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必须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指出了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两重原因，同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而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惯性、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惯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惯性为内容的历史文化思维惯性同样是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重要原因。只有突破这三种历史文化思维惯性，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才能更好推进，从而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西学东渐；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
一、 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现状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6年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科技创新备受重视。作为中国社会建设发展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应在科技创新领域给予理论观照，提供理论支持。但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的研究，在研究层次上多是硕博论文，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王伯鲁、乔瑞金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技术哲学理论的研究专家就意识到，同时在他们的著作中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不充分，需要继续推进。王伯鲁指出，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没有技术哲学这一主题，技术哲学、科技创新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支流存在着，“与技术相关的讨论往往作为支流”[1]。乔瑞金同样指出，“我国学术界重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而忽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2]，没有对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科技创新思想进行系统、学理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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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想要对焊接质量进行提升就必须对于焊接的机械化与自动化进行持续的推进。结合当前的情况可以发现船舶制造业的焊接人员无论在理论知识方面、职业素养方面以及焊接技能水平上都存有明显的不足，基于这种情况只要对焊接的机械化与自动化进行不断的推进，并且结合合理有效的焊接工艺才能使一些焊接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被控制在最低的范围之内。
直到如今，我们仍旧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支流、边缘地位中解放出来。这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的“科技创新处于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的论断匹配度低。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需要推进，从而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持。
探寻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的前提。而针对这一问题，《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二、《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的观点
《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一书指出：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研究处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缘地带。而对于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原因，该书指出：“本研究认为，至少客观上存在两种思维惯性，经常有意无意地干扰着学术研究。其中一种是科学逻辑，另一种是资本逻辑。”[3]37同时对科学逻辑和资本逻辑二者在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说明，“资本逻辑是台上的格局，看得到摸得着，直接影响着演员的表演，即学者的研究；但科学逻辑更像是舞台的整体背景，甚至是观众的期盼，根本不需要说明白，却是不经意间地，也是必然地影响着演员的表演，即学者的研究”[3]37-38。因此，可以说《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提出了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科学逻辑思维惯性；二是资本逻辑思维惯性。
竹林年龄结构为3度竹以下，其中3度竹留20%，2度竹和1度竹各留40%，立竹量在140～180株/667 m2，竹子眉径一般为7～9 cm，最大不能超过11 cm。竹子全部钩梢，留存盘数12～15盘左右，第1档开枝越低越好。材用林改造初期，由于竹子眉径大、竹子高，钩梢时留存盘数在15～17档为好，立竹量可适当减少10～15株/667 m2。区块内留竹不宜过度均匀，最好预留2～3个面积在3 m2以上的空档地带，以便透光通气。
(一)科学逻辑思维惯性
《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一书详细地讨论了科学逻辑思维惯性，以及科学逻辑思维惯性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阻碍作用。科学逻辑就是我们面对科学与技术的时候把技术看作科学在实际中的运用，从而将技术置于科学之下并且形成了一种科学研究—技术运用—社会福利为逻辑的科学观。因此，当我们在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甚至是看到马克思在描述工业革命中由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极大增长时，我们不会把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归结为科技创新，而归结为了基础科学研究。所以，即使马克思本人有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但是科学逻辑思维惯性也使我们不会把重点放在马克思的科技创新思想上。
(二)资本逻辑思维惯性
在讨论了科学逻辑及科学逻辑思维惯性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阻碍作用之后，《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将讨论重心转向了资本逻辑以及资本逻辑思维惯性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影响层面。该书指出，资本逻辑思维惯性使我们理解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极大进步的原因时限定在了资本上面，形成了资本是支配和决定一切的主体的理解模式。那么，资本之外的技术，就游离出人们的视线，即使是我们看到了科技创新的作用，我们也会认为科技创新是由于资本的投入，资本的投入推动了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进步带来了科技创新。
但是，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原因并不仅限于此。因为《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对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原因的分析重点放在了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内部现状和外部现状层面，而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在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出现了推进难题，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所特有的因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产生。所以，可以从中国特有的因素去分析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原因，对于中国特有的因素，本文称之为历史文化思维惯性。
三、 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三重历史文化思维惯性
从科技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三个方面被我们划分成了相对独立的三个阶段，由此形成了一种中国西学东渐历程中科技、制度与思想文化三阶段相对分离的认识，从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挽救中国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没有起到作用，更是加剧了近代化过程中科技、制度与文化分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和变革,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和影响。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经历了反思与冲破中华传统文化,选择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14]。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由科技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探索之后，终于发现了思想文化救中国的意义。在众多的思想文化中，人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理论，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未能救中国，而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理论救了中国。当人们看到这种反差的时候，就已经将科技与思想文化相互独立起来，明显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与科技创新相互独立的倾向。
(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惯性
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惯性是在总结中国西学东渐历史经验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忽视了科技创新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并把科技创新和近代化过程中的其他阶段分离开来。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诸多学者就曾尝试运用科学认识范式去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如“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穷性至命，在主客关系上天人不分，在思维方式上笼统模糊，在议论风格上玄谈臆想”[5]。张岱年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也不依附宗教”[6]。金岳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及认识合一，哲学家同他的哲学合一”[7]。李存山认为中国哲学的理论架构，“基本倾向实际上都是旨在讲明人事应该如何的价值观”[8]。李承贵则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大致可断定为研究对象上重人不重物、思维方式上偏重直觉体悟、学术旨趣上崇尚经世践行、解释理路上遵循生命生机、建造境界上追求中和圆融”[9]。
综合上述学者、名家的观点可知，以中国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侧重对“人”的观照，人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无法取代人的中心地位，都处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支流地位。不仅在关注点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人”为中心，在认识世界的方法和目的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有着以“人”为中心的特征,如大家所熟知的《大学》开篇的“三纲领，八条目”就在告诉求学者，最高深的研究，最有意义的学术是关于人和人类社会之至善境界实现的研究与学术；而最好的方式是从内心开始“修炼”，明人伦以成天下。这自然会忽视以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的科技。不容否认，中国古代有着众多的科技发明，但一直局限于经验层面，没有上升到逻辑推理层面，从而造成了中国古代虽然有众多科技成果和文献巨著，但都停留于归纳、总结层面，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科技思想的结果。同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于“创新”关注不多，并且有着“历史循环论”的思想传统，“修学好古”“人心不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言必称三代”等历史观、价值观就是体现。从中国科技发展现状来看，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缺少对“创新”的关注，如中医，经历几千年的望闻问切，直到现在，中医的基本疗法依旧未变；又如中国传统的农业工具，也一直未有太大的改变。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要领域、讨论主题、关注对象多集中在人伦、道德、政治、社会方面，但是中国历史上不乏科技创新的时代，如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推广，生产工具改进，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也不乏对于科技创新的关注，如法家思想，其中渗透着深刻的科技创新思想并以此来指导国家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但这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处于支流地位，未成为“显学”。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惯性下，科技创新思想并未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点领域，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研究与科技创新思想研究的相互独立的结果。
(二)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惯性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惯性是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要领域、讨论主题、关注对象等方面形成的稳定的理解模式和论述风格。郭喨、盛晓明认为“哲学高度依赖哲学家的沉思，依赖他们的‘直觉’，依赖作为思维工具的逻辑”[4]，“哲学家们始终忠实地继承着‘祖传’的直觉——并认为这种肉身工具精确可靠”[4]。正是因为依赖直觉，依赖对以往权威的“极为自信”的信奉，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要领域、讨论主题、关注对象等始终停留在以往的理解中，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惯性。而正是这种理解惯性造成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创新思想无太多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的支撑。
从内容角度看：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整块钢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整合成一整块钢铁——人类解放学说”[15]。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并且不可分割，如果仅从此番表述中，实在难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科技创新思想。如果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其中的科技创新思想。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劳动资料是生产力的三个构成要素之一，而劳动资料包含了机器设备、工具等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和工具其实就是科技的产品和科技的实现。很明显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科技创新思想，是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的理解从宏观上没有给予科技创新思想以特定的关注。
中国特有的因素可以总结为三方面的历史文化思维惯性：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惯性、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惯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惯性。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惯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惯性是我们业已形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直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科技创新思想研究的相互独立。说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最基础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方式等几个方面。
西学东渐的历程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为重要节点大致可分为科技近代化、政治制度近代化和思想文化近代化等三个彼此接续的阶段。“洋务派担负起了科技近代化的任务，中国科技的近代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从西方植入的”[10]。“一部分官僚转为洋务派，他们认为中国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只有学习西方的武器、机器等科学技术才能摆脱国内外困境”[10]。洋务派推动科技近代化，认识到科技创新对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有重要意义。而当时的保守派却对科技能否挽救清王朝统治产生了质疑。“泰西诸国其兴勃然，而亡亦忽焉”[11]512，“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2]。在当时的保守派看来，西方国家依靠科技迅速增强了国力虽然不假，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应该侧重于人伦道德而不是权势谋略，同样，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治理人心而不是发展科技。保守派指出“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11]134，不仅最佳的治国之道不在于科技，而且一味地学习西方，运用西方所倡导的科技，必定会失去中国原有的国家模式。最终，在洋务派与保守派的博弈中，在落后的政治制度背景下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的洋务派失败了，举大力发展科技的第一次尝试破产了。究其原因，正如张礼恒所言“近代运动的健康发展，须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全面转型相匹配，两者互动方能形成良性循环”[13]。洋务运动的破产，原因之一是当时社会没有适合其发展的政治环境，因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随之而来，试图从不同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最终也陷于失败。而中国文化层面对人心的束缚逐渐进入人们视野，“数千年小农经济意识的浸淫和数百年闭关锁国政策的桎梏，极大限度地扼杀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探奇访新的天性，铸造了一套狭隘的思维定式。其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决定了国人只能从视为‘圣经’的孔孟之学中去探求”[13]。继而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新文化运动开启，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终真正地挽救了中国。
从产生背景角度看：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历史背景的研究已经得出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看法，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对科学理论的需要、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条件。试想，如果没有科技创新，资本主义经济从何发展？试想，如果没有科技创新，机器大工业如何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因何尖锐，何来无产阶级对科学理论的需要？试想，如果没有科技创新，自然科学的规律如何精确地发现？因此科技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中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们恰恰忽视了它！
从运用方式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综合毛泽东以及诸多学者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来解决中国问题并且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优秀部分予以进一步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隐含了一个科技创新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受重视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特点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受到中国特色的影响。目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民族精神中国化研究等等，但是为何科技创新同样在当今中国备受重视，而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的推进却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妇女解放理论、国际统战理论、民族精神问题等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找到资源，唯独科技创新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一直处于支流地位。
《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一书基于对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路径。该书提出了重新理解技术含义，强调现代的科学是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的科学，由此来突破传统科学概念下理解的技术是科学的运用的限制，从而将技术从科学的掩盖下提升出来，使科学和技术的地位上升到一个平等的高度。这种技术逻辑的进路突破了科学逻辑对于技术逻辑的遮蔽，使掩埋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科技创新思想呈现出来。在运用技术逻辑突破了科学逻辑对技术逻辑的遮蔽的时候，经验转向的两种方法论就成为了其可行性的保证，即面向社会、面向技术使用的研究方法论(ET1)和面向工程、面向技术设计情景的研究方法论(ET2)。同时也提出了一种不再一味批判资本，尝试转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批判性而转向建设性的研究，以技术逻辑突破科学逻辑彰显技术的作用与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研究为社会建设服务。在社会建设中重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中重视技术地位，从而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的充分重视。
四、 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的路径选择
(一)《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中的路径选择
综上，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惯性、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惯性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惯性直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之间的相互独立。但值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必须推进并积极通过自身努力给予解决。既有陈昌曙、乔瑞金、王伯鲁等学术大家；又有众多中青年力量参与其中，潘恩荣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但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其他领域，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仍显薄弱，无法与当今中国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的现实相匹配。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这一领域的重视，提出更有效的解决之道。
从高职院校方面分析主要有4个原因：（1）课题申报时就没有考虑到成果转化，仅考虑如何申请成功。（2）高校课题申请并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生产技术问题，而是为了课题经费或者职称评审等而申请。（3）课题研究成果本可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但在课题结题之后，没有精力与动力再考虑成果转化。（4）高职院校科研管理部门与企业实际生产脱节，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并不熟悉，课题完成之后便将成果束之高阁。高校科研管理体制缺乏激励、引导作用，不能提升教师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一些教师将课题科研成果转化当作可有可无的工作[4]。
《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一书充满着问题意识，充满着对当下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使命感。通过自身独特的方式指出了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原因，并给出了自身独特的研究科技创新思想，尤其是挖掘马克思主义中的科技创新思想的途径与尝试性的方案。在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的推进问题上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现实上的可行性。但正如该书指出的仍旧不是全部的路径选择，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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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工程表Q204中水泵的装机、流量两项数据与扬程存在以下关系：“扬程=装机/（10×流量）×0.75”， 可以运用此关系式利用EXCEL的函数并结合当地地形高差实现自动判断清查表中的装机、流量是否匹配。
(二)基于三种历史文化思维惯性的路径选择
基于本文对于阻碍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推进的历史文化思维惯性的分析，也可以继续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的新路径。
因为肉牛的饲料利用率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肉牛养殖前，还要求养殖人员能做好肉牛的选种工作，在该过程中还需要对当地的自然条件以及养殖条件进行充分考虑。只有在保证对肉牛科学引种的基础上，获得的肉牛品种的饲料利用率才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对于该养殖场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通过将优质肉牛品种与黄牛进行杂交的模式，得到的肉牛品种还能有效提升饲料的利用率，并且能促进肉牛的生长发育速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第一，加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研究，努力纠正业已形成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无科技创新思想的理解惯性，使学者能够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找到被遮蔽了的科技创新思想的资源，从而达到克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惯性导致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研究与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二者相互独立的现象；第二，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明晰西学东渐过程及其准确内容，从而克服中国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惯性造成的科技创新、制度变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三者相互独立的现象；第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内涵、范畴研究，形成一套全面、细致、合理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产生背景、运用方式在内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体系，从而克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惯性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之间相互独立的现象。
通过多种方式突破三种历史文化思维惯性带来的三种相互独立的研究可谓任务艰巨，但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学者的努力，我们终会为克服这三种历史文化思维惯性带来的三种相互独立的研究，寻找到更有效的方式，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研究找到更多、更合理的路径，为中国科技创新实践提供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更好地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王伯鲁.马克思技术思想纲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2.
[2] 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
[3] 潘恩荣.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37-38.
[4] 郭喨,盛晓明.新工具与实验哲学的未来[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7):9-14.
[5] 李承贵.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6):53-58.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8.
[7] 金岳霖.金岳霖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67.
[8] 李存山.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中华民族精神[J].哲学研究,2014(12):36-44.
[9] 李承贵.试论中国哲学的五大特质[J].学术研究,2015(3):9-14.
[10] 尹晶晶,孙涛.洋务运动时期两种科技观的解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4):72-77.
[11]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34.
[12]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0.
[13] 张礼恒.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以洋务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J].东岳论丛,2010(4):135-140.
[14] 任阿娟,张仲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变革：纪念艾思奇《大众哲学》发表70周年[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4.
[15] 王如鹏,孔扬.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理解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统一[J].河南社会科学,2015(3):123-124.
ObstaclestothePromotionofMarxistThought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Countermeasures—AReviewofInnovation-DrivenDevelopmentandCapitalLogic
Sun Zong-ling, Wu Xu-ping
(SchoolofMarxism,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promot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study of Marxist though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ust be promoted. Innovation-DrivenDevelopmentandCapitalLogic points out the dual reasons that hinder the advancement of Marxist though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ffer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these problems. The inertia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hinking, which includes the understanding inert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ertia of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ertia of the research mode of Chinese Marxism,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that hinder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esearch of Marxist though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ly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inertia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hinking, can the study of Marxist though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 better promoted, thus providing mor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Marxist though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eastern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Chinese Marxist research mode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19)07-0033-05
收稿日期：2019-01-11
作者简介：孙宗岭(1995—)，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吴旭平(1983—)，男，浙江金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
[责任编辑 李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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