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
国民政府卡脖子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严峻形势迫使国民党政府调整对内政策，走上国共合作、共渡劫难之路。不久，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大批涌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八路军及地方党政军人员扩展迅速。
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对华政策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受其影响，国民党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并制定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军事上，国民政府指使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让阎锡山策动晋西事变，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遭遇失败后，国民党又将军事摩擦重点转向华中的新四军，先后挑起定远、半塔、郭村、黄桥等冲突，1941年1月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仅停发新四军军饷，连八路军的军饷也停发了。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对陕甘宁边区等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政治蚕食、经济封锁，企图全方位封堵陕甘宁边区，扼杀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
陕北本来就地瘠民贫，靠100民众养活边区10万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压力非常大。边区面临着缺衣少食的严峻形势，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1942年所写《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描述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一九四零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共产党人没有被困难吓倒，制定“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化工专家克难关
为把大量优质食盐源源不断运销到南部，1941年5月，中共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决定实行带有军事化、半强制性“官督民运”的全民运销食盐政策：全边区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督促民众运销食盐，完成运销食盐的指标。
1940年6月，边区政府将主要盐田、盐坝收归公有，交军委后勤部接管盐业生产，大力提高产量。1940年秋，三五九旅四支队的2000余名指战员，开拔到定边盐场堡驻防打盐。战士们自己动手，在花马池盐湖畔的长城上挖窑175孔，割草铺地为床，垒土筑灶为炊。他们同群众一起，砍柴压坝、修田整畦、打井挖巷、筑路平坨，进行盐田基本建设。至年底，修筑盐坝子801块。同年，驻定部队警三旅，收回苟池盐湖，并新筑盐坝子280块。是年，定边盐湖便产盐40万驮（每驮75公斤）。除此之外，定边县政府还采取多项奖励举措，吸引移民前来打盐；并开展劳动竞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
此前，陕北盐业生产经营为私有制，盐田、盐坝为地主和小生产者所有，边区政府在三边设立税务局，征收盐税。华寿俊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对陕北的池盐进行了分析，反复试验，帮助边区解决了三边池盐的杂质问题，研究出分离芒硝、碱等矿物质的工艺，应用于工业生产，使陕北的苦盐变为优质食盐，边区食盐一举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
大概是因为有了些距离，爱情里的美好就显露出来了，他们都知道其实他们还爱着，所以在“分手”一个多月的时候，他们还是复合了。
1937年，之江大学肄业生、青年化学家华寿俊辗转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工作。
当时延安计划出口食盐60万驮，其中6万驮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虽仅占任务10%，因该任务具有大面积、持续性，严重影响边区农业生产，加重了广大干群的负担，出现《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报告提及的“经过经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人民负担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等劳民情况，基层干群颇有怨言。
这位家长称：“名字挺好——《叶问》，一年级才学一个半月，字都写不了几个，要完成科学老师完全没有带过的12页手写项目学习报告，我看，名字还是改成《咋整》吧。”这位爸爸是个工科男，花了整整两天完成作业，“更气人的是，有一项还要收集一棵树不同时期的树叶，坑死了，上哪找去？”
以边区政府领导林伯渠、谢觉哉发现了运盐工作存在的劳民问题，并开展了相关调研，他们主张“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并为此写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决断。
总之，此研究针对湖南省城乡小学英语教材的使用差异产生的小学生英语综合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希望能引起湖南省各个市区及农村地区小学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在教材使用方面，严格教育更要按照教育部要求执行，尽快缩小城乡小学生英语水平的差异；不断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公平；鼓励小学生家长加大对孩子英语学习的重视力度，提高小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和教师对教材的高效利用。学习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结合的过程，只有教师与学生双向互动才能促进小学生英语水平的整体提升。
陕北军民运送食盐
运盐引发的争论
食盐自古就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从春秋时期开始，我国就开始盐铁专卖，盐铁成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以后历代皆沿袭之。陕北的池盐储藏量丰富，但陕北池盐含芒硝等杂质多，因生产工艺落后，千百年来只能出产质量低劣的苦盐，不受市场欢迎。
泡菜制作过程中一般会伴随亚硝酸盐含量的逐步增加，给泡菜带来了安全隐患。乳酸菌能够降解亚硝酸盐是由于其含有亚硝酸盐还原酶，该酶能够作用于亚硝酸盐使之分解产生氨[10,11]。将36株乳酸菌株按1%(V/V)接种量接入含125 mg/L的亚硝酸盐培养液中，30 ℃培养，间隔12 h取样，测定培养液中的亚硝酸盐含量，计算菌株对亚硝酸钠的降解率。
此时，食盐的运销事关陕甘宁边区的生死存亡，是边区的希望所在。中共西北局要求边区政府组织广大民众运销食盐，渡过难关。为此，边区党政部门间爆发了关于如何运销食盐的大争论。
于是，食盐成为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最大收入，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成为边区的战略物资。边区盐税收入迅猛增长，1940年盐税仅4.4万元，1941年近40万元，1943年达400多万元，1944年达2400多万元，1945年近1.8亿元，承担了边区70%的财政来源。
只有把边区北部出产的优质食盐运到边区南部，才能换取边区紧缺的粮食、布匹等物资，边区为此开展了全民性运盐、销盐运动。首先边区发动群众修通了1000多公里的大车路，接着组织每户参与往外驮运盐。定延线群众为此编了顺口溜道：“今年民国三十年，边区经济正困难。定延路上是九站，边区政府把令传。调工调民路修宽，计划三年要修完。发展运输把盐运，克服困难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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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军民晒盐的场景
毛泽东亲解矛盾
因为食盐的运销事关边区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洞悉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真听取双方的意见，慎重调处边区党政之间的矛盾。
两害相权取其轻。1941年7、8月间，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十封信，并与二人多次长谈，要求二人不能仅从经济角度，还要从政治角度看待运盐问题。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做了总结发言，指出边区财经问题主要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的方针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大量出口盐，平衡出入口。1942年12月，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解释道：“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对于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此外，毛泽东指示开展调查了解，总结运盐工作的是非得失，尽量避免失误，提高工作效率。鉴于每户运盐不利于节约人力畜力，加上不少农户缺少长途运输的经验，南区合作社主任、共产党员刘建章建议各农户以公盐代金方式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包运包缴的办法，得到农民响应，年底南区合作社超额完成了全区公、民盐的运销任务。毛泽东对南区合作社边区的做法高度肯定，予以推广，并授予刘建章“特等合作英雄”称号。于是，边区普遍推行南区合作社的做法，1944年陕北合作社的驴马等畜力达6267头，承担了边区运盐的主要任务，减轻了广大干群的负担，边区顺利渡过了难关，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
在盐政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是党在盐政领域的卓越实践,体现了初始形态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职能作用。经历了陕甘宁边区执政的锻炼，我党培养出大批经济管理人才，为我党走上执政党地位、全面接管新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假如没有国民党在陕甘宁的卡脖子、出难题，我党可能还难以获得执政的经验，新中国可能还要走更大的弯路，这是国民党最初所没有想到的。
（责任编辑：杨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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