县九无城”，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在此建设巩固的抗战大后方，任务艰巨，单靠颟顸腐朽的国民党政权难担此重任。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传承革命精神，领导人民群众，团结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建设，使浙西南成为浙江抗战大后方建设的“样板”之一。目前学界抗战大后方建设研究中，浙西南大后方建设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有必要对浙西南大后方建设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深入挖掘、研究。
一、浙西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和发展
1937年8月27日，粟裕、刘英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根据中央精神，发出通告，“保证完成这次国共两党以民族彻底解放为最高信念，抗战到底，争取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而奋斗”①《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之后，闽浙边区红军和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开始了谈判，初步达成闽浙红军改为抗日第十集团军第一路游击队、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等协议。杭州陷落前，桂系代表人物之一黄绍竑担任浙江省长，在黄绍竑还未就任前，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就做了他的工作，黄绍竑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为之后浙江抗战和浙西南大后方建设准备了政治条件。
4.饲料玉米中的硒和维生素E含量不足，机体缺乏硒和维生素E时，免疫功能降低，消化功能失调，从而为某些致病性大肠埃希氏菌的增殖、附着和毒素产生创造了条件。
1937年11月，中共浙江临时工委成立；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后转为正式省委，刘英任省委书记。1938年5月15日，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专门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加强城市工作”，纠正之前“不大胆向城市发展的保守主义倾向”，“大量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入党”。①《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给各级党部的一封指示信》，《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团结阶级上层人物，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浙西南各县有一大批中共党员担任各种职务，如中共派共产党员张锡昌到云和县担任县政府秘书，协助县长潘一尘的工作，使潘在抗战初期倾向于进步。后升为给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指示，要求“深入全党动员”，加强“友军工作”，②《中共浙江省委为完成分局指示给各级党紧急指示》，《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协助国民党各级政府、军队开展抗战工作。省委在制定1939年1、2月份的工作计划时，明确规定工作重点是“巩固浙南和浙西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③《中共浙江省委关于一、二月份工作的计划》，《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5页。浙西南的抗战形势一时蓬勃发展。
周恩来同志对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十分关心。1939年4月，周恩来同志在丽水视察浙江铁工厂，对铁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生活进行了认真了解，提出要加强工人食堂管理，提高饮食水平的要求。周恩来同志还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抗战“要依靠全民族的力量”，强调“抗战要依靠你们——工人阶级”，“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陈惠民：《八千里路云和月》，《浙江省会云和》（内部资料），第47页。并鼓励铁工厂的工人多生产武器，为抗击日寇做贡献。周恩来同志对浙西南的视察加深了和黄绍竑的关系，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周恩来同志在视察中还和中共浙江省委刘英等同志开会，传达了中央精神，并对浙江省委工作会议和东南几省负责人会议的召开做出具体指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指明了方向。
二、浙西南大后方建设的内容及方式
浙西南大后方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县政革新”。抗战初期，黄绍竑的亲信武廷飏任省政府建设厅长，容纳共产党在厅内工作，进步人士、原浙江大学教授冯紫岗及其助手中共党员刘瑞生向武廷飏建议设立物产调整处，并在丽水各县乡设立乡村建设指导室；中共党员张锡昌在建设厅物产处工作，鉴于地方基层政权腐化严重、官僚主义严重，提出在浙西南实行“试验县”的提议。黄绍竑接受了这个提议，研究后决定在遂昌、云和、龙泉三县作为“经济试验县”，由建设厅直接管辖。中国共产党决定借机派遣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三个试验县工作，有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县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还有很多在区乡担任乡村建设员等职。他们深入县区乡基层，推行了包括改变衙门作风、民选乡保长、推行“二五减租”和征兵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县政革新。
政工队主要开展了以下活动：一是开展抗战宣传。和之前国民党机构的形式主义宣传不同的是，政工队不畏艰苦，深入乡村，深入群众；宣传的内容是抗日救亡、“二五减租”、发动群众等，内容实际，形式多样。二是进行军队政训。根据省委“加紧军队中的工作”的指示，政工队到军队、抗日自卫团中开展工作，进行宣传；还通过合法形式对他们进行“政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政治教育、识字教育、军事训练等。三是改善农民生活。帮助农民进行“二五减租”，开展公平负担，到地主家“查仓”，让其卖或借给政府。四是照顾军属，组织参加合作社，把政治宣传和人民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至1940年6月，省政府要求把政工队移交三青团筹备处，其中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撤出，政工队名存实亡。
（一）建设政工队
（2）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在一定时期内选择相应的新闻题材。如新春走基层、春耕备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生态农业、七大新区、“一改两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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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力量一直对主政浙江的桂系代表人物黄绍竑做思想政治工作。黄绍竑认识到抗战胜利必须要团结各阶层的力量，制定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提出“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创造新的政治及军事力量，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实施战时青年及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养成政治及军事上之新干部”等内容；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浙江战时政治工作队》，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成立省抗日自卫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建立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1938年2月，浙江省政府发出《浙江省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通则》《浙江省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实施纲领》等文件。中国共产党把政工队作为“目前丝毫不能放松的环节”①《中共浙江省委关于七、八月份工作的计划》，《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加入并充实它的救亡工作和扩大组织”②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浙江战时政治工作队》，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并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参与其中，引领政工队的发展方向。丽水于1938年4月成立了政工队。
（二）县政革新
浙西南大后方建设的范围很广，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其中政治、经济、文教部分的内容及重要活动进行阐述。
在创办工业的同时，省农业改进所等机构也对农业进行了技术改造。1938年初，省建设厅、农业改进所迁到松阳后，开始对农业进行系统的改造计划。它们在丽水、松阳、云和、青田、龙泉、庆元等地建立了“经济建设试验区”。其主要措施一是引进良种，扩大冬种作物面积，仅1939年省农业改进所就发放良种两三万斤，冬种作物面积扩大了八万多亩。二是改进耕种技术，培训农业技术人员，每个“经济试验区”配备三至五名农技人员。三是在一些地方建立农场、繁殖场、养殖场、育种场等，作为各项技术试验和推广的基地。
浙西南是浙江经济最落后的地区，这成为建设浙江抗战大后方的一个掣肘。省会南迁时，就加紧了浙西南的经济建设。当时，浙西南的经济基本是农业为主，工业所占比重很小。所以入迁单位开始创办工业企业，如省手工业指导所创办了12家轻工业企业，还在丽水、云和、龙泉三县设立工业推广区，进行技术推广、工人培训、贷款等业务，促进了这几个县的经济发展，保障了大后方抗战需求。省地方银行创办了14家企业，省建设厅创办了十多家企业和水力发电厂。企业中影响最大的是浙江铁工厂，其创办一是抗战需要兵器产业的发展，二是由于黄绍竑不掌握正规军队，其武装自卫团等地方武装装备所需有赖于铁工厂。1938年初，在原杭州铁工厂等十几家南迁工厂的设备、技术工人的基础上，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开办浙江铁工厂。经过半年多的发展，生产出步枪、机枪等兵器，到年底工人人数已达5000多人；第二年设立三个分厂。周恩来同志视察铁工厂后，工人权利和生活得到改善，生产热情高涨，黄绍竑也加大了投资，改革了企业管理形式。到1941年，月产步枪1000余支，手榴弹几万枚，产品不仅能供给浙江抗战之需，而且远销外省，甚至远至西北甘肃。
（三）经济建设
“县政革新”首先精简政府机关程序，使之便于百姓办事；他们深入基层，和百姓打成一片，解决他们的切身困难；鼓励群众向政府反映冤屈和困难，积极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避免了地主恶霸的中间盘剥,政府风气一时清新起来。民选乡保长是县政革新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原来的乡保长虽曰为民选，但大多是地方推举，为地主豪绅包办，而且一旦当上便长期担任。而国民党地方政权囿于“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又由于抗战后征兵、征粮的需要，对他们听之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县政府民政科制定相关乡保长选举办法，认真贯彻执行，发现乡村中品质好、群众信得过的人，一些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也参加选举，如云和县梅湾村的保长选举中把共产党员毛志明选上，这样就改变了乡村基层的权力结构。“二五减租”本是国民党政权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过的一项改革政策，但他们没有决心和能力承担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个历史的重任，他们深入基层开展大规模的宣传，乡建员还创作了《“二五减租”歌》，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减租政策；然后大力推行，切实减轻了百姓负担，激励了他们参加抗战的积极性。抗战征兵政策中的弊病很大，有权者可以强征，有钱者可以买役，而基层政府更是从中上下其手、徇私舞弊。中国共产党决心在县政改革中革掉这个弊政，他们以县政府名义先进行壮丁统计，结果张榜公布，让群众监督，不实者群众可以举报；然后把核实后的名单张贴，以抽签方式确定顺序；总抽签时，当事人必须亲自前来，主持人当众宣布姓名、序号，最后结果再次张榜公布。之后征兵时按顺序应征，这就杜绝了县政府征兵者和乡保长徇私舞弊的机会。同时，县政府对服兵役者采取优抚措施，解决其家庭困难，大批青年满意地应征入伍，奔赴前线抗击日寇。
ATO(列车自动运行)通过监测列车能量来预测所有的安全定位，并使列车尽可能靠近安全限制点。为了达到此目的，ATO计算得到能量触发曲线，并在给定时间内对曲线的估计进行优化以及更改。安全限制点的主要类别包括永久速度限制(如土建限速)、临时速度限制(如临时限速)、零速度目标速度、占用的轨道电路或计轴边界、线路的末端、车档、防护区段、非受控道岔、限制信号和授权终点等。
（四）文教事业的发展
在大后方建设中，文化、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在抗战中起到的提升民众素质、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1938年6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提出了建立省文化界统一组织、加强抗战文化普及研究运动、文化救亡等具体措施。省城及外地的一些文化机构迁至浙西南，如余绍宋主持的省通志馆迁到云和，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修志存史，鼓舞了大众抗战。
在浙西南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黄绍竑都十分重视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浙西南大后方的教育得到较大发展。首先，沦陷区迁至浙西南的中小学众多，还在丽水碧湖建立了省立联合初中，教学质量比当地中小学高，教学思想先进。这些学校先后辗转多地办学，给浙西南带来新的教学理念，提升了当地的办学水平。为培养中小学师资，还创办师范教育。如1938年8月，云和简易师范学校创办，提倡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另有迁至丽水的湘湖师范学校也为这里培养了大批师范生。其次，浙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全省历来比较落后。抗战爆发，一些大学西迁，无形中使浙西南地区受益。如浙江大学西迁后，大学教育缺乏，于是在龙泉设立分校，设五个学院，招收学生几百人。同时，省政府在浙西南开设新大学，1939年创办浙江省立战时大学，校本部设在丽水，后改名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设立法、工、医、农四个学院和行政、财政、会计三个专修科。为大后方建设培养了高级人才。另外，浙西南传统上忽视社会教育，抗战初中共临时省委提出“设立农民补习学校，提高农民政治文化水平”①《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六七两月工作的决定》，《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在社会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通过乡村小学，开办农民识字班，对农民开展识字运动。同时还改造、利用原来的民众教育馆，在里面增设图书馆、活动室、阅览室等吸引社会民众来学习，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普及抗战思想和新知识。
三、浙西南大后方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红色基因传承
浙西南抗战大后方建设取得的成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与成功实施有着密切联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品质和理论创新精神。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正确分析当时的复杂形势，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摒弃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德等的“左”的政治军事政策，抗战初期坚决反对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抗战中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结合浙西南实际创造性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队伍才随着形势的发展愈来愈壮大，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浙西南大后方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抗战成败的关键在党，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抓手。1939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做出《中共浙江省委组织会议对今后任务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提高政治领导”，使全党和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党的政策的“大公无私”，对党员提出了“虚心去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的任务，并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号召党员干部“埋头苦干，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②《中共浙江省委组织会议对今后任务的决定》，《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转变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强调党组织的质量，指出“发展工作不是单纯的为了数量，而且要注意质量的保证”③《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给各级党部的一封指示信》，《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强调党的政治思想的统一，“注意考察党员思想行动”④《中共浙南特委关于健全支部工作加强党内教育的指示》，《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反对自由主义，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强调从严治党，在纪律上建章立制，如要求各级党组织每月向省委做一次经费开支报告，并要求成立经济委员会承担经费管理和审查职能。建立巡视制度，“各级党部必须由上而下的有计划的派人到各地区去巡视和帮助”⑤《中共浙南特委关于健全支部工作加强党内教育的指示》，《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加强党的建设的各项措施保证了党的先锋队性质，使之成为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大后方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浙西南革命“红色基因”有密切关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粟裕、刘英等革命家在浙西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抗战时期不仅当时革命骨干继续发挥作用，重要的是浙西南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广大党员群众坚持抗战。2017年中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做出挖掘红色文化、抗战时期历史文化的指示，对浙西南大后方建设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浙西南抗战和大后方建设的“红色基因”必将激励新时代党员群众干事创业、再立新功。
作者吕克军，男，浙江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07）。
责任编辑：黄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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