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之争”，肇始于“正义之争”，即关于马克思是否以正义之名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基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来阐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但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得以产生的德国古典伦理和古希腊城邦伦理的理论背景，隐匿了马克思对于自由主义超历史道德观的批判，无视马克思道德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和价值立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建构”反而更加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特质。
[关键词]马克思道德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道德之争
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建构是在对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使得分析马克思主义习惯于用新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核心范畴，诸如正义、权利来解读和建构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或者把马克思道德理论的讨论纳入到他们所熟悉的话语体系之中，“硬塞进许多他们自己的东西”，使得以超历史的道德为前提条件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要么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否定超历史的道德的存在而将其视为需要拒斥的意识形态，认定马克思是非道德主义者；要么支持马克思主义存在道德理论，但却始终未能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与超历史的道德之间的矛盾问题。
虽然有一些研究表明MAOIs、TCAs、SSRIs、SNRIs在不同药物类型方面，以及同一类型不同药物方面有疗效间的差异，但大量的比较研究整体上没有发现在这些方面上的明显差异。而基于第二代抗抑郁药物(SSRIs和SNRIs)具有比第一代抗抑郁药物(单胺类氧化酶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物)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因此使用更为广泛，常被推荐用于急性期的初始治疗。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探讨的确推进了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理解，但是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误读，因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实际上内涵着道德和伦理两个维度。本文基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以及马克思道德理论得以产生的现实背景，试图勾勒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区别于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基本特质。
共访谈学生80人，其中男性37人(46.25%)、女性43人(53.75%)；平均年龄(19.78±1.03)岁；大一24人(30.00%)、大二29人(36.25%)、大三18人(22.5%)、大四及以上9人(11.25%)；理科23人(28.75%)、工科21人(25.25%)、文科19人(23.75%)、医科17人(21.25%)。
一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建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一场关于马克思是否以正义之名批判资本主义的“正义之争”，随即这一“正义之争”发展成了马克思是否以道德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之争”。艾伦·伍德、理查德·米勒认为马克思是拒斥道德的，因而认为马克思是非道德主义者。理查德·米勒将平等、一般规则及普遍性视为道德的政治决策的三个特征，而马克思是反对这三个特征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是非道德论[1]17。艾伦·伍德将权利、正义、美德、义务的履行和拥有道德上值得称赞的品格定义为道德善，将自我实现、共同体以及自由等视为非道德善，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人性扭曲、受到奴役等非道德善，并没有诉诸于权利、正义等道德善；而且，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拒斥正义的，马克思将道德视为一种应该被杜绝的意识形态，他是一名非道德论者[2]128-129。罗德尼·佩弗则在他的著作中对伍德和米勒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支持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并对伍德和米勒的非道德论进行了回应[注]相较于少数持马克思为非道德主义者观点的人，支持马克思有道德理论的人为数众多，之所以只选取佩弗作为代表，一者是因为佩弗是主动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建构；二者是因为佩弗以正义和尊严为原则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做一种混合义务论式的解读，可以说是分析马克思主义道德论派的典型代表。分析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和非道德论争论的具体情况可参见：王露璐，张霄.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12):95-102.。佩弗不同意伍德将一个学者是否支持和运用道德善作为依据来判断一个学者是否拥有道德理论的观点，并且他指出即便赞成伍德对道德善和非道德善的定义，马克思的著作中仍然有对诸如人的尊严这些道德善的关注。佩弗也不同意米勒对一种理论作为道德理论应具备的三个特征的划分，而提出了他自己判断的标准，即是否可普遍化、可规范化以及是否建立在考虑人类整体利害的基础之上，他认为马克思的道德观隐含了自由、人类共同体和自我实现三个基本价值以及人的尊严和分配正义两个基本原则，所以佩弗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指认为一种“混合的义务论，其实质是一种关于正当行为或义务的理论”[3]。佩弗以及其他把正义(分配正义)原则当作马克思道德理论之核心的学者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混合义务论者；当追问正义原则的正当依据时，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自然权利和普遍理性。[4]然而，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解读为一种混合的义务论，即用自然权利和普遍理性作为马克思使用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依据进而解读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是否合适，仍是值得怀疑的。这场关于马克思是否有道德理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持续不断地争论着并引发了学派外部的关注和争辩。
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区别于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第二个特质是：马克思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开始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道德问题。他指出道德的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所决定，这又明显地区别于自由主义道德理论主张以超历史、超阶级的视角来看待道德问题的观点。
慢性重症乙型肝炎是慢性肝炎及肝硬化的恶性病变引起,其发病原因包括;缺乏预防意识、家族传播、婴幼儿期感染病毒、黄疸型肝炎的漏诊、免疫功能低下病毒感染、既往有其他肝病史感染病毒者。临床表现为黄疸、肝区疼痛、肝脾肿大、肝纤维化及消化道症状。常采用抗病毒治疗和保肝治疗,同时指导患者保持生活规律、合理饮食、精神愉悦,适当活动,以达到战胜病魔的信心和意志[1]。本次研究采用人性化护理干预对慢性重症乙型肝炎进行护理,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及满意度。现将结果报道阐述如下。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核心价值目标呢？这不得不谈到黑格尔的伦理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黑格尔对于马克思的影响，一则表现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且马克思正是在批判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全面地拒斥了自由主义的道德理论；二则表现在黑格尔援引古希腊城邦伦理批判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思路对马克思的启发。
人们通常认为，黑格尔总是以启蒙自由主义批判者的身份出现，但塞耶斯却说，黑格尔归根结底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正如后来的黑格尔主义者T.H.格林和伯纳德·鲍桑葵所阐发的，他的哲学的这些方面可被看作在憧憬和期待集体的或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6]黑格尔通过辩证的方法将自然权利论、康德的义务论变成了其法哲学体系中的抽象法和道德法环节，并指出自然权利和道德自由都要在最高的伦理实体即政治国家中得以实现，而且为了消融现代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所代表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国家代表的普遍利益的矛盾，黑格尔主张用政治国家统摄市民社会进而达到普遍利益的实现。马克思通过“《莱茵报》时期”自己的亲身经历，发现被黑格尔看成是最高的伦理实体的政治国家在现实当中并不能调和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往往沦为了有产者谋取私利的工具；国家和法也不是黑格尔所认为的是理性和精神自由的体现，相反却“匍匐”在有产者的私人利益面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相信的抽象权利亦即个体自由和正义这些自由主义价值并不能够在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当中实现。马克思用唯物史观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的观点，即所谓的历史是自由和权利在具体社会中获得其自身的现实性的观点。他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一个“颠倒”，并指出历史并不是抽象权利等观念或理念自我实现的产物，恰恰相反，自由和权利等价值观念是历史的产物。由此，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区别于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第二个特质也渐渐明朗了。
2．2．1 所获病例的Apgar评分构成比 所获265份病例中，重度窒息组中，生后1min Apgar评分为1分、2分和3分的分别有2例（0．8%）、3例（1．1%）和27例（10．2%）；轻度窒息组中，生后1min Apgar评分为4分、5分、6分和7分的分别为11例（4．2%）、19例（7．2%）、56例（21．1%）和120例（45．3%）；而对照组中，生后1min Apgar评分为8分和9分的分别有25例（64．1%）和2例（5．1%）。
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对待道德问题的悖论性态度，即马克思一方面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将道德视为需要拒斥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却又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人、压迫人的生产制度表现出极大的道德义愤。如何理解这个“道德悖论”成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建构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所面临的初始性问题。正如上文所指出，不能够用自由主义的道德范式去解读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因为这样会使马克思的道德理论陷入道德原则的绝对要求和对永恒道德的批判之间自相矛盾的悖论状态，而且这一矛盾是无法被调和的。
“你起来，我扶你去屋里睡吧。”或许是她刚才洗澡时受凉了，或许喝多了凉水——柳红就爱喝凉水，说过多少次了都不长记性。，苏长河说着去扶她，但柳红哪里站得起来，痛得在竹榻上滚来滚去，苏长河只有抱住她，将她抱进去。柳红整个人凉如冰水，浑身冷汗，缩在苏长河的怀里，让苏长河有种六月里喝了冰水的舒畅；而苏长河身上的骚热，也犹如雪夜烤炭火，同样让柳红说不出的温暖。她抱紧了苏长河，拼命地往他身上缩，恨不能躲进他滚烫的体内。
二 道德价值主题的分歧
马克思道德理论区别于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第一个特质是将人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其道德理论的核心主题，这与自由主义道德理论将自然权利和正义视为其核心主题可谓殊途同归，并且马克思就是在批判和超越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核心价值主题的。
一是要特别重视黑格尔伦理思想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影响。黑格尔批判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空洞性和形式化，严格区分了伦理思想史上经常被处于同义替换状态的道德概念和伦理概念，从人的完善化的过程性和条件性出发，提出道德法向伦理法过渡的必要性：道德实现的可能性要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背景中去寻找，而自由要在理性的国家这一最高的伦理实体当中获得实现。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用古典伦理融合启蒙自由主义道德的思路，且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黑格尔伦理思想中的伦理维度，指出个体的自由要在“真正的共同体”亦或是说“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得以实现，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内涵道德和伦理两个维度。[9]二是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黑格尔所阐发的这种内涵道德的伦理范式也并非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是有其理论渊源的，这个理论渊源就是古希腊的城邦伦理。若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伦理思想以及古希腊城邦伦理思想为背景再来解读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就可以发现不能用自由主义的道德理论来解读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因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在核心主题、研究方法和理论视域三个方面具有迥异于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特质。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核心价值主题人权或者说人的自然(天赋)权利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人权或者说自然权利主要包括自由权、平等权以及私有财产权等。马克思认为，这些写进《人权宣言》以及美国和法国的诸多宪法性文件中的自然权利或人权内容，并非如这些文件所说的是普遍和永恒的法则，它们都只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权概念。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使有产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也使得他们陷入了二重化的境地：人在现实中的生活表现为政治共同体中的“天国生活”与市民社会中的“尘世生活”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人权领域则表现为国家中的公民权与市民社会中人权的差别。马克思认为这种差别“令人困惑不解”。因为，通过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运动扫除了人与人之间一切障碍、建立起了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竟然通过立法的形式宣布与他人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利己的个人是有权利的；并且“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10]185。 马克思在肯定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进步性之后，也看到这种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人的本质的二重化现象。所以，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解放”理论，以此来继续和彻底地完成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自由主义社会中”人所获得的有限的、不彻底的政治上的解放。他认为，只有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的个人将抽象的公民权复归于自身之后，只有在人们扬弃了政治异化之后，人的解放才能够真正地完成。[10]189马克思用人的解放这一价值目标对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或人权理论进行了批判和超越。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将人的解放阐释为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以说，人的解放和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核心价值目标，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为其奋斗着。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转向密切相关的。人们往往把罗尔斯《正义论》的流布看作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转向的标志，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主题。分析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许多学者都是英国和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罗尔斯、诺奇克等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也时常展开理论互动，必然也参与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议题——正义问题。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观点学说，但实质上可以说他们都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范式中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这一点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柯亨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吸收了诺奇克的“自我所有权”概念，并以此来建构马克思的道德理论。[5]
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流行于德国，甚至一度掌握了德国思想界的话语权，这尤其体现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影响上。其实，借由康德的道德哲学启蒙自由主义传统正经历着一个学术时代的转换——洛克借助于自然法所论证的天赋人权的观念被休谟“事实推不出价值”的“休谟断头台”所摧毁；卢梭则通过对权利的社会性质的阐发也在自然法体系中“划开了一道口子”；康德则尝试为政治自由和平等进行一个道德的奠基，他想延续休谟对理论理性的批判、卢梭对政治的道德基础的探寻，但这恰恰更使得自由主义理论中内在固有的经由卢梭和休谟而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更加地尖锐化。[11]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早期以洛克为代表强调“天赋人权”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对于打破封建专制统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个人因此从传统的共同体中独立出来，具有了较大程度的自由。但是后期以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强调个体自我规定的主体独立性的新自由观使得人们狂热追求“绝对自由”，以此为理论基础和价值引领的法国大革命演化成了“最可怕和最残酷的事变”[12]255。黑格尔对康德道德哲学以及其所代表的启蒙自由主义的批判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的背景之下展开的，并且黑格尔用其逻辑学和辩证法将这些思想都转化为了他庞大的法哲学体系的一个部分。
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道德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是以人权和正义等自由主义所始终强调的超历史的、永恒的道德观念来建构马克思的道德理论[6]，人为地制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无法相容的理论困境。于是在分析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要么出现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得出马克思是非道德主义者的观点(如伍德和米勒)，要么出现许多支持马克思存在道德理论的学者，他们“前赴后继”地去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进行辩护，但却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与超历史的、永恒的道德之间的张力问题(如佩弗等)。[4]
三 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的本质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之争”使得人们重新关注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或伦理思想。但是当他们以未经反思的超历史的道德来解读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时，却又使得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被妆扮得面目全非而离开了马克思道德理论的主旨。
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来解读和建构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体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主张“让马克思对当代问题发声”的意图或者说“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愿望。但是如何才能让走入当代的马克思还是真正的马克思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问题上，笔者认同这样的逻辑理路，即要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则必须先要“回到马克思本身”[7]，换言之，应先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本然状态后方可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的拓展和建构，而不能仅仅依据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来解读和建构马克思的道德理论。然而如何回到马克思呢？回到马克思仅仅只是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吗？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阐释展示了严密的诠释学，但是他们大都是从一个“文化真空”中提出了马克思是否有正义理论亦或道德理论的问题，而没能深入地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所立足的哲学背景与传统。[8]2那么这个背景和传统应当包括哪些因素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
其实，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正确地看待马克思在其著作当中对道德所给予的“贬低”或“否定”，首先就应当回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背景中去。在当时的德国理论界，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空想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粗陋共产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等等)都在道德问题上各显神通。虽然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许多丑恶现象，特别是无产者所遭受的剥削压榨，但是他们都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来对待私有制，而且改良的主旨就是对私有制进行道德谴责或道德批判并以道德救赎的方式来改变贫苦者的生活状态。鲍威尔及其伙伴将改造社会的活动诉诸于“批判的批判”这一大脑里的活动，他们认为依靠道德说教就能帮助社会底层人民消除现实的苦难，并且主张要工人放弃实际的斗争；施蒂纳把历史的发展解释为利己主义不断完善的过程，虽然他自以为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但是实际上，他却仍然在思辨的迷宫中兜着圈子，在纯粹的思想和观念中做着“唯一者”的迷梦；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则企图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在工人队伍中大肆宣扬爱和人道的宗教。[13]
慢性鼻窦炎，属中医学“鼻渊”、“脑漏”范畴，以鼻流浊涕、量多不止为主要临床特征。张重华教授熟读中医经典，深知鼻渊一病最早见于《内经》，该书已明确指出胆、肺之热可致鼻渊，如《素问·气厥论》曰：“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亦有鼻渊的论述：“少阴之复……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为了防止这些思想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误导，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以及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以及建立在思辨的德国哲学之上的德国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彻底地清算了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与此同时创立了唯物史观，进而与表现为“虚假的观念体系”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划清了界限。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道德观念，明确了道德在本质上是属于思想或意识的范畴，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道德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而道德会随着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更明确地阐发了道德的属性：“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明确了道德的意识形态属性之后，马克思指出，人的解放不是哲学、道德等消融在“自我意识”中，不是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人的解放不是思想的活动，而是一种历史的活动，[14]526-527道德的谴责或道德的批判只能起到次要性的作用。由此，马克思开始在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当中来思考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具体地阐释了社会的改造与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即“通过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分裂”，进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15]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实现是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历史的进步同步进行的，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来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与解放，同样也不能离开社会的改造来谈人的改造。马克思并不像黑格尔那样将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冲突消解在理念或者说绝对精神的分解以及复归的过程中，以期在最高的伦理实体国家中实现个人的自由。他将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嵌入到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引起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去思考。所以，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如何实现问题的思考，既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道德的批判和道德改造，也超越了黑格尔国家哲学对于合乎理性的政治制度的探讨，而是深入到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研究之中，进而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也纳入到其道德理论的视域当中。[16]由此，马克思道德理论区别于自由主义道德思想的第三个特质也就呼之欲出了。
四 政治批判、经济批判与道德批判的视域融合
马克思道德理论区别于自由主义道德思想的第三个特质是：对于人的自由与解放何以实现问题的思考，马克思是在比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所探讨的政治制度领域更有纵深性和更具宽阔度的理论视域中去思考的。其道德理论视域的纵深性体现在由自由主义政治伦理学家对合乎正义的政治制度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探讨上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研究之中；其道德理论的宽阔度体现在，他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视为永恒的经济学规律且与道德价值无涉的私有制视为需要用道德标准来加以评价和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对于实现人的自由问题的思考，由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的思考深入到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考量的过程清晰地体现在其早期思想发展的历程当中。其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简要概括为：学生时代对于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等启蒙价值观的汲取；《莱茵报》时期对道德与利益关系问题的初步思考；克罗茨纳赫时期关于市民社会的解剖；《德法年鉴》时期关于确立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以及使命的承担者。[17]具体而言，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是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过程当中。刚开始马克思并没摆脱黑格尔在政治哲学层面思考自由何以实现的思路，他否定了黑格尔的君主制，认为“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迷”，“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10]39-40，主张要用民主制代替君主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将近结尾的部分，具体而言即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03节的批判之时，马克思的思路出现了转折。[18]马克思开始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异质性，并且比黑格尔还要坚持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马克思之所以会出现这个转折是克罗茨纳赫时期对具体的历史发展和具体的政治关系的分析，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的梳理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所总结到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19]2与黑格尔所认为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相反，马克思认为，作为物质生活关系集中体现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和理解要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由此，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问题的思考由对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探讨深入到对合乎道德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思考。他以人的自由与解放为价值标准来评价和规范社会的经济结构。所以，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教人发财致富的经济学宝典。他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理性而科学的分析的同时，饱含着对于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生存状态的极度同情以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强烈的道德义愤。所以，他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一种“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19]298-299，而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视为“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20]373
当我们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纳入到马克思道德理论的视域当中来看待时，自由主义道德家或许会勉强地承认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一种道德价值，即认为马克思可以说有一种道德理论，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认可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是其道德致思的延续和扩展。但是，当我们不再遵循自由主义将道德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思路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道德问题的致思更加倾向于古希腊的哲人们形成的一种囊括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经济理论的实践哲学范式。马克思对这一实践哲学和古典伦理学的回归不得不提到黑格尔的影响。正如所罗门(他将伦理思想的整体划分为康德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两大传统：康德主义强调道德义务和个人自治，亚里士多德主义强调政治德性和自我实现。)所指出的，马克思是将个人自治放入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关系中来思考，进而将以康德所代表的现代道德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伦理结合在了一起。[8]163黑格尔借助于古典伦理的客观性来拯救现代道德主观性的狂热，由此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由个体道德向社会伦理的转变。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路，进一步将道德伦理问题的思考由对个人的道德教化转变到了对社会的伦理改造。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伦理学家们主要关注的往往是个体的道德，即从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目标出发来确立规范个体行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西方的基督教道德和中国的儒家伦理都是这种道德理论的典型代表。然而，马克思则颠倒了这一思路，他指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0]10，要从人的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出发来改造社会，使社会成为道德的社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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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haracteristicsofMarx'sMoralTheory——Reflection on the “Moral Dispute” of Analytical Marxism
LI Pei-chao，ZHOU Qiang-qiang
(Center for Moral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The "moral dispute" of Analytical Marxism begins with "justice dispute", that is, whether Marx criticizes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name of justice. Although Analytical Marxism is based on the classical texts of Marx to explain Marx's moral theory, they ignore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German classical ethics and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ethics produced by Marx's moral theory, they conceal Marx's criticism on super-historical morality of liberalism and ignore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value standpoint of Marx's moral theory. The analysis of Marxism's construction of moral theory can reflect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s moral theory.
Keywords: Marx's moral theory; Analytical Marxism; moral dispute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9)01—0010—06
[收稿日期]2018-08-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道德榜样叙事研究(17BZX105)；湖南师范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科研项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必然选择(ST016)
[作者简介]李培超(1966—)，男，山东海阳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伦理学。
标签：马克思论文; 道德论文; 黑格尔论文; 理论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道德榜样叙事研究(17BZX105)湖南师范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科研项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必然选择(ST016)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