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意识形态资源，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具有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党的长期执政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一定挑战和风险。新时代加强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建设，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守共同理想信念，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基础；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以人民为根基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关键词：新时代；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党的长期执政
政治合法性表达着民众对政治统治的自觉接受、服从和认可，是思考政治体系效能和活力的重要着眼点。作为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论证政治统治合法性、增强政治统治凝聚力等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并日益成为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严峻复杂，如何在纷繁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新时代加强我国政治合法性建设、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193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2]41在当前我国新的历史方位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在政治合法性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深入分析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与风险，积极探索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处于坚强领导核心地位。
1.1 细胞、质粒与试剂 人肝癌细胞系 Huh7 细胞的衍生细胞系 Huh7.5.1 细胞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钟劲研究员馈赠，用于制备细胞培养产生的 HCV（HCVcc）；人肝癌细胞系 Huh7 细胞由本实验室保存，用于研究 HCVcc 感染与 AchE表达二者之间的相关性。J6/JFH-1 嵌合全长 HCV基因组转录质粒由洛克菲勒大学 Charles Rice 教授馈赠。
宁夏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大、中、小”工程并举，地表水、地下水、跨流域调水综合利用，基本构建起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体系。引黄灌区跨乡镇整片推进，推行规模化建设，全部供水入户；中部干旱带以引客水为主，随着7项重点供水工程的建设，构建起了长远解决群众饮水问题的骨干工程；南部山区立足当地水资源建设集中供水工程，沿主要流域自上而下推进。
一、意识形态对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其持久维续需要诸多因素的协调运作，意识形态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合法性资源。意识形态与政治合法性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政治合法性本身蕴含着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强调民众从心理和行动上自觉认可现行政治统治；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本身的属性使之能够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论证和保障功能，并促进其他合法性来源作用的发挥。
(一)政治合法性蕴含着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不断发展的概念，最初在古希腊思想中表达“合乎法律”的含义，并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相联系。中世纪以后，其主要内涵发生了变化，更多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近代以来，合法性理论获得更为全面的发展，重在强调某一政治秩序是否、为何以及如何得到其内部成员的认可，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其中两种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
这位“Ian·斯坦·戴”在酒圈里是出了名的好玩。十一年前从澳洲辍学回国自学葡萄酒，后来当过侍酒师，担任过葡萄酒大赛项目的总策划，翻译过几本葡萄酒书籍，给亚马逊做全球葡萄酒直采……到2017年，他跟几位同样年轻的小伙伴到贺兰山东麓创立了一个酒庄——小圃酿造。
不过，尽管在对概念本身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但各种研究视角都体现出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更进一步来说，政治合法性本身蕴含着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规范主义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并非取决于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可程度，而是取决于政治体系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不受外在舆论或其他因素影响的价值标准，政治统治只要符合上述特定的价值标准即为合法。该理论的集大成者当属卢梭，他将“公意”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同时认为政治统治的持久运行存在着“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3]，这种规则来源于共同体成员之间达成的契约，是共同体公共意志的集中表达，即“公意”。政治体系只有符合“公意”才具有合法性。这种“公意”作为一种价值原则，实质上就是政治统治中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在政治统治中发挥着凝聚价值认同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20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坚持党的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建设目标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意识形态资源，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党的长期执政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
李普塞特、伊斯顿、哈贝马斯等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对合法性概念和来源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论述，而意识形态基础始终不曾离开过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如李普塞特指出，“任何政治体系，若有能力产生并维持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该社会最为恰当的信仰，即具有政治合法性。”[6]伊斯顿重点探讨了政治合法性来源问题，他将合法性来源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7]，并同时指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首要方面，能够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论证和群众的自觉认同。另一位对合法性理论研究贡献较大的学者是哈贝马斯，他尤为关注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将合法性表达为“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8]，即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具备的特定价值准则的支持和认可。哈贝马斯同时指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不应仅仅着眼于政治体系本身，更需要从相对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发掘。过分注重政治体系的有效性而忽视社会文化与价值规范的重要意义，很难形成具有持续性的合法性源泉，最终也必将失去来自社会文化系统的支持。哈贝马斯因此强调政治合法性来源于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认可，并注重其“合法性信仰”的养成。
意识形态最初属于哲学认识论范畴，其概念由法国哲学家斯杜特·德·特拉西首先提出，用以说明观念的产生规律与基本原则等理论问题。此后，意识形态一词被广为使用，尤其是随着马克思、列宁、韦伯、卢卡奇、葛兰西、曼海姆等学者的讨论而逐渐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并日益与政治实践相联系。不过，由于概念本身的复杂性，自意识形态概念产生至今，对其内涵始终存在着多样的解读。
(二)意识形态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论证和保障功能
尽管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的合法性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制度环境，但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基础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领导水平中的作用显著，并构成探讨我国政治适应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变量。近年来，对于政治合法性问题本身的讨论也愈发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无论是从政治体系角度考察自身的存续与发展，还是从社会大众角度考察其对政治体系的拥护认可，都显示出意识形态与政治合法性的密切关系。
尽管如此，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还是具有一些共性的特征：第一，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种阶级性一方面体现在意识形态是伴随阶级社会的产生、在阶级社会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是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观念和意识的总和；另一方面，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始终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阶级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9]178被统治阶级一般要遵循和同化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第二，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意识形态并非单纯抽象和虚幻的存在，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它以政治理论、社会思潮、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多种形态呈现，并对政治运行、社会形态、个体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同时，意识形态还可以通过教化和宣传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并外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第三，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9]178，它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政治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意识形态受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同时，意识形态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和相对独立性，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实现传播与传承，为社会成员提供深层的精神力量，对现实实践提供有力指导。
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彰显着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方向。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20]168下大力气凝聚起社会价值共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是筑牢党执政的社会思想基础的铸魂工程。
第一，意识形态能够为政治统治提供理论阐释和道义论证。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9而理论之所以能掌握群众，就在于理论具有彻底的现实解释力，能够为人民所信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体系，是对现实社会实践的集中反映，能够以其特有的感召力为政治统治提供理论论证。尤其是在现代政治统治中，政治合法性从根本上需要依靠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心理认可，且这种心理认可不仅在于当政治统治为民众带来积极利益时获得人们的认可，更在于当政治统治遇到现实困境时，人们依然能够拥护现行统治，共同克服困难。因此，政治统治需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软”功能，从理论上阐释和论证现实的政治秩序与行动纲领的合法性，以获得社会成员的自愿支持。
第二，意识形态具有强有力的团结动员功能。意识形态是由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诸多社会意识构成的总体[10]，其核心是维持政治统治、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对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塑造，激发人们的政治认同，增强政治凝聚力，同时能够有效调动人们的政治热情，实现利益整合，保持人们在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支持基础。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11]，这种“堡垒和工事”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在政治社会中发挥着凝聚、动员和利益整合的“水泥”作用。
第三，意识形态对政治合法性的其他基础要素具有能动作用。在现实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政治合法性需要基于“法律规则”“统治绩效”“价值规范”或“政治程序”等诸多正当性“统治理据”[12]，政治合法性集中表现为民众对上述“统治理据”的认同。其中，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以及意识形态基础[13]是建构政治合法性最为重要的三个要素。政治合法性的规则基础主要体现为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有效性基础则表现为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应性，而意识形态基础重在强调广大社会成员对思想上层建筑的认同。意识形态直接作用并影响着政治规则，并与经济基础发生着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关系。因此可以说，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对于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的功能发挥都产生着重要的能动作用。
二、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及面临的挑战
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尽管重点关注经验事实，认为政治合法性更多与政治统治的正当有效性以及对统治的认同相联系，但仍表现出与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论述则体现了这一点。韦伯认为，政治合法性意味着“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4]，而社会成员之所以承认和服从政治统治，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自身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换句话说，“任何权威，以及相应的，任何服从的意愿，都是依靠一种信仰”，即“合法性的信仰”[5]。而政治合法性所强调的这种“普遍信念”或“合法性信仰”正是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
(一)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担当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POD（过氧化物酶活性）测定采用愈创木酚法[11]反应体系为0.3% H2O2 1 mL、0.2%愈创木酚0.9 mL、pH 7.8 PBS 1 mL和酶液0.1 mL，测定470 nm处吸光值。
第一，高举旗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基础的核心，就在于它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指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重大使命，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无论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史，都印证着同一个道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是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科学理论武器。只有始终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4]，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党的执政地位才能更加巩固，国家才能不断繁荣发展。
党的执政根基在人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1]18意识形态工作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第二，不忘初心，始终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灾难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带领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努力奋斗。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始终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最为重要的价值基石。
第三，坚定自信，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5]349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坚定文化自信是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历史上作为革命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文化基因，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努力奋斗、开拓创新凝练而成的传家宝，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融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体的党的文化旗帜之魂。十九大报告指出，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造和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根支柱，坚定“四个自信”，尤其要充分认识到文化自信是更为根本的自信，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以文化自信支撑意识形态建设，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战略要求。
首先构建HDecode和Julius的语言模型。在第一步中，本文将n-gram顺序增加到四，发现三个是对实验语料库的最佳选择。观察三个阶段的最佳结果，决定将这些结果用于其他解码器。在测试运行中，本文使用了HDecode和Julius的ARPA trigram语言模型。在第二步中，本研究比较了不同的模型初始化参数构建n-grams语言模型。通过对比发现Witten-Bell discounting是语料库和Julius的HDecode的最佳选择。
(二)当前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所面临的挑战
近些年来，我国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社会利益分化，现实矛盾凸显。一些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有待改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借助全球化、网络化肆意横流，这些现象严重侵蚀着我国政治合法性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当前，要以问题为导向，在看到意识形态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深刻认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认同存在弱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近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史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16]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认同由于现实的诸多矛盾而受到冲击和损耗，初始合法性面临挑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度泛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种错误思潮极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奋斗史，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它们通过史学著述、文学作品以及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广泛散布传播，否定党执政的历史依据,损害党的公信力,动摇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动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颠覆社会基本共识,影响政治稳定,制造社会分裂等[17]。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是通过消解人们的历史认同、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错误思潮通过互联网传播在社会中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造成严重的认识混乱。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面临威胁。首先，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大量矛盾和问题，部分成员利益受损，相对剥夺感增强，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降低，对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与理论体系产生质疑和否定；另一方面，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暗流涌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甚嚣尘上，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和现实解释力下降，领导权和话语权面临严峻挑战。其次，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宽、松、软的问题，一些领导干部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立场不够坚定，旗帜不够鲜明，存在“失语”现象。不仅如此，由于理论武器长期被搁置，运用理论武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下降，执政的传统优势有变为劣势的危险。最后，一些学者“仅仅把教授马克思主义当作‘谋生手段’，讲而不信，或半信半疑，或似是而非”，还有些人“打着‘创新’的旗号，却悄悄把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母本圭臬”，或者“只知道用自认为深奥的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去推论，或只知从经典中去找根据”[18]，弱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创新与传播。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加速渗透。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人们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展且跨越了时空限制，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价值生产和传播方式更加即时便利，价值渗透和价值输出也更加具有隐蔽性。在此时代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借助其经济、技术优势，“试图在新媒体环境下，利用移动互联网发起对中国的新一轮更加猛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企图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阻止、干扰中国的发展”[19]，针对国家机器的组织方式，他们主张“宪政民主”“军队国家化”；针对社会运行模式，他们要求“公民社会”；针对经济发展方向，他们鼓吹“新自由主义”“国企私有化”；针对公民个人生活，他们兜售“个人至上”“享乐主义”“普世价值”等等。不仅如此，一些国外商业机构、文化机构、NGO等组织不断渗透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而且输出错误思想，扰乱民众思想，干扰我国改革进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
第四，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多元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高速发展，地域、城乡、行业之间差异性逐步凸显，利益诉求多样，价值观念多元，且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和高度多样化的特点。各种价值观杂然并存，在处于深刻变革的中国社会里持续分化和整合，社会领域中价值困惑和价值矛盾凸显。可以说，“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0]101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顾及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需要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导向和道路选择。因此，寻求改革发展的最大利益共识，切实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凝聚全体人民的价值公约数，成为当前推动改革继续前进的关键着眼点。
三、强化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路径
为有效应对当前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与挑战，不断强化政治合法性建设，需要加强价值引领，下大力气凝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筑牢党执政的思想基础；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近年来国内旅游市场出现供需两旺的快速发展态势。2009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为发展目标，国内旅游人次连年增长，社会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旅游越来越融入百姓生活。“全域旅游”的提出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也是拓展了旅游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旅游消费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的需求日益凸显。2018年初山东省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创建单位名单公布，这也昭示着中医药旅游作为新业态已经从概念过渡到落地实施。
(一)核心是“价值共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筑牢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正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上述特征，意识形态对政治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功能，这些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价值共识植根于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加强和巩固全社会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各阶层社会力量，最为根本的是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5]349文化自信是我们党保持精神独立性的基础，同时也是党凝聚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的基础。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风险与挑战，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滋养、浸润和引领社会思想文化建设与发展，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普世价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价值共识源自于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15]323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筑牢政治合法性的基石和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共同理想能够反映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共同愿望，能够把国家、民族、集体和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奠定社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我们要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引领、团结、凝聚十几亿中国人共同奋斗的精神旗帜、思想指南、文化导向和道德基础，形成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价值共识落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新论断聚焦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把“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同“培养什么样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鲜明地指出了我国价值观建设的根本。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与挑战，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对于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意义，下大力气做好价值观建设工作，做到强基固本，凝魂聚气，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二)主体在“人民”：以人民为根基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计算连续相时，采用二阶精度迎风差分格式，并基于有限体积法计算连续相控制方程，通过Coupled算法求解压力速度耦合，采用分离式求解器求解控制方程。计算离散相时忽略雾滴运动对气流场的影响，采用非耦合方法考察雾滴分布，通过积分颗粒作用力微分方程得到颗粒的运动轨迹。计算过程中压力、动量、k和ε等的亚松弛因子取默认值。
第四，引领未来，自觉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一个政党的奋斗目标能否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理想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改变国家命运、实现民族复兴是一代代中国人的最大梦想和共同期盼。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确立起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而成为走在社会前列的时代先锋和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民族脊梁。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1。顺应新的历史性变化，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和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第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21意识形态工作要服务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回应和解答新时代发展所提出的新课题。要坚守人民立场，从人民群众中吸收养分、汲取智慧，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的价值诉求。要树立人民标准，遵循“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原则和方法，把“人民拥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标准。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22]在工作中以问题为导向，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紧密结合，通过扎实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大力筑牢党的执政之基。
脑卒中属临床常见多发疾病，尤以缺血性脑卒中占比较高，致死率、致残率较高[1]。动脉粥样硬化被认为是缺血性脑卒中常见病因，随着缺血性脑卒中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炎症细胞及炎症介质在缺血性脑卒中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2]。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是一种新型炎症标志物，其可将低密度脂蛋白中的氧化磷脂水解并生成溶血磷脂酰胆碱及氧化型游离脂肪酸，这些促炎性产物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起始、形成、发展以及斑块破裂等阶段[3-4]。本研究旨在探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影响因素，分析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发生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第二，着重引导发挥知识分子群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群体，在知识传承创新和思想文化生产方面具有特殊的社会作用，要大力引导发挥各类社会领域和行业中知识分子的骨干作用，形成同心同向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合力。具体而言，文艺工作者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文艺的最大正能量。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正面宣传为主，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高校教师要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总而言之，新时代条件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一定要切实发挥好知识分子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的重要作用。
第三，做好网民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网民有8.54亿人，青少年是人数占比最大的网民群体，能不能做好网民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加强网民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善于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让互联网成为党联系群众新的纽带和平台，努力形成网上网下的同心圆，把亿万网民凝聚团结在一起；要加强网络文化内容建设与管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批驳网上错误思想观点，做到以“一元”引导“多元”；要提升做好网上舆论工作的本领，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改进创新工作方式，通过把握“时、度、效”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把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变成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有力增量”；要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法律法规建设，以“人民利益”为标准来建设“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为广大网民建设一个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精神家园。
(三)关键在“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21]22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做好，党的自身建设是前提和基础。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引用孔子的名言来说明为政之道：“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说明了为政者自身行为端正、率先垂范的重要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做的是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工作，党只有做到自身过硬、知行合一，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因此，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配套的壁挂炉大都为中低端产品，质量相对较差，部分品牌售后服务难以保障，建议国家未来几年对农村地区天然气供气管线和壁挂炉的安全运行予以重点关注，避免好事变坏事，避免因设施不能正常使用出现“返煤”现象。
第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突出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保证党的建设的根本性质与政治方向，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的基础工程；以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加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教育，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证；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党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抓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来固本培元。
第二，狠抓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管党治党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自身过硬，发挥表率作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时刻拧紧“总开关”；要带头尊崇党章，带头守纪律讲规矩，做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模范，带头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时刻保持清醒认识，保持清正廉洁，“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在党的反腐败斗争中勇于担当，敢于亮剑；要不断提高执政本领，走在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线，敢做会做善做意识形态工作，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切实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
第三，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党的一大政治优势，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牢牢抓住“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个意识形态工作的“牛鼻子”，“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193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引领社会。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风险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可能遇到的重大风险之一[23]，努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群众。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斗争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康复护理通过全程的心理干预，扭转患者的消极、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的康复能动性及自我效能感，为康复训练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通过饮食干预与血糖监测，在积极控制血糖水平的同时促进患者搭建科学、合理的糖尿病饮食结构，为患者血糖的长期控制提供了方法与指导，促使患者以“五架马车”并行模式进行糖尿病的有效控制；通过专业的按摩手法，刺激患者患肢肢体感觉，加速局部血液循环，改善神经功能，根据患者具体病情及自理能力进行科学有效、循序渐进的康复运动，最大程度上恢复患者的肢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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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10-0070-08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研究”(18BKS15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瑜(1974-)，男，河南新乡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校德育与网络文化；谷永鑫(1992-)，女，黑龙江大庆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政党意识形态建设。
【责任编辑：闫生金】
标签：意识形态论文; 政治论文; 合法性论文; 基础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法律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理论导刊》2019年第10期论文;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研究”(18BKS150)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