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纽约每日论坛报》时期，为摆脱经济窘境，马克思集中撰写了数篇有关近代中国的通讯稿。出于谋生的写作动机却极富洞察力地阐释了西方资本主义与近代中国的辩证关系。在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性时肯定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积极影响；在强烈谴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同时热情讴歌中国人民英勇的反抗精神，坚持民族独立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和基础。远离传统新闻资源、融理性思考于其中的通讯稿洞察性地预见“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华共和国”是近代中国的未来景象。
关键词：马克思；通讯稿；写作动机；资本主义；近代中国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论及中国的次数非常多。依出现频次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著作中，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就有800多处。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论及中国问题”。〔1〕除了这些及散见于其他著作和书信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集中撰写了18篇有关近代中国问题的通讯稿。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通讯稿就成为学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经典之作。有人深入挖掘马克思论中国的写作动机，有人集中探讨马克思论中国的主要观点。但彼此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笔者尝试重返论中国的通讯稿，回到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时的生活窘境以挖掘他写作通讯稿的思想动机；立足马克思研判问题的方法论厘定其论中国的基本观点，以期通过对真实动机的追溯和基本观点的厘定，明晰出于缓解经济窘境的写作动机却处处蕴含对“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华共和国”极富洞察力的预见。
一、通讯稿的写作动机争议及其辨正
英法德三国始终是马克思思考西方社会发展的理想蓝本。但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马克思与恩格斯却给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集中撰写了18篇关于中国问题的通讯稿。长久以来，追溯这些通讯稿的写作缘起便成为学界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问题的重要内容。
有学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指出，马克思撰写这些通讯稿的动机是为了痛斥资本追逐利润的侵略行径，鼓舞东方社会英勇抵抗。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集中撰写中国问题的通讯稿是为了进一步检验、修正、丰富、发展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2〕其实两种观点都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思考中国问题的真实动机。前者的问题在于以研究内容取代研究动机，只看到马克思谴责西方资本主义对古老中国的入侵，却忽视马克思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批判，最终导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陷于是对“苦难”社会的同情，却从不问是何种意义上的苦难，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失去坚实的物质基础；后者的问题在于把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看作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在扩大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普遍解释力的同时，将马克思以英国资本主义产生方式作为资本主义诞生方式的理想类型的社会发展理论抽象为具有普适性的“历史哲学”。马克思认为这种做法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他带来“过多的侮辱”。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称他们的哲学是“新哲学”，就在于他们理论的实践性。马克思指出，“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3〕恩格斯则强调，“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4〕至于有学者认为，马克思集中撰写有关中国问题文章的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报界读者将注意力转向东方社会，为了满足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的通讯员，马克思接受这一任务，集中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以满足美国读者的兴趣，〔5〕这种观点也只是接触到问题的表面。实际上，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集中撰写有关中国问题文章的真正动机是为了赚取稿费以缓解深陷其中的经济窘境。
1852年是马克思家庭经济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马克思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6〕燕妮则在日记中提到，“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7〕4月，困境中的马克思不得不依靠资助安葬亲人。但是在马克思成为《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的国外记者之后，固定的撰稿收入使马克思的经济窘境大为改观，燕妮写道：“1853年，卡尔定期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份固定的收入，使我们可以偿还一些旧债，并安静地生活了。”〔8〕“这一年的圣诞节是我们在伦敦度过的第一个快活的节日。每天残酷地折磨着我们的烦恼由于卡尔和《纽约论坛报》建立了联系而终止了。”〔9〕但是到1857年年中，由于美国工人再次面临严重的商业危机，美国报界读者迅速将注意力由东方中国转向美国国内，“《论坛报》表示不愿意付每周两篇文章的稿费。这样一来，我们的钱袋又空了”。〔10〕马克思的朋友柯氏回忆马克思1852年的经济困境时写道：“在伦敦定居以后，马克思为了糊口，不得不替美国的一些报纸撰稿。12月，他的妻子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为了获得必不可少的面包，马克思白天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稿；晚上为了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而专心攻读。”〔11〕更加能够证明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是为了获得稿费以缓解经济拮据的是，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已经撰稿一年后的1853年9月，马克思这样总结了自己的通讯生涯，“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2〕
出于缓解经济拮据的通讯写作让我们看到马克思人性的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谋生的写作并不意味着通讯稿内容的随意性，相反其蕴含深刻的真理性及其价值性。英国学者麦克莱伦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通讯工作，他写道：“马克思远离传统新闻资源，因此，与其他多数记者相比，较多地利用了官方的报道、统计资料等。此外，他还尽力把大量文章与他‘严肃的’研究连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他所持观点强硬，其文章异常冷静客观。在很多领域，他完全同意《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立场，并且能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在分歧的地方，他本人尊重的是直接事实。”〔13〕
二、通讯稿的真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集中撰写的通讯稿聚焦西中关系的一体两面。一体即资本主义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两面即资本主义对传统中国的二重性影响及其对太平天国运动与欧洲革命关系之追问。这些“远离传统新闻资源”、基于“官方报道与统计资料”、融“严肃研究”于其中的通讯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审视西方与东方关系，为近代中国寻求“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华共和国”道路奠定了学理话语。
1.在“理解的同情”与“理性的建构”之间检审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影响的二重性
在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方面，马克思无愧于“千年第一思想家”的荣誉。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真正意涵，就在于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即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深入到历史的深处，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强调人类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命运。“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自在的生成过程，也不是一个毫无规定性的人的自主性生成，而是两者的‘主客体的辩证法’，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9]
表1给出二2煤层顶底板岩石单轴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测试结果，弹性模量是指单轴压缩过程中应力-应变曲线直线段的斜率，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给出是3个试样结果平均值，二2煤层顶底板不同岩性弹性模量分布特征如图5所示。
由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日粮添加过瘤胃脂肪对血糖、总蛋白、白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钙、磷、镁、肌酐、孕酮等无显著影响（P＞0.05）；试验后10 g/d组雌二醇和睾酮较对照组和5 g/d组显著提高（P＜0.05），但与15 g/d组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
《山月》是一个柔美的乐章，由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结构构成，引子1小节，旋律以八度形式出现，加左手分解和选伴奏，立刻就带人走进了一种从容，典雅的状态。A段由两个乐句构成，共8小节，由b羽五声调式构成的a段在a1乐段转进B徵五声调式，巧妙的运用了同主音不同调式的方法，形成了小调与大调的鲜明的色彩对比。B段由两个乐句构成，展开于A段，调式调性与A段相同，由b羽转到B徵五声调式，运用了大量的6连音，生动形象的表现出好似唯美夜色中潺潺的河流，又好似恬静月光下连绵的山峦这一让人沉醉的意境。结尾4小节，与主题相同，使乐曲完整的在这个梦境中结束。
但是由于马克思总是将“严肃的研究”寓于通讯稿的写作，因而在深入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后发现，“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破坏是其唯一的结果”，军队的核心由“服役多年的老兵、出击时抓来的农民、流氓、游民和坏蛋”组成，军纪也“只在执行任务时才服从”，马克思逐步认清这场曾被他称为西欧革命“导火索”的中国革命，原来只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他写道：“这次中国革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28〕然而，学界在考察马克思论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关系时，只看到马克思强调中国革命引爆欧洲革命的“导火索”性质，却忽视马克思在认清太平天国运动性质后，观点前后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恰恰表明马克思对农民革命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
2.以“导火索”与“改朝换代”解析中国革命与西欧革命关系
在热情讴歌中国人民英勇抵抗精神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依然是资本横行的年代，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资本的繁荣暂缓了工人的生存现状，“1848年前设想的那种普遍的社会革命，不复出现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重心转到（先进国家的）边缘地区和落后世界”，〔25〕由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暂时归于沉寂，东方却在西欧殖民入侵之下爆发中国革命。马克思将中国革命看作是引爆西欧革命的“星火”。他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6〕“欧洲人民的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27〕
在“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动摇、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对经济的破坏”〔19〕之下，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马克思以黑格尔的术语“两极相联”指称他对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关系的认识，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对西欧文明世界的影响是黑格尔“两极相联”原则之“明显例证”。因而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马克思热情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精神，谴责英国挑衅中国，痛斥如果“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20〕坚持民族独立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和基础。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21〕“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22〕因此，面对中国人民以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战术节节溃败英军的进攻时，恩格斯评价道：“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23〕列宁则认为，作为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憎恨专制政治，追求自由民主，作为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运动，自然会得到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最积极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看来，民族独立是欧洲各民族真诚合作的国际前提。〔24〕
全球范围内成立了多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要集中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著名的有：麻省理工学院Hyper studio、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人文实验室、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等；并形成国际性组织。哥伦比亚大学位于巴特勒图书馆的数字人文中心，将基于计算机的文本、图像、书目及声音资料与其科研、教学、学习相融合，提供延伸服务支持人文科学领域的科研用户使用数字文本、动态及静态图像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将这些古老的文本和图像转换成数字形式，有助于超越过去限制获取知识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了先前的哲学信仰，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运用这一原理分析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建立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才能使“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16〕否则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就失去了问题指向；二是共产主义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17〕否则，共产主义会成为“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地方性事业，结局只能以失败告终。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要想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就必须以“世界历史”存在。由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贡献，指出资产阶级正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塑造整个世界，最终使“农村从属于城市”、“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阐释资本主义与传统中国的关系，在“理解的同情”与“理性的建构”之间辩证审视西方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二重性影响。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犹如“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无法像英国那样从封建主义内部滋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在中国的历次农民战争也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根本无法改变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要想摆脱“垂死挣扎”的困顿，迎接“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就必须让“保存在密闭棺材中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这个“新鲜空气”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新鲜空气”的接触，接踵而来的就是密闭中国的解体过程，这一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是近代中国距离走向“中国社会主义”、“中华共和国”更近了一步。而“理解的同情”论只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侵略行径的痛恨，却忽视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积极性的强调。强调“同情”却偏废其他的做法，看似凸显马克思人道主义情怀，实则抹杀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混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殊不知“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18〕马克思、恩格斯致力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不是对一般意义上的贫困人口的简单同情，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理性批判的哲思，是马克思、恩格斯“激情的头脑”而不是“头脑的激情”。
西方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辩证影响是18篇通讯稿集中探讨的内容之一。由于外国商品的输入引起中国纺织业的竞争，致使中国纺织业损失惨重，社会生活也随之受到相应程度破坏。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因此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他强调“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苦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14〕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5〕学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中国的二重性研究呈两个极端：一是只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侵略行径的谴责，却忽视马克思对中国传统社会之批判；二是过度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催生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积极性，却偏废马克思曾因资本主义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而深表同情。前者侧重“理解的同情”，后者强调“理性的建构”，其研究结论均有失偏颇的原因在于两者都游离于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思考中国问题的方法论所致。
三、通讯稿的当代价值
通讯稿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和“滞后性”的批判，对太平天国运动农民起义本质的清醒认识以及指出“中华共和国”是近代中国的未来之路，这一哲思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学理话语。马克思指出，“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9〕“欧洲的反动分子”意指西欧寻求历史复辟的封建主义残余；“中华共和国”意指近代中国会随着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进入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共和国”。为使中华民族摆脱被动挨打的境地，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中国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其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诉诸“民主”的精神遗产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30〕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认识到马克思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批判，对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真理性认识，认为“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与种种改良主义方案均无法挽救近代中国，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中华社会主义共和国”，才是挽救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
通讯稿辩证审视西方资本主义对传统中国实现现代性转型的影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学理话语。马克思在晚年谈论俄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指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时可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1〕“积极的成果”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先进生产力，因而东方国家无需像西方社会那样要经过很长的工业孕育期才能拥有先进的生产力，而是可以直接把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进生产工具引入落后国家。
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成路径的特殊性及建设时期的成败得失，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再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为此，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层面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形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及“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及相关理论。此外，在实践层面，我国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积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使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
通讯稿谴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讴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英勇反抗，坚持民族独立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和基础，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学理话语。对于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予以坚决支持，并以“文明贩子”轻蔑地指称侵略者；在处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问题时，马克思直言：“要大声疾呼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反对他们的压迫者。”〔32〕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认为一个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就是给自己锻造锁链，所以他将爱尔兰独立视为英格兰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33〕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马克思强调波兰亟需独立，波兰只有独立才能真正发展现代大工业，为此，马克思呼吁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因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34〕这一理论主张鼓舞中国人民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最终获得民族独立。
尽管马克思曾经抱怨为谋生的通讯写作占去他很多时间，甚至认为这些通讯作品的价值远低于纯粹的科学研究，但由于马克思的通讯作品总是与他“严肃的研究”连在一起，因而这些新闻作品总是极富天分，洞察性地预见到“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华共和国”是近代中国的未来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高度肯定了这些通讯稿的真理价值，指出，在这些通讯稿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历史性贡献，同时极富见地地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的未来景象，甚至直接将其命名为“中华共和国”。而在当年，时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如是评价马克思：基于高质量的新闻通讯，马克思“不仅是……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该报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35〕
参考文献:
[1]韦建桦.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看待中国——答青年朋友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1-2.
[2]刘天旭,赵兆东.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工业化的展望[J].社会主义研究,2010(4):30.
[3][法]奥古斯特·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M].管士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173.
[4][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03、830.
[5]鲁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N].北京日报,2009-04-13.
[6][7][12][13][35][英]戴维·麦克莱伦著.马克思传(第4版)[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54-255、255、274、276、276.
[8][9][10][11][18]中央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60、161、162、276、187.
[14][15][16][17][20][26][27][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53、853-854、165、166、793、783、778、314.
[19][23][28][29]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14、58、114、144.
[2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05、305.
[24][30]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60、64.
[2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资本的年代:1848-1875导言[M].张晓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81.
[33][英]特里·伊格尔顿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8:210.
Rethinking Marx's Motivation of Writing Chinese Newsletter and Its Truth Value
Qiao Liying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New York Daily Tribune，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economic predicament，Marx concentrated on writing several newsletters about modern China.Out of the motive of earning a living，he explain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capitalism and modern China with great insight.In criticizing the stag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he affirme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apitalism on modern China；in strongly condemning the colonial aggression of Western capitalism，he eulogized the Chinese people’s heroic spirit of resistance and insisted that national independence wa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national liberation.Far away from traditional news resources and reflecting rationally on them，the newsletter insightfully foreseed that “Chinese socialism”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the future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Marx，newsletter，motivation of Marx’s writing，capitalism，modern China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7-000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Z17JC054）结题成果。
［作者简介］乔丽英，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阿 莽
标签：马克思论文; 恩格斯论文; 中国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纽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理论界》2019年第7期论文; 2017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Z17JC054)结题成果论文; 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