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利用三年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贵在遵守时令节气，“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华东区土地改革主要是在冬春季节或夏收秋种之间，力争不违农时、生产渡荒。华东区土地改革分为准备和实施阶段，利用1950年冬到1951年春、1951年冬到1952年春两个时间窗口，提前完成了土地改革。华东区土地改革与其他大区相比，较好地保存了富农经济。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村活力，改变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土地占有权重。
[关键词]华东区；土地改革；进程；意义；历史考察
华东区是中国的经济高地和人口大区，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华东区土地改革是全国土地改革的重要部分，华东区按照“不违农时”的理念，利用农业生产空隙，分成两个时间窗口进行，促进了农业的休养生息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本文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区土地改革的史料，尝试对华东区土地改革进程及意义进行历史考察，期冀在土地改革和行政大区研究上有新的发现。
一、华东区土地改革的准备阶段
土地改革是一项庞大的土地所有权变革运动，涉及面广、关系复杂，需要“未雨绸缪”。华东区土地改革具有异步性，在原有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法律法规、机构人员、政策宣传等方面的准备，为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条件。
（一）华东区土地改革的区域时差
华东军政委员会遵照《共同纲领》规定，在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实行土地确权，颁发土地证，以证件形式确认土地改革成果，防止地主复辟。华东区内各省市因解放先后、条件成熟度等原因，土地改革进程差异很大。总体来说，大部分地区属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条件还不具备，除了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外，大部分新区土改尚未实施，处于镇压反革命、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救灾等准备阶段，各省市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生产救灾，特别是长江以北的省份，其承担着支援解放战争的任务，同时还承担镇反剿匪、准备土改的任务，更为急迫的是面临严重的灾荒。山东属于老解放区，一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内战爆发后已开始，因而其土改完成的广度和程度要高于其他省市。其他省份约可分为两类，多属于革命后发区和外源性革命区，先有革命战争后行土地改革，或革命战争与土地改革并行。一类为恢复区（复辟区）之新生，如苏北、皖北行政区；一类为新解放区，如苏南、浙江、福建。
华东区工商业发达的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土地改革与其他省区不同。上海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城市接管、各界代表会议、旧人员处理、财经工商管理、劳资关系、公安司法工作、公用事业与事业建设等方面。[1]上海传统经济成分少，现代经济成分多，故其征粮和土地改革主要在郊区。南京郊区土地稍异于上海，南京郊区土地比较零散，土地所有者复杂，且除了个别大地主外，一般中、富农占有土地不多，人多地狭是其显著特点。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利润偏低的问题，原因之一是成本过高，原材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居高不下，这些都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极大地压缩了利润的空间。二是税负过重。中小企业涉税种类繁多，其中个别税种的设置不够合理，好多的中小企业甚至出现了应缴税金总额比企业的净利润高的现象； 三是融资难融资贵，好多企业因为贷款而产生的利息远远高于了企业的利润。
（二）华东区土地改革的“三个使知道”
1.颁布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巩固了土地改革成果，发展了生产。1951年初，华东地区土地改革全面展开，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为了保护土改、奖励劳动和发展生产，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其中有两条托底政策，即“保护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及财产，不得侵犯。保护农民的劳动所得及合法利益，不得侵犯”[12]，这是对土地改革成果的巩固。十大政策奖惩兼备，一方面实行奖励劳动模范和奖励生产的政策，另一方面督促地主、懒汉参加生产和严惩地主、匪特破坏生产的违法行为。十大政策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自由宽松，给予群众发展生产以较大自主性，既可以根据自愿和等价交换原则发展劳动互助和合作供销事业，也允许借贷自由和奖励城市资金下乡，还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和劳动雇佣自由，针对烈军属做好代耕工作。[13]相对宽松的政策，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盘活了农业生产要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年3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既是对前一阶段土地改革工作的总结，也是为取得华东区土地改革完全胜利指导鼓气。为了巩固土地改革成果，防止区域性复辟和违法侵权，会议通过了《关于检查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决议》，指出：“凡土地分配业已完成地区，应该深入进行检查。切实保护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胜利果实，及时组织群众生产。凡土地分配尚未完成地区，应在春耕期中暂时停止土地改革的进行，将未了事项放在春耕紧张时期之后，利用农业空隙继续贯彻，务期不误农时，及时春耕，以利生产。”[14]决议强调土地改革不应妨碍春耕生产，坚持不违农时、以利生产，实现土地改革、春耕生产、秋收、土地改革有序衔接。刘瑞龙在《关于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1950年冬到1951年春的土地改革工作：“由于土地改革进行比较顺利，土地改革目标超出原计划，原定两年内完成土改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华东原定去冬今春的土改区，只包括4700万农业人口，已扩大到6600万农业人口，加上结束土改的老区，共计将近1亿多农业人口，至于上海、南京及各省区大中城市郊区土地改革，已进行了典型试验，正在逐步开展，预计大部分地区（除福建部分地区和皖北重灾区外）的土地改革，大致在4月底可基本完成，余下1000多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打算利用今年夏、秋、冬三季生产空隙，陆续进行。”[15]华东区的土地改革政策方法是连续性、稳定性的，工作则是时令性、季节性的，方式是中心点的季节性向外辐散，最后实现多区域、多中心的无缝对接，地休人动、地产人静，边土改边生产，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第二，激励管理方面。李小宁（2003）指出“产出门槛值监督”和“自我激励”是社会组织的主要激励方式。Walter O. Simmons（2010）通过数据分析指出最低薪酬与志愿者数量成正相关关系。因此美国各个州都倾向于用志愿者来取代低薪的雇员，这不仅能扩大志愿者的规模，又能提高雇员的薪酬水平。陈晓春（2006）认为社会组织主管的报酬由现期报酬和预期报酬两部分组成。张彻（2010）认为社会组织有薪酬员工薪酬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沉淀成本。Meredith A.Newman（2012）从情绪劳动管理视角分析社会组织人员开展工作需付出沉重、复杂的情绪劳动并应对其情绪予以管理。
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需要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除了应包括专职工作人员外，还应广泛吸纳社会志愿者。对于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知识背景、专业学历、经验储备等方面参差不齐，省市司法局应定期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培训活动，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对于社会志愿者，省市司法局也应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引导志愿者了解社区矫正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流程。
2.使地主知道“赏罚分明”。地主有开明与守旧、遵法与抗法、顺时因势与违时逆势之分，华东军政委员会别而待之。对一切遵守政府法令，及保护耕牛农具有功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将宽大处理，并保证他们将来在分配土地时得到足够维持生活的一份土地和财产；但对一切非法转移土地、宰杀耕牛、破坏农具、砍伐树木、拆卖房屋、生产怠工及以任何方法贿赂干部，收买农民，破坏土改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必将予以严厉的处分。[3]
2.不违农时，将土地改革成果应用于农业再生产。农业生产贵在遵守时令节气，“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华东区土地改革主要是在冬春季节或夏收秋种之间，避农忙就农闲，尽量不违农时，使农民得到尽可能多的休养生息。1950年冬至1951年春是土地改革全面推开的第一个时间窗口，客观上的充分准备与主观上的热情，使华东区土地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华东军政委员会结合华东区实际，制订了十条具体实施办法，对地主、工商业者、富农、中农、寺院公地、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等的土地都作了规定，特别强调土地改革应与恢复生产相结合。第十条规定：“土地改革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一切措施，均应从有利于生产着眼；一切工作均应照顾农业生产的季节，务须不误农时；灾荒地区，应首先全力领导群众生产渡荒；凡土地改革已完成地区，即应以组织群众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6]可见，土地改革是方法，目的是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服务。不违农时、生产渡荒，土地改革果实应投向再生产，这样才能产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效果。生产资料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辅助和保障，实施办法规定，严禁地主宰杀牲畜、砍伐树木、荒废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等行为，违者依法予以处分，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7]把土地改革的成果应用于农业再生产，以期尽快渡过饥馑。
2.加强对土地改革的领导，预防“三种现象”。加强对土地改革的领导，把握方向和量度，主要是预防三种现象：一是群众热情不够，担心地主复辟报复，群众教育不够深入，难以有效发动群众，属于领导失位、政策虚浮。如在各地土地革命全面展开时期，恰值抗美援朝战争紧张关头，一方面，由于恶霸不法地主加剧破坏土改，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负责人大都忙于战斗准备，对群众教育不够深入。二是防止一些干部和群众热情过于高涨，走向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乱打、乱抓、乱罚、乱杀地主，造成土地改革恐惧，破坏生产。三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知法犯法，执行法令条例、政策办法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如个别乡村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曾发生漏划或错划阶级成分现象，在进行没收和征收时，曾个别发生超出范围现象，以及个别地方存在浪费果实及违犯土改纪律等。[16]
（三）华东区土地改革准备阶段的特点
华东区土地改革的两个阶段划分大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为界标，经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先后四次全会的推动，于1952年5月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华东区土地改革利用冬春或夏收秋种的间隙进行，利用“两个时间窗口”，做到不违农时、生产渡荒。
二、不违农时与“两个时间窗口”
通过对华东区各省市第一阶段土地改革的梳理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华东区土改准备阶段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土地改革呈现出异步性和区域时差性，这与解放的先后有关。二是土地改革情形多元，但都遵循镇反、剿匪、反霸、减租及合理负担、生产救灾的政策，积极准备土地改革的条件，体现了未雨绸缪。三是各省市都面临灾荒的困扰，都身兼征粮支前与生产救灾的双重任务。四是通过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营造土地改革情势。五是革命先发区和内源性区与革命后发区和外源性区并存。六是苏南、上海地区工商业发达，技术先进，地主与工商业者身份交织。七是北方干部南下与北方土地改革经验的南方化。
（一）华东区土地改革的第一个时间窗口
1.形成三级法令制度体系。1950年7月1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心议题是土地改革，通过了《为完成华东土地改革而奋斗》的报告。相比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将土地改革政策具体化，形成制度体系。从中央到大区、省区市，都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令、条例或制度。会议通过了《华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的规定》和《关于干部在推行土地改革工作时的八项纪律》，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了《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华东局制定了《华东小城市和集镇中地主多余房屋的处理办法（草案）》和《对地主保有部分船只的处理意见》，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制定了《关于老区与曾经分配过土地的恢复区结束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南京市制定了《南京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中共福建省委制定了《闽华侨土地房屋问题处理办法草案》，山东省制订了《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和《颁发土地证办法》，形成了中央—大区—省区市三级土地改革的法令制度体系，为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依据。
3.使公务人员知道“三不许”。为了完成土地改革工作，整顿我们干部中的作风，特别是命令主义的作风，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关键。[4]华东区对广大公务人员和农村干部提出“三不许”，即不许私吞果实，不许多分果实，不许接受任何方式的贿赂。[5]
还有人说，自焚是有道理的，李驷峋虽说是个饕餮之徒，但暗地里还是信佛的，搜罗香炉，常年熏香，如今火化升仙去了。
3.土地改革干部的“八项纪律”。华东区特别强调对土地改革干部的培训，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做到完全掌握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绝对不许有任何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发生。必须采取政府与群众相结合及干部与农会相结合的方法，来保证土改的领导。在秋收前，各地应将一切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训练完毕。在训练土地改革干部时，应结合进行整顿干部作风的工作，以克服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同时，在秋收前，各省（区）、各专区、各县应分别进行土地改革的典型实验，以便取得经验，教育干部。”[8]干部是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能否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实现休养生息，领导干部非常重要。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要经过训练，要学习政策。[9]华东区共计训练干部十余万人[10]，并制订了干部八项纪律：一、严格执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令，不得违犯；二、坚决拥护土地改革，不得包庇地主；三、廉洁奉公，不得贪污果实，不得接受贿赂；四、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群众意见和批评，不得欺压人民；五、一切重要问题和大家商量，不要个人决定，强迫推行；六、依照法律手段办事，不得乱捕、乱罚、乱打、乱杀，不得使用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七、坚决服从上级指示，不得阳奉阴违；八、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得虚报情况，不得各自为政。[11]
超支化聚合物的制备采用较多的方法为“一步法”，又称“一锅法”，即通过一步反应即可获得产物，其合成产物的结构不明确，产率较低[12]。本文采用分步法，通过分步合成阳离子超支化硅油，可以明确每步合成产物的结构，超支化硅油的性能将能够被设计与调控[13]。先合成双端环氧硅油为封端剂，以3-[(2,3)-环氧丙烷]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为偶联剂，四甲基氢氧化铵(TMAH)为催化剂，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为原料，通过本体聚合法制备ESESO，然后用三甲胺盐酸盐作阳离子化试剂合成CHSOS。重点研究了反应温度、阳离子试剂用量、反应时间、溶剂用量，对CHSOS产率的影响。
（二）华东区土地改革的第二个时间窗口
1.使农民知道“六个必须坚决”。要推动土地改革，需要激发农民热情；要维持社会秩序，需要规约农民行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在土地改革准备方面提出使农民知道的“六个必须坚决”，以表明态度、确立规则、教育农民，即“必须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乱抓、乱罚错误倾向；必须坚决保护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利益；必须坚决不侵犯工商业，包括地主及旧式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在内；必须坚决爱护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坚决团结一切赞助土地改革开明绅士；必须坚决纠正减租与征收公粮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向和错误”[2]。
式中IA是一个指示函数,如果A为真,则IA为1,如果A为假,则IA为0。与(3)相比,(4)有望能更好地估计w0。为了计算(4),可以采用随机梯度迭代,通过递推的方法获得估计值
（三）华东区土地改革的完成
经过两个时间窗口，华东区土地改革接近尾声，华东区的中心工作逐渐转移，且农村形势起了新变化，农业互助合作渐兴。为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全面开展经济恢复与发展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即加强抗美援朝工作，继续镇压反革命，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强民主建政工作和按期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和继续稳定金融物价，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17]与前三次会议比较，可以看出，土地改革有所降位，除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先前任务外，在政治方面提出加强民主建政，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在经济方面，由发展农业生产过渡到发展工业生产、城乡物资交流、稳定金融物价，粮食危机初缓，工业生产导向增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思想教育方面，提出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华东农村形势又发生了新变化，即互助组、合作社发展起来，换言之，由分散的个体经营变为所有权农有的互助经营和合作经营，所有权不变，经营形式改变。会议通过了《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工作任务的决议》，决定“以提高农民政治觉悟、遵照毛主席‘论合作社’‘组织起来’的指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领导农民普遍组织互助组，有重点的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任务”[18]。土地改革有了合作的新动向，农业的休养生息承担了为工业化服务的职能。
三、华东区与其他大区的比较和土地改革完成的重要意义
（一）华东区与其他大区的比较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各大区间呈现时空差，大致分为三批。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约1.28亿农业人口地区的第一批土改，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华南、西南等约1.1亿农业人口地区的第二批土改，以及1952年冬至1953年春主要在约3000万农业人口地区的第三批土改。[19]与同期的中南区、西南区、西北区相较，华东区土地改革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的，不同于其他三区的以新区为主。华东区40%的农业人口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中南区包括的六省二市中，除了河南部分地区是老区外，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刚解放的新区，中南区农业人口只有约10%的农业人口在1950年春完成了土地改革。[20]华东区与中南区土地改革的起点不同，使规定时间内的任务量不同；西南区属于土地改革的赶超区，这也导致两区在具体政策上有差异，特别是富农政策。两个大区相较，中南区对富农经济的打击相对严重，华东区的富农经济则保存较好；四个大区相衡，华东、西北地区执行情况较好，而中南、西南执行情况相对较差。[21]富农、中农掌握的生产资料较丰富，华东区的江浙地区经济水平较高，中农、富农较多，团结中农、保存富农，可以最大限度把现有生产资料用于经济恢复与发展，实是利远胜于弊。
（二）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村活力
土地改革是两千多年来农村未有之新变局。华东区土地改革意义是巨大的，对于除旧布新、安民固邦起到重大作用。土地改革是对农民经济压力的释放，是个性的解放，是“土地梦”的现实成像。土地权的获得、自主权的归位、揭批抗议权的行使，让压抑许久的广大农民热情澎湃，激发了农村活力，这是两千多年来农村生产关系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动。
（三）变革了乡村社会传统治理秩序，建立了新的治理格局
乡村社会传统治理秩序，是建立在宗族宗法思想和制度之上的，通过将农民与土地债契绑定，维护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特权。土地改革是一场生产关系和基层治理的双重变革，在废除了宗族宗法制度的同时，建立了基层人民民主政权，改变了基层治理格局和人员结构，特别是在新解放区，大批积极分子被选拔进基层政权。如浙江省在土地改革中涌现出300多万积极分子，有41.1万人成为乡、村政权的领导干部。[22]
（四）土地改革改变了各阶层的土地占有权重
华东区到1952年5月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并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山东、苏北、苏南、上海、南京等于1952年3月春耕前全部完成土地改革，浙江、福建、皖南、皖北等到1952年5月份除少数乡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华东区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华东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更加均衡，各阶层的地位升降不一。华东区土地改革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削高平低的方法，缩小土地占有贫富差，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更加均衡。传统社会食利、半食利者土地占有量大幅削减，地主和半地主式富农的人均占有量出现“断崖式”下降，富农、工商业者、小土地出租者的人均占有量出现不同程度减少，但富农的人均亩数成为最高的，也反映了华东区较好地执行了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而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者和其他阶层都成为土地改革的得益者，贫农、雇农、手工业者的人均亩数分别增加2.8倍、7倍和6.4倍。[23]
华东区土地改革是华东区经济恢复的磐石，土地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经济恢复是生产力的蓄养和动产的新进，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土地改革为经济恢复提供了基础和动力，经济恢复推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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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检查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决议［J］.山东政报，1951（4）：25.
[15][16]刘瑞龙.关于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J］.山东政报，195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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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尤国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和华东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执行差异解析［J］.中共党史研究，2012（5）.
[23]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Z].1952：12.
[中图分类号]D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7-0023-06
本文是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中共中央及其派出机关在上海的组织谱系的研究”（批准号：2017EDS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 责任编辑：晏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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