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群体意识是以宏观层面宇宙论中的“尽心”与“知命”，中观层面政治学说上的“忠君爱国”与“孝悌信义”，微观层面人生观中的“重义轻利”为内涵的“内圣”“外王”之道，它对当今的语言文化教育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群体意识；语言文化教育
古今中外，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一起构成了个人、人类社会内心思想与外在行为的两个维度。在中国，群体意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分析儒家对群体意识的相关论述入手，高度概括中国文人群体意识的重要内涵；再结合时代、世界现实探讨群体意识对中国思想道德、语言文化教育的借鉴意义。
一、群体意识的内涵
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同构成了中国文人人格模式的两面，而又以群体意识为主导。它主要根源于以忠恕之道，即仁道精神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儒家思想。粗略地说，忠恕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主要指以知、情、意与真、善、美为理想人格之主要内涵的人格学说，其人格不仅凝而为内在的德性，而且展开而为外在的德行，是修身之思；“外王”则包括儒家淑世思想、和合思想，儒家伦理和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观，是践世之道。其中，走向内在澄明的“内圣”心学是治理现实的、社会政治组织意义上的“外王”之学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应事而发，是“内圣”根据现实的具体状况制定的社会组织原则与个人行动准则，二者紧密联系，甚至有交叉重叠之处。由此看来，“内圣”“外王”当是“群体意识”的一体两面。
从发生学上看，儒家创始人孔子在兼做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的同时，也是集过去时代学问思想之大成的人。他“述而不作”，实乃“托古改制”。因此，群体意识的主要源头——儒家思想自然萌芽于总结性传承前人思想的孔子之前。之后，它横向吸收道家、法家、名家等各家思想，纵向兼容各个时代的新生因子，形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意识形态系统，主要有如下三个层次的基本内容：
第一，宏观层面，宇宙论中的“尽心”与“知命”。“天命”即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而对于外在的成败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因此，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1]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儒家因承认命(运)即天命存在的必然性而能给竭尽全力所为却得来的失败做出非常轻松的解释——“命”。但它有个前提：尽力而为，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面对全力以赴之后而不能如愿的结果，人们不必过于自责和颓废。基于此，中国文人的群体意识中才有了斗士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执着精神。屈原一生对“美政”的追求就是一大例证。
2015年，欧米茄携手瑞士联邦计量研究院 (METAS)推出至臻天文台认证程序，星座系列尊霸腕表成为全球首款获得该认证的腕表。自此以来，越来越多的欧米茄机械腕表通过METAS核准的严苛测试，成为获得至臻天文台认证的腕表。
第二，中观层面，政治学说上的“忠君爱国”与“孝悌信义”。古代文人讲“忠君爱民”“精忠报国”，一方面固然与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等统治手段的控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文人从小受到的儒家忠贞孝悌、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教育不无联系。何况，皇帝一手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他的一言一行均可能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安危。因此，文人心目中的“国君”已不再是与我们普通百姓完全相同的人，而幻化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这就使得很多情况下的“忠君”可与“爱国”等同。
所以，当那些参透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2]及“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古代文人，出于“忠君”之思而呼吁统治者“重民轻君”时，“忠君”不仅没与“重民轻君”发生冲突，还拥有相同的出发点——爱国。将“忠君爱国”外化为具体行动，按孔子的说法，治理国家者所重的要务是：“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他一再告诫为政者要重民、富民、宽民、爱民、教民。据《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是民本论所必然得出的政治思想主张，也为其思想后继者的民本论开创了理论前提。作为臣民，要务则是恪尽职守，各司其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基于此，中国古代文人的群体意识里才被灌输进了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即是对此的最好例证。
“君子”是指有仁德、讲道义之人。“圣人”本来是从“君子”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君子，后来才居“君子”之上。孔子自称为“君子”，别人称他为“圣人”，可见二者相通又相别。
“圣”本指聪明人，如《尚书·洪范》云：“睿作圣”。[3]孔子把“圣人”看作是全备天德、造福百姓，很难企及的理想人格并终生追求之，如《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孟子把“圣人”视为“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4]“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博施于民、平治天下的伟大人物，他把传说中的尧、舜、禹，也把现实中的伯夷、伊尹、周公、柳下惠、孔子视为“圣人”，而且认为“圣人”是可望不可及者，“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比孔子的“圣人”更具体了。荀子心中的“圣人”，既是一个有道德、有能力开创历史新局面的伟人，又是一个有智慧、通物理的完人。他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极矣”(《荀子·解蔽》)，“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荀子·哀公》)，“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悬天下之权称也”(《荀子·正论》)。“圣人”是十全十美、全智全能的济民淑世的理想人物。
低年级阅读主要还是以绘本阅读为主，绘本主要符合低年级学生的阅读习惯。通过简单易懂的画面并配上符合低段学生语言特点的表达，方便学生理解并积累字词句的运用，也培养了学生语感。建议低年级老师每周开展一次绘本课，引导学生根据图画故事讲述绘本故事。首先，每周周末布置阅读绘本任务，以小组合作形式进行阅读，比如四人小组合作阅读形式，组员独自完成绘本的阅读。其次，四人每人选择一个角色扮演。最后，课堂上通过表演再现绘本故事。每周坚持小组合作阅读绘本，不仅激发学生阅读兴趣，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阅读的能力及习惯。
先秦以后的儒家，几乎人人都讲圣、求圣、尊圣，以“圣人”为理想人格、奋斗目标、崇拜对象、化己淑世。
与“圣”紧密相连的是“贤”。“贤”最初指多财。《说文》云：“贤，多才也。从贝，臣声”，[5]段玉裁径将“多才”改为“多财”，《庄子·徐无鬼》说：“分人以财谓之贤”。[6]后来，“贤”专指有才能和德行，仅次于“圣人”的那种人。
儒家尚贤。《论语·子张》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能认识事物的根本道理者为贤人。孔子教育弟子互相学习，择善从之，向贤者看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论语·里仁》)。他还提倡、赞同举贤、任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7]
后世儒学把“贤者”视为“亚圣”，故将“圣”“贤”并称。他们认为，“圣贤”是人伦之师，万世之法，并作为淑世的理想目标和道德楷模而积极追求。
（3）方案1由于堤头口门位置位于水下沙坝上，该处波浪破碎导致泥沙运动非常活跃，因此在堤头位置泥沙输运率要比方案2大，并且输运率大的面积较方案2大。
第三，微观层面，人生观中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里提到了“君子”“小人”之别。“圣贤君子”是儒家人格理想的最高追求。
孔子一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教育弟子做君子，不做小人。他极端重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修养成了有德有识的君子，对人对事就可以做到有分寸且合情合理。为此，他须具备智、仁、勇三种品德，即“君子之德(或道)”。人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做仁人，行仁政，爱众人，济百姓，这便是君子之风。
第二，中观层面的“忠君爱国”与“孝悌信义”事关国家精神、社会风气的建设问题，是个人在面临来自国家、社会方面的大是大非问题时所做抉择的理论指导。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和平年代不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有人认为，当战争爆发、自然灾害来袭时，当然会义不容辞地担起国家民族大义；不打仗、不救灾，何谈忠君爱国？其实，只要世界有国别区分，只要你生活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会组织里，就必须承担起“忠君爱国”这一作为负责任公民的基本义务，比如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自觉维护和伸张正义等。二是，“孝悌信义”是个人私事。如果考虑到：人是特定社会中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必然受到所处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他的一言一行也必然影响到其他人以及这个社会，那么，当多子多女的老人无人赡养最终导致被饿死，亲生父母虐待子女，丈夫暴打妻子致死，兄弟姐妹骨肉相残制造灭门案等造成强烈反响的事件频频发生之后，大家还认为“孝悌信义”是“家事”“私事”吗？
点之，群体意识是以基于“内圣”的“外王”为最高追求，以“知命”与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坚韧性格，“重义轻利”的圣贤君子与“重利轻义”的世俗小人，“忠君爱国”的牺牲精神、社会责任感与“自私自利”的小我思想等多对矛盾对立中的“正方”的人格集合。数千年来，它与“反方”一起绵延下来，也因为有势利小民的对比而越发凸显了中国儒者鹤立鸡群般的高风亮节。
二、对当代语言文化教育的启示
第一，宏观层面的“尽心”“知命”亦即“进”“退”平衡术之间的智慧。它是指导整个人生的思想主线，不管是对于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等不同阶段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的家风建设、社会教育中社会风气的树立，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仅就学校德育教育而言，在倡导素质教育多年、进行多轮教改之后，很多中小学依然存在过分强调智育的现象，而智育又被简单地等同于考试分数和升学率。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界、教育界的论述多集中于对群体意识内涵的阐释，以及零星的、高度概括的例证式有关“如何达到”的点拨，如对孔子德治思想、[14]儒家仁学思想的总结、[15]先秦儒家思想哲学共性[16]等。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系统、详细阐释群体意识在当今国内外现实条件下的启发意义，主要包括：
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其实群体意识也不是中国哲学界独有的，如：现象学奠基人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8]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Jean-Paul Sartre)，[9]20世纪存在主义大师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0]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11]德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2]等，都曾在他们的相关理论里论及群体意识，甚至还论及了建构群体意识的途径，如胡塞尔认为，[13]群体意识可以通过群体化、交互主体性的途径建构起来。
21世纪中心作为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从项目组织管理和落实法人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强调将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做好创新服务。新兴际华集团总经理杨彬代表项目牵头单位表示，要切实强化法人责任、加强过程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圆满完成任务。
这样的背景，一方面导致了以升学率评估学校和领导、教师，以考试分数评价学生的片面评价机制，全社会的舆论导向多倾向于督促领导、教师、学生“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地“奋力向前”，激发出了全社会积极进取、争优创先的“满满的正能量”，这也可以视为德育教育——“尽心”教育成功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时代和社会里，“知命”却常常被认为是消极、负面的正能量，因而被忽视甚至摒弃。其实，早在无数学校、教师、学生参与排名，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以“第一名”为奋斗目标的同时，已经潜藏着无数隐患和危险了。因为正常情况下，“第一名”不会太多，甚至只有一个名额，那么，对于为之全力以赴的人来说，没有得到“第一名”，很有可能使其产生消极情绪，甚至是危险，这样的悲剧性例证不胜枚举，古有“范进中举”、今有“学霸考试失误跳楼”等。
可见，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多擅长鼓舞人们“全力以赴”“尽心尽力”追求进取、拼搏后“得”的激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记得：教育还有同等重要的另一大任务——“知命”教育，亦即流行语“认输”教育、“放得下是比拿得起更明智的智慧”所表达的果断放手的“失”的淡定，转向另一方人生风景的“峰回路转”。不仅仅是学生学习、学校教育，它对成人，甚至很多年近古稀依然锋芒毕露、一心进攻不知退守而身败名裂的“勇士”也适用。
儒家的圣贤君子，既是人生追求的理想人格，又是立身淑世的奋斗目标，更是道德品格的完满体现，因而绵延不断，永放光彩，对历代文人的人格铸就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君子风度”“文人骨气”才备受推崇：安守清贫、“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不畏权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临死不屈、“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都是先秦圣贤遗风的传承者。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覆盖条件下，日平均水温、平均最高水温、水温平均日较差按高低排列，均表现为单层薄膜覆盖、对照、双层薄膜覆盖的变化规律，其中水温平均日较差的差别最为明显；而对照条件下，小龙虾幼苗存活率和蜕壳率均为最高，说明对照条件下，水温环境最有利于幼虾适应新环境，成活率最高，生长发育也最快。
更多的时候，它们会趁人夜里睡熟的时候，悄悄打开窗子，将孩童抱走。它们远超一般兽类的智力和凶狠狡诈、睚眦必报的性格，使它们成为了山民最为痛恨、却也是最为忌惮的生物。
通过这些以往研究可以发现，从横向上看，对于“媒体会对政策变迁产生影响”这一观点，各学科虽论证方式不同，但已达成广泛共识；从政策学角度出发的研究不少，但充分运用理论展开主体细致分析的不多。从纵向上看，有研究已发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影响政策议程、政策变迁上的差异，但缺乏理论指导下的深入比较，也未能结合当下我国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
因此，这给了我们语言文化教育两个重要启示：其一，“忠君爱国”并未过时，在没有了皇帝、皇后的时代，我们要对祖国、各级领导、师友保有忠诚、赤爱、友善之心。因此，在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和“忠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必须的，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忠君爱国”教育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发展的需要，更是顺应时代和世界的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其二，“孝悌信义”不是个人小事，而是社会大事。社会中的个人貌似可以在讲究“孝悌信义”与违背“孝悌信义”之间进行自由选择，但是，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身边的小社会和人类大社会都有一套完善的道德评判标准，它会在无形中督促背弃“孝悌信义”的不良公民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否则，必将为之付出代价。
可见，我们的语言文化教育在传授语言知识，要求学习者做到“语言美”，以及讲述文化知识，提高学习者文化素养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培养学习者具备“忠君爱国”“孝悌信义”的内在意识和行为理念，它所带来的无形价值，甚至比广博的语言文化知识和高分数更为宝贵、影响更为深远。
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在“十一五”期间研制了9BQM-3.0型气力式免耕播种机，如图7所示。该设备不受种子外形尺寸和重力等物理特性的影响，可以实现单粒体高速排种；在不更换任何零部件的情况下，能满足人工种植草场、天然草场的补播和各类大田作物种子的条播要求，适应性广、播种均匀；能够在田间实现破茬、开沟、播种、覆土、镇压和铺平等联合作业。
第三，微观层面的“仁爱君子”与“势利小人”之辨经常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人际交往中，人们普遍希望自己所结交的对象是“正人君子”，也往往自认为自己是正派君子，并十分鄙视势利小人。细究起来，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儒家思想体系里边，“君子”暗含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正”，即“正直”“正派”“正大光明”，站得直走得正、不使阴招。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感觉放松、放心、愉快，所以令人向往；二是“义”，即“仁义”“重义轻利”“义薄云天”。在世俗利益和诱惑之间，君子毅然决然选择“仁”“义”而放弃眼前利益和享受，这是很难做到的，因而感人肺腑，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辅佐晋文公即位后立即隐居山林的介之推等。
“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义利之辨，其实区别的是人品的高贵与卑劣。明白这点，就会发现，它对当今的语言文化教育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当今世界，背信弃义的“小人”层出不穷，提倡“诚信”“道德”，对培养“谦谦君子”有着现实需求；物质生活水平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精神文明生活需要大力加强，应与物质生活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匹配，否则，如果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借助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科技水平，势必给人类带来更具破坏性的后果。
可见，语言文化教育中，如果能适时引导，将“仁爱君子”意识渗透进教学活动和内容中去，让学生于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中流露出圣贤君子风范，那样的话，“势利小人”也就无处藏身了。要实现这一教育目标，既需要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垂范，也需要家庭教育积极配合以巩固其教育效果，更需要社会这个“大熔炉”提供一个以君子为荣、以小人为耻的大环境。三个因素相辅相成，需要相互配合、产生合力才能达成目标。
三、结语
在中外教育史上，语言文化教育一直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语言文化教育的内涵来看，语言和文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7]语言教育远非教人说话写字那么简单，文化教育也并非可以离开语言能力而空谈文化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文化教育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隐约可见却伟大深远的共同目标——思想境界或精神修为的提升。[18]
从语言文化教育的外延来看，它又是十分抽象、宏大的，远非“语文”“中国文学”“文化史”之类的课程可以概括，而是可以与思想意识、哲学体系等量齐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的辩证法、宗教信仰，中国的儒释道都可以纳入语言文化教育体系之中。
可见，语言文化教育确实十分抽象、宽泛，难以把握要义。所以，我们有必要从中吸取精华，由浅入深地逐步实施到教育实践中，比如，先从儒家思想中提取群体意识的内核——“内圣”“外王”，以及由此生发开来的三大内涵：“尽心”与“知命”的进退术，“忠君爱国”与“孝悌信义”准则，“仁爱君子”与“势利小人”日常行为之辨出发，通过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以及家庭、学校、社会全方位地用言传身教、正面榜样和反面典型等多渠道的宣传和教育，共同促进学习者提升群体意识，提高精神境界。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殷晓明.荀子[M]//周宪，程爱民.《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孟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庄子[M].汪鹏生，汪巧玲，注评.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7]左传[M].蒋冀骋，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6.
[8]钱立卿.现象学哲学作为严格的构造性科学体系——论胡塞尔的《观念》[D].复旦大学，2013.
[9]张李淑琪.萨特群体意识形态研究——以萨特社会集团理论为分析视角[D].华中师范大学，2014.
[10]王晖.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与群体意识形态的关联性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11]刘蒋茵.弗洛姆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群体意识形态关联性[D].华中师范大学，2014.
[12]徐涛.哈贝马斯主体间性与群体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13]罗海波.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理论的重新定位[D].吉林大学，2014.
[14]夏文强，论孔子的德治思想[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1).
[15]宋丹阳，白春阳.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对家庭伦理的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10).
[16]刘金清.先秦儒家思想表现的哲学共性[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3).
[17]王铭玉.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18]钟启泉.“三维目标”论[J].教育研究，2011，(9).
TheConnotationofChineseGroupConsciousnessandItsEnlightenmenttotheCurrentLanguageandCultureEducation
ZHOU Tong-yan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10，China)
Abstract：As the core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the group consciousness is the “inner saint” and “external King” in the cosmology of the macro level；“loyal and patriotic” and “filial piety” 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middle level；“the value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 light of interest” in philosophy of the micro level. It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today.
Keywords：Confucianism；group consciousness；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2.029
[收稿日期]2018-05-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6FYY011；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江西省教育厅)2017年省级重点项目，项目编号：JXJG-17-2-5。
[作者简介]周同燕(1978-)，女，湖北宜昌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华文教育、现代汉语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02—0129—05
责任编辑：魏乐娇
标签：君子论文; 论语论文; 儒家论文; 群体论文; 意识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16FYY011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江西省教育厅)2017年省级重点项目; 项目编号:JXJG-17-2-5论文;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