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主义；增长极限；可持续发展
[摘 要]西方的生态伦理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重新思考人类和社会的伦理关系；二是相信自然界存在发展的极限。西方生态伦理理论在西方社会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西方生态主义伦理理论、基本观点、历史背景、发展历程的辨析，分析其积极性及局限性，从而进一步探讨西方生态伦理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引 言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公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关切。学术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涌现出了一大批环境哲学和环境政治思想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大辩论。一些学者开始挑战传统伦理中的人类为万物之灵，只有人类的需求和利益具有价值的伦理标准，提出自然界万物平等，其他生物和物质也有利益的新环境伦理观。这种环境伦理催生了对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的新认知，生态伦理思想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生态伦理思潮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生态伦理由环境伦理哲学问题逐步发展到政治意识形态，并成为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影响力极大的思想潮流和环保运动。(1)张孝德：《中国生态主义思潮新趋势》，《人民论坛》2017年1月5日。
偏瘫性肩关节周围炎属于常见的骨科疾病之一，主要的临床症状为行动不便、剧烈疼痛等，男性患者人数多于女性患者人数，但是近年来，女性患者人数在逐渐提高，并且开始向年轻化方向发展，患者发病年龄主要在50岁左右[7-9]。目前，临床上尚未总结出引发肩痛穴平衡针灸的病因，这极大程度上增加了疾病的治疗难度，疾病发作机理如下：患者的中枢系统受到肩周炎的影响，导致患者的神经中枢功能出现了下降，肌肉出现萎缩且肌肉张力下降，在影响患者正常活动的同时增强患者的疼痛感。
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伦理研究，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生态伦理虽都强调尊重自然，但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面奠基和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不仅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理论与实践，也必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做出突出的贡献。本文通过对西方生态伦理理论、基本观点、历史背景、发展历程的辨析，分析其积极性及局限性，从而进一步探讨西方生态伦理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和借鉴。
一、西方生态伦理产生的背景
现代环境主义的兴起凸显了环境作为政治学科的特征，即它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2)Michael Jacobs,“Introduction: The New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in Michael Jacobs(ed.), GreeningtheMillennium?Blackwell,1997,pp.1-17.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并不存在绿色意识形态和环境运动。现代环保主义与早期的保护主义以及自然保护主义运动有两个显著差别。(3)John McCormick,ReclaimingParadis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首先，它是由影响人类存亡的全球生态危机观念驱动的，原子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看到了地球的脆弱性。这一观念由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生态灾难引发，尤其是1967年在康沃尔海岸油轮大规模的石油泄漏事件，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石油平台爆炸事件以及日本水俣湾的汞中毒事件。继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62年畅销书《寂静的春天》提醒世界注意由使用DDT等农药的合成化学物质构成的危险后，有关人口增长、技术和资源枯竭的激烈争论使人们开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待环境问题。(4)Donella Meadows,Dennis Meadows,Jo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Behrens, TheLimitstoGrowth,Earth Island,1972；Paul Ehrilich,ThePopulationBomb, Ballantine,1968,p.7；Barry Commoner,TheClosingCircle:Nature,ManandTechnology, Alfred Knopf, 1971.其次，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是一场政治和激进的群众运动，它受到当时“富裕政治”思想和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的影响，要求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现代环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4月22日，数百万美国人参加的庆祝地球日的游行和抗议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游行。蓬勃发展的环境运动提升了环境议题在政府议程中的地位，提高了公众的环境意识。各国政府纷纷设立环境部门，并且出台大量法案来保护环境。1972年，麦道思等人撰写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引发了一场全球规模的关于经济和人口增长是否存在生态极限的辩论，将生态伦理从学术争论推到国际政治舞台，从此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议题之一。作为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的标志性事件，1972年联合国斯德歌尔摩会议召开。会议审查了一系列影响人类生活的环境问题，环境议题开始进入全球政治议程。至此，环境政治已初具雏形，新的环境伦理开始影响环境政治观，大规模的环境运动兴起；新的包括环境议题的政治议程也随之出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全面审视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二、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辨析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生态伦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生态为中心的原则上。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争论
西方生态伦理的一个关键理念就是改变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认为人类社会为满足私欲对自然界的傲慢，使其肆无忌惮地开发环境，并导致了现代的环境危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存在内在价值，只有人才有利益。人对自然的傲慢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如：相信道德原则只适用于人类；人类的需求至上；人脱离于自然并被赋予独特的价值。自然的其他部分则具有工具性价值：它只有在增强人类福祉的情况下才具有价值，才会被重视。非人类——考拉或棕鼠，开满郁金香花的苗圃或自然荒芜之地——只不过是满足人类需求的“资源库”。(5)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andPoliticalTheory, UCL Press,1992.因此，从环境保护的人类中心案例来看，污染和资源枯竭在工具性价值的观点下是合理的，因为其满足了人类的利益。由于铅对人身体有害，我们将其从汽油中除去；渔场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经济收入来源，因而得到人类的保护。(6)③⑨ Neil Carter,The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deas,Activism,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但是很多环保人士认为这些逻辑不足以支撑环境伦理问题。
生态中心伦理则否认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沙文主义”，认为非人类实体也具有内在价值。整体主义是生态中心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流派。整体主义是生态主义中用整体法来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包括深度生态主义的观点。整体主义关注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中各部分相互作用的方式，而不是孤立地关注各部分的自然原子论。广义而言，整体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关注对象远超出人类个体，将道德观念的边界延伸到一系列非人类实体(包括动物、植物甚至岩石)、(所有)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③阿恩·奈斯(Arne Naess)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他认为“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繁荣都存在内在价值。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价值与人类狭隘目的的有用性无关。(7)⑤⑥⑧ 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PhilosophicalInquiry,1986(8): 10-31; Martha Nussbaum,TheFragilityofGoodness:LuckandEthicsinGreekTragedyand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受到共生理念的启发，他还认为每个实体由于至少被另一个实体需要，都存在价值。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独立的，任何事物都存在价值。他还从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整体理论中提取了一个平等的原则。奈斯将此原则称为“以生物为中心的平等主义”，该观点认为一切生命形式都有“生存的权利”。以生物为中心的平等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直观且清晰明显的价值理论”。该观点构成了绿色价值理论的基础。⑤奈斯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利用人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来培养人们更高的生态意识。该观点批判了启蒙运动时期认为“人与自然是分离的，人是自然的掌控者”的观点。奈斯的生态伦理观点和古希腊时期的观念很相似，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⑥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8)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奈斯赞同“关联性的全景形象”，⑧他认为自然界与人类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对“(与自然)相关联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通过将我们自己视作自然的一部分，培养(与自然)更紧密的认同感，把另一方(自然)视作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培养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奈斯强调培育“生态意识”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只有通过改变对自然的认知和思考方式才能克服当前的生态危机。⑨
在工业制造业中，自动化的程度越高，那么生产设计的智能化也会逐步增加，在现阶段机械设计制造环境中倡导自动化发展，那么智能化也必将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在很多实践活动中就有所体现。譬如在机床设计上，尽管我国的机床设计总量很大，但是真正的高级机床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果未来机械设计制造的自动化程度攀升，智能化程度也会增加，那么高级机床的设计也会得到发展。
我们生活在新媒介迅猛发展的时代，不能无视技术的作用和力量。特别是在外语学习中，学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早已不像互联网技术普及以前那样了。在MOOC风靡全球的当下，信息资源的公开共享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人们在知识占有上的鸿沟。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海量的免费资源，一键可及。
取5个干净的坩埚置于马弗炉中，灼烧温度为1 000℃，灼烧20 min后，置于干燥器中冷却，时间分别为 30 min、40 min、50 min、60 min、70 min 结果见表1。
生态主义者认为，要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对经济增长、消费、生产和工作的态度。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是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这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特别是资源枯竭、破坏性生产和污染。绿党等生态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满足当代和未来人类生活必备之需、保护自然资源的经济体系”。(19)Die Grunen， ProgramoftheGermanGreenParty， Heretic Books,1983.生态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的目标是满足“需求而不是欲望”，那么经济持续增长的压力就会消失。很多环保主义者提倡稳定的国民经济，使得人口和财富水平可以保持稳定(20)Herman Daly，SteadyStateEconomics， 2nd edition，Earth Scan,1992.或大幅缩减。(21)Nicholas Georgescu-Roegen,TheEntropyLawandEconomicProc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在设计匹配网络之前，根据频率间隔和功率大小，做好设计规划工作，共塔频率之间的频率比原理上不得小于1.1，实际上最好不要小于1.5，否则很难做到理想的匹配网络。一个理想的天调网路应具备稳定性和可靠性，匹配状态良好，驻波比小于1.1，带宽足够大。
(二)西方生态伦理的折中与共识
《增长的极限》报告对环境思想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其启示性信息的直接影响是将环境问题引入公众视线和政治议程。它悲观的结论也引起当代“生存主义者”对人口增长的关注。从长远来看，“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会制约工业增长”的观点已经成为西方“激进绿色政治的基石”。(23)Andrew Dobson，GreenPoliticalThought， 4th edition, Routledge,2007.卢克·马特尔(Luke Martell)和安德鲁·道博森(Andrew Dobson)认为绿党从“增长极限”的观点中吸取了营养。(24)Andrew Dobson，GreenPoliticalThought;Martell, Luke，EcologyandSociety，Polity Press,1994.支撑“增长极限”理论的有限性概念是生态主义所特有的；这意味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将会以物质匮乏为特征。
针对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二分法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环境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变通的指标：“与人类利益相关的自然环境道德权重(在价值体系中)的坐标位置”。(14)Bob Pepperman Taylor，“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Political Theory”，Polity, 1991(23):567-583.这一指标的提出有利于区分认同唯一价值理论的“强人类中心主义”和承认自然有非工具性价值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总是被简化为纯粹的人类利益。(15)John Barry，RethinkingofGreenPolitics，Sage,1999.承认从生态中心主义到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不同强弱层级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对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作出泾渭分明的划线。
这样就弥合了生态中心/人类中心之间的鸿沟。那么生态主义的边界在何处？哪些观点属于生态主义，哪些不属于？其中有一种折中的方法将所有否认唯一价值假设的弱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或居中的观点都划入生态主义的范畴。这种划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承认非人类世界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承认人类永远是价值分配者的观点，但人类并不一定是唯一的价值承载者。即，只有人类可以赋予价值，但人类及其利益并不是唯一具有价值的东西。当然，非人类实体的价值并不总是有明确的含义。例如动物或自然是否有利益和/或权利？如果是的话，这在实际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人类对自然负有什么责任？如果我们能从这些辩论中得出任何结论，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分强调了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在承认非人类实体固有价值存在的观点中，大部分认为虽然非人类实体可能没有权利，但人类确实有义务不对它们做某些事情。无论采取何种立场，这里提出的生态主义广义定义的优点是它所涵盖的视角广泛，所有这些观点都有助于产生更高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对环境有益，并且能说服那些想要破坏环境的人”。(16)Andrew Dobson,TheGreenPoliticalThought, third edition, Routledge, 2000.对生态主义的广义定义在政治上更具有吸引力，有助于更广泛地推广环境伦理，影响政治家和公民的行为。
从传统二分法可推论出生态中心主义代表了生态主义边界的观点。采纳中间派的观点(如道德延伸论)并不会脱离生态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深层生态学占据着哲学和政治学的生态中心主义势力中最极端的位置。所有意识形态的界限都像橡皮泥一样既有可塑性又有可移动性。如果生态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在上述更广泛的范围内，价值折衷主义更具有可行性。(17)Neil Carter,The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deas,Activism,Policy.
批判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论对哲学的正确性过于纠结，陷于人类—生态为中心的辩论之中，而不是想办法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计划。(18)Bob Pepperman Taylor，“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Political Theory”，Polity, 1991,(23):567-583;John Barry，RethinkingofGreenPolitics，London, Sage,1999.但是生态中心主义者强调改变个人意识的必要性，提高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并认为这是拯救生态的首选途径，这对西方环保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西方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
如果生态伦理是一种独特的生态政治思想，它需要在生态原则的基础上确定一个与其他政党的思想不同的美好社会愿景。生态理论家们对可持续发展的阐释和解读各有侧重，有些甚至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增长极限”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基础。
伍姓湖的地表水来源有三处，分别是涑水河、姚暹渠与湾湾河。山西省水文总站曾于1957—1987年间设立伍姓湖水文站，分别在涑水河郭家庄段、姚暹渠常旗营段、湾湾河常旗营段与涑水河涧西村段设立测验断面，并在马铺头村设站观测伍姓湖水位，现存有可靠的水文资料。但该站1958年全年停测。因此本次考证依托伍姓湖水文站和张留庄水文站资料进行，野外调查围绕伍姓湖设立四个调查河段，分别是涑水河郭家庄段、姚暹渠常旗营段、湾湾河常旗营段与伍姓湖容积段。
很多学者对奈斯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对奈斯在整个生态圈内赋予山脉、河流和历史内在价值的明确直观基础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一个整体，如一个物种或一个体系，由于不存在利益而不具有内在价值。(10)Robinson Attfield,TheEthicsofEnvironmentalConcern, Blackwell,1983.安德鲁·布瑞南(Andrew Brennon)认为这些整体无关他们个人的权利，只是个人的集合。(11)Andrew Brennon, “Ecological Theory and Value in Nature”, PhilosophicalInquiry,1986,(8):66-96.但是即使我们认同一个物种不存在利益，拥有利益不是拥有内在价值的必要前提——即使有必要对权利进行归属——该观点在主流道德哲学中受到肯定。(12)Ronald Dworkin,Life’sDominion,Alfred Knopf,1993.
生态主义者认为“不必要的”消费，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是通过广告、时尚和人们相互攀比的压力创造的人为需求来维持的。这就造成了当代消费社会特有的不必要和浪费的经济活动。绿党的“需求而非欲望”原则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利润至上的原则提出了挑战。生态主义者相信追求利润会刺激产生不必要的消费者需求，并鼓励浪费型生产。相反，绿色经济中的生产是以满足人们的功能性需求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从而避免消费中的浪费行为。在绿党倡导的节约型社会中，通过教育，引导人民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从而减少生产，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在必要的生产活动中，人们可以通过使用可再生资源、重复利用商品、回收材料和采用清洁技术等良好的“绿色手段”将环境损害降至最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生态主义者倡导的节约型社会模式值得肯定，但是在重商主义依然大行其道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里，这种理想只能在局部地区和领域里开展实践。
(四)增长极限理论成为推动生态主义进入政治议程的催化剂
如果说理论家们对生态主义的边界和内涵、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学理争论只是局限在学术圈里的活动，那么《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出版极大地唤醒了公众和政治家们对环境危机的认识，使生态主义的议题从学术界进入到世界政治家们的议程。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关注后代存续繁荣)还是生态中心主义者(关注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都越发意识到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972年，多尼拉·麦道思(Donella Meadows)等人撰写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引发了一场全球规模的关于经济和人口增长是否存在生态极限的辩论。该报告利用系统论和计算机建模技术分析了五个关键变量，即工业产出、资源枯竭、污染、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计算机根据对每个变量增长的不同假设进行六种排列，其结果显示，如果每个变量持续以现有速度增长，增长极限是2100年。但每个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味着每单独解决一个问题只不过是把问题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并得出如果每个变量以现有的速率继续发展的话我们将在未来一百年内达到地球的增长极限的结论。(22)Donella Meadows,Dennis Meadows,Jo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Behrens,TheLimitstoGrowth.
生态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类不一定处于道德层级的顶端。生态系统相互依赖的整体观点迫使哲学家重新评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认真思考我们对自然的责任。尽管如此，一直有人认为所有以生态为中心的观点最终都会采用以人类为中心的某些观点——人类的需求和利益是最高的，其价值和重要性甚至是排他的。试图基于自然界存在的内在价值建立道德行为准则的尝试难以将传统伦理概念应用于不熟悉的实体和类别中，如物种和生态圈，然后它们又退回价值等级，在所有物种冲突中总是优先考虑人类利益。尽管以生态为中心的“存在状态”阻止道德禁令的发布，但个体自我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未能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它们也在利益冲突中为人类让位。纯粹的生态中心立场试图否认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条道德分界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任何遵循生物中心平等主义的原则都不可能实现。从极端的角度讲，一个人如何能证明杀死任何动物、吃蔬菜、豆类或水果的行为是正当的需求呢？所有这些都对另一个实体的生存和繁荣能力产生一定的限制。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把自己置于其他物种和实体之上。(13)Tim Luke,“The Dream of Deep Ecology”， Telos,1988, (76):65-92.以生态为中心的观点不否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剥夺其他实体同样的权利。既然大多数人不可能接受一个纯粹的非人类中心的立场，(每一个深层生态学家都采用某种形式的人类中心论)，那么用机械的术语谈论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二分法就没有太大意义。
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来说，“增长极限”的争辩也成为关于代际正义政治哲学辩论的催化剂，因为它认为我们现在的行为可能对子孙后代生存的世界产生极大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有义务为子孙后代而保护环境——保护资源、预防污染、避免环境退化——这样他们未来居住的世界才不会比现如今更糟(甚至更好)。
生态主义思想中，非人类世界中哪个实体或种类拥有价值是由主观决定的，可以是动物、树、植物或其他无感情生物(包括个体和物种)，或是无生命的物体，如河流、山川。但是，所有生态为中心论点的共同思路是为了证明自然的某些部分或全部具有内在价值，证明保护自然的正义性。以人类/生态为中心的二元论是环境哲学的重要概念差异。但在实践中，试图划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简单的二分法完全忽视了环境哲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不具有可操作性，也脱离群众基础。
印度梨形孢对黑松幼苗生长量及其根系形态的动态影响 周晓莹，梁玉，董智，李红丽，张梦璇，韩秀峰，范小莉，房用(7-7)
西方传统的生态伦理认为生态责任或可持续性是绿色政治的首要目标。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可持续发展，是因为它没有超过地球的生态承受能力。因此，人类社会的长久永续发展必须根据地球生态承载能力以满足基本物质需要为目标，节约环境和自然资源。发展必须遵循未来原则，只有这样当代人类的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才不会妨碍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并使非人类生物也能繁荣发展；因此“未来原则”将人类中心主义(保护后代的利益和福祉)与生态中心主义(保护非人类福祉)的目标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整体主义的关键特征是道德观念涵盖了所有类别(物种、生态系统、宇宙)或生态概念(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是只考虑单个实体(如个人)。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即“内在价值是整体的一部分，不应孤立地评估其价值”。(9)Holmes Rolston, “Environmental Ethics, Values in and Duties to the Natural World”, in F.Herbert Bormann and Stephen Kellert(eds.), TheBrokenCircl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pp.73-96.
当然，“增长极限”理论也受到后来很多人的批评。(25)Luke Martell，EcologyandSociety; H.Cole,Christopher Freeman,Marie Jahoda and K Pavitt，ThinkingabouttheFuture:ACritiqueoftheLimitstoGrowth，Sussex University Press,1973;Wilfred Beckerman，SmallisStupid, Duckworth，1995.由于人类发现了新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其他的能源储备，因此很多经验性的观点，特别是有关资源枯竭的观点，都被证明是不准确的。(26)Wilfred Beckerman，SmallisStupid.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由于该理论所使用的计算机建模工具比较原始，很多假设不准确，而且所使用的大部分数据也存在缺陷，因此在2100年出现危机的预测过于悲观。最重要的是，麦道思等人的研究没有考虑到人类适应技术和政治的能力，这些都是该理论的缺陷。修正了的《增长的极限》报告试图回应对其的批判(27)Herman Daly，SteadyStateEconomics.但是增长存在生态限制这一观点仍然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等。1995年一些经济学家率先宣布经济增长早晚会达到环境承载的极限。(28)Kenneth Arrow and 10 others,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Science,1995, (268):520-521.从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第1份全球气候变化报告到2015年的第5份报告，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被确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的原因。气候变化问题为“增长极限”理论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
三、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人口在近现代迅速增长，但是科技和生产力落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大量森林因为开垦荒地和伐木为薪而消失，从而影响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范围逐渐缩小。英国历史学家马克·伊文(Mark Elvin)用“大象的退却”作为书名来形象地概括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4 000年里的环境变迁历史。即使是在农业文明的时代，我国也已经出现过严重的生态危机。(29)Mark Elvin,TheRetreatoftheElephants:AnEnvironmentalHistoryof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特别是在18和19世纪，受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经济商业化的影响，大量森林消失，岭南地区由于森林砍伐过度，导致了以华南虎为代表的物种逐渐灭绝。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30)Kenneth Pomeranz,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甚至认为19世纪出现的严重生态约束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相比之下，当时面临类似问题的西欧国家通过开采地下的化石能源和从海外进口原材料缓解了工业化进程中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成功进行了工业革命。由于对人和自然关系认知的偏差，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度以“人定胜天”的激情和激进理念开发和利用自然，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沉重代价。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文明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对中国的生态恶化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巨大影响。在工业文明的视野下，大自然很大程度上只被看作是工业生产的投入来源和废弃物的收纳场。事实证明，资本逻辑不可能终结由其自身所导致的，人与自己的劳动及其自然相异化的过程，需要新的文明和理论来解决这种矛盾。
西方生态伦理中的生态整体论、增长极限理论、人类代际责任伦理等都是人类探索和进步过程中的宝贵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同时其将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质、人类和非人类无差别对待的激进生态主义思想很难在实践中落实。同时，生态主义以满足“需求而不是欲望”为原则指导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思想也是乌托邦式模型，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格格不入。
在我刷大字的过程中，李耕田一直都在小声嘟囔两个字：我操。我刷完最后一笔转身要走时，李耕田还在那里不依不饶地嘟囔，我操，我操。我想了一想，觉得有必要跟李耕田解释一下，因为这次李老黑布置的任务重，实在没地方刷了，要不我是不会成心给他添堵的。
在2015年9月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就以生态文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重要演讲，“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对生态文明的阐述创造性地将中、西生态伦理的合理内核融合到一起，为构筑人类生态文明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文明结合起来，将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西方生态伦理中的合理内核有机的结合，生态文明的需求内化到人类的基本需求和最高境界，通过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来保护环境，提高生产力来满足人类的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及与自然达到和谐共生的境界。这一理论是对世界生态伦理发展和应用的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必将对世界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是涵盖了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一种更开放和前瞻的生态文明。这种文明和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发展的重要指南，重新调整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开始成为中国政策发展的突出议题之后，中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探索紧密相连。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传承了中华民族的生态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态文明。
中国的生态文明承认自然的价值，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首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中过于偏激的“反人类”或者“超人类”倾向的思想。中国的生态文明要形成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与社会和谐共荣。此时，人类与自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相伴相生，相互依存与促进的关系。人类应当从平等、科学的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尊重和爱护自然，崇尚绿色、健康、低碳、品质的消费，与“绿水青山”相容，形成文明进步、富裕和可持续的生态繁荣社会。其次，与西方生态主义对未来零增长的生态社会的构想不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拓展绿色、低碳的生产力空间和人文发展空间，寻求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增长与繁荣。要实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增长不仅要顺应自然，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的边界约束，避免各种超越极限、违背规律的增长，使经济发展回归到自然容量的范围之内，更要发挥人类智慧与科技进步的巨大潜力，在尊重自然和生态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利用、改造自然，以最小化的资源、环境投入实现最大化的生态产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目标。(31)Arran Gare，“Fro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nning the War for Survival”， CosmosandHistory:TheJournalofNaturalandSocialPhilosophy, 2017,13(3).
中国的生态文明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并弘扬了东方古典哲学的思想精华，包容吸纳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科学内容，所蕴含的绿水青山的生态观、环境就是民生的福祉情怀，既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之传承与升华，更有着超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思想智慧和永恒价值。(32)Fred Magdoff,“Harmon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Beyond the Capitalist Alienation of Nature”,MonthlyReview,2012,(64):1-9.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超越了西方的生态伦理的局限，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一般规律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WesternEcologism:ACriticalAnalysisandItsInspirations
WangBo1,YuXiang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 2. Institute for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
Keywords]ecologism;growth limit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stract]Ecologism in western countries composes of two core parts: It reevaluates the conventional values of nature and have a new set of ecological ethics. It believes the limit of growth in nature. Based on the new ethics, ecologists put forward a new set of agenda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gim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key theories and their respective principle arguments,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ary course of ecologism in western countries.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sm in western countries provide valuable lessons and inspirations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号：2017YCXZD007)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治理与能源政策创新：国际经验与中国对策研究”(项目号：CXTD7-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29)；禹湘(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28)。
[责任编辑 刘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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