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五四运动在道路自信层面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理论自信层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在制度自信层面深化了对政党制度的理解，在文化自信层面实现了文化不自信到文化自信的历史转折，奠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基调。
关键词：五四运动；四个自信；爱国主义
五四运动距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回首那些蹉跎岁月，我们可以从“四个自信”视域出发，深度考察五四运动取得的历史成就。
一、道路自信——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开辟，开创了中国的革命道路自信。
●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五四运动诞生了革命性的领导阶级、彻底的革命纲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克服了以往革命的不彻底性，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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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孕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要素
中国革命的道路自信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的理论和实践，而五四运动为这些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早期探索和经验借鉴。五四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莫过于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充分条件，孕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诸多要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是五四运动。首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最早开始，就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李大钊曾说过，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中国不同，不能直接将他的学说拿来使用。之后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强调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用以实践的指导。陈独秀同样发文，提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精神，要重视社会的现实情况。这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贯基调。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虽然五四运动打着“批孔”的反传统旗号，但实质上批的是披着儒学外衣的封建专制。李大钊曾说：抨孔，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它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立足的丰富土壤。一是，传统的朴素辩证思维同辩证唯物主义有相通性，“阴阳平衡”“物极必反”“福祸相依”等古语隐含了辩证法的相关原理。二是，传统的重民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有相似性，“民贵君轻”“民为邦本”这些词都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三是，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有相似性，“共产主义”曾一度被解释为“大同社会”。正是这种文化的内在契合，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可以顺利在中国扎根立足。再次，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工人阶级相结合才能保持生命力。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后，展现出了革命的彻底性，驱使先进分子深入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这些先进分子一方面自己蜕变成革命战士，一方面拓展了革命的道路，最终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强大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才会不断向前推进。
其次，五四运动充分展现了革命依靠的力量。革命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个别阶级，而是来自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自于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五四运动集结了来自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广泛阶级的力量，使得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革命运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国共产党是最能团结人民群众的政党，党的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毛泽东深知群众力量的重要性，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有了建立工农联盟的想法，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反复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这些团结农民的思想，为今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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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五四运动培养了一批革命领导者。一支队伍的领导者就像一艘船的船舵，决定了这艘船未来的走向。五四运动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运动，其主要领导者包括陈独秀、瞿秋白、罗章龙、邓中夏等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正是因为参加了五四运动，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革命性和群众力量的巨大颠覆性，才能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走向胜利。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集体智慧的发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个人判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中国共产党几次转危为安，保存了革命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埋下伏笔。
二、理论自信——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生机活力，就在于坚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在中国大众视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借着五四之势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
首先是同实用主义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认为空谈主义是无用且浪费的，要将研究重点放在现实问题。李大钊认为弄清楚主义是研究问题的前提，科学的主义可以指导问题解决。这次论战让先进分子开始思考理论同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其次是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何种社会主义”之争。张东荪认为，救国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实业经济，通过发展经济使一部分人变成工人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张东荪仍然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可见基尔特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陈独秀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工人阶级，只是缺乏组织，只有学习苏俄，革命才能成功。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们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性原则，确保了革命的大方向不会错。最后是同无政府主义的“政党形式”之争。以黄凌霜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坚持个人的绝对自由，抨击暴力革命。李达认为，革命必须建立政党，没有强力的领导核心，群众的运动就起不了作用。[2](P133)这次争论更加坚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想要组织政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决心。
●五四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地位
五四运动前期，革命主要是通过猛烈抨击封建传统思想来宣传民主与科学精神，这些精神对促进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产生了巨大作用，但是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后，先进分子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并且同其他社会思潮展开了激烈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们阐明了救国之道，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社会地位。1920年，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高质量译本数量猛增，例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著作，帮助国人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和原理，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主流思想地位的，则是五四运动后进行的革命实践。革命越是深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作用就越是明显，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地位就越能得到巩固。
●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首先，五四运动充分诠释了革命最首要的问题——革命对象。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革命的不彻底，没有认清敌人和朋友。五四运动开始之初就将革命的矛头直指两大主义，从思想上，文化上，行动上表现出了革命的高度彻底性，充分暴露出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劣根性和危害性。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之上，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主义，扫除了妨碍国家独立自强的一切敌人。
三、制度自信——五四运动推动了社会政治制度转型
五四运动时期，先进分子围绕“适合中国的政治体系”展开了各种争论，对多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思考与剖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
●五四运动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制度
全球化的一大特征是在带来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同时又导致地方性的加强。现代大众旅游是全球化的一个窗口，作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文化资本，地方性被不断挖掘或制造出来。这不仅会激发地方精英重新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地方，诠释地方性，唤起地方的自豪感，也会激发地方的传统和历史的重建。在旅游场域，地方性更多地跟消费主义勾连，也就是以地方为包装，把稍具地方性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包装成可以消费的商品。即便有时没有地方性可言，也冠以地方的名头以作商业的噱头和引子，特别是近年以知名度高的大气响亮的名字更新老地名、以博取外界的关注的做法，更是广为盛行。
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就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这些描述包含资本主义主观倾向，不能真实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没有被先进分子接受。五四运动中，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陷入了巨大的信任危机，这些原先拿来救国的思想已经被社会现实证实是行不通的，寻找一种真正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学说成了先进分子的当务之急。而这时，同样积贫积弱的俄国成功完成了社会革命，这对当时陷入绝望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巨大吸引力，[1](P207)先进分子便放弃“学西”，转向“师俄”。以《新青年》为代表，学术界上百种杂志争相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此时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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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方案的失败让中国先进分子重新审视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那么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则让先进分子彻底认清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劣根性，于是救国思想再一次蔓延开来。这一时期，思潮泛滥，主义众多，有影响力的包括以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阵营同这三个阵营展开了三次论战，明确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概念。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政党制度的转型
促进中国政党制度转型的原因来自多方面。第一，议会政党制度出现了统治危机。当时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已名存实亡，成为了北洋军阀封建暴力统治的保护伞，加上北洋军阀连年征战，百姓苦不堪言，社会发展每况愈下，倒台已经是不可逆转。第二，社会思潮泛滥。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想和主义混杂，他们都拥有各自的信仰，这就直接导致了他们为了各自的救国方案而组织起来建立政党，比如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国家社会党等，形成了近代中国政党林立的特殊格局，加深了先进分子对政党制度的理解。第三，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和政党混乱的社会局面让马克思主义者们认识到：国家需要一个强大政党的领导。因为只有组成强大的政党，才能凝聚群众的力量，消除内患，抵御外敌，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为今后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历史基调。
五四运动后，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先进分子对于政党制度的认识逐渐加深，在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中最终确立了“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
四、文化自信——实现了文化不自信到自信的历史转折
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实现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现代化，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近代中国因国力衰微而产生的文化自卑。
●五四运动前中国文化不自信
1848年，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大门，让仍沉浸在自娱自乐中的国人幡然醒悟，开始感到恐慌。此时，清政府提出“中体西用”的补救措施，意图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自己落后文化的统治，然而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覆灭宣告了这一计划的彻底失败。我们引以为傲的千年文化在坚船利炮面前微不足道，我们赖以生存的“男耕女织”在“机器加工”面前不值一提，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卑、文化自卑中。辛亥革命后，社会的恶劣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中国文化的社会地位降到了历史低谷。
●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走向自信
五四运动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革命，但它最直观的表现为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的代名词饱受批判，李大钊说：“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厥为孔子。”吴虞也提到“儒教不籍君主之力，则其道不行”，“孔子”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意图通过全盘移植西方文化来剔除传统文化对国家的影响，但他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过于极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一方面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审视传统文化过失，一方面创新文化表现形式，寻求中华文化复兴。他们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革命带入了新的局面。毛泽东曾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3]（P1516）五四运动开创的文化潮流，将中国文化发展导入正轨，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儿女踏上了民族复兴的漫长路程，再次确立了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参考文献
[1]沙健孙.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A].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2] 李达文集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图分类号：D231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9.03.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17AZD003）阶段性成果。
骨髓常规：红系增生旺盛，请结合溶贫相关检查，见图3。外周血涂片回示：可见球形红细胞增多，见图4。流式细胞学：淋巴细胞11.73%，原始区域细胞0.58%,粒细胞60.9%，单核细胞1.74%，有核红细胞 22.86%。入院后予维生素E稳定细胞膜，抗感染，地塞米松封闭抗体，后续放疗联合化疗复查血红蛋白较前明显升高，同时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及绝对值恢复正常。
作者简介
左鹏 ,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
水稻稻瘟病有多种发病情况，但主要以叶瘟病和穗瘟病为主，通常利用化学农药也难以防治。在农业方面已有前人利用公主岭霉素防治部分农业真菌病害，但在水稻上的应用较少，作用效果也没有数据重复。该研究在水稻盆栽试验中采用公主岭霉素在幼苗期对叶瘟病进行防治，取得了一定的防治效果，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公主岭霉素浓度越高防治效果越好。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公主岭霉素对水稻稻瘟病的预防效果略高于治疗效果，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水稻病害往往均在发病后才开始用药物治疗，因此，今后研究水稻病害的治疗将是公主岭霉素作为生物农药开发的一个主要内容。
杨云峰，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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