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党史纵览》（2016年第10期）刊登的《解密十万红军脱险的绝密情报》一文，读者朋友们对莫雄在隐蔽战线上的贡献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莫雄的后人也以“潜伏人生”来形容莫雄波澜壮阔而又鲜为人知的一生。莫雄不仅舍生忘死为红军、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且还始终关心人民群众利益、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凡其走过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些佳话。
海州灭盐枭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直属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税警总团先是配属十九路军，后又以“独立旅”的名义参加战斗。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为确保盐税收入，于1930年冬在海州（今连云港）建立的一支直属于财政部的缉私警察部队，下辖6个团，武器装备全部采用进口，其精良程度在国民政府军队中首屈一指。鉴于税警第三团中广东籍士兵占一半以上，绝大多数军官又都是莫雄呆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旧部，宋子文便在众人的建议下任命莫雄为税警第三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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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莫雄
莫雄上任没多久，就碰到了迄今仍扑朔迷离的“王赓间谍事件”。原来，宋子文重视税警总团与李鸿章重视北洋水师如出一辙，所有高级军官皆由宋氏本人亲自挑选、亲手提拔，而且更为看重国外留学背景。作为民国时期少有的在西点军校留学深造过的佼佼者之一，王赓被宋子文选中出任税警总团团长。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西点军校的高材生竟稀里糊涂地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错把日方一个军事机关当成美国领事馆而被日军现场抓捕。此事个中原委众说纷纭，有说他原本是去找西点同学、美国驻华武官助理威廉·迈尔处请教火炮技术问题的，未曾想美国领事馆已搬迁他处，因而误入日军魔爪；也有说他想去日租界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找前妻陆小曼，未曾想那里已是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结果送上门去成了阶下囚；还有种说法认为是宋子文安排他到美国领事馆密谈，王赓自己弄错了地方……但不管怎样，王赓是经租界国际调停当局交涉3天后才被日军放回的，舆论因此普遍认为他泄露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作为一·二八淞沪抗战主力的十九路军领导人，更是坚持认为王赓向日本人出卖了军事情报，并把他押解至南京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王赓被抓后，税警总团一下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再加上淞沪抗战紧锣密鼓，宋子文几番权衡，最后决定任命莫雄为税警总团总团长。莫雄上任后，率领税警总团英勇作战，几次牵制住了日军的进攻，受到各界高度评价。但由于军事上总体失利，税警总团不得不于“淞沪协定”签订后退至淞江、青浦一带整顿，并很快退防至海州一带。
进入民国后，海州一带的盐枭不仅在装备上比一般的中央军要强出很多，而且还买通当地大小官吏，明目张胆地武装保护非法盐业贸易，千余艘贩私盐船经常在轻重武器的护卫下闯关过卡，把淮徐一带的盐税盐政破坏殆尽。由于盐业利润丰厚，这些盐枭还广泛结交上海黑帮人士，甚至与一些政府高官沆瀣一气，气焰十分嚣张，甚至用重型机枪扫射驻扎于此的国民党独立第六师部队，吓得师长王若周赶紧把部队迁出了海州。当地百姓苦不堪言，一些正义之士也是有心改变、无力改观。
作为中国著名的四大产盐区之一，海州为“淮盐”盐场之冠，自唐宋时期起就占两淮盐税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1913年，两淮盐税收入占北洋政府盐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海州盐税则占两淮盐税的68%，海州地区盐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历朝历代都无法解决的走私贩盐现象。为了对抗政府的武装缉私，走私盐贩们往往抱团进行武力对抗，最终发展成为令历朝官府都头痛不已的“盐枭”。乾隆后期，以长江下游两淮盐枭为代表的私盐势力进一步膨胀，并发展成为有组织、有武装的食盐贩私集团，其中尤以海州地区为盛。
考虑到盐枭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了不打草惊蛇，争取最大范围的团结，莫雄又秘密电告蒋介石，再度条陈海州匪患的严重性，同时表明自己全力剿匪的决心。蒋介石同意了莫雄的建议，遂任命他为淮徐地区剿匪总司令。一切准备妥当后，莫雄于1932年9月下达了全线剿匪的命令。
税警总团原本就脱胎于盐务缉私警察部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土木工程系高材生、时任税警一团团长的赵君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最早指出海州盐枭肆虐的严重性，并再三请示上级应全力剿灭盐枭。莫雄对海州一带的严重匪患同样深恶痛绝，也向宋子文力陈剿灭盐枭之重要性，并召集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等8个部门共同研究部署剿匪事项。在赵君迈等人的帮助下，莫雄从税警团挑选40余名素质过硬的营连级军官作为侦察员，全力侦察盐匪们的活动规律，重点侦探各类据点设施，搜集盐枭与各类官吏相互勾结的情报。侦察活动持续了近3个月，莫雄最终确认海州一带的盐匪有2万余众，也摸清了对方的战斗力，对盐枭碉堡林立、枪炮齐全等情况了如指掌，并选择防御设施最为坚固的白宝山匪巢作为首要打击目标。
在对患者进行实际诊疗之前必须要对其伤患部位进行麻醉处理，同时还要将病患的小阴唇进行缝合处理，并观察其尿道外口。将Foley导尿管沿患者尿道外口插入，并沿尿道口以及尿道肉阜边缘环形切开黏膜，向尿道深处由导尿管引导游离约15 mm将患者尿道口处的部分黏膜以及肉阜切除，最后将尿道口黏膜以及尿道断端黏膜用可吸收缝线间断缝合。
由此可见，智能加工技术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但要真正实现整体加工过程的优化控制，机床、刀具以及工件的状态监测是基础[13-14]，需要通过监测为过程优化提供源信息。其中，机床的状态监测通常通过内置传感器来实现，而刀具和工件状态的监测，机器视觉技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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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他刚有这个动意，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及青帮大佬杜月笙，就相继发来电报，要求刀下留人，释放几个头目；有些匪首家属甚至搬来数万元现大洋请求保释。莫雄一边机智地回电称收到电文时各类刑罚均已执行完毕，一边立刻命令就地正法这批恶贯满盈的匪首及不法官吏。处决了这批盐枭后，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些人还在海州立碑称颂。从此，海州乃至淮徐一带的盐业秩序恢复了正常。莫雄也因剿灭盐枭保一方平安受到传令嘉奖。
乌蒙显身手
尽管一些最新研究认为，苏区中共中央关于长征的决策并不完全取决于莫雄、项与年等人冒险送去的情报，而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战略决策，但中央收了莫雄等人的情报，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为在危急时刻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而蒋介石当时对这些并不知情，1935年3月，他又给莫雄下达了一道“速飞贵阳”的急令。莫雄便从南昌乘飞机转道汉口驶往贵阳，由于飞机在汉口被几个军统特务以运送重要物资为名给占用了，他还向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借了私人专机飞抵贵阳。
由于资料的散佚，我们现在已很难还原昔日战斗的激烈场景，但仅从剿匪时间持续3个月之久，足见剿灭这群无法无天之徒的困难程度。此役，莫雄率部捣毁了淮徐地区所有的盐枭据点，俘虏大小土匪头子以及与匪勾结的官吏80余人，这80余人中不乏县长、公安局长之类的政府要员。为整肃盐政、正明法纪，莫雄主张把这80多个匪首及不法官吏全部处决。
国民党方面被吓得不轻，连远在昆明的龙云也接连发电，亲自指挥与毕节毗邻的镇雄一带的防务事宜，并一再严令要坚壁清野。然而，在红二、六军团兵临城下的毕节，保安司令部兼行政专署里却是一番“西线无战事”的景象：一二一师大部移防水城，以避开红军主力，静观时局变化；一二一师直属营回防毕节落脚河，撤出红军西进大方县路线上的所有关隘卡口，如此一来，大方沿线便出现了无国民党一兵一卒的局面，红军攻占大方犹入无人之境；缉查队、保安团等守城部队，被莫雄以保障保安司令部和行政公署安全撤退为由，全部调离毕节城，转而负责后方警戒，这样一来，就为深入各界宣传党的政策、迎接红军入城打下了基础。
LEC评价法是由格雷厄姆(K.J.Graham)和金尼(G.F.Kinney)提出了的对潜在作业环境中的风险源进行半定量评价的方法，其计算公式如式(1)：
就这样，红二、六军团几乎是兵不血刃、不损一兵一卒地占领了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毕节。有材料还显示，红军是在各族群众的鞭炮锣鼓声中整齐列队进的城，开创了我党内外两条战线夺取区域中心城市的先例。红军部队平安和谐地在毕节一带停留了半个多月，其间，5000余名各族群众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军团的兵力得到了补充，新增两个整建制团，队伍得到了休整训练，后勤补给得到了加强，各类伤病员也得到了及时救治，有人将之称为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中的一段“黄金时期”。
于是，莫雄这边顺水推舟，也不给陈光中下达任何行动命令和作战指示，其管辖下的专署缉查队、各县保安团等在搜捕红军一事上也是无声无息；同时，莫雄还特意电告蒋介石“业已肃清流窜之残匪”。此时的蒋介石正为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主力不利而头痛，也没把莫雄的电报放在心上。卢志英等人便迅速通过秘密交通线通知红军伤病员马上转移，边区游击纵队也抓住机会成功避开川、滇军阀的“追剿”，在毕节一带补充休整。显然，莫雄的“无所作为”为保存发展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莫大“有为”。
就在莫雄为保护红军将士生命安全继续隐蔽发挥重要作用之时，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根据红军总部的指示，假装进攻贵阳，吸引敌人将主力撤防收缩至贵阳附近，然后趁机突破鸭池河天险，于1936年2月3日清晨攻占了素有黔西北东大门之称的黔西县。两天后，红二、六军团召开著名的“黔西会议”，相继成立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并制定了创建黔西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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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见到莫雄后，旋即任命他为“剿共”保安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要他率江西第四区保安部及督察专署的原班人马，驻守川、滇、黔三省交界的毕节，以“剿灭”聚散在毕节、四川古蔺、云南镇雄的七八千红军伤病员。蒋介石还增配给莫雄1个中央师，即原隶属于薛岳“剿共”第二路军的第六十三师，名义上归莫雄指挥，实际也是监视其行动。对此，莫雄心知肚明。
所有这一切都是莫雄的精心安排！原来，六十三师在1935年底就被调离了毕节，莫雄对局面的掌控更加得心应手，协调调度也更加游刃有余，而且极其隐蔽，没有丝毫痕迹。红二、六军团数万将士通过毕节时，还让一个参谋给莫雄捎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请莫雄出任反蒋民主联军之黔军总司令的统战主张。莫雄不便当面点破，便请送信的参谋转告贺龙：“你们两三天内就要开走，你们一走，我不成了无兵司令？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请你告诉贺龙将军，以后日子还长，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的。”
毕节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处乌蒙山腹地，乃川、滇、黔之锁钥，是西南通向湖广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遵义会议后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政治局常委会，就是在毕节林口镇召开的。一到毕节，莫雄就迅速摸清了底数：仅毕节一地就滞留了数千红军伤病员，如果让第六十三师来对付这些负伤疲弱的红军将士，后果将不堪设想。莫雄与专署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卢志英、刘哑佛等人反复商量，决心利用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贪图酒色的弱点，每隔几天就邀陈光中打猎钓鱼、推杯换盏。陈光中来之前就打听过，自己的老上司薛岳与莫雄交情非同一般，就连与莫素未谋面的张学良在借飞机给莫雄时还说过“你的大名我在念书时就听到过了，你是我们的老前辈”之类的赞语，现在又受到这样的“款待”，自然倍加欢喜，把“剿共”的任务抛到了九霄云外。
算法中采用基于信号功率估计的方法确定自适应门限值以检测目标信号是否存在。具体方法是将信号值取平方,然后累加到一起,取平均值,最后乘以一个系数得到门限值,表达式为:
而当毕节城头传来“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的欢呼声时，莫雄则已悄悄率人从古道落水洞出城退向了威宁县城。很快，莫雄一枪未发“丢城弃地”、躲在城外山沟里“剿匪”的消息就四处传开了。蒋介石十分震怒，便以莫雄与参与暗杀国民党六中全会首脑的嫌犯黄贶书有书信往来为由，派遣委员长贵阳行营别动队以“通共”兼“暗杀”的罪名，把莫雄押解至南京军法处受审。为了掩人耳目，国民党当局通过《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毕节行政专员莫雄因守城不力并犯贪污罪，被押至重庆查办。一些不知情的地方期刊也跟着鼓噪要“严办莫雄”。
一时间，莫雄陷入了风暴之中。
展望新的一年，农垦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踏上了新征程。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推动国有农场实现全面振兴，努力形成农业领域的航母。
南雄建新功
由于念及莫雄任职粤军第四独立旅营长时，曾率部在桂林附近山区冒死解救身陷土匪重围的自己，同时也顾虑莫雄的声名及其人脉关系，蒋介石并没有怎样严厉地处置莫雄，而是把他软禁在邓演达遇难前的住所里，这一关就是150天。
1936年6月，在广东同乡，蒋介石最宠信的幕僚、政学系首脑之一的杨永泰斡旋下，以协助平息“两广事变”为由，请张发奎、陈诚出面，莫雄被保释了出来。蒋介石还特地找莫雄谈了一次话。一见面，蒋就劈头盖脸地问莫雄：“你身边为什么总是有共产党？”莫雄略微愣了一下，杨永泰来之前已和他打过招呼，放他出来是让他去策反两广事变主角陈济棠、李宗仁及其部下的，怎么还没动身就被蒋介石亲自审问了呢？但莫雄仍不动声色地迅速答道：“没有这回事。”蒋介石并未罢休，更加严厉地责问莫雄：“怎么没有？你司令部那个黄什么的（指黄贶书），他都承认是共产党了，他是谁介绍给你的？”
一听这话，莫雄心里有底了：蒋介石连名字都说不上来，也就肯定不知道内情；而且既然同意放自己出来，说明蒋也不知道自己与共产党的真实关系。于是，莫雄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哪有人介绍，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他以前曾是陈炯明粤军的一个主任参谋，是我的旧同事。”虽然莫雄是现场随口编的理由，但蒋介石见他对答如流，也就缓和了口气：“哼，你根本不知道共产党，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积极、能干、有本事的人，但很危险，不能用的，知道吗？”为了不让蒋起疑心，莫雄连忙点头称是，一再表态以后要多加留意。蒋介石训斥完后，便讲了一通要莫雄戴罪立功的大道理，让他赶紧到汉口找陈诚研究策反两广的大小事宜，并当场任命莫雄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
一场危机就这样让莫雄化解了。他离开南京没多久，两广事变就被蒋介石利用收买、分化等方法解决了。蒋介石还利用到广州善后的机会，试图让莫雄就此离开军界，但被莫雄以各种理由搪塞了回去。七七事变爆发后，莫雄积极投身全民抗战的洪流，继续用自己的智慧胆略发光发热。1938年8月30日，莫雄以国民党少将参议的身份，任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广东省南雄县县长，管辖范围包括南雄、始兴、乐昌和仁化4个县。
在上任之前，莫雄就听说南雄有个名叫钟寿山的士绅，因打官司被原南雄县长张企留勒索了1万元，心中愤恨不已，便纠集了2000余众占山为匪，自称“广东后方抗日独立团团长”，把南雄及其周边地区闹得鸡犬不宁，南雄方面吓得连白天都不敢打开县城大门。南雄地处北江地区与江西省交界的交通要冲，是广东抗日后方的重要战略基地，岂能容土匪肆虐！莫雄决心彻底解决南雄匪患问题。于是，他30日一到南雄，31日就贴出布告表示接任县长一切事宜。
9月的一天，莫雄仅带了4个卫兵及保安营长古煌上山找钟寿山。一见面，莫雄便说要依法处置张企留贪赃枉法的罪行，但钟寿山率众当土匪扰乱地方治安、破坏抗战大局是绝对错误的，必须即日改正。莫雄同时表示，只要同意接受政府招安，一切既往不咎。为了免除钟寿山的疑虑，莫雄还答应任命钟寿山为司令部一个直属团的团长，继续指挥他那2000多人马。钟寿山闻之喜出望外，立即表示愿将所有土匪带到南雄接受招安。
2000余土匪接受招安后，对严格的部队操练和管理十分不习惯，莫雄敏锐地感到这是彻底解决土匪遗留问题的契机。他把钟寿山找来商量对策，最后商定把这些土匪全部遣散，遣散费按10元/枪计算，并给保证从良的匪众发放“解甲归田，回家务农”的证明书。此举既解决了土匪的生计问题，也避免了枪支泛滥民间的问题，从此南雄城乡的治安根本好转，动荡纷乱的局面得以结束。
解决完土匪问题后，莫雄又发现县政府驻地所在的孔庙附近关押着近700名犯人。这些犯人密密麻麻地站在露天用木板和杉条钉成的长排牢笼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散发出冲天臭气，每当有人经过，犯人就会集体呼喊“冤枉”。一个县城怎么会有这么多在押犯人？县里的监狱长告诉莫雄，这些都是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抓的“战俘”，因找不到地方，临时在南雄寄押。正当莫雄准备着手调查此事的时候，他收到了时任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的云广英的来信，信中请求莫雄设法解救被关押在南雄大牢里的近700名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以及进步人士。
1978年10月，叶剑英会见广东省政协参观团（前排右二为莫雄）。
虽然莫雄不认识云广英，但他收到信后仍然震惊不已，随即召开政府会议，研究释放全部“犯人”。不料，手下的秘书及科员们听了莫雄的意见后，纷纷表示反对，都劝莫雄不要恣意妄为，自找苦吃。莫雄一听就火了，当场表态：“我决意要放，现在就放！杀头就杀我的，与你们无关！”3天后，在莫雄的推动促进下，这批“犯人”全部被释放。随后，莫雄又想方设法让余汉谋同意释放被关押在秘密监狱、已被判刑的24名共产党重要干部。
莫雄对党的赤诚赢得了组织的高度信任。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不少共产党员辗转来到南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都受到莫雄的保护和支持。1939年春，为了支持秘密党组织建立武装力量，莫雄以第二十三游击区的名义成立“壮丁常备队”，并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组成第三中队，使得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南雄也一度成为广东人民抗日的大后方，在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张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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